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农民工和农村　　

郝 民
　　

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蔓延，农村--隐藏着巨大消费能力的市场，再次成为中国政府保持其经济增长神话的“救命稻草”。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广大的中国农民应感谢这次令人人自危的经济危机。因为，只有在此时，”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才如此高频率地被提及，被重视。尽管随着这次经济危机的到来，将有约2500万农民工失业，1亿多人等待就业机会。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获得社会的一片赞美之声，但它出台的时间与国际国内背景却使之面临多重的考验。现在当整个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困难之时，中国农村经济也无法自保。”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鼓励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对农业的补贴”等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在新的全球经济形势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也无力使中国农村走出经济发展缓慢、社会问题突出等各方面的困境。同时，这次金融危机充分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稍有风吹草动，农民的抗风险能力的脆弱性和收入不稳定性一览无余。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浅谈经济危机下的中国农村。　　

“三农问题”与“农民工”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表述、概括中国农村问题的标志性词语。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民工”逐渐成为”三农问题”词语体系的的核心内容，也成为中国政府转移”三农问题”窘境的突破口。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上所取得的巨大发展，令世界为之侧目。但社会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共同富裕”，占中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生活质量相对于30年前固然有所提高，但并没有体会到政府曾经许诺的”大河有水小河满”带来的幸福感。仍然具有影响力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价格政策，目前正在推行”家电下乡”、”农业补贴”等一系列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政策都鲜明验证了中国农民——与其所谓的宪法上的阶级联盟“工人阶级”在为中国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被无情的抛弃、遗忘。　　

“农民工”的最终归宿依然是农村 　　

由于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建设，尤其是城市发展进程作用的日益提升，众多人士越来越倾向将”农民工”归纳为新社会阶层，或者工人阶级新组成部分。这种分类，体现了农民工作用的不可替代性，但却容易使人忘记农民工的根本属性。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的身份依然是农民，农民工的最终归宿依然在农村。　　

农民工进城不是真正的城市化，他们更多的只是城市工商业经济发展中被使用的”一次性”廉价劳动力，用完即扔，年龄大就回乡。本轮经济危机的冲击，大量农民工返回农村就是最好的解释与证明。　　

农民工外出打工，实际上是农村劳动力流失。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危机发生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分男女几乎全部出走，村庄里只剩下留守老人和儿童。尽管有农业税免税和各类补贴等优惠政策，农业生产还是因劳动力缺乏只能维持粗犷性经营，甚至出现大面积抛荒。这还只是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更致命的是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影响。随着大批青壮年人口流入城市打工，乡村留守人口质量明显下降，农村治安和文化生活状况恶化。　　

由于村庄仍然是农民（包括广大最终回乡的农民工）的生存之所，并仍将在未来长期存在，劳动力流失使乡村因失去建设主体陷入衰败和解体的境地。拥有9亿农民的农村不可能在短短数年间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而且现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也并非就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梦中天堂”。　　

如此看来，2500多万农民工返回农村未必就全然是一件好事，他们有可能将是农村发展必须的主体力量。　　

经济危机来的“恰逢其时” 　　

当前情况是，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中国农村受到的冲击日益强烈，政府依赖农村市场拉动经济提升的程度日益加深。因此，从应对经济危机的效果来看，中国农村在扩大投资——拉动内需——刺激经济的同时，不应错失通过调整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机遇。首先，村庄仍是农民生产、生活、娱乐的空间，城市化的发展并不能消除大量的村庄。要在广大农村重建社区，成立农民协会，唤醒农民权利意识。　　

农村组织匮乏，农民的自组织能力有限，使农村内生发展的动力不足，政治主体地位仅停留在纸面。乡村社会基础的改善，尤其是培育农民自组织不仅仅是出于拉动内需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而且要基本改变现存的城乡二元断裂结构，实现城乡一体，推动中国农村建设实现根本性变革。　　

其次，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经过近二十年的城市化，从今天开始农民工主体将逐渐过度为第二代农民工（那些一出校门就进工厂打工的年轻人，虽然在户籍上他们仍然是农民，但从未从事过农业）和农民工第二代（那些父母是城市中长期打工的农民工的后代；他们从小在城市中生活和学习，虽然户籍上也仍是农民，但无论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还是自我身份认知都与农村没有什么联系）。　　

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在城市生活，本身缺乏农业技能，生活方式早已习惯了城市环境，返乡后很不适应，而且他们从内心从情感认同上已经很难返回农村。况且农村的现实环境也不能满足他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他们如何调整自己与农村社区的关系，和如何积极地或消极地去影响广大农村问题，将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可能具有爆炸性的问题。　　

面对日益凋零的农村和沉重的压榨，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农民应该通过斗争拿回自己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政治地位和权益，并在此基础上打破劳动力和资本之间极不平衡的态势，从而有力量在经济上抗衡资本，在政治上抗争农村官僚对他们无情的剥夺。　　

经济危机所来“恰逢其时”，尽管在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农民和农民工将遭受更多困难，但正如马克思所言“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将是整个世界。”　　

无论是“三农问题”，还是“农民工问题”，问题的出路存在于也只能存在于农民自身。惟有农民权力意识的自我觉醒，惟有农民奋起自我抗争，经济危机下的中国农村才不至于仅沦落为政府挽救经济的”救命稻草”，中国农村才有希望突破“二元”体制的束缚，中国农民——-原本意义上的国家主人，才能真正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利益既得者”，中国社会变革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