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和平演变运动集大成者——谢韬

作者: 佰骥

为何我要把文章的标题命名为《搞社会主义国家和平颠覆运动集大成者——谢韬》呢？因为谢韬先生之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以美国、英国等国家为样板的基础上，要说美国、英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我看拷打全世界的人也没有几个人会说“他们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当然被屈打成招者除外。所以谢韬先生指着一头鹿，硬说那是一匹马，其目的就需要怀疑。首先的怀疑，当然是谢韬先生来帮助美国、英国圆梦，圆半个多世纪来，美英等国都没有实现过的一个梦，就是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中国。

有人要说，“谢韬先生也是老党员了，他这么可能帮助美、英国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呢？讲这话是需要证据的。”那当然了，所以现在我们不妨看看谢韬先生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中的几段话，我想他这样白纸黑字地说，总不至于抵赖吧。

谢韬先生在该文开始部分中说，“20世纪20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若干人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我认为，上段话谢韬先生是想说明，早在“美国走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美国就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如此看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立后，逐步实行的社会主义政策是一个误会，我们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我们应该以美国为样板才是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当然，谢韬先生也说了，“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等同志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 “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以上可见，谢韬先生认为自实行改革开放后，那才是“社会主义”，换句话说，中国现在正沐浴在真正的社会主义阳光下，确切一点地表达，是沐浴在，“民主社会主义”的阳光下。谢韬先生说，“把资本家请回来，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可见，谢韬先生正在告诉我们，中国人民正在享受着充分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优裕性。有一点我不明白，既然是把资本家请回来了，那就是把资本主义请回来了，怎么这样反倒成了“社会主义”了？我想，凡是人都是想不通这段前后矛盾，逻辑混乱的话语的。要想得通，那么只有这样来理解，就是说，谢韬先生把美国、英国当作是社会主义的标杆，中国改革开放前，搞的也不是社会主义，而美国、英国他们是。把资本家请回来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来了，资本主义其实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这样的解释了。

接下去，再看谢韬先生这样说道，“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61名议员（全属民主党）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 了。

我倒要问一下，是从几时开始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这群美国民主党人成了马克思思想者了？谢韬先生也太想入非非了吧？最后还有一个把“把美国赤化了”的结论，如果克林顿是马克思思想者，在这里各位无妨把我看作“火星人”。我们还是看看美国自冷战以后，民主党及其共和党，以及克林顿这个马克主思想者是如何表现的。1991年8月美国新一度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经济、军事、政治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并且划出了先后三个座次，就是经济第一、军事为辅、政治次之，为冷战后美国的国家安全走向提供了雏形。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代表克林顿政府这样说道，“克林顿已强调指出，我们的努力必须以三个支柱为基础：第一，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我们必须加强美国的经济安全；第二，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军事实力，同时使我们的部队适应新的安全挑战；第三，我们围绕在国外促进民主的传播和市场的扩大这个目标来制订我们的外交政策。”

什么叫“围绕在国外促进民主的传播和市场的扩大这个目标”？显然，是“民主与市场”被捆绑在一起，成为了一个目标，美国的市场指的是什么？我想这里不需要多解释，谁都明白。一位著名的非洲学者曾经这样说道，“欧洲人来的时候，他们带着圣经，我们握着黄金。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带走了黄金，而我们握着圣经。”这句透着黑色幽默的话语，在殖民主义结束了半个世纪之后，我们不妨对照一下现代版的黑色幽默段落。“国外促进民主的传播和市场的扩大。”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民主就是“圣经”，市场就是“黄金”。如果把他们连接起来，那么美国就是直接延用了殖民主义时代的策略，改头换面地把“圣经”变成了“民主”，“黄金”替换成了“市场”，其实质内容丝毫没有改变。也就是“民主”的传播与“市场”的扩大是一起塞进别人手中的，将是美国政策围绕着的内容，是捆绑在一起的外交政策。

这是马克思思想吗？谢韬先生，这是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思想。你把这样的，你奉为圣典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塞给中国人民，到底想干什么？想把中国变成为美国的民主与市场或者“圣经”与“黄金”的转手市场吗？否则我真的无法解释，你谢韬先生肆意歪曲马克思思想与把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硬说成“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

