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精英寻祖记
汉奸精英寻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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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在网易上看了一篇《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一党专政》的文章,发现汉奸精英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祖宗。祝贺之余,也产生了把汉奸精英们寻找祖宗的辛酸经历讲述给全国人民的冲动。
汉奸精英们也真是难,认了美国当主子,却决不能向全国人民明说。只是把他们和美国的主奴关系含混地称为“战略伙伴”、“世界一家人”——精英的世界只包括美日英,把他们的卖国事实叫做“双赢”;他们的祖宗本来是慈禧太后、溥仪和汪精卫,却不敢供上他们的牌位,否则做会暴露真相,再不能进行欺骗人民的勾当。
汉奸精英们一边为美国主子服务,一边不停地在历史里寻找他们祖先。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岳飞、文天祥、洪秀全、董存瑞、……,都是他们的洋主子奴役中国人民的精神障碍,须彻底丑化。他们的戏法叫“还原历史”:中国大陆写的“正史”不算数,只有美国和中国台湾的“野史”才真实。——原来美、台的历史课教的都是“野史”; 而且在美、台学者写的中国史中,赞美毛泽东等人的不算数,只有攻击毛泽东等人的才“真实”。
丑化英雄,自然也要美化英雄的对手,英雄的敌人都是他们的祖宗。
他们先认了李鸿章做祖宗。然而,在为李祖先树碑立传的途中受到了挫折,只好又管秦桧叫了几天“亲爹”。可是没几天,他们又从旁人紧皱着鼻子的表情里感觉到了这个“祖宗”的臭气醺天,于是又抱住蒋介石的大腿,山呼“蒋公”,涕泗交加,在网络上刮起了“还原蒋介石”的飓风。
蒋介石具有精英祖宗的几个要素:
一、“右派”的鼻祖,大官僚大资本家;
二、亲美;
三、和共产主义不共戴天;
四、有过一段抗日史;
五、执政期间有过所谓的“黄金十年”
虽然蒋负有1931年“丢失东北”的罪责,但可以一古脑儿推给了张学良,尽管一国元首能把沦陷领土的责任推卸的一干二净有点无赖;
虽然蒋制定过“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在“西安事变”中“被逼”抗日,但据说留下了一本“卧薪尝胆”的英雄日记,开创了“语言”胜过“事实”的先例。
虽然蒋在抗战期间和日本一度达成“反共”默契。但由于美国的介入,使蒋悬崖勒马。板上钉钉的事实都可以推翻,何况区区一个“默契”。
虽然蒋在雅尔塔会议上为保存打内战的实力,以租借旅、大和承认外蒙独立为条件,换取苏联经军出兵东北打击日本关东军。但蒋后来又在台湾省的地图上把外蒙古划了进去,比共产党的地图面积还要大,一个伟大的英雄形象也就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尽管漏洞百出,但对比汪精卫、秦桧等人的“一百步”,蒋介石的“五十步”还是“傲视群奸”。
右派精英们施展浑身解数,一脸正经的写手捉笔打前锋,满口“SB”“他妈的”流氓雇拥军擂鼓助威,蒋介石就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向“完人”冲刺。
流氓雇拥军也很争气,有人大赞蒋介石一生一妻,与宋夫人白头皆老。在道德上不知要超过毛泽东多少倍。我们始知宋美铃是蒋经国和蒋纬国的生母,可见“正史”愚人之甚;有文说蒋介石在三十年代就实行英美一样的大选了,还辅有农民持选票的照片。后来被共产党给中断。雇拥军于是痛心疾首、扼脆叹息;还有人以为孙中山先生是蒋介石的“同伙”——都是国民党,爱屋及乌,也“国父长国父短”了很久。大概后来又补了点中学历史常识,才明白:孙先生晚年痛心既得利益的资产阶级之革命意志日惭消沉,便倾向苏俄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希望给国民党注入继续革命的血液。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大右派蒋介石、假左派汪精卫违背孙先生的“联俄、扶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在孙先生死后,掀起屠杀共产党和工人组织的反革命高潮,还刺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凯。于是雇拥军一齐改口,痛骂孙中山“祸国”。
于是,网易发表《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一党专政》一文,既骂了孙中山,又骂了“一党专政”,还树起了一个在文化水平和个人品德上,比蒋介石高出许多的新祖师爷——陈炯明,可谓一石三鸟。
