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按：最近，“三农问题”又在升温，因为土地私有化正雷声隆隆、电光闪闪。遂想起2004初写过的一篇被“精英”枪毙掉的、未能发表的长文。粗粗查阅了近年来“三农问题”研究的进展，自感四年半以前提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宏观思路远未过时（本文第二部分），故稍加修改（主要针对第一部分），分几次在《》首发。望本网网友予以理性的批判，在批判中求真——为9亿农民做点实事。同时也想以此文“纪念”一下改革开放的30年。　　

　　首先声明：三农问题，即农民问题，历史悠久，既繁且巨。但本文只探讨1949年至今的三农问题。因为1949是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分水岭——1949之后的中国农民，便破天荒地与社会主义有了关连。因此，本文将把中国三农问题置于国际共产主义（下简称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

　　第一部分：中国三农问题的本质　　

　　本部分按“中国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逆向效应→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中国问题的本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中国三农问题的本质（与中国问题的本质同构）→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逻辑起点和过渡期”的顺序，追寻三农问题的本质。曲线求解，虽然愚笨，但也实在别无它途。特别说明：现实中频繁使用的“本质”一词，源于西方哲学。对“本质”一词，本文将在“理论本质”和“实践本质”两种含义上使用，这两种含义的“本质”概念的区分和使用，在西方哲学中似未有先例【1】，如有不妥，文责自负。　　

　　一、 中国问题　　

　　中国问题可分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和中国的具体问题，二者间是包含和被包含或衍生和被衍生的关系，且具体问题越大，这种关系越明显。同理，中国问题的本质和中国具体问题的本质二者之间也存在这种关系。本文所谓的中国问题即指中国的根本问题。　　

　　从晚清时中国被列强瓜分到1949年，中国问题是“救亡图存”；自1949年中国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中国问题即变为“实现社会主义”。然而，一部波澜壮阔、激情燃烧、教训深刻的社会主义实践史结晶出的实践理性证明：社会主义目标仍然遥不可及，原因到底何在呢？于是，中国问题本身也成为了大问题。　　

　　二、 历史唯物主义的逆向效应　　

　　1．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1）从整体上讲，人类的社会形态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次序由低级向高级连续演变【五阶段论】；从个体上讲，不排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些国家或民族直接跨越较低的社会形态进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2）具体到个体的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形态的跨越问题：①关于向资本主义的跨越，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有二条道路：A.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跨越到资本主义；B.从原始公有制崩溃后跨越到资本主义[2]；②关于向社会主义的跨越。马克思在给俄国民粹派活动家查苏里其复信的草稿中（1924年才公开发表）曾写下过“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跨越到社会主义）的句子，但在正式的复信中又删掉了此语（是理性战胜了感性的结果）[3]。由此可知：未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能否直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本人并无明确论断。换言之，可以断定：马克思本人的终极论断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不可逾越的。　　

　　（3）每个社会形态内部的发展及不同社会形态间的更替，其基本动力源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阶级社会中，其直接动力源自阶级斗争。　　

　　（4）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分别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具有促进或阻碍的反作用。但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形式具有最终决定作用。　　

　　2．历史唯物主义的逆向效应——（1917~1978~1989）　　

　　

　　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逆向效应是指：从1917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到1989“苏东巨变”这段时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之间出现的严重背离。背离的具体含义如下：　　

　　（1）实践起点的背离　　

　　

　　1917年（中国问题是“救亡图存”），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获得成功，首次使俄国由落后的封建农奴制（为主）跨越人类已知的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进入人类未知的社会主义形态。之后，在其“第一跳”的直接示范效应下，许多生产力落后的国家通过成功的社会革命，纷纷跃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形态（下简称“卡夫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所以，从整体上讲，卡夫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开始就背离了马克思社会形态发展的理论。　　

　　（2）实践过程的背离　　

　　

　　① 社会发展基本动力的背离　　

　　

　　A.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用无所不在的极权主义的强力，不断提高生产关系的公有化水平，以此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B. 有时，上层建筑还会跳过生产关系的具体环节，直接对生产力进行干预。最经典的例证是：中国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对钢铁产量的“浪漫主义”（他以为是理性主义和真理主义）干预。　　

　　因此，从实践的角度看,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基本矛盾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同生产力的矛盾。　　

　　AB可图示为：　　

　　上层建筑 →生产关系 →生产力　　

　　

