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教育体制为什么要改

如果不能持续培养出杰出的人才，中国就不可能完全发展起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只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梦想。

中国从来都不缺乏人才苗子，缺乏的是对教育制度本身的改革。我始终坚信，是相对落后的教育体制在不断地、不自觉地发现并扼杀人才苗子，从而造成社会人才缺乏的事实。

2006年11月20日国务院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当温家宝总理焦急地询问如何才能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的时候，原清花大学校长似乎真情的说：“培养杰出人才的关键是教师，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当务之急。”

王校长的回答看似抓住了核心，其实是个真真切切的悖论。我们如果能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培养杰出人才当然可以成为可能，但“高水平”的教师本身就是“杰出人才”，我们连杰出人才都培养不出来，又怎样能培养出“培养杰出人才”的杰出人才呢，而且要形成队伍！是不是有点荒谬？

我们的教育专家在努力探讨教育改革方向时，都在有意无意的回避教育制度的本身。喜欢在圈子内忙活，不想在圈子外看问题。体制作为维系一个领域稳定发展的体系，有了稳定才能发展，有了发展才能稳定，在这里我主要从发展的角度来展开讨论，希望能探讨出一条通过“改革教育体制 培养杰出人才”的路子来。

改革教育体制是培养杰出人才的根本出路。这其实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当落后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改变生产关系是解放生产力最切实有效的方法。就是说，当我们的教育不能有效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的时候，就说明我们的教育体制出了问题。

二、改变对教育的狭义认识

教育对国家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在人民大众中的认识还远远没有到位，在各级行政官员中的认识更是远远没有到位。如果不是中央高层主要领导对教育的重视，很难想象中国教育能发展到今天这种水平。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主要由中央高层着手推动，靠各级政府被动执行，而不是开创性的、积极主动的推进，这是中国教育的基本特色。这个特色决定了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总是相对滞后，改革成果总是不尽人意。造成这一特色的根本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没有认识到教育对社会发展、对国家发展的深远影响。所以中国教育体制改革要想打开局面，必须从思想认识上抓起，要想从思想认识上改变过来，首先要改变的是对教育的狭义认识。

提到教育，大多数人就会想到学校，想到老师，想到学生，也会想到学校建设要投入，教师待遇要提高，学生生活条件要改善等。这些想法都有局限性，在孤立的看待教育，没有将教育放在战略的位置上，更不会站在战略的角度思考教育。

在世界上，人类历史发展的背后隐藏着教育的发展史。明朝中期以前的中国的各个时期的教育体制一直远远领先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国家，与此同时期相对应的中华帝国的国力同比例地遥遥领先与其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明朝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后，程朱理学在中国封建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教育日益走向僵化和空洞。满清入关后野蛮的文字狱更是彻底打断了中国教育缓慢前进的步伐。同时期的西欧各国热火朝天的文艺复兴使其教育迎来了长足的发展。迅速发展的教育有力促进了工业革命，快速上升的国力使各个帝国的铁蹄踏上中国的土地，我们从此步入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的血与泪交织的历史……教育的没落直接导致了国家整体实力的没落。

教育对国家命运的决定如果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将变得异常清晰，先进的教育体制必然能孕育并支撑强大的国度。可悲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德国是现代教育的开创国，让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德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历程。

1805年英雄的拿破仑击溃了普鲁士，就在每年为法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的第4个年头，普鲁士教育部长着手建立了柏林大学，普鲁士国王每年将国库中仅有的家底全部拨付给柏林大学，因为他坚信教育能使普鲁士从战败的屈辱中顽强的站起来。于是柏林大学的讲台上走来了黑格尔，走来了叔本华，走来了各林兄弟，走来了爱因斯坦……而柏林大学也培养出了马克思，培养出了俾斯麦，培养出了海涅，培养出了拜耳……德国大学教育在短短数十年间就赶超了英法，并被世界其他国家所尊敬并效仿，也使得德国成为19世纪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1870年普鲁士为统一德国与法国爆发了著名的普法战争，普鲁士大获全胜，建立起强大的德意志帝国。从根本上说是教育拯救了普鲁士，孕育了德国，让日尔曼民族在滚滚的历史浪潮中永远顽强并自豪的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生存。

欧洲大地上发生的故事引起了东方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的极大兴趣，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亲自到德国考察，对德国的教育等模式极度认可，在和暮落的清王朝可悲的下场的对比中，他选择了在国家还相当贫穷的条件下优先推进全民教育，迅速崛起为近代的资本主义强国。