我不想考究作者是出于学术讨论还是其他什么目的,为了无愧于右派们扣给我的“文革写手”帽子,先揪个毒草再说。这也是从无产阶级30年来由于放松革命警惕导致领导地位丧失的经历中得到的惨痛教训。在跟着资改派学习美英的30年实践中,资改派都变成的美国,英国,劳动人民却成了菲律宾、伊拉克,而且还在往印第安方向挺进。别以为他们一篇篇世道人心的文字里隐藏的见不得人的鬼把戏,别人看不出来。什么“美国民主”呀,“社会责任”呀,“企业道德”呀,“还权与民”呀,……只当是放屁。
在黄花岗战役中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的前清秀才——陈炯明,在取得广东政权后,反对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主张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为广东父老、为亿兆苍生找一条新路子。就是仿效美国州联邦制的“联省自治”、“联邦自治”,最后通往“安那琪”世界——无政府主义:地方的自治,并非基于军队、官吏,而基于民间、社会;省际的联合,并非基于武力的征服,而基于自觉地合作。几省如此,几国如此,天下世界亦如此。
如何实现?陈炯明写道:“进化的极致,就是使全人类有均等的幸福。……我们如要实现这个幸福,和那个机会,用不着什么费力,什么寻求。只要人人有了大觉悟,抛弃‘为自己生存不管别人死活’的谬见,拿一个为全人类努力的心事,来做人生的使命,那么,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陈炯明主政广东期间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生活上对广东有一定的建设。但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双重压迫下的旧中国,这样的“桃花园”只是变相军阀割据而已。最终结果只能是被列强分而治之,国家非但实现不了统一,而且要走向分崩离析。
1923年他在《武装革命与文装革命》中写道:现在中国革命须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为武装革命,推倒国内各大军阀,使其大权旁落于小军阀之手,实行联省自治,此为第一期。第二期为文装革命,使人民组织团体,然后带领老百姓来打小军阀。但此时有互相含接之作用。现在尚属武装革命之时期,离第二期之文装革命尚远。——“先让少数人富起来”而已。
1913年7月,陈炯明终于介入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这一天,他召集一群心腹军官,宣布“广东独立”;但军官们态度激烈:钟鼎基、张我权出走香港;饶景华公开表示反对;苏慎初、谭镏钦也态度消极……随着一伙伙骨干的离去,万余名粤军顷刻瓦解。与此同时,在广东省议会厅,当陈炯明要求议员们签字时,“有二十余人趁势逃席”;次日,被迫签字的议员们也纷纷发表声明,宣称“急盼中央派兵痛剿”……
不久前他意欲让位给胡汉民,全城军官、士绅、商人极力挽留。……他们不愿再卷入无尽的政潮、连天的战火和没完没了的是非了。 他劝告孙中山:“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并且表示,他“畏惧革命之心,乃国人之所共谅”。
以上只不过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害怕失去既得利益,不愿继续革命,只图偏安一禺罢了。恰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曾经阔的要复古,正在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的要革命。
陈炯明“谈到社会主义运动……今后要全体人民议政,却不要谁或甚么阶级专政。……各国家民族应各有其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剥学步苏俄”。 ——在反对无产阶级运动的立场上,古今中外的资产阶级立刻就能达至一致。
鼓吹“宪政”的陈炯明确实很符合想复辟的右派精英的口味,认其为祖确比蒋介石好的多。只不过是陈炯明要比精英们爱国,而且还比精英们诚实:他在《不为罪恶的奴隶》一文是写道:
中国土地极大,天然产物又很丰富;况且劳工众多,若是用在生产的方面,供给全国的生活,本来没有缺乏的,可以不因生活问题,做出一切的罪恶。但是因为经济制度组织不良,生产问题不能各尽所能,分配问题不能各取所需,井田的制度废后,私有财产的范围一天扩大一天,贫富阶级产生出来,即就耕田的反没得食,织衣物的反没得衣,建造房屋的反不得住。“厉民自养者” 纵横于生产阶级里,行其劫夺的手段,比强盗更加利害。小百姓终岁劳苦,不得衣食住,还要受不做工的业主来糟蹋,更要受不做工而又害民的官吏来糟蹋,这是极不平等的事情。
由此看来,陈炯明决不同意做汉奸精英们的祖宗,汉奸精英们一定要认,也只能是向陈炯明身上泼脏水而已。慈禧、溥仪和汪精卫才是他们真正的祖宗。这不是一个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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