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万能论”被抽了一记耳光

　　

　　辛本健

　　

　　
2008年10月11日 ：人民网-《人民日海外版》

　　

　　

　　

　　图表：各主要央行加紧应对金融危机 新华社发

　　

　　全球金融危机正愈演愈烈。美国《时代》周刊忧心忡忡地评论说，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正陷入“任何人都不愿以任何理由借贷给别人的普遍恐慌之中”。

　　

　　为赚取丰厚利润，美国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把属于“垃圾信用等级”的次级房屋贷款债券等精心包装为各种金融衍生品后，把它们推销到全球各地。这与一些奸诈的水果商为烂苹果添加精美包装，然后卖给不知情的顾客，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美国华尔街和全球投机资本追逐利润的贪欲是无止境的。《资本论》早就指出：“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有50％的利润，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近几十年来，作为投机资本的投机工具，全球金融衍生品总量已相当于世界GDP总量的8到10倍。

　　

　　这些投机资本能够为所欲为，以及美国次贷危机最后恶化为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监管的缺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推行自由市场价值观，即“华盛顿共识”，其主要内容为：最少的政府干预、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但是，当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美国多达12家金融机构倒闭，欧洲多家银行面临破产危机或被迫接受国有化之后，美欧的金融监管当局发现，市场根本无法解决所有问题。过分强调、相信市场的自由调节作用，只会带来金融灾难。

　　

　　因此，应对这场危机，首先要抛弃“华盛顿共识”。法国总统萨科齐最近指出，那种认为“市场万能、不需要任何规则和政治干预”的观点是“疯狂”的，市场经济也应该规范和监管金融交易。

　　

　　针对金融危机的高传染性，还必须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以美国为例，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从贷款发行到最终证券化销售这一较长的链条上，风险传染的路径很多。各国需要建立权威的监管机构来协调国内不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在金融交易链条的各个环节上查堵投机行为。

　　

　　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出现衰退，推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和协调也成为大势所趋。除了继续利用现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塞尔协议II等对国际金融活动进行监管之外，还应该致力于推动全球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金融领域统一监管框架和国际危机救助机制的建立。

　　

　　一些国家已经行动起来。欧盟最近呼吁建立一个完整的监管机制，让金融市场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受到监管，并严惩投机者。韩国、中国和日本等国家为了预防可能在亚洲发生的外汇危机，正在建立总额为8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

　　

　　美国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肆虐和蔓延，凸现出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正如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言，加强国际金融监管，重视金融衍生品安全和金融创新问题，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应该从这场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最大教训。

　　

　　（为本编辑）

　　

　　

　　

　　历史注定要为吴敬琏的原始资本主义送行

　　

　　：荷风掠影

　　

　　吴敬琏老了，但他仍然念念不忘，要让原始资本主义，继续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势。就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前夕，　吴老　先生一如当年奔命列国的孔老夫子，　8月30日　从天津匆匆赶回，便又颤微微地奔往顺义，意在参加“市场化三十年论坛”，想要游说各路市场要人，希望继续为自由市场的不散阴灵借尸还魂。尽　管吴老　先生从未承认他的不散阴灵就是原始资本主义，但在他行将撒手之际，却无所顾忌地把他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一古脑儿地抖落出来。会议期间，他在接受“中国经济时”记者提问时，袒露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所摸着的四块“石头”，即所谓“四种体制目标模式”：“（1）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2）“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我们看到，在这四块“石头”中，无论哪块都不具备根本上的中国特色，只不过照抄照搬一种范本而已，经济理论创新早已不在话下。而这四块“石头”，　吴老　先生果然相中了欧美模式，这回他就不打自招地供述出来：“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模式（4）的语言”。欧美模式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唤作“资本主义”倒有铁定了的事实依据。　　

　　

　　吴敬琏相中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其实并非当今欧美的经济范式，而是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的经典版本。这种版本就连当今世上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弃用已久，至于是不是原始资本主义，这里不想详加证明，相信人们只须用眼而不必动脑就能得出大致结论。正因为可怜的　吴老　先生在日暮中错将敝帚当宝物，又毕恭毕敬地拿来把玩，拿着它一门心思地想从现代赌局去博头彩，才会导致钻进规则一如钻进圈套，导致辛劳中的人民还很贫穷，却让全球化的大餐共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自陷于处处受制的尴尬境地。烂便烂了，却还嘴硬，偏要编出瞎话，说是市场化不够、私有化不够、政府插手了、权力参与了，恰似一个钻进钱眼却又输惨了的赌徒不能自拔，根本不懂只要这个世界还有权力在，必然要与经济发生关系，只不过介入方式不同而已，美联储的水有多深？网有多大？手有多长？叫不叫权力参与？可怜　吴老　先生浑然不觉，竟又发出了“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造成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的无耻谰言，试图将造成当今社会问题的责任一推了之，将错就错地拉政府与民众垫背。但　吴老　先生否认不了，他无可争辩地走在了原始资本主义的末路上，在这条路上一边认栽一边指责“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其用心昭然。我国包括宪法与党章在内的所有政治纲领中仍然醒目大写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而马克思主义最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你到原始资本主义的末路上亡命天涯，你所要求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除了原始资本主义及其殉葬品，还有别的内涵吗？　　

