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兆山的《江城子》引发的思考　　

　 　

湖南省吉首市民族中学 唐世明 　　

　 　

“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经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先生的这首《江城子》在六月六日的《齐鲁晚报》副刊上发表以后，仿佛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网民一片骂声。近日作协主席铁凝也出面表态，她对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刊登在报纸上的一首词表示“让人遗憾”，她说：“作为一个作家，还是应该遵从起码的社会公德，要有道德良心。王兆山是位热情、创作积极的作家，但用这样的文字做出这样的情感表达，无论如何是不妥的。”这词到底有何不妥，下面让我们对它略作分析。在我看来，王兆山的词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瑕疵：　　

一、这首词属于应制之作，也许为了应景的需要，作者写“主席唤，总理呼”、“左军叔，右警姑”、“看奥运，同欢呼”。当今这个时代，不管是文人作家还是普通人，大都欣赏个性发展，反感异口同声，用叛逆精神来对上级权威反弹琵琶，往往容易获得满堂喝彩；用毕恭毕敬的言语来为领导人物歌功颂德，常常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　　

二、“纵做鬼也幸福”之句，有亵渎死者的嫌疑，这话说出来，对死者家属也是不尊重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舍身堵枪眼，我们赞美这些烈士，也赞美这种壮烈的牺牲，因为这个别人的牺牲能换来多数人的生存，必要的代价能带来事业的胜利。而在地震中遭遇不幸的人们，他们的死能给国家、社会和家庭带来什么呢？只有不幸，只有痛苦和悲伤。遇难者本来有健康的身体和完整的家庭，他们死后若有知觉，我相信，每一个不幸者都是不情愿的，都是痛苦万分的。国家主席、总理的慰问，国旗的半降，汽笛喇叭的长鸣，亿万人民的默哀，亿万巨款的捐助，只能给不幸者的家庭一些多多少少的精神慰藉和物质上的帮助，并不能彻底扭转乾坤，把这个巨大的灾难变成福音，把满目疮痍的废墟变成车水马龙的街市。亲人既已做鬼（有的家庭还不止一人遇难），家庭何来幸福？王兆山此言差矣。　　

三、这首词之所以能引起众怒，恐怕不仅是因为词的内容不妥，而且是因为作者的身份乃是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一个当上作家，又能在作家堆中脱颖而出，被选为省作协副主席的人，在人们的想象中，他应该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按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要求，这位作协副主席应该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可实际上，世上无鬼，他的词谈不上科学；做鬼幸福，此言谈不上正确；将难民视为“雏犊”，此论难说高尚；“欢呼”声凭空而来，人民难以接受这一针刺般的“鼓舞”。 这首词半文半白不伦不类，不仅让人大失所望，而且使人义愤填膺。　　

这首词发表以后，网民在网上留言，写诗填词，把王兆山骂得狗血淋头，指责他“阿谀逢迎”，“拍马屁”，“无人性”。王兆山一定没有预料发表这首词的可怕后果。不过，我们全面地看，他的词写得不妥，还是有些客观原因的。 　　

　 　

王兆山是山东人，与地震灾区相距千里之遥，他只能从电视或者电脑里面看到一些地震画面，而我们的新闻总是以正面宣传为主，让人看到美好的希望。人们看到的多是温暖感人画面，看到是全国人民救援帮助幸存者的不懈努力。我们的电视很少让人看到群死群伤的悲惨场景，很少让人看到埋葬众多遇难者遗体的场面。这是地震灾害最恐怖可怕的一面，而我们的电视编导也许出于好心，让摄像头总是回避它。于是，观众们看到的多是救援、视察、关心、捐款的场面，人们对地震灾害的认识，就不如身历其境者那样有撕心裂肺般的痛苦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灾区既然有这么多救援、视察、关心、捐款，远隔千里的王兆山看在眼里，自然心有所感，难免有些羡慕，笔下于是写出“做鬼也幸福”的怪论，这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类的力量是弱小的，即使忠诚强大的解放军，也无法与更强大野蛮的地震破坏力相抗衡。他们只能在地震妖魔得手之后尽快赶到，然后竭尽全力救出幸运的人，让灾害损失少一些，他们无法让众多遇难者起死回生，无法让山川城乡恢复原貌。鲁迅先生说的好：“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想，倘若我们的电视镜头在摄取救灾、捐款等画面的同时，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的观众也能直面残酷无情的自然灾害，那么，某些人对灾害的认识，就不会这么天真无知，王兆山“做鬼也幸福”之类的奇谈怪论，自然就销声匿迹了。　　

如今王兆山成为千夫所指，苦不堪言，他不敢为自己辩解，更不敢回击，只是说：“诗作既已发表，就任人评说”。态度还是很老实的。看到他的窘态，本人有些同情，想为他说点什么，于是凑成一首歪诗，不知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　　

兆山先生乱议论，一首词成千古恨。网民且慢骂兆山，始作俑者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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