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次最彻底的反封建尝试

看了[ LincoIn ]ZT的《李泽厚：防止文革式封建主义》，不禁哑然失笑。李泽厚的说法本身就糊里糊涂矛盾百出，给[ LincoIn ]胡整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标题，就更成了一团糨糊。一些人看到“文革”已经被打倒在地，以为什么脏水猫尿都可以往它身上泼，反正没有谁来追究。其实，这种小人作派虽然落不到责任，却是为认真研究文革的学者所不耻的。

李泽厚的其它说法不论，仅说他的“‘文革’没有任何现代性可言，‘三忠于’‘四无限’，完全是封建的一套”。

李先生的这个说法最大的问题就是用“三忠于”“四无限”来取代了整个的“文革”。这就好比是用袁世凯尊孔复辟的闹剧来取代整个的“辛亥革命”一样。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辛亥革命”没有任何现代性可言，‘袁世凯尊孔复辟，完全是封建的一套。

作为一个学者，起码应该明白，在任何一场革命中，各色让等都会找机会登台表演一番，仅用某段折子戏来取代整个革命大戏得到的的观点肯定是可笑的。李先生的这个说法显然会贻笑大方掉了自己不多的身价。

就说“文革”中这段“三忠于”“四无限”的折子戏吧，大于曾经说过，现在分析起来，当年“三忠于”、“早请示晚汇报”活动之所以能风行起来，还是孔儒文化在作怪。儒家学说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尤其是自汉代始儒教或孔教一直作为国家宗教强加于民。其对中国文化以及老百姓观念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即如文革这样以破旧立新为旗帜的大多数运动参与者，也没有能够逃脱其影响。具体来说像“早请示晚汇报”这类“三忠于”活动，很符合儒家的“忠孝思想”与“吾日三省乎吾身”的说教，所以一有始作俑者，立刻得到广泛响应乃至风行一时。也许正因为此，才有了后面的“批林批孔”运动。

拿一个运动中已经完全否定的东西来作为这个运动的代表，不是智商问题就是品质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大于在点评《茅于轼: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中还说过——

其实，真正说来，“文革”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固定的状态，开始是“混斗状态”状态，接着的是“夺权状态”、“斗批改状态”、“整顿状态”、“抓革命促生产状态”、“反翻案状态”等等，这些状态，不参与其中，是根本不可能了解其复杂性曲折性的。所以笼统的说什么“文革状态”显然是外行话。

不过如果从茅于轼说的什么“皇权统治”、“缺乏理性”、“逆来顺从”的角度来看，“文革”对它们的冲击则是前所未有的。具体来说，“皇权统治”归根结底就是特权、“缺乏理性”的本质就是迷信、“逆来顺从”的表现就是不去斗争。事实上，“文革”对特权的否定是前所未有的，这方面只要看看劳动者那时的神气劲就知道；“文革”对迷信的否定是最彻底的，这个从“怀疑一切”的口号里就可以看到端倪；“文革”的“造反有理”是最响亮的口号，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斗争。正因为如此，乃至在一些方面有矫枉过正的嫌疑。“文革”即使有一千条一万条错误，它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思想大解放的积极作用这一条是谁也无法否定的。

“文革状态”是一个什么状态？“文革状态”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破大立状态；是一个人民群众打破一切束缚，思想得到史无前例大解放的状态是一个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探索人类新路的状态。如果不是通过“文革”这种形式，也许要经过100年的努力才能达到这样的广度与深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革”确实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最彻底的反封建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