　　 ∣＿＿＿＿＿＿＿＿＿↑　　

　　

　　

　　这正好与生产力 → 生产关系→ 上层建筑的理论次序相反。　　

　　②社会发展直接动力的背离　　

　　

　　从马克思的理论上讲，当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确立之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卡夫社会主义的实践结果却恰恰相反——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和长期化。直到毛晚年创立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达到了顶峰（是中国卡夫社会主义实践结晶出的理论高峰）。　　

　　（3）实践结果的背离　　

　　

　　1989年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走向分裂为两种模式——苏东模式和中国模式。苏东模式彻底转向资本主义；而中国模式，则从1978年就开始了渐进的改革开放。尽管这两种实践模式也许有质的不同（目前尚不能作最后定论），但相对于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而言，均属背离却是个真。　　

　　3．历史唯物主义逆向效应的现实结论（哲学层面）　　

　　由1917~1989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逆向效应”实践，可总结归纳出适用于所有卡夫社会主义国家的四个普遍结论：　　

　　

　　(1) 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异化为：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上层建筑和生产力的矛盾。　　

　　

　　(2) 社会主义的实践本质是：上层建筑的超现实性、极权性和人民性。　　

　　(3) 由社会主义实践本质决定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本质是“先估而后改”—— “先估”即是对卡夫社会主义理论（以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为主）进行估价；“后改”即是根据对卡夫社会主义理论估价的结果，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快发展生产力的再实践【完整链条是：理论→实践→理论’→实践’】。“先估而后改”，类似于邓小平所说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先估而后改”的结果是：产生了社会主义国家历史走向的两种模式——“改革的中国模式”和“革命的苏东模式”。“改革的中国模式”，在1978.12.22中共11.3中全会结束即已确立（邓早有腹案）。其根本特征是：采取渐进主义的“保守疗法”，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于1982提出）指引的实用主义的改革开放之路；而“革命的苏东模式”，则彻底抛弃了社会主义价值观，走到了改革的极致“革命”——采用激进主义的“休克疗法”，迅速转向了资本主义。　　

　　三、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中国问题的实践本质和理论本质——1949~2008　　

　　上面的分析和归纳，导出了适用于所有卡夫社会主义国家的三个共性结论，以下主要将利用其（2）和（3），对毛邓二时代中国问题的实践本质和理论本质予以展开，以观其中国个性。为此，特引入一个由五对主义（或五对矛盾）集合而成的政治哲学范式，这范式是——{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际主义和国家主义；极权主义和分权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 }。限于篇幅，这里暂不对这五对主义的具体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展开，只想说明：对该范式中的五对主义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可生成多种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区别的子范式。　　

　　此外，为了能使中国问题之实践本质和理论本质的观察能在历史的时空中进行，特将1949年至今的中国历史分为毛泽东时代（1949~1978）和邓小平时代（1978~至今——但2000后即非常牵强，后述）。毛邓二时代分野的标志即是1978.12.22结束的中共11.3中全会。　　

　　1．毛泽东时代中国问题的实践本质——1949~1978　　

　　（1）由历史唯物主义逆向效应的共性结论（2）可知：毛时代中国问题（实现社会主义）的实践本质是：中国上层建筑的超现实性、极权性和人民性。其具体的政治哲学投影，即是这样一个“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范式”（下称毛范式）——{ 蛙跳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极权主义；激进主义；民粹主义}。毛范式是洞悉毛的精神世界、治国理念以及毛时代几乎所有秘密的总阀门。　　

　　

　　正是这个毛范式，带领中国人民走完了改天换地的30年（1949~1978）。换言之，毛时代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都在毛范式的带领下，随其在历史的时空里向前蛙跳运动（也是一种连续）了30年。运动的前提是“天下为公”；运动的动力是公平至上和无产阶级专政；运动的目标是建立没有剥削的、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按需分配的前奏）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想圆；运动的结果是成绩极大【4】错误不少。简述如下：　　

　　A毛范式中的五大主义均由上层建筑的最高领导集体（以毛为主）供给，且由上层建筑强制推行。五大主义中，立足于国家主义的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全球化目标的中国贡献；激进主义是抵达社会主义目标的方式，其中一个具体表现即是蛙跳社会主义的实践；民粹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主要依托；而无处不在的极权主义则为社会主义征途和社会主义目标保驾护航。　　

