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代“浪人群体”正在形成和发展（深度分析）　　

　　

　　—上善若海　　

　　

　　浪人，一词出自于日本，本意指居无定所、无牵无挂的人；现在通常比喻那些乞讨者或无固定岗位的打工者。　　

　　

　　回顾日本浪人群体出现的时代背景和想象，纵观当代中国浪人群体出现的基础条件和现象以及相关既成事实，我们惊人的发现，中国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一代“浪人群体”正在全国加速形成和广泛扩展，中国一代“浪人群体”的形成及其作用日益显现，使国家处在了万分危急的十字街头。　　

　　

　　一、日本浪人群体的出现与明治维新　　

　　

　　日本浪人群体的出现发源于　1854　年，是由于在日本，当年2月美国将军玛希.佩里与日本幕府政权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封建领主的执政力随即弱化，因此他们不再能像以前那样供养很多武士，日本那些率先沦落的武士开始外出流浪，成为居无定所、无牵无挂的人，是为“浪人”，另有一些武士受时代新风影响，决意摆脱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也走上了“自由流浪”的浪人之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浪人”。　　

　　

　　由于“浪人”当时从属于日本封建领主等白领阶层，起初他们考靠单枪匹马的搞一些刺杀活动靠白领阶层的赏赐度日。　　

　　

　　浪人按照领主要求对领主的对头、官员进行刺杀，手法几乎一成不变：砍掉脑袋，悬首示众。这种斩首行动还殃及到了塑像身上，很多寺庙中的将军塑像也一律被砍去脑袋。　　

　　

　　日本浪人的活动使得19世纪60年代的日本京都街头，以及大大小小的日本城市充满了恐怖色彩。但是浪人普遍特别有气节，每每行动成功之后，他们或慷慨就义，甘愿被幕府杀头，或是剖腹自杀，立地成仁，在当时就获得了很高的民望，尽管那时他们是国家政权眼里的杀人犯、歹徒——但历史早已宣布他们无罪。　　

　　

　　为遏制浪人风起云涌的刺杀热潮，1876年，日本明治政府规定，武士不准带刀，并采取发放养老金等措施想方设法让他们退休，最终把昔日叱咤风云的“浪人”一度变成了一个和平阶层。　　

　　

　　后来，面对全球革命高潮的到来，日本浪人开始参加革命，有规模有组织的执行地对政府的行动，日本浪人群体的出现，导致日本当时出现了一个暴力型社会群体，这些身佩宝剑、行游天下的浪人，本来是一群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流浪汉，受到当时维新思想的启迪，却一夜之间被组织起来成为了一个“心忧天下”的革命群体；　1860　年3月，德川幕府最有实力的领导人井依直弼也被一群浪人所刺杀。　　

　　

　　1867　年1月30日，睦仁的老子统仁也即孝明天皇突然驾崩，15岁的睦仁继位，并且在次年也即　1868　年的1月9日正式举行“践祚”典礼，9月8日改年号为“明治”。　1867　年是孝明天皇庆应三年，　1868　年前半年是庆应四年，后半年是明治元年，就在从庆应向明治转化的这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大规模内战，因为　1868　年是农历戊辰年，所以习惯上称为“戊辰战争”。通过“戊辰战争”，把持日本政权、代表封建利益的“江户幕府”被推翻，以年轻的明治天皇睦仁为中心的新政府迅速组建了起来，新政府的施政口号就如同睦仁登基誓言中所说：　　

　　

　　“广兴公议，万机决于公众；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旧来的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理正气……”。 　　

　　

　　由于各地反对力量的首要人物正是在此期间，被浪人追杀得抬不起头，这个时候，更是遇不到任何阻力日本实现了“明治维新”，一个新的时代从此开始了。德川幕府自此更加与时俱退，一蹶不振。　　

　　

　　所以水到渠成的明治年间的变革—明治维新，其实没有什么可讲，为维新铲除旧势力、开辟道路的“戊辰战争”才真的惊心动魄，异彩纷呈。当然，日本虽然比不上咱们中国，也算是上千年的封建古国了，旧势力不会一年就倒，也不会一场战争就扫荡干净，日本近代化的变革之路也是蜿蜒曲折、走走停停的。　　

　　

　　这就是正所谓广义的“明治维新”，它不仅仅要包括睦仁登基后的政策变革，也包括“戊辰战争”甚至更往前推，包括了在日本浪人大力追杀下江户幕府垮台的整个经过。　　

　　