再来看看，这位美英“社会主义”的崇拜者是这样总结自己的逻辑的，“如果实行了这个转变，我们的党就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就一定会赢得世界近百个国家民主社会党的欢迎，与欧洲各国及美国民主势力共建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就会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同盟军。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将加强而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我们将举得更高，举得更有力。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开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航道。”

我请各位注意到谢韬先生的这一句，“如果实行了这个转变”。也就是说完成了美英国家一直希望中国走的道路。这个现象，我们过去一直叫“和平演变”。完成后，谢韬先生给出了美好的结局，“我们的党就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就一定会赢得世界近百个国家民主社会党的欢迎，与欧洲各国及美国民主势力共建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我们不妨来看看，现在伊拉克已经完成了谢韬先生口中的转变，伊拉克是美好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吗？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行了谢韬先生口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转变，俄罗斯很美好吗？他们每天都在战争，伊拉克2000万人口的小国，四年来伤亡至少三十万以上，苏联被支解成了15个国家，俄罗斯境内至今内战不绝，车臣天天在打仗，他是被美国当成了朋友？还是经济发达，人民安康？俄罗斯的人均寿命缩短了十几年，生产力衰退到约是前苏联的40%，内外债务不断增加，每年向国外要流失有数百亿美元，而前苏东国家十多年来人口剧减了1000万以上。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历历在目，你谢韬先生到底想给我们的国家与人民带来一个什么呢？

谢韬先生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这个结论怎么不问一问广大的人民群众感受？他们在毫无基本福利保障的情况下，在资本家血汗工厂里打工，是“社会主义”吗？这么不问一问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有所谓的“民主”感受吗？针对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我套用一句国内名导的话说，人这么能够无耻到这种程度？

我们国家是自改革开放后，的确有经济生活上的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与经济结构的扭曲问题，并非是谢韬先生所描写的那么美好。我们现在随便翻开一张报纸，就能见到这些丑恶被披露在上面。首先，在很多领域发生不可逆转的腐败现象，只要有权力行使的地方就会出现权钱交换式的腐败问题，从官官相护一直到卖官买官，从司法腐败到学术腐败，从教育腐败到医疗腐败等等，全方位全领域地被烂根。就我们亲眼看到，或者听说过不少人这样地描述，城市里最热闹的夜总会或者宾馆门口必定停放着不少的政府机构用车，腐败污秽已经成为了一种不用掩饰的，且名正言顺的交际方式。再而，还有社会生存状态与资源分配不公平问题。机会不是给每一个人，某些人凭借手中人际关系就能够做到不劳而获，或者少劳多获，而同时某些人劳苦一生到最后都不足以维持生计。在生存状态上，有关系有背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比之靠勤劳致富的公民要远远地拥有优势权利。真正先富起来的，大部分人属于在不公平竞争中产生。如现在的教育制度，它就是导致起点不公正的一种典型，某些家庭无法承担高昂的学杂费，所以被知识时代所遗弃。还有，吃子孙饭，地表资源被无度开发，为经济发展不计后果。每年矿难要死万人以上，各行业中平均每一亿元的GDP就要导致一例死亡，2003年工伤死亡事故高达13.6万人。再来看社会的道德面貌，人们几乎无法分辨某些行为的是非，无法预知人与人之间接触后将产生的后果，甚至无法预知消费后果。钱成为了这个社会唯一的追求，整个社会处于笑贫不笑娼的道德境界，为钱卖淫成为了一种说得出去的事情，马路上甚至可以看见当街杀人抢钱事件。医疗机构把没钱医治的人直接丢到马路上去等死，社会救济机构把求助的人轰出门外，某些公安机关面对求救求助声懒于应对，以至于歹徒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强暴妇女。文化产品少了宣扬正义的英雄事迹，多了纂改历史的戏说成份，岳飞可以被说成奸臣，慈嬉在知识分子的笔下成为了良家妇女。玩弄女性者可以毫无廉耻地吹嘘，我今天又干了几个，还能引得一阵羡慕与惊叹。这个社会的道德认知能力已经处于禽兽的边缘。满街都是假冒伪劣产品，随便在街上碰到个人都可能是骗子。到处都可能存在着谋财害命的陷阱，毒酒、假药、无营养的婴儿奶粉等。