　　具体的逻辑链条大致是：世界大同的社会主义的黄金世界（目标）在远处不断发出诱人的呼唤→产生民粹主义、激进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蛙跳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式→极权主义为此保驾护航→由此衍生出一组极其重要的价值逻辑取向：　　

　　

　　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 (a)　　

　　

　　长远利益>中期利益>短期利益 (b)　　

　　

　　(a) (b)两式可名之为——“社会主义利益排队论”。这意味着必然会有顾全大局的高尚牺牲。本文所探讨的农民、农业和农村，即成为牺牲的重要主体。至于什么是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实际上主要由毛判定。如果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判定正确可靠，则牺牲会换得伟大的奇迹，反之，则会产生巨大的灾难。　　

　　B极权主义可分为伟大、平庸和腐朽三种。伟大的极权主义最理想，但遗憾的是：它不可能具有遗传的连续性和进化的高级性。毛时代创造的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奇迹都应归功于毛的伟大的极权主义；平庸的极权主义最多能维持现状；而腐朽的极权主义则必然会引发巨大的国难。　　

　　在极权主义条件下，因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和制衡力量，故极易导致“民主集中制的空心化”和“民主集中制的私有化”。所谓民主集中制的空心化是指：在伟大的极权主义条件下，进行重大决策时（前提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公利）发生的领袖意志>中央意志>全党意志>人民意志 (c) 。毛时代民主集中制空心化的二个最重要且影响最大的决策是：一是发动大跃进（不能算一种连续）以及在大跃进期间放任人口继续增长；二是发动文革；所谓民主集中制的私有化是指：在平庸和腐朽的极权主义条件下，进行重大决策（前提是为了个人及其小集团的私利）时发生的领导人利益>中央利益>全党利益>人民利益（d）。民主集中制的私有化出现在邓时代。其最恐怖的例证是2000年生成一个具有毁灭性的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后述）。　　

　　C毛的民粹主义思想是真诚可信的，也是中国的卡夫社会主义运动区别于其它国家卡夫社会主义运动的显著标志，它一定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光耀未来的。因而值得后继者深刻领悟并发扬光大。毛时代的许多实际问题主要出在激进主义和卡夫社会主义生产力低下的逻辑起点，而非出在民粹主义本身。　　

　　D 在历史唯物主义逆向效应条件下，即在上层建筑 →生产关系 →生产力的条件下，毛将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以及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李达曾当面质问毛泽东——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否有无穷大——亦即他认为毛是在用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本人以为是）。然而毛时代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成就的确无比非凡，尽管问题也有很多。　　

　　为什么会有如此结果呢？因为毛不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绝代天骄，而且也是国际卡夫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的绝代天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毛的伟大的极权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毛范式，不但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还是不可复制的。亦即毛范式只有毛才能够推动和驾驭，因为它太超前太激进。如果离开了毛，便失去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换言之，在毛步入永恒的那一瞬，毛范式即需进行革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正向效应回归。　　

　　（2）毛泽东时代中国问题的理论本质——回溯1978　　

　　由历史唯物主义逆向效应的共性结论（3）可知：毛时代中国问题的理论本质是“先估而后改”——即对“卡夫社会主义、毛范式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后二者可命名为毛式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理论估价，然后再根据估价的结果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邓小平时代即由此诞生。特别说明：即使没有邓在1978年的“先估而后改”，那么，当毛范式依其惯性运行到1989苏东巨变或者到1991苏联解体时，也一定会由别人“先估而后改”的。　　

　　2．邓小平时代中国问题的实践本质和理论本质——回溯2008~1978　　

　　（１） 邓小平时代中国问题的实践本质——回溯2008~1978　　

　　当特色社会主义的“渐进的中国模式”运行到2008时，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邓对毛时代中国问题的理论本质“先估而后改”的结果原来是这样的：　　

　　A “先估”的结果是——　　

　　

　　把中国问题由“建设社会主义”变通为“建设特色社会主义”(二字之增，其‘妙’无穷)。把毛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范式 { 蛙跳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极权主义；激进主义；民粹主义} 替换为“邓的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范式”（下称邓范式）——{ 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极权主义；保守主义；精英主义 }【抽象后即是上层建筑的现实性、极权性和精英性】。同“毛范式”一样，“邓范式”也是理解邓本人的精神世界、治国理念以及邓时代几乎所有秘密的总阀门。但需特别注意：就范式所包含的真实内容而言，邓范式和毛范式完全相反。　　

