从马加爵到药家鑫，信仰都怎么了？　　

　　个人信仰与其所拥有的知识，似乎越来越不成正比了。相反，越是知识“丰富”，个人信仰也就越显得难以清晰可辨。此前发生的大学生马加爵连杀四人事件还来得及让高校道德教育从阵痛中走出来，日前，大学生药家鑫的杀人行为，连同其师妹的挺凶言论，再次让大学生的道德信仰走进了危机频仍的死胡同。　　

　　

　　学之骄子沦落为杀人凶手，固然有一时的情绪失控，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日常的习惯养成和教育倾向，也正是并不重视甚或方向偏差的高校道德教育，助长了年少之狂妄，滋生了祸为私利出的变异心理，而这些被极端化了的心理随时都会因一时之情急，完全崩盘。　　

　　

　　马加爵和药家鑫的庭审眼泪，再也难以招徕人们同情的目光。死者家属悲痛欲绝的哭泣，却像一记重锤，重重砸向腐朽不堪的高校教育制度和不断裂变的个人信仰之上。　　

　　

　　从马来西亚归来的博士曾经给我谈到一个经历。他有一次被当地土著问起你个人有什么信仰的时候，博士说我有远大的共产主义信仰，当地土著听后很不屑的说：“你所谓的信仰是政治信仰，我问的是你个人有没有信仰？”博士没有搭话。在那一刻，我能体会到博士不搭话的原由。　　

　　

　　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有着很优秀的民族主流信仰，譬如“爱国情怀”、“振兴中华民族”等等，而这些民族的信仰也往往代表着每一个华夏子孙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个人信仰的全部。　　

　　

　　不管是基于对圣贤的主张、主义的拥护，还是对以生存发展为中心而立定的自我目标，中国人的信仰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会有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们的信仰最多是维护部落首领的权威和族群的利益，在尽可能践行部落首领的主张和主义的前提下，如何裹腹便是他们个人信仰里不可或缺的成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个人欲望的不断拓展，特别是随着商品社会的出现，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阶级，有了阶级就有了对立，在对立的态势下，个人的信仰必须服从服务于阶级利益，而不同的阶级也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追求，虽然很难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将每个人的信仰统一在一个旗帜下，但追求个人生存和维护阶级利益无疑是个人信仰的内容。　　

　　

　　封建社会“忠君爱国”的思想也不应该全盘否定，在某种程度上，它恰恰代表了生活在这一时期人们的主流价值追求。只不过，被禁锢的思想会时不时散发出愚忠的味道，需要说明的是，一拨拨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不是冲刷自己的个人信仰，只是通过社会实践让“爱国爱民”思想的信仰得到进一步升华。　　

　　

　　我们不可回避的是，在半资半封时期，混乱的政治格局一度让中国人的个人信仰出现了危机，正是这一信仰危机让旧中国陷入了长达百年的屈辱之中。所幸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行者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者重新让中国人的个人信仰有了归宿，那就是“整肃内忧外患，建设富强国家”，个人信仰的超前统一在伟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历史呐喊中得到了最完美的升华！　　

　　

　　改革开放的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地位，是远大的共产主义和振兴中华民族的主流信仰在每一个中国人内心生根发芽的结果。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多元文化不断碰撞，“国外的月亮比中国圆”、“唯钱是举”的腐朽思想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占据了一定位置，再加上盛世时期人们对神学对佛教对基督教的盲目崇拜，致使中国人的个人信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换句话说，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内心的“实现共产主义”主流信仰出现了裂变。当然，这些危险的倾向不仅来自于国外的文化入侵，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恐怕也是让个人信仰发生扭曲的祸胎。　　

　　

　　文化的入侵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恰恰是为了征服这个国家的文化从而达到同化目的，可惜的是，中国社会一小撮民众竟把“崇洋媚外”当成了时髦，把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当成了社会发展的“穷途末路”，把“唯钱是举”当成了个人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追求的“终极目标”，正是这些毫不负责任的裂变信仰像蛀虫一样在慢慢啃噬着共产党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　　

　　

　　中国人不是缺乏信仰，也不是“实现共产主义、振兴中华民族”的主流信仰发生了改变，只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淡化了这种信仰，是信仰被商业绳索捆绑成奴隶让个人欲望分裂了这种信仰。　　

　　

　　马加爵和药家鑫残忍杀人的事件说明，如何让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个人信仰重新归位，应成为举国思考的一件大事，而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重任的各类教育机构和教育者，在改进教育方式创新教育制度、弥合国人裂变的信仰中，更是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