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在晚年的时候，曾一手提拔了三个人，把他们从普通百姓一下推到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估计以后也不会再有。主席的用人之道，的确有不同凡响之处：　　

陈永贵，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时年60岁。出身贫农，一辈子农民身份的副总理。　　

吴桂贤，在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吴桂贤被安排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年37岁。她既是共和国的首位女性副总理，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年轻的副总理。出身贫农，后为工人。　　

王洪文，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时年38岁。出身贫农，参加过抗美援朝，复员后当了工人。　　

这三个人中年纪最大的为陈永贵，当时60岁，王洪文与吴桂贤尚不足40岁。他们在中央一无根基，二无资历，三无文凭（甚至有一个是文盲），可主席偏偏要顶着极大的阻力、以其个人影响力硬是把他们推到国家领导人的座位上，而且居然是几个一连串的大动作，主席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有人说主席是急于交班，这一点是对的，毕竟当时主席已经是80高龄的人了。在这三个人之中，主席尤其青睐的是王洪文，说他集工农兵于一身，又有当干部的经历，显然，主席有交班于王的想法。但是主席想的并不仅仅是交好他个人的班，而是想着交好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这个班。　　

有人说主席如此的交班方式完全是出于私心，是为自己着想，怕自己身后会像斯大林一样，遭后人全盘否定。　　

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主席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此主席曾先后牺牲了六位亲人，哪里会如此小肚鸡肠地为身后名誉而担忧？主席当时的一门心思全放在了如何巩固劳动人民的红色江山、如何反修防修和防止和平演变上，只要看看这三个人的工农兵出身，大家就能明白主席的真实意图！　　

经历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位接班人的打击之后，我们完全可以想到主席内心深处的担忧和焦急，主席之所以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且在用人方面有这么一连串的大动作，完全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主席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当今的社会恰好印证了主席的这一担忧！经过三十多年的“改开”，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工农大众从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沦落为“弱势群体”， 失业的失业，下岗的下岗，失地的失地，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处处遭受权贵打压，时时遭受资本盘剥，在物质和精神上重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正是主席生前最最担忧的事情！　　

薄一波曾经说：“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其实，主席何止是早看了五十年，他也比我们早防了至少二十年！试想，要不是主席不怕落下骂名、一意孤行地发动各种政治运动的话，说不定资本主义早就复辟了呢！从建国初一直到主席逝世前，主席对于反修防修的问题就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也丝毫没有马虎和拖延过。　　

新中国成立前，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袭击。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更成了主席关注的焦点。　　

1959年11月，在杭州的小范围会议上，主席认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有一定基础。　　

1962年1月30日，主席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讲话，认为党内并不纯粹，提到了国家变修的可能性。在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主席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1963年5月9９9日，主席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说：“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避免修正主义的确实保证。如果放松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1964年6月，主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主席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65年1月14日，主席在同地方一些省区负责人的谈话中说，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1965年8月，主席在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10月10日，主席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　　

1966年6月，主席在同一位外宾谈话中说，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对接班人的问题格外重视。　　

主席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主席说过，如果不能在和平条件下交班，就在血雨腥风中过渡。主席对身后的形势可以说估计得很透，知道会有一场“大地震”。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主席当时的急迫心情——在见过王洪文之后，主席认为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主席多次找王洪文谈话，对他进行开导和帮助，并特意关照周恩来“传帮带”。要求王洪文参加所有由周恩来主持的会议，并让他发表意见。主席还派王洪文到新疆、浙江、河南等地处理两派之间的冲突和武斗，由于他在上海时经常到现场处理和调解两派的矛盾，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加之他能“一碗水端平”，因此凡他处理过的地区，形势都有所好转。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十大会议闭幕式上，主席请假没来，特意委托王洪文代表他投票，这一举动更是给王以最大的支持。　　

　　

那么这几个人的品行到底如何？主席是不是看走了眼？　　

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人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主席身上具备什么样的品质，他所喜欢和推荐的人身上或多或少就一定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与主席一样，身上都具备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品德。　　

吴桂贤当时虽然当了副总理，但每月仍然只拿西北国棉一厂76元的工资。而陈永贵当时也是唯一一个不拿工资只领工分的副总理。就是说，虽然当了国家领导人，但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并没有什么变化，一个仍是农民，一个仍是工人。　　

按照主席的指示，吴桂贤与陈永贵实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1975年9月，吴桂贤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参加劳动。赵梦桃小组的姐妹们兴高采烈：“吴大姐又回来了!当了副总理还和咱工人一个样，这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当时在政治局开会或在国务院开会，喝茶水要交2角钱的茶叶费。吴桂贤每次都只喝白开水，不喝茶水。每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她都要按规定交餐费。　　

至于陈永贵，从他退出条件优越的好汉组而毅然加入老少组的事迹，从他吃苦耐劳，甘于奉献，带领大寨人民三战“狼窝掌”的事迹 ，我们完全能感受到什么是大寨精神！大寨精神其实说到底也就是陈永贵精神！说大寨是社会主义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这决不会错。　　

王洪文从1968年开始已经在上海市革委会上班，同时兼着“工总司”的工作，但他每个星期还要到厂里劳动，从没有因为自己已经成为市领导而间断过。主席对他的做法非常满意，教导他说：“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　　

在被确定将要在大会上发言时，这位当时已经统领着几十万的工人武装、可以算是“一方诸侯”的大人物居然“发现”自己没钱买一身像样的衣服，于是他向徐景贤借了１５元钱，到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和新上衣。区区15元，竟然要借，我们可以想象到他为官的清廉。　　

在婚姻家庭方面，王洪文也应该是比较负责的一个人。1976年10月5日，王洪文大概已经觉察到自己身处的险境，他派秘书带给妻子一句非常凄凉的话：“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我们再来看看他们三人失势以后的情况，看看人们对他们的最后评价：　　

吴桂贤辞职返回咸阳，一回到家，就丢下行李，佩上白围腰，戴上工作帽去上班了。爱人叫她休息休息再说，她说什么也不肯，她还和原来一样，挡四台车，一台不少，保质保量完成了当天任务。　　

1998年，吴桂贤从企业退休，但人退心不退，仍在贡献余热。她继续担任深圳振兴陕西促进会会长，积极为深圳、陕西两地的企业牵线搭桥。她曾为重修黄帝陵募捐了25万元。她回咸阳走了5个县，看了17个企业，帮助那里搞合作开发项目。平时有陕西的乡亲来深圳办企业，搞书画展，她总是热情地前去剪彩祝贺。平时的救灾扶贫、希望工程等社会公益事业，她总是从自己的生活结余中捐款捐物……　　

陈永贵赋闲在家后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的花盆里种了许多花，甚至还种了棵玉米。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来，常常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12层扫下去。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因为“永贵大叔”知名度很高，常常被人认出。有一次被经理认出后，不仅得到热情接待，还要免收菜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又有一次去市场排队买肉，被卖肉的认出，二话不说，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陈永贵秤了。　　

1983年春，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1985年患病住院，1986年逝世，骨灰被埋在虎头山上，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王洪文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狱中度过，对于他的情况，公众知之甚少，所以不做结论。　　

二0一0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