　　“明治维新”是一场水到渠成的变革，不是革命，流的血很少，因为该流的血，在这之前就因为日本浪人群体的出现和对德川幕府等实力派统治阶层等反对力量大力追杀，已经流得差不多了。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封建枷锁的束缚，从此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暴力有时确实充当着历史前进动力的角色。总之，这些极具献身精神的浪人，或为了实现人生价值，或出于拯救国家民族的情怀，把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甚至包括同情他们的温和派人物，都视为了自己的“革命对象”割掉了脑袋， 随时准备着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刺杀敌人或牺牲自己。　　

　　

　　革命是能让人上瘾的，少数不安于现状的浪人，纷纷走出日本，或北上朝鲜，或西进中国，或南下菲律宾等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亚洲各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之中。有个叫宫崎滔天的日本浪人曾给予孙中山等以巨大支持，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要他当财政部长，以示回，宫崎滔天断然拒绝，坚持在日本过他的“紧日子”。　　

　　

　　二、中国浪人群体出现的社会基础、征兆与走向　　

　　

　　（一）中国工业浪人群体的出现的社会基础和征兆　　

　　

　　中国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同资本发展密切相关联。前三十年，随着城乡资本力量的减弱，工人阶级的地位逐渐上升；而后三十年，随着城乡资本力量的扩张，工人阶级的地位逐渐下滑。　　

　　

　　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期，本来专门替工人说话的工会，逐步演变成被驯服的工具，开始的时候吹拉弹唱、打球照相，直到现在连吹拉谈唱都不干了。　　

　　

　　就工人阶级整体本身来看，90年代是资本进攻时期，工人被动防守，偶尔也有散兵游勇，但队伍涣散，结果都是没吃到好果子。新世纪出现工人护厂斗争，也基本都是失败告终，没有形成有效的抵抗。　　

　　

　　纵观全球，在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国家中，工人阶级为什么往往没有比较有效的抗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力量还比较弱小。二是在社会主义政党内部中有很多敌人，尽管宣传建设社会主义，但实际很多人有严重的私有制心理。三是和各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队伍成熟度有关系，工人阶级第一次管理国家缺乏经验，主要是通过政党来进行管理；在演变的过程中，都是由党的名义进行的。防止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修正主义”。不防资反修，社会主义政党里的叛徒，必然把这个国家引向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中国要想堵住资本侵蚀社会主义制度的血盆大口，防止社会主义制度恶化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就要像毛泽东所要求的，把权力交给人民，全民武装，并且不惜让国家尽快消亡。因为如果真正由少数人掌握了国家机器，就非常非常有可能向资本主义或法西斯演变。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界，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随着资本逐渐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事实上在中国，导致了逐步淡化毛泽东思想、去毛化的原因，最后走到今天，资本力量远远超过工人的力量，工人完全处于被动防守状态。据官方道，现在私营经济已经占到了63%，已经是私有制为主体。私企中，就业的劳动者已占70%，也就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70%变为完全任资本自由驱使的雇佣劳动力。国企中，在所谓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下，企业领导想如何就如何，工人无可奈何，被逼急了才采取一些极端的反抗手段，结果工人领袖还是被抓，反抗也没有任何效果。工人阶级变成这样值得同情而根本无人同情的状态。　　

　　

　　随着，资本侵蚀社会主义制度日益猖狂，下一步对于工业企业而言，必然即将迎来新一轮大规模“兼并重组”、国退私进、“减员分流”高潮；就是国有企业能股（转给资本大股东）则股、能合资则合资、能卖则卖、能灭则灭，国有企业在完全被唯利是图的资本　大佬　掌控情况下，工人大规模卷铺盖走人。　　

　　

　　由此，通过企业国退民进、国退私进，最终掌握工业资本的资本家出于唯利是图的原因，不愿意、养活不了更多普通工人劳动者一样，更多的人民正在和必将有越来越多的“乞讨者或无固定岗位的打工者”—浪人。　　

　　

　　（二）中国农业浪人群体的出现的社会基础和征兆　　

　　

　　从农民阶级而言，30年改革先是从农村开始，通过破解集体经济，释放出剩余劳动力，然后使其变成劳动力商品。让这些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与拿着“铁饭碗”的城市工人进行竞争，这实际是对城市工人形成了一种包围姿态，即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之所以从农村开始，就是因为在改革之初最难改革的是城市，以雇佣劳动化为导向的新政策在城市企业里往往很难推行下去。　　

　　

　　回顾中国三十年，自从按照“农村包围城市”的经济改革诡计：农村分田、分林到户，由毛泽东主席当年打江山建立红色政权摸索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毛主席去世后的初始阶段，就已经开始被资改派无限发扬光大，乃至无所不用其极，神不知鬼不觉的大刀阔斧实施了变革性的政改大手术，面对毛泽东主席亲手缔造的以公有制为特征，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狰狞毕露，群起而攻之，逐步侵蚀、撕咬的遍体鳞伤、江河变色。 　　