　　邓时代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都在邓范式的带领下，随其在历史的时空里向前渐进运动。运动的前提是“天下为私”；运动的动力是效率（生产力）至上和精英专政（现正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运动的目标是建立有剥削的、以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按资分配为根本特征的、美式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金字塔【5】。　　

　　邓范式中的五大主义，也均由上层建筑的最高领导集体（以邓为主）供给且由上层建筑用强力推行。因为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真正内涵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按资分配，故特色社会主义即是特色资本主义或美式资本主义的同义语；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国家主义；以循序渐进思维进行改革开放的保守主义；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的精英主义都证明了邓范式的实用主义特点。　　

　　B“后改”的结果是——　　

　　1）大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牢固确立，因为私有制已经占据了主导。然而，“确立”的并不是以民族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以权贵资本、买办资本和大陆境外资本（含港台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成就多多”【6】，但毛式上层建筑的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仍居绝对主导。但贪腐之艾滋，早已弥漫至毛式上层建筑框架的每一块“础”、每一根“柱”；虽然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实力有了显著提高，但“改革开放”出来的问题却个个致命：基尼红线成笑话、经济殖民化、环境污染最大化、资源枯竭加速化、美国命令圣旨化。　　

　　2）精英主义已成国患。因为精英贪腐、精英误国乃至精英卖国的证据绵绵不绝，照目前的态势发展下去，精英亡国的可能性也极大。其根本原因是：中国许多部门大权在握的许多“精英”，不是伪精英，就是汉奸精英（存在一个郭京毅集团军）【7】。而“真精英”，则因为各种原因，大多被排斥于体制之外。　　

　　3）同毛范式中的极权主义服务于绝大多数完全相反，邓范式中的极权主义则主要服务于各行各业的少数精英——而“官产学媒”四个精英集团，早已结成了一个以国内外资本为圆心的狼狈为奸的“奔驰圆”（图示即是奔驰商标）。更有甚者，目前，邓范式中的极权主义，还用来不断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含日本）出让中国的核心利【7】。　　

　　以上所有问题的总根源是：当以美式资本主义为目标的邓范式运行到2000年时，衍生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哲学新范式{ 权贵资本主义；卖国主义；极权主义；激进主义；汉奸主义 }。这个脱胎于邓范式的2000新范式，是民主集中制私有化的产物。目前正和邓范式一起作双蛇缠绕状向前运行，除了加速生产人民革命的内外前提之外（也许17.6中全会就会产出一个变相的土地私有化国策），还不断生产着亡国分裂的前提【8】。　　

　　何以至此呢？因为邓范式也是伟大极权主义【尽管同毛的极权主义顶峰无法相比】的政治哲学产物，因而需要伟大的极权主义去推动和维护才能成功运行，然而铁打的事实证明：邓去世后，邓范式落到了腐朽和平庸的极权主义手里，故邓范式被异质、2000新范式的诞生都是个必然事件。由此可知：把2000后至今的中国仍然叫做邓时代已经非常牵强。　　

　　结论是：对邓范式进行革新、对2000新范式进行革命，既符合国家的最高利，又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现实正迫切呼唤一个崭新时代和崭新范式的诞生。逻辑上讲，那个未来的崭新时代和崭新范式，既不是极右的邓范式，也不是极左的毛范式，而是二者的某种调和或折中（如新国家主义就是一种尝试）。它将以何人的名字命名呢？历史将会给出答案。　　

　　（2）邓小平时代中国问题的理论本质——展望2008之后　　

　　

　　 　　

　　

　　而“革新”，即是邓时代的理论本质——“先估而后改”。即先对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特色资本主义理论体系）和邓范式进行理论估价【2000新范式应该摧毁，故不在估价之列】，然后再依估价的结果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换言之，中国又走到了其最高价值选择的十字路口。走资本主义之路？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之路？又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走资本社会主义或社会资本主义之路？　　

　　这需要争论，当然，争论以理性求真不煽动为前提。而如果继续强迫“不争论”，则是对中华民族极不负责、掩耳盗铃、自毁长城的行为。因为强迫“不争论”的成功有个大前提：绝大多数迷迷糊糊、事不关己（实则高度相关）高高挂起。在此前提下，对极少数好辩分子，略施小拳即会销声匿迹。而今这个大前提还存在吗？看看一亿多网民（算上亲朋好友有起码有七八亿吧？）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便可知晓。　　

