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的成才之路——观《恰同学少年》有感

刘长容

　　◆最近，中央１台播放了一部不落以往“红色革命题材”窠臼的连续剧——《恰同学少年》，很人性化地再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在湖南一师求学的经历。这部剧以富有朝气、积极向上的青春气息调动起每个人已经久违的青春激动，激发起人们沉浸在心底的一种充满理想的精神追求。

　　《恰同学少年》引起我们对教育的反思：我们应该办什么样的教育，老师应该做什么样的老师，学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父母应该怎样看待子女的成才？湖南一师在短短的五年中，竟然培养出了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等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他们意气风发、志存高远、勤学苦思、有社会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这所学校成才率相当高，称之为师范院校中的“黄埔军校”并不为过。

　　我想，除了时代需要的原因外，与湖南第一师范先进的教育理念、宽容的教育姿态，拥有杨昌济、徐特立那样一批因材施教、尊重个性的老师有很大的关系。

　　毛泽东是一个志存高远、个性鲜明的学生，同时，１９至２５岁的毛泽东，和许多普通青年一样，有冲动、偏执、倔强等弱点。因为志存高远，所以他深受老师、同学的赏识，读书期间就崭露了领袖群伦的才识；因为个性鲜明，所以为人行事既有非凡的胆识、又往往引来争议，是个无法按常规衡量的人物。历史的经验表明，这样的人物在“向左，向右”的人生关口，若适得其时，就如蛟龙入渊，若生不逢时，则可能被扼杀天才。所幸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遇到了一批因材施教的老师。他们尊重学生的个性，并加以正确引导和培养，而不是压制或者“裁短”学生的优势去迁就一般的标准。

　　剧中有这样一幕：针对毛泽东考试成绩有的正数第一（如国文等社会科学）、有的倒数第一（如数学）的情况，老师们在一起展开讨论，有的老师说他既聪明又勤奋，有的老师说他聪明不勤奋，有的老师说他勤奋不聪明，还有的老师干脆说他是既不聪明又不勤奋……可谓众说纷纭。这样一个学生，可以说他是一个偏科的学生，也可以说是一个独擅专长的奇才。如何看待这个学生，实际上就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教育。杨昌济老师指出，那种恨不得将每个学生都培养成全才、通才的教育模式，实际上是违背教育规律、不利于拔尖人才成长的削足适履的做法。对毛泽东了解甚深的杨昌济老师和孔昭绶校长知道，这是一个喜欢思考、善于思考的学生，他的着眼点从来都不局限于个人之修身成才，而是把自己的学业与社会之发展、国家之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他关心时局和社会问题，立志改造社会，所以把学习重点放在文学、哲学和史地等学科上，对不感兴趣的课则不愿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不屑去争高分、满分，而且他个性极强。对于这样的学生要因材施教，善加引导。事实证明，如果用僵化呆板的应试教育框住他，那么中国最多多一位勤勤恳恳、循规蹈矩的教书匠，可能就没了后来那位领袖群伦、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了。

　　毛泽东是个有“争议”的学生，既表现在偏科现象上，还表现在他不满足于教学大纲规定的学习内容，爱搞社会活动，爱钻研学术问题，而这些都是与当时的教育观念格格不入的。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位个性鲜明、不按常理行事的学生呢？

　　首先是第一师范学校拥有一位开明、民主、有思想、有见识的校长。孔昭绶于１９１３年和１９１６年两度出任第一师范校长，其间因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封建复古教育而被湖南军阀汤芗铭逼走日本。事实证明，在孔校长离开一师期间，毛泽东遭受了同时代追求自由、民主的进步学生同样的际遇——因与旧的教育制度格格不入，而被个别思想保守的教师、继任校长所不容。

　　在对待毛泽东学习偏科问题上，孔昭绶深知这是一个性格独特、颇有思想的学生，并不对他作什么空洞的说教。最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的特殊情况反而促使这位校长不断地去思考、探索，最终修正了一师的规章制度。毛泽东的情况让他反思：什么是真正的因材施教，怎样的教育才是科学的、先进的、更利于培养真正人才的呢？僵化守旧、惟分是举之弊积淀甚深，从毛泽东这样有个性的学生身上，我们又能否探索出一种全新的人才观呢？经过多方征求各科任课老师的意见，孔校长毅然作出对于毛泽东不必看每科分数、只取平均分的特殊规定，进而决定：在第一师范改变以往单纯的以考试成绩来评定学生优劣的做法，学生成绩改为综合评定（日常问答、课外作业及实习能力占４０％，各科课内外笔记心得占２０％，考试成绩占４０％）。作出这一修正，就是要改变以往一考定优劣、一考定前程的僵化体制，摆脱只讲形式的应试教育，全面、科学地认识和评定学生。