上述现象被谢韬先生轻轻地一笔带过，反倒指责起了“左派”来，难道这些社会矛盾与腐败是左派造成的？他说，“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由此引发了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检讨。大多数人是怀着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善意献计献策，以期纠正偏差，发展大好形势。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笔者注：这里指的可能是主流“经济学家”），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我这么觉得“左派”主张很有道理？首先上面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存在，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再而，现在中国经济结构上的确是在向“作美帝国主义附庸”上靠拢，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中国的经济结构。2004年10月20日中国经济时报文，文中说道，“FDI（外资）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 。”而中国总会计师协会评估指出，“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与此同时，外资公司还占据了中国60%的进口份额。”2004年4月，中国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负责人张大伟认为，2003年，中国原油净进口近1亿吨，对境外石油的依存度达到36.5%。

这些现象必定导致下列的趋势，有人描述中国是“廉价工厂”或者“廉价资源经济”。假设外资撤出，出口堵塞，如果现在占据到国内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外资转移到印度或者巴西去，高达60%的进出口消失，那意味着要多少工厂被关闭？要多少亿的工人要失业呢？再看看粮食问题，2004年1月上海举行粮食会议，其中有一份《路透社》采访的报道这样说道，“分析家与中国有关官员称，2002年中国粮食库存2.5亿吨，但已经下降到1.5亿—2亿吨，估计很快降到1亿吨。一位业内人士称：“我们可以肯定中国将进口更多的粮食，因为必须依赖库存才能弥补短缺。国外的生产商今年有机会对中国出口更多的粮食。”

最近，国际上对朝鲜每年粮食缺口达100万吨忧心重重，而我们知道自己的粮食缺口是多少吗？我最近得到的消息为，中国年粮食缺口5000万吨，5000万吨的粮食缺口，那是100万吨的50倍。现在中国与朝鲜在粮食问题上的区别，不过是中国能够顺利进口，而朝鲜正在被西方列强经济制裁。而万一我们在台湾问题，或者不想做“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被制裁了，如何办？你谢韬先生能够回答我吗？

过度依赖外资的后果，就是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资本，丧失了“自力更生”的能力，最终失去了国家安全保障。就如我在上面说到过的一样，一个经济制裁，出口堵塞，产品出口不了，那么工厂就得关闭，上亿工人失业，他们要吃饭，这么办？内战与暴乱，饿死人？有人说，中国与世界联系得很紧，一旦被制裁，制裁国家也有损失。且不说这个希望是寄托在别人不敢制裁的基础上，把主动权交给对手。反之说，你这么知道他们就不敢制裁呢？二战的时候，美国男青年从军打仗，妇女老弱守家造枪炮，也是收紧裤带舍了性命地打，你这么知道他们在关键的时候，就不敢丢掉少享受几年中国廉价产品的愿望，而动真家伙呢？这样低估一个民族，或者他国的意志，本身就是极其危险的思想，认为他国在诸如武力统一台湾问题上不敢制裁中国的人，完全是赌徒心里，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万一真制裁了，那么中国这么办？而我恰恰认为必定会被制裁，因为取代中国低附加值产业的国家到处都是，整个东南亚从印度到巴基斯坦到印度尼西亚那个都可以取代中国，就是南美洲如巴西之类的国家也比比皆是。人家不就是少享受一点廉价产品吗？在所谓中国“世界工厂”还没有树立起的时候，人家这么活的，还不是一样活得很好。