　　四、 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中国三农问题的本质　　

　　经过以上长长的曲线求解，终于得到了毛邓二时代中国问题的实践本质和理论本质，从此之后，几乎所有中国具体问题的理论本质和实践本质便都可迎刃而解，因为它们之间是包含和被包含或衍生和被衍生的关系。换言之， 如若细细寻根溯源，则几乎所有中国具体问题的本质基本上都与中国问题的本质同构，且“具体问题”越大，同构性越强。　　

　　关乎9亿中国农民的具体问题——三农问题，无疑是极其巨大的问题，所以，其本质与中国问题的本质等效于同构。由此可以得到一个重要推论：约略地说，三农问题就是中国问题（反之则不成立）。换言之，毛时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践本质和毛时代中国问题的实践本质同构，毛时代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本质和毛时代中国问题的理论本质同构。同理，邓时代的亦然。　　

　　1．毛泽东时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践本质和理论本质 　　

　　（１） 毛泽东时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践本质——回溯1978~1949　　

　　毛时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践本质和毛时代中国问题的实践本质同构，为后者所包含。具体说来，如果把毛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范式{ 蛙跳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极权主义；激进主义；民粹主义}投影到农村，即会产生 “毛的农村政治哲学范式”——{人民公社；计划产销；一个剪刀差；农不离乡；集体为本}。毛时代的“三农”就在“毛的农村范式”提供的空间里运动。毛的农村范式，是理解毛本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理念及农村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总阀门。简述如下：　　

　　A 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现实国情、全国一盘棋的“社会主义利益排队论”直接导致了——“计划产销”、“一个剪刀差”和城乡分治下的“农不离乡”。农民为工业化和民主集中制的空心化做出了伟大而悲怆的牺牲（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最），尽管也得到了一些实利性政策——例如在农村普及中小学教育和扫盲、农民孩子受教育权利的几乎绝对公平、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赤脚医生制度是个伟大创举）。　　

　　B 虽然“毛的农村范式”中省略了毛范式中“国际主义”的投影，但那投影并非不存在。比如担负国际主义义务的“抗美援朝”的士兵、又比如大量的援外建设的工人，事实上绝大多数都是农民。　　

　　

　　C“集体为本”的真正内涵有二：1）即是前述的“社会主义利益排队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中期利益>短期利益；2）农民爸爸为国家长远利益所做出的顾全大局的牺牲，一定会在儿孙那里得到回。　　

　　

　　D 结论是：毛时代的三农问题，其本质即是个属于上层建筑的政治问题，因为事实上广大农民都在极权主义的掌心（范式）里运动，自我选择的余地极小。又因为毛范式具有不可持续性，所以毛的农村范式也具有不可持续性，因而必须革新。而“革新”即是毛时代三农问题的理论本质。　　

　　（２） 毛泽东时代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本质——回溯1978　　

　　毛时代三农问题的理论本质和毛时代中国问题的理论本质的同构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毛时代三农问题的理论本质是“先估而后改”。即对卡夫社会主义理论、毛式社会主义道路和毛的农村范式进行理论估价，然后再改革农村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2．邓小平时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践本质和理论本质　　

　　（１） 邓小平时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践本质——回溯2008 ~1978　　

　　邓时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践本质和邓时代中国问题的实践本质同构，为后者所包含。具体说来，如果把邓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范式 { 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极权主义；保守主义；精英主义}投影到农村，即产生“邓的农村政治哲学范式” ——{村民自治; 市场产销; 三个剪刀差；农可离乡；个人为本}。 中国农民就在“邓的农村范式”提供的空间里运动了30年。邓的农村范式是理解邓本人农村“特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建设理念以及农村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总阀门。简述如下：　　

　　A 村民自治——表面上看光鲜亮丽，实质上却是本末倒置遗笑大方，是精英误国的一个典型样本。因为如果是真搞美式民主的话，其实现路径就应该是：先选取若干个有代表性的地县或乡进行民主政治试验，而非由宪法强行规定在全国的村一刀切（有甩包袱之嫌疑）。目前村民自治乱象林立的实际证明：村民自治并不成功。　　

