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的政改观
毛左派的政改观
田忠国
网上诅咒毛左的人有几个,并且,他们声称,“政府”把毛左的言论一一记录在案,一旦政治“改革”成功,对毛左格杀勿论。
什么是毛左派呢?
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劳动大众拥有社会制度的选择权和劳动大众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的权利,始终站在劳动大众共同利益的立场,观察、思考问题,我们称之为毛左派。毛左派的首要任务,就是捍卫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党的领导,捍卫党章宪法,捍卫劳动大众对社会制度的选择权和劳动大众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的权利。因为,这是劳动大众的根本权利。人类全部历史证明,没有劳动大众的根本权利,就没有劳动大众的根本利益。但是,劳动大众的根本权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贪败官吏所赐给的,而是劳动大众团结起来,共同斗争争取来的,所以,毛左派同时坚持,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对毛左派而言,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首先是针对自身的思想文化革命,同时,以自己的具体行动和思想言论改造社会。陈奎元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专题研讨会上强调指出:“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培育的以破私立公、为人民服务为特征的革命传统,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引以为自豪的精神优势。”毛左派以为人民服务、乐于奉献、乐于创造为天职。
毛左派认为,中国只有坚持公有制经济,才有劳动大众的政治民主权利。
因为,经济权利是政治权利的基础,政治权利是经济权利的自然延伸。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类的整个历史,除原始共产主义外,都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和政治权利是经济权利的自然延伸史。正因为如此,劳动大众只有拥有对社会制度的选择和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的权利,劳动大众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受剥削压迫的命运。换言之,没有劳动大众选择社会制度和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的权利,劳动大众掌握自己命运就只是一句空话。梁柱先生在“毛泽东防公仆官僚化思想”一文中说:“毛泽东强调要在管理上多做文章,从制度上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人与人的关系,使他们能够直接参加对企业乃至国家事务的管理与监督,这是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思考 和战略措施。应当指出,毛泽东对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1956年他就提出:“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他认为,“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他特别强调:“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 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
所以,毛左派认为,中国政改,唯一正确的方向就是还劳动大众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同时还劳动大众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的权利。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才能步上重新崛起的康庄大道,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朝相反的方向解决,中国必然步上二次革命的道路。有反对者认为,劳动大众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无法操作,太空。但是事实上,文革后期的农村,每到冬天,就是一个全村人共同总结一年工作,重新修订程序、标准、制度的过程。这一事实说明,劳动大众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不仅可以操作,而且,效果卓著。或许有人问,为什么非得让劳动大众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呢?因为,简单的说叫众私为公,也即,劳动大众各自站在个人利益的角度,通过争论形成共识,那个共识即是公。由此可知,所谓公,即是劳动大众共同的、平等的个人利益,而非消灭个人利益。试想,如果消灭个人利益才叫公,劳动大众的物质幸福又从何而来?如果仅仅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共同创造的精神幸福又从何而来?当然,反毛派认为,劳动大众选择社会制度和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是暴民政治,所以,中国政改只能由“卖国精英”代民当家。
晚清“卖国精英”代民当家的历史证明,“卖国精英”代民当家日,就是国家遭难时。杜牧在《阿房宫赋》里说:“秦人不暇哀之,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而复为后人哀之。” 当今中国应鉴之矣,而不应“复为后人哀之”。但是,有媒体证实,2003年发生群体性事件6万起,2008年12万起,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超过23万起,加之近期中国极右翼的政改理论证明,中国在晚清的道路上,正快速滑落。由此可知,中国主流“精英”的政改观,与全国劳动人民的政改观,也即毛左派的政改观,形成了尖锐对立的格局。
这种尖锐对立,或许正在孕育中国的二次革命。
有朋友提示我说,话不要说得太过尖锐,避免树敌太多,影响个人安全。但是,毛左派认为,没有今天的尖锐的和平斗争,并通过理论斗争达到取得社会共识,或许中国未来就只有一条路好走:二次革命。解决社会矛盾的形式是由矛盾性质决定的,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而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为,民意不可违、民心不可辱、民志不可夺。违之则民意必悖,辱之则民心必怒,夺之则民志必反。
20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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