中国是经济结构是什么？说好听一点是“世界工厂”，难听一点就是“廉价工厂”，中国资源与劳动力成本优势失去，就可以导致外资转移。而不使外资转移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继续压制着国内劳动力成本提高，用政治手段也好，用经济手段也好，包括长期不给予普通老百姓基本福利保障，削减一切成本的上升的可能性，必须要保证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与资源成本在其它发展中国家之下，且还需要保证基础设施良好。其实这是恶性循环，为了不让外资转移就只能永远残酷地剥削老百姓，压低劳动力成本。不如此做，那么外资就要向更低成本的国家走，资本本身就是逐利的，那里有更好的收益当然流向那里。还有一个，要有稳定的资源供给，资源渠道需要畅通，否则没办法生产，如果资源价格很高，那么外资还是要流走，流到资源更发达，更便宜的国家去。这种现实让中国没有办法不去和西方列强的妥协，否则与美国这样的国家摩擦后，给中国制造一点麻烦，那很就难有什么所谓的经济腾飞。

从上述分析来看，左派主张的确很有道理，也就是“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谢韬先生，你能说中国目前不是这种境况吗？难道中国有大量粮食缺口，及其国内生产总值外资占据一半以上，进出口大部分被外资占据，且对境外石油的依存度达到36.5%以上，这些是幻觉吗？如果不是幻觉，以上谈到过的腐败遍地、社会道德沦丧、机会不公、二极分化、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及其对外的依赖是不是真实的？难道这些不正是“资改派”造成的吗？

谢韬先生在其《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中极力推崇“民主社会主义”高福利，他说，“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看起来谢韬先生是完全无视中国的经济结构，需要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低成本这个事实，需要压缩国民福利与工资来维持低成本这个事实了。抛开这些，就是真如谢韬先生所愿，那么这些所谓的福利，在我们国家私有化下情况下，也不可能实现的。现在，美国年人均收入约30000多美元，从资本主义走到了帝国主义，在近代还不断地把经济危机外泻。而中国年人均只有1000余美金，相差近30多倍。我们这么可能在这种条件下，在私有化的制度下，得到如美国或者其它西方富裕国家一样较完善的福利呢？我们经济能力不够，不能无视这近30多倍的差距，如果中国要发展到美国那样，需要长期的原始积累，那么我们得在俗称“滴血的GDP”下生活多少年？一百年？也或许六七十年？之后才能得到较好的生活环境与福利条件。这么可以认为在一小部分人极其富裕，而大部分人可以被毒的假的商品害死，可以被小煤矿活埋，可以姐妹沦为娼妓，可以在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得不到医疗中被压榨六七十年或者一百年，然后达到美国的程度，这简直是灭绝人性的逻辑。私有化在中国是相当下流的宣扬，难道让我们人民在血汗中再挣扎一百年到美国的程度?且可不可能达到还是未知的。谢韬先生你必须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按照你的道路，多少年后，中国才能达到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这样的福利条件？

我告诉谢韬先生，就算如你所愿望，“把资本家请回来，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也不可能让你在这条道路上顺利到达美国的程度。腐败、二极分化、不公平现象已经使得这个国家犹如待爆的火山。《纽约时报》2005年8月24日刊文说道，“中国公安部近年统计，“群体事件，抗议和动乱，从十年前的10000件上升到2003年的58000件，到2004年的74000件。”去年，有二名记者写成一份长达数万字的报告，指出群体性事件参与者趋向无利益相关者参加。报告中指出，不属于直接当事人，人们为了宣泄心中的愤怒，而直接参加到事件当中。到2005年，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发展到超过400余万人次。从1993年的10000起，到2003年的58000起，十年里面增长6倍，如果以此类推，那么到2015年将达到2400余万人次。在此基础上的二十年后，到2025年就将接近1.4亿人次之众。

面对如此风起云涌的群体性事件，你能搞几年私有制，谢韬先生？“高福利”是你描给中国人民一个最美好的馅饼，但遗憾你无法实现。且你的目的是令人怀疑的，你说，“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我现在就给你亮察一下，谁都清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行了你所描绘的“民主社会主义”，但我却没发现苏联共产党被就此方法所救活，而是如同垃圾一样地被扔出了主要的政治舞台，你这个是救党吗？谢韬先生您可真有一套。

佰骥稿于2007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