只有教育能够救国，只有教育能够使国家富强，只有教育能够使国家长治久安，只有教育能从灵魂的层面武装一个民族。因为教育能开发一个民族的智力资源，而人类的发展中最珍贵的就是智力资源。面对13亿中国人，我们对大师级的杰出人才充满着期盼，我们对中国教育的改革充满着期盼，因为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统一，还远没有真正的富强，我们的民族只是刚刚从屈辱中艰难的站起来，要赢得世界各民族的认可和尊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教育体制要保证自身的自我修复功能

新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改革也从来没有彻底过。我总结的原因是：

一、教育改革缺乏系统性和长远打算

急功近利是中国教育的第一大特点。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教育体制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这个阶段的教育体制是在对旧中国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吸收革命根据地教育经验和借鉴前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计划体制。目的是快速培养选拔国家建设急需的专业人才。

第二个阶段是从拨乱反正到上个世纪末。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经历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为适应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教育体制改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由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为改革开放快速选拔培养“杰出人才”到90年代中期全面推进教育产业化

第三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16大以来，在基础教育领域仿佛又是一个拨乱反正，修改完善《义务教育法》，说是要真正推进全面的义务教育。我谨慎的认为也许就是从这一刻，中国才算真正进入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我满含着眼泪告诉大家，即便是真在这样做，那么在时间上我们与现代教育的开创国德国及其学生日本整整相错200年，2个世纪……

二、教育方针方向不定，体制改革大起大落

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大力开展教育产业化，从人民教育人民办到完善全面义务教育，大凡经历这些过程的教育工作都有一种摇摆不定的感受。即使在中央对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费、杂费的现在，在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心中仍然没有一种稳定感，我们不知道明天的教育体制将会变成什么样。因为我们深深得体会到，在中国一个稳定的工作是最不容易得到的，谁也无法给你保证，不是吗？那么多农民，说种不起地就就种不起了，那么多工人说下岗就下岗了，那么多机关事业单位的人说分流就分流了，不管你40还是50，精英们说了，这是改革的代价。当私立学校雨后春笋般崛起，大着胆子收费赚得盆满钵满且生源广进的时候，我们有理由担心，公办基础学校会不会像上个世纪大多数中小国有企业一样走向破产，使一线教师像上个世纪90年代农民破产、国营企业破产工人被迫下岗呢？是呀，私立学校优厚的待遇不是吸引了那么多优秀的中青年教师坚定的抛弃了“铁饭碗”吗？有什么理由让他们在这里守侯呢？难道还是那苍白的“奉献精神”？

教育政策的不稳定性是中国教育的第二大特点，广大教育工作者希望将义务教育等基础教育写入宪法，写入党章，或者再来一个“几百年不动摇”的口号。亲爱的党，深爱的国家，弱势的我们需要一个承诺。

三、政策不配套，落实成问题

我经历的2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一件事情是搞普九工作

1996年我毕业后到学校任教，那时候每学年开学不久就要迎接一个“普九”检查，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就被召集起来，教办室（现在叫中心学校）派专干指导工作，我们分工合作，埋头造表，查公安户口，编学生成绩，目的就是在数字上完成上级下达的“普九”工作目标。检查组来了，只看材料，从不走访。走马观花后吃饭喝酒，那个时候卡拉OK正流行，唱唱歌跳跳舞，临走时候单位再送几样纪念品，你好，我好，大家好，好好好，哈哈哈……年底校长会被发了一个荣誉证书，上面写着“奖给在1996年——1997学年度普九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XXX同志”据说还有奖金。当然，热闹的是领导，我们什么也没有。

那一年我到一个学生家动员一个中途辍学的学生，苦口婆心，晓之以情，动之以礼，最后家长发话了：“我咋不想让娃上学哩？家里穷呀！学校要是能帮助解决，我给你们磕头都行！”那天，我真想学学报纸上资助贫困生的老师，可是我每个月只有304块，而且都5个月没有发了（那时候教育经费地方财政供给，工资随意苛扣、打白条），生活费都是问我爸要的，就忍住了，心里想：有钱咱也会当好人的。

另一件事情是搞素质教育

本世纪初，素质教育的口号不知道是啥原因突然充斥教育界，是人都在喊，媒体咱就不说了，单看那校园的标语，横幅，墙体，板报到处都是，我们又忙活起来，天天要学习，夜夜写心得，周周谈体会，月月整论文，材料弄了一大堆。但教学一如既往。校长以口头告诉我们几个年轻人：“这样做主要是为迎接检查，这是政治问题，但该咋教还咋教”后来我听说有一个学校专心搞素质教育，结果学生都跑到别的学校了，家长说，别听国家忽悠，高考还不是考文化知识！

