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络上有篇文章很红火，那就是《不告密、不揭发是道德底线》;说“不告密、不揭发，与其说是一种可贵品质;不如说是一条道德底线。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我不知道这篇文章的真实意义是什么?但在我们今天这腐败泛滥成灾的社会，大家都对腐败熟视无睹了;这难道是告密成风的社会吗?看今天的中国大地，除少数被直接侵犯利益而成为上访者的外;还有人敢反对自己领导的腐败吗?再看我们今天社会的各级领导班子，有哪个班子不是和谐团结;可当中纪委查处了这个单位负责人是腐败分子后，为什么这个领导班子里面就没有人发现这腐败分子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查处腐败分子根本不是依靠告密，所以腐败分子通常总是有恃无恐;因为我们社会除了上级领导能够震住腐败分子外，其它根本没有任何是腐败分子惧怕的。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社会根本不会有告密者和揭发者，因为这样的人全部被下岗或其它方法清除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今天的中国是有权就任性;因而没有告密者与揭发者的中国才造成腐败泛滥成灾。

　　我们看到这篇文章鼓吹“不出卖别人以求前程是正直，也是勇气”;然而可惜的是今天的中国人的确不告密，也不揭发;却是维护腐败分子或者是附和腐败分子从全民资源那里获利，因为腐败分子侵犯的绝大多数是全民或集体利益;所以不告密与不揭发成为中国社会附和腐败分子获利的一种主要途径。看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哪个告密者或揭发者是既得利益者，因为上访者的最终结果早就告诉中国人的事实了;正因为如此，附和腐败分子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种社会风气的快速形成;因为腐败分子吃肉，附和者就有汤喝;而告密者或揭发者，不仅没有汤喝;而且还要把你原来的利益全部剥夺。正是因为改革开放造就这样的现实土壤，所以怀有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心被消泯;谁有权就附和谁，相反却是向腐败分子“告密揭发”不平者;正是全社会这样的思维在作祟，所以我们社会根本消失了维护集体与国家利益的人;因为与权力作对的人决没有好下场，这就是改革开放的经验。

　　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也有反腐败而鼓吹告密者的阶段，因为那总是出现在腐败泛滥成灾的时候;如武则天与康熙时代就先后出现过鼓吹告密的时候，结果官员们相互揭发的年代自然也就人人自危了。虽然这两个时代的确出现过诬告等事实，但通过这种全社会的告密的确使腐败得到了根本性的控制。在我们这个公权力泛滥的社会，最缺少的就是“盯人”的监督;因为按照我们社会的体制，老百姓是不能够监督官员的;全部是上级领导监督下级官员，因为官员的任免权力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也正因为如此，只有我们社会的官员绝大部分都是“山高皇帝远”的脱离监督;也正因为如此官员的一言一行都在老百姓的了解之中，而上级领导仅仅只能依靠官员的总结汇报而了解不真实的情况;这也是我们社会能出现老百姓早就认定是腐败分子的人，却在上级领导那里还是值得信任的人;如这次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杀人就是老百姓早就举报的人，而在上级领导那里却是“好人”;“好人”为什么会亲自动手杀人，相信事实真相会叫人不寒而栗。

　　我们不是要所有人都处在不确定性的社会里，因为这样的社会容易叫人处于恐惧和焦虑的状态中;但我们社会的公权力掌握着我们所有人的人生，难道拥有这样权力的人还能叫他(她)随心所欲地任性吗?只有经常有人“打小报告”，才能形成叫这些公权力坐立不安的紧张气氛;只有掌握权力的人紧张不安，他(她)才会运用权力时谨小慎微而不是任性;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权力者不戒备，从而才造成我们社会腐败现象泛滥成灾。如果我们开始就对权力者不信任，他(她)还会如此嚣张的任性吗?

　　我们看到主流媒体吹捧的西方国家的公权力者都没有隐私，为什么我们社会却要保护公权力者的隐私呢?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本来就没有隐私，所以说“不告密、不揭发”与其说是一种附和权力而“毁灭公道”的自私自利，还不如说是突破了社会道德底线的行为。因为我们社会的集体与国家财产与利益需要全社会的人共同维护，不使公权力者人人自危又如何能维护呢?我们社会的腐败分子之所以能够腐败，就因为没有告密与揭发的人;所以我们社会的腐败分子才能肆无忌惮地腐败。所以对公有利益的侵害而不告密，实际是扭曲了人们的社会价值判断;从而全面毁掉了社会的道德基础。

　　对公权力不能任性就是这条底线，这在我们社会首先就应该明确与清晰起来；公权力就应该是透明的，所有公权力者都应该成为一个阳光磊落的大写的“人”；而不应该是心理幽暗通过公权力而谋私的“病人”，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