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乡愿——从语文老师“临震先逃”谈起
“知识”的乡愿
——从语文老师“临震先逃”谈起
5月22日,地震后十天,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语文老师范美忠在天涯撰文《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讲述了发生地震时自己为什么先逃出教室。其中,“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引起网友议论纷纷。有人说,人人都有求生的本能,范老师没做错;有人说,丢下那么多学生,范老师实在愧为人民教师。
用本能和师德来碰撞,永远不会有什么结果。也许天平稍稍倾向于后者,毕竟教师这个职业对道德的要求相对要高,但后者也是言之凿凿,甚至可以与“普世价值”扯上。与其抽象地扯淡,不如认真地研究一下范美忠的言行,看看他丰富、复杂的内心。
这位北大出身的中学语文老师很有想法,在课堂上“大谈鲁迅、穆旦、陀斯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卡夫卡、艾略特、王国维”(据《新快报》,记者陈杨),并且认真实践着自己的教育理想。用范美忠自己的话说,他一直在“追寻有意义的教育”,是一个很有人文关怀的人。为了学生能够健康的成长、合理地做人,他愿意付出自己的心血和智慧。
这样一个甘于奉献的好老师,为什么“临震先逃”,而且还在事后解释,除了自己的女儿,谁都不会管呢?这不是“虚伪”吗?
在走向死亡的瞬间,绝大多数人都会把生的机会留给子女,毕竟子女源于自己的创造,是自身生命的延续。到了母亲、学生或者其他的熟人,就远了一层。如果把个体所处的人际关系网比作无数个同心圆的话,子女处在最靠近自己的那个圆上,其他人离圆心越来越远。如果在平时,母亲、学生有个三长两短,我相信范美忠一定会有所表示的,甚至会倾力相助。一旦死神临近,所有的爱都被封存,只剩下逃生的冲动。
有人会问,那为什么李雪梅、谭千秋能够把生的机会让给学生呢?能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是最可敬的人,范美忠在这一点上比不过李雪梅、谭千秋们。同样是为学生、为教育操劳,但在范美忠那里,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生与死。
谁都不愿死,比较注重自我的人尤其不愿死。个体的价值如果附着于集体、附着于道,个体面对死亡时也不会顾惜,在20世纪中国,国家、民族、党、共产主义都曾生出崇高的意义,让无数个体赴汤蹈火。但对范美忠来说,他对教育的追求、对学生的爱可以构成生的价值,却不能构成死的价值。
当然,爱教育、爱学生无法推论出要为学生而死,尤其是在和平了几十年的中国,所有的爱、所有的理想都未曾考虑到地震/死亡这样的瞬间。但是,死亡是一个魔镜,能够照出爱的成色。如果面对汶川地震,每个人都选择做范美忠,那就不是死多少个学生的事情了,而是,我们将看到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不能说范美忠“临震先逃”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性(任何阶级都会发生类似的情形,亦如任何阶级都会诞生李雪梅、谭千秋这样的英雄),但自我的“膨胀”的确多与近三十年我们获得的“知识”(爱、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等)有关。这些“知识”只教人如何爱、如何生,却没有教人如何恨、如何死,这是“知识”的乡愿——我们会永远生活在宁静的世界。但就像这次地震,我们总有恨的时候、死的时候,这时,我们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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