政策不配套、落实不到位、缺乏操作性、形不成一盘棋，是中国教育的第三大特点。

四、教育行政部门不作为，没有责任意识

基层教育的现状，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一般是不很了解的，而教育行政部门一般扮演欺上瞒下的角色。象局各科室的科员主任等喜欢坐在办公室里收材料，看报表，说国家大事，谈风流韵事，8个小时很容易打发的，有心思的就去搞点实业，兼个职什么的。没有监督机制，没有奖惩措施。如果一定要出的亮点，他会弄些“改改汉字的书写方法”、“提倡学生跳交谊舞”这些无聊的事情上。学术问题不探究质量，只热心搞量化。

去年我作为一线教师想对我县的教育基础现状做个全面的调查，看我们县究竟有多少公办、私立学校，学生的组成和教师的基本情况。结果几乎所有学校都拒绝的调查，想得到教育局的许可，局里也推委扯皮，还让领导传话说：“干好本职工作，把心思用在教学上。”后来有个局里的同学对我说：“大多学校都有老师出去打工，他们自己一般先找个亲戚或是退休的老师来代课；大多数学校存在虚报学生，套取国家财政补贴；还有乱收费，乱发资料什么的，这些都是不能张扬的东西，能让一个来路不明的人调查吗？谁知道你是搞啥的？这年头你这种想法说明你有病！”

我晕……

人浮于事，不钻研业务，得过且过，是教育工作的第四大特点。

所有这些告诉我们，中国教育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必须怎么样大胆改革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体制必须首先要保证自身能及时修正的功能。让各项教育政策作到既能落实，又能监督，既能见到实效，又能及时反馈。没有这项功能，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永远都是僵化没有活力，永远都得不到真正成功。

四、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对教育的干涉和教育本身的去行政化

回顾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政局，实事求是的讲，在大局稳定的前提下出现了几多起伏。从社会主义改造到阶级斗争为纲，从改革开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思想都是在左和右这两面墙上碰撞前进。想来也是,要在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度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社会不是一般的不容易。文化大革命将新中国辛苦建立起来的教育体制砸了个粉身碎骨，拨乱反正又将教育优先发展推向高潮，普九运动提出了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号召，教育产业化的政策让教育在步履蹒跚中寻找自己的方向，总之，教育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从来都没有沿着自己的路、按自己的规律发展，如同江上一叶，随波逐流、沉浮不定。也许这是中国教育难以培育出硕果的根源。与此相对应的，2个世纪前的德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柏林大学的筹建者、时任德国教育主管的洪堡曾明确指出：国家必须对教育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支持，但不得干涉教育和学术活动。过多的行政干涉只能给教育发展带来不稳定性，扼杀教育最具灵魂性的东西。

行政对我国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部门对教育的过多硬性干涉，一是教育本身越来越严重的行政化。

教育行政化首先表现为通过科层化的等级结构来传导国家权力，使国家的教育理念、方针、政策等得以贯彻执行。在政府行政体制内，从教育部、教育厅、教育局，教育办到教育小组（现在叫中心学校），这样至上而下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科层结构，教育官员属于正式的国家公务员，其录用、选拔和晋级按照国家统一的公务员招录程序和考核标准进行。 其次是学校行政化。学校被纳入教育行政系统，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上级”，成为行政系统的一部分或其附属组织，一些重点大学实际上成了准政府组织。学校行政化还表现为学校领导层的官员化，这包括：①每所学校都配备有专职的政工干部。②学校主要领导都来自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任命。③对学校领导的考核由政府决定等。最后是教师行政化。一类是在编、正式的教师，主要是经过国家的正式录用、选聘渠道进入教师职业群体，按照国家公职人员进行管理，其所享受的待遇比照公务员待遇。另一类是编外或待编的非正式教师，如合同制教师、临时代课教师、实习教师等，他们虽然没有体制性的保障，但仍然有行政化的背景，只要他们走上讲台，就与国家有了一定的关联性和一体性。

