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智慧

苏杜

2007-7-30

　　茅于轼先生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举重若轻，字里行间，透出一种不言坚定的政治立场与颇为自是的政治智慧。

　　一 不言坚定的政治立场

　　茅先生是反对“讲究立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自己没有立场。开宗明义，茅先生先说明了自己对“我国”的研究：“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谁敢犯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所以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 “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帮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接着，茅先生指出了“讲究立场”的严重性：“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 再接着，茅先生就表明了自己的主张：“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反其道而行之”，不就是茅先生的立场吗？

　　但是，谁若这样说，茅先生是不会同意的。他要指你“不了解背景”，也会指你是“准备打倒富人”的那“一批人”中的一个。指出他反对“特别讲究立场”的同时，自己正持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他是不会同意的。不仅不会同意，从《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下文来看，他还要将你打入“准备打倒富人”的那“一批人”中去。有自己的主张，有对手的罪名，茅先生的政治立场何等坚定？反对“讲究立场”，本身不就是一种立场吗？但是，茅先生是不会同意称之为立场的。打着反对“讲究立场”的旗号，实际上鲜明地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正是“中国”去政治却更加政治化、去马克思主义却绝非不讲主义的一种“特别国情”。讲立场不行，讲“道”行；讲阶级不行，讲“阶层”行；讲斗争不行，讲“反其道而行之”行。“主流思想家”就这样给人们呈现出了一种不无滑稽的思想一统的主张与标准。

　　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让阶级、立场、斗争、专政一类词汇从“社会流行语”中“淡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主要原则的基本观念从人们，特别是共产党人的思想意识中清除出去。资产阶级非常清醒自己最彻底、最可怕对手的力量来自那里，解除对手的思想武装，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切“新思维”的最上上策。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常常给它的敌人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前苏联大力推行“新思维”的同时，中国批判“两个凡是”的运动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连续的三次半“风波”，一方面可以称为伟大胜利，一方面也是可以看作主导者缺乏政治驾驭能力的突出表征。“两个凡是”被恶意放大成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方面，新的内涵的“两个凡是”迅速形成：凡是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一定要推翻；凡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的，一定要否定。“因人废言”的传统发扬到了极致。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出现新资产阶级、不能出现“两极分化”的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一率被“淡化”，被“免谈”，被“叫板”，被零“解读”。中国特色的“新思维”以不讲阶级而争取所有阶级，以不讲立场而坚定本自立场，以不讲路线而推进路线，以不说斗争而自行其道，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迅速展开全面的社会实践，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取得的实绩，当无需本文赘述。

　　二 人分穷富的政治智慧

　　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作阶级分，茅先生“反其道而行之”，将人类社会作穷富分，并一再申明，颇为自是。他在表现自己的政治智慧。

　　人分穷富，有“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垫底，特别通俗易解，富人得之觉富在天理，穷人受之认前命穷，相安无事，是和谐的由头。但正如茅先生所说，“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不服天不认命，切齿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竿而起的，也不乏其人。不过，这类反道行者，眼光还不够远大，几千年来，仅将富人作为要“打倒”的对象，越货，杀人，刀光剑影，既不能击中对方要害，自己也难免流遍了郊原血。

　　天地转，光阴廹，一百年一百年地过去，马克思恩格斯生，才有了人分阶级的新学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才使西方与东方的人们明白了，应该被“打倒”的，并不是富人这一人群，而是产生富人与穷人的那种生产方式或说生产关系。不仅富人不应该被从肉体上消灭，反而，富人本群，或至少相当的部分，都有可能加入到消灭产生富人与穷人的斗争中来。此等道理说来简单，但人类在黑暗中摸索了多少个百年。自然，这也不单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功劳。这层意思，本文就不展开说了。然而，仅从这里，人们也不难看出，茅先生之“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专将富裕的人群作为“打倒”对象，是诬妄的。他之反马克思之道而行之，是有意将它涂得青面獠牙的。

　　将人分阶级反过来涂抹在马克思主义身上，不能使之变为青面獠牙，将人分穷富涂抹在自己身上，也无法使自己显出慈眉善目，反而往往还露出自己只好对之装聋作哑的破绽来。长远的不说，山西黑窑案中的包工头，打手们，还有那些“人力资源中介”，甚至几位窑主，论其囊中，虽不羞涩，但也很难算得上茅先生所称的富人，甚至不为“城里”的富人所齿，至多也只配作“土财主”。但看他们的所为呢？除了尽量将窑工们，包括智障工、童工的剩余价值，不，全部价值，点滴不漏地归为已有之外，还能用什么经济学语汇来概括呢？自然，这些“阶层”中人并不是无产阶级要“打倒”的主要敌人，他们不过是资本主义战车腾起的微尘。然而，它却足以说明，人分穷富却远无人分阶级更为分明。

　　三 “经纪学家”的行业本色

　　有的主流经济学家，其实是“主流经纪学家”。他们所长的不是经济，倒是“经纪”。“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像“为了穷人，保护富人”一样，是茅先生颇为自是的口号。的确，不少人觉得茅先生此说真是无懈可击，既为富人，又为穷人，甚至归根结底是为了穷人，这不是天下最难得的和谐吗？然而，“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它只是活画出了“经纪学家”的行业本色，实在不是什么和谐之道。

　　中国社会中，如果也扯一下什么传统的话，有一种行业就叫“经纪”。以前，这一行业的名声可是不太好，现在改革开放了，“经纪”已经成了新社会阶层中的一员。“经纪”位于买卖双方之间，正是干着既可以说是为了买方也可以说是为了卖方的勾当。他所有学说的要义就是让老板终日以为他为自己赚下了大把银子，让顾客累年以为他为自己省下了大把银子。他所有技艺的顶峰是让老板信他为“忠”，总是在为他他们“说话”；又令工匠认他为“义”，总是在为他们“办事”。 黄世仁并不在乎杨白劳欠下的那几吊钱，他心仪的是水灵灵的喜儿。此情此景下，正是穆仁智发挥为主子说话本领的绝佳时机。他首先建立了喜儿与债务的有机联系，欠债还钱更是无懈可击的天经地义，一纸文书又使得整个事件充满了法制理性，“喜儿在黄家好吃好喝风不着雨不着”还得让杨白劳承认他是为他办了事。历史剧说起来让人犯俗，但稍一想，六点起床急匆匆赶公交上班的工薪族，谁头上没有一个或几个“为老板说话，为下属办事”的上司呢？如果你的上司一脸忠义的对你讲如下这番话，你会有何种感想呢：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如果我们问一问我们老板，当老板容易吗？他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在执业中稍有闪失，比如得罪了某位高官，没有协调好‘黑社会’的关系，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诸东流，在一个政策多变、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做事。但是，我们老板作出了伟大的成绩。”

　　好好理解一下茅先生“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境界吧。

　　四 检验“先富”论的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检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能应用它。茅先生说：“幸亏邓小平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才打破了僵局。现在许多人批评邓小平这个政策，是不明白当时的背景。”检验“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要用实践这个标准；检验“这个政策”，要用“当时的背景”。这没有什么，茅先生一样的理论家有这样的习惯。需要的时候，就与“国际接轨”；又一种需要的时候呢，就讲“中国国情”。GDP是巨大成绩举世公认的标志，但也只限于说现在，对“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就不能讲GDP，尽管那时也是7%.

　　所以，我觉得，“真理”，还有“真理的标准”，都在茅先生手里。所以，尽管一些“问题一时难于搞清楚”，但“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是一定不错的”，哪里会“错”呢？所以，茅先生说：“让我们勇敢地去做吧！”怎么能不勇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