　　

　　尽管在中期阶段，满以为在农村大势得逞的资改派，开始以“减员增效”的幌子大肆实施工人下岗分流，离散工人阶级主体，岂料工人阶级最终幡然醒悟，维权斗争事件频发，资改派转而一度陷入“企业改革”的半停滞状态；但在实际上，权贵资产阶层与工人、农民阶级的国家主体领导权的争夺战，一直持续而且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可能停止。　　

　　

　　 也正在此资本掠夺工人、农民权利和利益的“农村包围城市”大背景下，以全国农村大规模“撤村并城”为标志的“灭村运动”又粉墨登场，各地持续出台文件，如山东诸城撤销所属　1249　个行政村，把它们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村变社区，农民上楼，腾出来的土地搞开发，搞生态园；以此山东亿诸城为试点、山东全面展开，继而河北、湖北、安徽、江苏、河南等全国二十多个省市陆续全面铺开；名义上推行的是城市兼并农村、农村城市化改造、工业反哺农业、改善农民民生，实质上就是彻头彻尾的促使农民失地、把地拱手交给地主老财、资本集团，在实质上动摇和夺走千百年来以土地谋生存和斗争根据地的农民阶级政权根基；名义上采取的是自觉自愿原则，实质上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张蕴岭指出的“尽管领导们出来解释，信誓旦旦地保证不搞强迫，坚持农民自愿，可有头脑的人都可以想一想，行政村子都撤销了，老房子被夷为平地了，如果有的农民不愿意，他们到哪里住呢？他们的承包地还能给留下吗？把几个村子合并，这样，祖辈居住的房要拆掉，村子里的人都要搬到新建的镇楼房里住；领导告诉村民，将来都没有承包地了，腾出来的土地要搞开发，土地要包给种粮大户种（新地主），其他农民都给种粮大户打工，挣工资。老家来人问我，这怎么办？给人家当长工，不发工资吃什么？给的工资低了不够吃怎么办？”　　

　　

　　 农村“撤村并城”、农民失地丢权，宅基地、耕地转化后的增值收益，被权力和资本“合谋”拿走；农民则住进了被选择的“新农村”，过着被产生的“新生活”。　　

　　

　　由此，通过三十年来的土地包产到户，以及目前象肿瘤病毒一样高速扩展的农村大规模“灭村运动”一样，最终掌握农业资本的资本家出于唯利是图的原因，不愿意、养活不了更多农民劳动者一样，更多的农民正在和必将有越来越多的“乞讨者或无固定岗位的打工者”—浪人。　　

　　

　　三、中国浪人群体的总体走向以及对国家走向的作用　　

　　

　　总之，由上面论述可知，通过企业国退民进、国退私进以及农村大规模“灭村运动”一样，最终掌握国家主体资本的资本家出于唯利是图的原因，不愿意、养活不了更多普通工人和农民劳动者一样，更多的人民（工人、农民）正在和必将有越来越多的“乞讨者或无固定岗位的打工者”—浪人，并逐步扩展形成为浪人群体。　　

　　

　　作为浪人群体的出路，我们通过研究日本浪人的出路，反思中国浪人群体的出路，不外乎这么两条：　　

　　

　　一是，较长时期存在，逐步自然消亡。　　

　　

　　伴随着中国一代“浪人群体”的形成，浪人群体要么像目前这样，通过持续单打独斗、各自为战，这样无论是对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会因发挥的力量不大，终究在耗尽各自的能量后逐步消亡。　　

　　

　　二是，真正发挥群体力量，加速社会制度分化。　　

　　

　　要么是通过单打独斗逐步实现联合并形成一定规模，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珠联璧合，助力国家加速坚持回归社会主义制度，并最终能够通过国家发展使之逐步脱离浪人群体行列回归社会；要么是通过单打独斗逐步实现联合并形成一定规模，与资产阶级精英一起，狼败为奸，助推国家加速走向资本主义，并最终被资本家踩在脚下祸害人民。　　

　　

　　无论如何，寄希望于中国一代“浪人群体”的较长时期存在、逐步自然消亡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一代“浪人群体”一旦真正形成规模效应，必然会很快成为主张社会主义制度核心力量和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核心力量赤膊上阵、拼命争夺的对象，其结果是必然助推一方力量胜出而加速社会分化；届时，中国的国本必然动摇、政府的统治基础必然撼动、从而危及国家和民族。　　

　　

　　中国一代“浪人群体”的形成，真正使国家处在了万分危急的十字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