江苏大学有一位叫王长乐的教授对行政与教育的关系有一定的研究，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国教育领域目前通行的领导制度，是一种显著的行政管理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教育被作为行政机构进行管理。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在决策者心里，并没有意识到教育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观念和文化目标、独特原则和活动规律的专门性事业，是需要遵循其专门的活动规律的。这种制度衍生的外行领导内行趋向造成的常见性结果是，教师们要么放弃自己的教育信念，自觉自愿地做行政需要的工具，要么坚守自己的教育信念，与现行制度貌合神离，以消极的态度表示自己的不满。这种制度由于以往的许多决策造成不少失误，在人们心中缺乏权威。这种意识的发展，便是人们普遍地漠视教育本性，对教育事业不负责任，滋生雇佣感和无奈感。

由于社会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习惯于将自己的自利需求强加于教育，严重地扭曲了教育的本质和宗旨，使教育失去了自己引以为荣的品格和精神，变得委琐和庸俗。比如：教育行政机构在普通教育中推行的重点学校制度，对应试教育推波助澜，造成了教育机会和权利的不公平，使教育的畸形发展越来越严重。而高考由政府组织，更是明显越位。它既使政府管着自己不该管的事情，又使中小学校、高等院校的职能窄化，无法全面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一些大学被定为副部级的做法，让人感觉大学与官场差不多。这种行为凸显的行政特征，以及在各级教育机构中强化的主要对上负责的行政原则，造成普遍忽视教师声音的现象。教育领域中许多深层次矛盾形成的主要根源，可以说就是行政性的领导制度。虽然现在许多大学校长都声称在思考大学改革问题，但他们思考的改革，往往是在现行制度框架内或基础上的改革，他们所要加强或完善的大学制度，是“现在大学制度”，而不是我们期望追求的“现代大学制度”。

教育内部管理制度的简单化和行政化，造成教育领域中的种种乱象。教育管理制度层面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简单化的数字管理，一是显著的行政化倾向。简单化的数字性管理诱发了许多功利化现象。行政主导体制在剥夺了教师许多权利的同时，也解除了他们的不少教育责任，使不少人尤其是水平低的人感到大学中确实“好混”，很多本来应该极其严格的事情，在现在的大学中却无人过问。如：对大学活动有极其重要导向作用的教师职称评定，往往没有严肃、认真的专业性讨论，一些本行业的专家评定又由于“关系”等因素而流于形式，其真正起作用的标准却是一些机械的论文数、项目数、获奖数等数字。所以，有人说，现在的职称评定根本无需什么专家，只要找几个细心的本科生，将职称标准与申报人的材料仔细对照一下就可以了。这种简单化的标准，诱发了包括刊物版面费、期刊公关费、评委公关费等许多腐败现象。所以，虽然现在的一些大学中教授、博士数百上千，若过江之鲫，重大成果却屈指可数，风气也江河日下，越来越缺少大学的意味。

众所周知，教育制度与社会上的任何制度一样，其内在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正、文明、合理、公开的价值观念基础上的，而如果缺乏这些特征，制度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制度的作用就会被无形中减弱。而我国教育领域中行政化的管理制度，使管理者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协作关系，变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实质性的“上下级”关系。管理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向教师发号施令，甚至要求教师们要对他们的权威表示敬畏，教师们却几乎没有质疑和反对的余地。可以说正是我们长期秉持的行政制度抑制和掩盖了学术制度，造成了行政权力至上的结果。而行政原则至上的结果，又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教师的责任心。

王教授讲的这种现象不但在大学里普遍存在，在基础的义务教育领域里也是被视为很正常。我当教师的第3年，我的一位同事，姓秦，本来和我都在一个班级教书，我教语文课，他教数学课，说实话他水平很有限，教学成绩很不好，在那个讲成绩的年代不少家长要求校长换下他。2001他的表哥从别的乡镇调动到我们学校所在的镇当书记，从此他的命运就变了，很快被调动到教办室当一个副主任，2003年到一所初中当校长，有了行政职务，什么荣誉证、先进工作者等荣誉都能搞到。现在他已经是中学高级职称，而我自己还是中学二级教师，我都不明白，一个课都教不好的人能成为市级名师，年年优秀工作者。这个简单的对比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我清楚地记得他在调往教办室前曾对我说：“我表哥对我说了，不会教学当领导！”

