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去厕论：其要害是宏扬贫富分开的天经地义　　

　　 苏 杜　　

　　时间 2009-03-23　　

　　 （本文大意：茅于轼“去厕论”与他“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系列论说一脉相承，都是一以贯之地在宏扬自己认定的贫富分开的“天经地义”。茅于轼的宏扬只言其一，不言其二，是“单面挺”，一边倒。茅于轼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宏扬贫富分开的“天经地义”，是因为这一经义的确是“改革开放”所依据的最基本经义之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几千年来的“天经地义”，不是创新。茅于轼一个标本，便将“改革开放”的“天经地义”大白于天下。）　　

　　 茅于轼关于“廉租房不设私人厕所防富人购卖”的论说，与他的“铁路票价要上涨”“学费要上涨”“18亿土地红线要突破”等“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论说，一脉相承，都是一以贯之地在宏扬自己认定的贫富分开的“天经地义”。这在他《廉租房为什么应低标准》一中说得非常明白：“有人说，廉租房没有私人厕所是歧视穷人。这话不错。市场经济就是对穷人不利。有钱人什么都能做，没钱什么也做不成。它是认钱不认人的。能不能改成一视同仁？我们试验过，就是吃大锅饭，结果不但富人完蛋，穷人更惨。倒是改革开放以后，虽然贫富差距扩大，但穷人的生活有了改善。现在基本上没人挨饿了。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事。市场经济能把饼做大，它的分配原则是谁创造的财富多，谁就得到更多的分配。但这样的分配原则，不能把饼均匀地分配给每一个人。”什么叫市场经济？有些人讨论来讨论去，解读来解读去，冠名来冠名去，费时凡30年，都没有茅于轼说得这样地道又通俗：“有钱人什么都能做，没钱什么也做不成。它是认钱不认人的。”什么是改革开放？有些人讨论来讨论去，解读来解读去，冠名来冠名去，费时凡30年，也都没有茅于轼说得这样地道又通俗：“贫富不能一视同仁”，“贫富差距扩大”，“不能把饼均匀地分配给每一个人”。如果有谁还在与茅于轼讨论什么穷人与富人吃喝撒拉睡有没有区别，上大学的是穷人子弟多还是富家儿郎众，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是愚蠢还是聪明，等等，我以为，对于他和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文不对题了。　　

　　 茅于轼对于自己的“去厕论”，的确并不多么在意，他于同文中就说：“（廉租房）究竟什么样算低标准，大家可以讨论。我建议不设私人厕所只是方案之一。”他的“方案”，不过是在一部分人先富、暴富条件下，助“稳定”另一部分人之努力的一臂之力，“有关当局”取舍与否，完全可以讨论；不可以讨论的是他认定的“贫富差距扩大”的必要性、正义性，也就是其“天经地义”，这才是要旨。 茅于轼说，“虽然贫富差距扩大，但穷人的生活有了改善。现在基本上没人挨饿了。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事。”在他们看来，这仿佛是无可辩驳的，然而，谁也明白，他虽然对“贫富差距扩大”骂了一句“虽然”，但是他的重心还是放在了“但是”之后。而且，谁也知道，茅于轼“但是”之后的重心，只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一面，社会中还有另一面， 那就是被茅于轼宣称“完蛋”了的“富人”的重新崛起，的巧取豪夺，的穷奢极欲，的卖国投靠，的无耻辩解。这也是“中国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事”！ “现在基本上没人挨饿了”，也许这个结论来自“不同口径”的官方统计，但是，放眼望去，我们这个社会的另一面上，就没有一日没有“农民工”惨死在工地上或矿井里，就没有一天没有儿童婴幼被盗被卖，就没有一处没有妇女去卖已卖人，就没有一处“包身”的童工不“畅销”，就没有一家“主流”媒体不说惨死、被卖、卖身、卖命也比“挨饿”好！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事”！为了力挺自己认定的“贫富差距扩大”的“天经地义”，茅于轼“单面挺”，一边倒，不遗余力。　　

　　 茅于轼之所以这样一以贯之、不遗余力地宏扬贫富分开的“天经地义”，就是因为这一经义的确是他与他们之改革开放所依据的最基本经义之一。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基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扩大贫富差距的邓氏理论上的。这一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的：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社会管理者应当允许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责任就是制定“不能把饼均匀地分配给每一个人”的“分配原则”。这一“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而是中国及世界一些“理论家”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理论。自从人猿揖别，打磨石头，搅动铁炉，生产力有了足够的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有了物质基础，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这个“理论”指导下就产生了“不能把饼均匀地分配给每一个人”的“分配原则”，这个“原则”就被一代又一代的“主流经济学家”说成了是不可动摇的“天经地义” 。茅于轼“农民工房子去厕论”之“方案”，其他“主流经济学家”的“农民工婴儿奶粉去蛋白质论”，“农民工子弟上学如逛超市论”，“农民工专列去座位论”，“农民工家电去功能论”，“农民工低素质应驱出城市论”“农民工恶意讨薪自杀作秀严惩论”，等等，都是对这种“分配原则”的“践行”，都是被他们认定的“天经地义”。具体“方案”可以花样翻新，可以朝令夕改，可以自称灵活，可以标榜自由，但是，贫富分开，认钱不认人，这种“天经地义”是不可动摇的。这是茅于轼于提出“去厕论”后又急忙抛出《廉租房为什么应低标准》的根本动因，没有廉租房的穷标准，就没有大宅门的富标准，这应该太容易明白了。　　

　　 但是，茅于轼如此宏扬贫富分开的“天经地义”，还有眼下的诱因，即世界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空前危机。“贫富分开”的“践行”现在栽了大跟头，中国的殖民奴才与列强的殖民主子一齐跌进了史无前例的大“窟窿”。拍胸脯，空许愿，主子呼吁奴才救主；凑数字，编事实，奴才担心主子投石。主形奴影，将马克思一个半世纪前，毛泽东一个甲子前所做的预言，表演得活灵活现，一字不拉地为他们二位甘做人证、事证。茅于轼自年轻“确实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准确地打成了右派”，到暮年走上了资本（殖民）主义道路，凡六十年矣，历经沧桑，岂不明白他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现在的风雨飘摇，贫富分开“天经地义”的七零八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四面楚歌？他之再为振臂一呼，势有所迫啊。　　

　　 为势所迫，茅于轼一面宏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贫富分开”的“天经地义”，竭力呵护着改革开放的这块基石；一面声称“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我确实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将改革开放另外一块基石“右派冤假，一率平反”，一脚踢得粉碎，顾得头顾不得屁股。茅于轼这样一个标本，便将“改革开放”的“天经地义”大白于天下，叫醒了多少人。呼吁“改革开放不可动摇”的主流理论家，应当向茅于轼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去呼吁，要他们少出点“改革开放”的洋相。 然而，茅于轼仍在主流中发扬踔厉着，洋洋自得着，他除了将叫醒更多的人，仍不会为主流帮上任何别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