　　究其根源是：1）中华专制主义文化的“阿Q根”在乡村还非常粗壮发达——静水深流在农民的血液和行为中；2）村民整体的美方民主意识很低；3）自上而下的贪腐如SARS一样蔓延；4）在此情况下，你突然搬来美方民主文化去和最底层的9亿农民强行嫁接，去“民选”村干部，不排异才怪，于是——小刘邦们、黑道中人、先富贵者、大族姓氏纷纷胜选；5）逻辑上讲，既然中国的绝大多数（9亿农民）已经实现了美式民主，那么，约略地说，中国早已是美式民主国家了。可是是吗？谁敢说是？　　

　　所以，如果中央政府果真想把中国带入美式民主社会的话，就应该先花大力气和大成本对广大农民进行民主教育以逐步提升其民主理论素质；与此同时，就应该在乡以上的行政单位搞民主选举试点以提升其民主的实践素质；就应该。。。。。。　　

　　B市场产销——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将毛时代的集中计划产销变成了分散的市场产销。其实质是：农民只从上层建筑获得了生产权，从而基本上解决了生存权问题。而大量产前产后的权力至今仍为上层建筑所垄断的事实说明：农民缺乏发展权。于此同时，“分散”又构成了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这障碍又产生了农业发展对“集中”的强烈需求。　　

　　C三个剪刀差——即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剪刀差、土地的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剪刀差【9】。三个剪刀差的实质是：极少数精英对绝大多数农民的残酷剥夺，而以疯狂的土地大寻租产生的土地剪刀差为最。资本和权力的层层合谋在加速赶制超级地产富豪、超豪华“办公”楼和超奢华“人民公敌”的同时，迅速使农民成为“现代化”的最大牺牲品。　　

　　毛时代的一个剪刀差，到邓时代变成了三个，这意味着同毛时代相比，邓时代对农民的盘剥更加严重了，此其一；其二，毛时代的农民爸爸为公所做出的顾全大局的牺牲，理应在儿孙那里得到回，然而到邓时代都化公为私了。变成了爸爸一代白牺牲，儿孙辈们接着牺牲——为了现代化——为了少数精英的现代化。　　

　　D农可离乡——城乡分治依旧。只不过数亿显性失业农民有了“农可离乡”即外出打工和做买卖的自由，在各级上层建筑和国内外资本的联合盘剥下，在城市人歧视的夹缝中，竟顽强生长出二亿“城市农民”（农民工）大军。中国“世界工厂”的“光荣地位”主要由他们支撑。他们抽之不尽（？）的血汗，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各地已近30年。　　

　　E 个人为本——1）农民的个人为本。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其实质是将毛时代倡导的“以公（国家和集体）为本”质变为“以私（个人和家庭）为本”；2）农村上层建筑官僚的个人为本——逐步演变为特色社会主义大旗下的农村公共权力（乡及乡以下）私有化。毛时代的人民公社人少效高，而邓时代的“乡”，则演变为庞大的“六套班子”、“七所八站”。“八个大沿儿帽，管一个破草帽”。农村上层建筑机构和人员的增长同腐败同向增长，“比翼齐飞”，二者之间的乘数效应关系确凿无疑（乘数>>1）。　　

　　权力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如野火般蔓延，毛时代的道德体系乃至民族精神土崩瓦解，农民的信仰无可归依，西方的传教士乘虚而入，致使中国农民基督徒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占有庞大国家资源的媒体变质，成为权力和资本压迫农民的可怕帮凶；九年制义务教育大打折扣，教育产业化不但剥夺了大量农家子弟的受教育权，而且使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呈现出整体性异常，2004.2.23发生的马加爵杀人案即是典型例证；医疗产业化。。。。。。　　

　　F必须高度警惕的是：目前正在运行的2000政治哲学新范式{权贵资本主义；卖国主义；极权主义；激进主义；汉奸主义 }，还可能把“邓的农村范式” ——{村民自治; 市场产销; 三个剪刀差；农可离乡；个人为本} 异化为这样的农村新范式——{黑道治村；强产强销；三个剪刀差；游民暴增；土地私有 }。所谓“强产强销”是指：当国内的汉奸资本和国外的跨国资本同流合污哄抬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或因为别的重要原因，致使大多数农民生产的收益为负进而只种自家够用的粮食蔬菜和瓜果时，上层建筑对农民进行强产强销。　　

　　G 结论是：邓时代的三农问题，其本质也是个属于上层建筑的政治问题。因为尽管九亿农民自我选择的余地比毛时代大了许多，但实质上仍然没逃出极权主义的掌心（范式）；又因为广大农民深受特色社会主义大旗下农村公共权力（乡及乡以下）私有化的盘剥。所以，邓的农村范式必须革新。而“革新”即是邓时代三农问题的理论本质。　　