　　

　　吴敬琏行将老去，但历史依然前进。而在　吴老　先生身后，却已实实在在地留下了一笔历史的烂账。就在我的窗前　三十米　处，稀稀落落地散布着一个无人问津的二手手机的路边市场。在这些手机当中，有的是回购来的淘汰机型，有的是偷盗来的半新产品，有的是翻新过的各式赝品，但买卖双方几乎是清一色的贫民阶层，能怨他们吗？不能，因为他们都是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流浪者，同样是弱势群体。就在我的窗外百米半径范围内，就有数家零售商场。这些商场内，三十元的商品敢于要价三百元，金银首饰长年是在一到三折销售，这叫什么行为呢？吴敬琏的理论中可有“暴利”和“欺诈”等字眼？但买卖双方基本还是城市中下层，能怨他们吗？不能，因为他们要到自由市场经济的淘金潮中捞点虾米抑或淤泥之类聊以果腹，同样也是弱势群体。就在我的身后　一公里　远处，是所市场化不久的原公有制学校。事到如今仍然设置一种分数线，学生隔条马路差了几分就要缴纳两万元的入学赞助，请完全理解这种行为，因为学校老师决不是苦行僧，他们离中产阶层的路依然还很遥远，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沉浮之中，也有一份小康期盼。而在离我约　十公里　左右的城乡接合部，就有农民们挖开高等级公路的口子，以乡间便道绕开收费站，自行廉价收取一点过路费，并与路政公安长年周旋。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如果原原本本地写出来，足以当成自由市场经济给　吴老　先生回馈的一笔不菲的行头。之所以不该过多渲染，无非是要人民安定的底线罢了，但火山的力量却在积聚着。　　

　　

　　可以撇开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论争端了，因为　吴老　先生这次老老实实地表白了要走的是“欧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之路，而所谓“欧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之路，毫无疑问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无论这个路子走得像不像，或者能够走多远，他的主观意图却是明白无误的。可怜的吴敬琏们总该想到，历史注定还要由那些可怜的子孙们，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去努力偿还走原始资本主义道路所攒下的大笔孽债。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能用理论和实践证明原始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能够真正带来公平正义。即便中国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东方美利坚，以人口计算超过了当今世界资本和福利总量的一个国家，也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何况美利坚无限货币所祈望的公平正义仍然还是一片渺茫。在少数资本主宰的世界里，主宰者除了维护资本社会秩序外，没有任何全体自由和广泛民主的原始冲动，没有任何促成资本层级自行解构的高尚理性，就算存在属于资本的上帝，也决不会愚蠢地自找倒霉。正如吴敬琏还要诿过于“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的心思一样，在他有生之年还要固执地沿着这条末路走下去。　　

　　

　　但是，吴敬琏的这条原始资本主义的末路注定走不太远了，因为历史的上帝，终究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吴敬琏们除了抵赖和诿过之外，丝毫没有为人民大众利益着想的责任意识，根本缺乏对待社会公平正义的负疚态度，甚至从来不敢承认他们所谓的当代左派（实际是没有脱离民众的思想者）为什么总是越反越多？如果说人民在共和国的初生之际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是为建设现代工业生产力，那么在原始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中所付出的更多心血，仅仅是为自己制造出了许多大山和从属地位，这就必然要有民众思想的反作用。在吴敬琏们仍然厮守着从自由市场经济中所获取的那样一份特殊利益之时，民众必然成长着主导自身命运的智慧和能力，必然要把泛起在历史大潮中的沉渣逐步加以清理。弱小的声音往往蕴含着强大的信念，历史注定要为原始资本主义送行。　　

　　吴敬琏是“迷信市场万能”的代表

　　

　　：仲伟志

　　

　　: 经济观察

　　

　　有着27年跨度的中国改革，早已越过了其缔造者一代人最初关注的范围。他们目睹了这场史诗般的改革，经历了经济管制的普遍放松，也了解长期维系着的传统思想和社会形态。但是现在，政治与社会的变革是如此之迅速，以至于关于某一个理论的共同认识，对更长的时间来说往往极不可靠。

　　

　　“非主流”的学者认为，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市场化、民营化和企业改制，带来了大量权力寻租和盗窃公共财产行为，破坏了全民教育和卫生体系，是产生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根源——如果任凭“主流经济学家”以改革为名进一步组织利益集团，为一小部分人打造权力资本，充当国际资本的附庸，必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人们看到，两位共同荣获了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的经济学家，对于当前出现的权力资本化和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有着根本不同的解释——刘国光教授认为这与市场经济有关，而吴敬琏教授认为这是市场发育缓慢造成的。吴敬琏因此被指为“迷信市场万能”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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