　　这位孔校长真是一位有胆有识的教育家，执掌一师期间，还作了几件惊世骇俗、对毛泽东成长关系最密切的革新举措。一是支持毛泽东组建学生志愿军。原来民国初年，南北军阀混战，学校常受到军队的骚扰。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急需一支武装力量来维护教学秩序和生员安全，这是一师创办学生志愿军的初衷。不过历史出人意料，这支学生军后来竟使巧计逼降三千北洋溃军，使长沙城免遭兵祸。孔昭绶校长不仅支持毛泽东组建学生志愿军的想法，并亲任学生志愿军“总指挥”。这段学生志愿军生活可以说对他们后来的革命活动影响深远。二是把兴办夜学的重任交给以毛泽东为首的学生去办，极大地锻炼了师范生的实践能力。暑期徒步游学湖南让毛泽东明白了要拯救我们这个内忧外患的国家，光靠书上的道理没有用，要改造社会，光靠几个读书人、个把团体也不行，唤醒民众是件非搞不可的事情。所以他向校长申请，硬是把学校没有办成的工人夜学成功地办了起来，而孔校长也大胆地准许了一帮学生的请求。正是因为有一位开明、进取的校长，所以他能招兵买马延揽大批名师，又能打破门槛招来大量可造之才，使得湖南一师声誉鹊起，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而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也从第一师范找到了自己理想和志愿的契合点，找到了茁壮成长的沃土，找到了改造社会的根本力量之所在。

　　青年毛泽东如璞中美玉，假以时日，将成非凡大器。但是璞玉如何成雕石，关键还有待于开发。对于个人的成长而言，这个开发者就是良师。《恰同学少年》中，对青年毛泽东有重要影响的良师主要有三位：杨昌济、徐特立和袁吉六。杨昌济给青年毛泽东作人生规划时曾引用孔子的名言“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说，一个人光是能力素质强，而学问修养不够，则必无法约束自己，本身的能力反而成了一种野性破坏之力；反过来，如果光注重书本学问，而缺乏实际能力的培养，那么知识也就成了死知识，学问也就成了伪学问，其人必死板呆滞，毫无实用。我觉得这三位老师对毛泽东的人格塑造恰恰可作为杨昌济话语的注脚：国文老师袁吉六从学问修为上扭转了毛泽东文风的轻飘之感，为他日后写理论文章、作诗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使毛泽东张扬的个性避免了“本身的能力反而成了一种野性破坏之力”；实习主任徐特立则从别开生面的第一堂小学教育观摩课开始，就把青年毛泽东的视野拉向社会，引入学习的另一个境界，避免“知识成了死知识、学问成为伪学问”；杨昌济则兼二者之长，全面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

　　杨昌济是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老师。毛泽东嗜书如命，饥寒可以不顾，书不能不读，赢得了杨昌济的赏识，成为他的入室弟子。所以毛泽东第一次到杨昌济家里问学时，杨昌济以“修学储能”四字为毛泽东作了人生规划。窃以为，这四个字对毛泽东的成长很有针对性。因为刚刚步入一师的毛泽东，理想有余、学问不足，这从他偏执于梁启超式文风、而不知道韩（愈）柳（宗元）风骨可知，这也是热血青年们很容易步入的一个误区，它制约一个人发展的后劲。所以杨昌济告诫他过早地框死了自己修学储能的范围而不广泛学习、多方涉猎，于今后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毛泽东组织青年进步团体也与杨昌济有很大关系。毛泽东进校不久，杨昌济就引导他了解湖湘学术，把毛泽东从单纯的课本知识带到学术领域。湖湘学术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宋代大儒朱熹、张载会讲是湖湘学术史上的千年盛事，此后数百年来名家辈出，从明代的王船山（王夫之）到晚清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形成了经世致用的学风和实学精神，“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一生没有上过大学，但早已开始接触学问。一个中等师范的学生，老师除了讲授应试的课本知识外，还能引导学生钻研学问，这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由于杨昌济老师的引导，毛泽东和一帮同学们自发组成读书会，广泛涉猎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知识。到了１９１８年，长沙出现了湖南近代史上一个著名的团体——新民学会，它的发起者正是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读书会成员，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就是杨昌济。

　　《恰同学少年》中展现出了两种教书育人形象：一种是以纪督学为代表的教师，他们把改变学生命运、提高学生社会地位作为育人的主要目的，灌输给学生的思想就是所谓的“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由于这种育人观建立在自私自利的基础之上，育人实践自然会倡导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为考高分”，从而忽视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与这类老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湖南一师拥有一批如杨昌济、孔昭绶、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这样的教师，他们既教书又育人，把教育学生学习知识与培养学生社会责任、与民族振兴联系起来，由于这种育人观是建立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他们以为国为民培养人才为己任在倡导学生多学书本知识的同时，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社会责任和参加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湖南一师名满中华，这一点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