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的益处何在？

罗德里克　

　　当今金融世界显然出了某种偏差。问题并不是某个新兴市场发生金融危机，并且危及到邻近国家。在2006年5月和6月发生的上一轮金融突发事件中，即使是风险最大的国家，也从容地应付过去了。

　　相反的，那是由于眼下相对平缓，却暴露了问题。那就是，人们曾经预想的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目前无处可见。

　　金融全球化是一个新现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石油美元的再循环促使大量的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但是，只是到了九十年代左右，大多数新兴市场都扬弃了谨慎的态度，解除了私有投资组合以及银行资金流动的控制。从此，私有资本流动剧增，压倒了物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因此，当今世界经历真正的金融全球化只不过15年左右。

解除资本管制不等于增长

　　表面上看，解除资本流动的限制具有坚实的逻辑。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大量的投资机会，但是却缺少储蓄。外国资本流入可以让这些国家利用富国的储蓄，提高其投资比率，并且刺激经济增长。

　　此外，人们也认为，金融全球化还将让穷国的经济平稳渡过，可以应付进出口货价比率的巨变，以及与其他时运不济相关联的繁荣破灭的周期。最后，在金融市场的训规之下，即连某些无所顾忌的政府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独立学者所作的研究表明了几个疑点和窘境。例如，难有证据表明解除资本流通管治的国家能因此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实际上，许多新兴市场的投资比率出现了下降。总体而言，资本流通的自由化也并没有稳定消费。

　　耐人寻味的是，最近几年中表现最佳的国家，却是依赖外国融资最少的国家。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明星，拥有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这就意味着中国是向世界各地的净贷方。

　　在其他高增长国家中，越南的经常账户基本持平，印度则只有些许赤字。在拉美，阿根廷和巴西近几年一直有较高的对外盈余。实际上，历经多年的净借款之后，它们已成为净贷方，因而对近年来的资本市场突发事件能够从容应付。

　　为了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对穷国的投资与增长率为什么偏低寻求更好的解释。过去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储蓄有限，因而促使资本流动自由化。然而事实却是：在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资本向外输出，而非流入。这一情况表明缺陷存在于其他地方。最为可能的是，真正的缺陷在于投资方面。

投资需求低落将带来困境

　　主要的问题看起来是缺乏创业精神，工厂和设备也乏人投资——即凯恩斯所说的“缺乏动物性的冲劲”。更谈不上可以提高在国际市场进行交易的商品产量。这一缺点背后隐藏着若干体制上和市场上的扭曲情况，这往往是在低收入环境中进行工业化和摩登化的经济活动中产生的。

　　当国家的投资需求异常低落的时候，允许资本自由流入根本无济于事。这些国家中的各行各业所需要的并不一定是更多的融资，而是各企业所有者对更多利润的预期。实际上，资本流入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这可能使得本国货币升值，并且使得出口的生产利润减少，从而进一步削弱投资的激励。

　　这样，允许资本自由流入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走向，就是经济中的现代化范畴投资变低，最终使经济增长减慢（一旦由资本流入所带来的消费繁荣结束）。与此相反，像中国和印度等避免资本大量流入的国家，才能让本国货币保有高度的竞争力，从而维持利润率和较高的投资水平。

　　对于那些还没有跃向金融全球化的国家而言，教训是很明显的：那就是防患于未然。没有任何东西比没有竞争力的货币更能够扼杀经济增长，也没有什么比资本流入激增更能够导致货币升值。

　　对于经济已转型的国家，何去何从就更难拿捏了。当资本自由流通之时，汇率的管理就变得更为困难。但是这并非无可救药，只要决策者理解汇率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且把资本流动置于竞争力的要求之下，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世界上的“新兴市场”相信都在不遗余力地避开金融动荡的困扰，因此人人都该扪心自问：金融自由化的益处究竟何在？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应该考虑的问题。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1月16日《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