　　（３） 邓时代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本质——2008之后　　

　　邓时代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本质和邓时代中国问题的理论本质的同构性，从根本上决定了邓时代三农问题的理论本质是“先估而后改”。即对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邓的农村范式进行估价，然后再改革农村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五、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逻辑起点和过渡期　　

　　综上所述可证：作为三农问题实践本质的“毛的农村范式”和“邓的农村范式”，尽管内容截然相反，但却均由上层建筑的最高层强制供给，这就分别决定了毛邓二时代农村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根本内容和根本方向。故总结论是：三农问题的本质是个属于上层建筑的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或其它什么问题。故逻辑上讲，解决三农问题的逻辑起点应该是：进行全国一盘棋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目前最高层的“风雨不动安如山”、最底层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它乡是故乡”。　　

　　本文设想：把全国一盘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放在2038年。因为从国内角度讲，设计能同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理想的“政改方案”【10】需要时间；清理权贵资本主义、收复民心失地、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氛围需要时间；政改方案出台后进行试点和修改完善需要时间；从国际政治的视角考虑：以肢解中国为最高战略目标的西方（含日本）正处于强势和攻势，而中国尚处于弱势和守势。在此情况下，保留毛式极权主义上层建筑的基本（而非全部，如媒体就应该进行根本变革）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不变，大大有利于抵御西方的卑鄙图谋，同时也有利于应对天灾人祸（如台独）。　　

　　这样，2038政改的逻辑起点就同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起点（逻辑上讲，一天都不能耽误）形成一个30年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可称之为“过渡期”，亦即本文的“短期”所指。为什么过渡期长达30年还说“短期所指”呢？因为真正解决三农问题起码需要100年。如果今后30年三农问题恶化的势头仍得不到有效控制，届时，万一别的“内忧（如台独）”或“外患(如国家不再安全)”因素爆发，则中国危矣! 因此，今后30年应优先解决占总人口70%的三农问题。又考虑到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巨大的反制力量的抵消作用，那么，30年下来，最多也只能做到基本缓解。因此，本文所谓的 “解决”即是“缓解”的同义语。倘若真能做到“缓解”，那么，这个缓解就是功在千秋的伟大成就。　　

　　然而，从更现实的角度看，解决三农问题无非需要两样东西——资金和政策法规。而这两样东西事实上绝非什么稀缺资源，因为上层建筑那里多得是。何谓多得是呢——如果维持既有上层建筑框架和运行机制不变，仅仅搞一下“开源节流”（诸如强行减少公款消费）；如果切实减少上层建筑的无效供给和负效供给（诸如说谎的文字游戏国耗）；如果切实增大反腐力度并将全国的反腐“收入”统一集合为三农基金并且透明化；如果……那么, 解决三农问题还缺资金吗 至于政策，那就更不是问题。因为农民需要什么，上层建筑最清楚，只是愿意不愿意供给、敢不敢供给和什么时机供给的问题。　　

　　总之，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埋藏着无穷无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需要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去挖掘。谁去挖掘呢——短期看，主动权在中央政府一边! 广大农民有理由高兴，因为自从2004以来，明显加大了反哺三农的力度。虽然只是“杯水车薪”，但有总比无好。　　

　　

　　 非非毛 2004.03 2008.09.25~9.30修改

　　注:　　

　　

　　【1】见：冯契、徐孝通主编《外国哲学大词典》P148，2000 .7上海辞书出版社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P14　　

　　

　　【3】见：王复三《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由来 》1999.03商丘师专学　　

　　

　　【4】《纵观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莫里斯·迈斯纳（耶　鲁大学　教授）》　　

　　【5】见：《网友文集》非非毛《走资本主义之路：战略和策略的逻辑推演》　　

　　【6】见：　李　君如《中央党校副校长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及走势》　　

　　

　　 　　

　　

　　【7】见：《网友文集》非非毛《反思30年来的中美关系：从亲美、恐美到惟美》　　

　　

　　【8】见：《网友文集》非非毛《走资本主义之路：战略和策略的逻辑推演》　　

　　

　　【9】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双周例会 >简>学术双周论坛简（第001期）　　

　　【10】本人倾向　于潘维　教授的政改思路，因为它“引进”的西学，能够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见 《网友文集》潘维《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