教育上的领导一般是不懂教育的，当上骨干教师的一般是不在教学一线的，中高职称的人大多是搞管理的。面对这样的局面，归根结底是教育已经被行政这个东西严重同化。不把行政这个东西从教育中剥离出来，教育改革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我们中国人喜欢个人崇拜，不崇拜制度，这最具中国特色，因为我们坚信制度不但是人制定的而且是由人去执行的。抓住了人，摸透的人性就抓住了本质。所以就出现了希望什么好就寄托有圣人出现。治安不好了，就希望薄熙来一样的人来治理，社会道德低下了就呼唤雷峰快点转世，而很少想深层的东西。教育领域也是这样。前段时间我国的教育部长换了，又引来不少教育工作者的期待，其中有一个曾经是教师因看不惯教育的弊病而辞职的人迫不及待的给新任的袁部长写信，向袁部长反映他以前看到的教育上的不足，希望袁部长能赶紧改革教育弊端。其言之切，令人感动，一个多年已经不当教师的人仍然时刻关注教育发展，本身就值得肯定。但是，我在前面的文章中也提到，解决问题如果抓不住根本，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在这里我将他的信转贴到这里，大家看一看，也算是对我的论题的进一步的理解吧。

袁贵仁部长，请先清理教育局长和校长队伍

　11月7日　，履新仅7天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回应了网民对教育部部长易人的关注。他同时表示，将严格把好教师队伍的“入口”关，对于已在岗的教师做好培训提高，对于实在不能胜任岗位的教师要合理安排。他表示，要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加大投入的重点之一。

与亿万网民及非网民一样，我这个教师队伍曾经的一员也对袁贵仁部长充满了期待。对于袁部长“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提法，我举双手赞成。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之前，袁部长，请先清理教育局长和校长队伍。

严格的讲，教育局长和中小学校长应该属于“教师队伍”，可是在现实中，校长和局长已经脱离了教师队伍，成了彻头彻尾的“官员”，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他们分开。

袁部长谈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而我却说要先清理校长和局长队伍，这并非是与袁部长唱对台戏，而是长期的基层教育工作告诉我：对教育政策进行错误解读、同人民教育理想对立、与国家教改目标背道而驰的根源就在那些教育局长和中小学校长身上，而这些过失则与普通教师的关系不是太大。

做为国家教育政策的第一解读者，做为地方教育政策的第一制定者，做为本地教育行为的第一执行者，教育局长的水平、眼界、理念、素质决定了国家教育政策的走向。做为校长人选的重要决策者，局长们的水平又决定了校长们的水平，而中小学校长的人选则决定了某个学校甚至某个地区的教育发展。那么，初衷极好的教育政策到了地方就变了味道与谁关系最大呢？我认为不是教师，而是教育局长和中小学校长这个上层官僚集体。

市县一级的教育局长原来绝大多数是其他单位的一把手，这种官场的“轮换”可能有利于官场的平衡，却无益于教育的发展。一个财政局长或者广电局长是不懂得如何去办教育的，因为他不了解教育，即便去办，也是照着其他行政单位的模式去办，他挑选的校长，也自然是按照其他行政单位人员选拔的标准挑选的。不大懂教育的局长、官场人员标准下选拔出来的校长，办出来的教育自然是官气十足。而教师们，只能是领导指到哪里自己就打向哪里，就如同一只螃蟹领着一队骏马走正步，自然会不伦不类。

清理了局长和校长队伍，把不懂教育的人赶出教育队伍，教师的素质自然会随之提高，什么样的马跟着“螃蟹”也是走不齐的，您说呢？所以，袁部长，请先清理局长和校长队伍，然后再考虑“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

随着教师队伍的建设，当前的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比20年提高很多，而我们的教育在人民心中的满意度似乎在下降，把这种下降有意无意的归结到“教师队伍素质”上是对广大教师的侮辱。事实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现在基层教育的领导者一般都是20年前的民办教师，他们拥有较高的行政级别、不用上学也能弄到较高的“文凭”和较高的“职称”，他们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宽广的人脉，他们感到通过高考上师范当老师走的路子也太笨了，他们感觉教师素质不高，他们自己是高的。他们有能力有办法让上层也这么想。

对行政与教育的关系，我是这样想的。

先制定一个纲要，纲要明确如何逐步摆脱行政对教育的过多干涉，首先解决教育与外部的问题。

再制定一个计划，计划怎样逐步改变教育内部行政化的问题。

只有先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再谈教育自身的发展步伐。那么教育的改革才有可能真正步入正确的道路。

让教育的发展按自己的本质性要求和特征发展下去，充分体现教育的专业性、自主性品质和精神主旨。

如果袁部长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我只好代表人民告诉你，你需要跟我学习。

五、教育改革的第一把火

第一把火要烧到义务教育上（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