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王小东致友人：

你劝我在这个时候要策略，我非常明白。

这篇文章是在我得知“冰点”被封之前写的。然而，如果别人认为我是想投机，也无所谓，他们爱怎么看怎么看，那种造谣诬蔑，我早就习惯了。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袁伟时的文章倒是被“主流媒体”发表了，而我的文章不会被“主流媒体”发表。我不认为封“冰点”是正确的，本来应该允许辩论，既发袁伟时的文章，也发我这种观点的文章。现在的搞法，是使道理讲不清了。不过我也必须指出，“冰点”这个栏目自创办11年以来，从来也没有发表过我这种观点的文章，是和我持同样观点的人的“学术水平”都太低吗？我认为不是。至少，有很多持和我同样观点的文章的“学术水平”不低于袁伟时教授。所以，李大同先生也有必要好好反省一下，在说“有本事公开出来辩论呀，冰点照样提供版面”这个话的时候，是否真诚。另一个刚刚离开《中国青年报》的名记者李方在《凤凰周刊》发表的〈人均1000－3000美元不稳定论〉有这么一段名言：“曾经跟一个朋友聊天，我们谈到未来理想社会什么时候可望实现。当时我就跟他谈到人均GDP1000－3000美元论。我说，现在我们一千多美元，假如马上搞美国那样的大选，你认为什么人会被选出来？朋友想了想说，一定会是那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人吧！我说，你乐于接受这样的人吗？他说当然无法容忍。我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要把人均1000－3000美元这个坎儿熬也要熬过去的原因吧。没办法啊，这区间如果有点什么大事发生，那么得志的人几乎一定是民族主义者加民粹主义者，恐怕不是国家之福，也非民众之福。”这就是说，如果实行民主选举有可能选出他们不喜欢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人”的话，那他们“当然无法容忍”，故此他们也就不要民主了。持如此观点的人在“民主派”或“自由派”当中不占少数。请问，如果民主选举只允许选出他们喜欢的人，否则就宁可不要，这和专制有什么差别吗？我想说，这样的“民主派”或“自由派”永远不会有出息。我现在说这样的话，也许会给人“落井下石”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但随他们说去吧。既然他们认为像我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比专制还让他们“无法容忍”，那即使我“策略”了，又能怎么样呢？就让他们随便说罢。我决心什么时候都说自己的话，让任何人都随便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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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黄纪苏致王小东：

我不明白，这样的持平之论有违什么“策略”？如果这样的话都说不出口，只能说明我们目前的公共近代史（不是通过教科书的）教育已病入膏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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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王小东致黄纪苏：

纪苏你大概还不知道，这件事已经是世界各大报的头版，又有几个“英雄”横空出世了。而我对这几位“英雄”有所不敬，这不是很危险吗？所以，有人劝我要策略确实并非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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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T女士：

怎么这样！！多少有点没想到！我最近光忙着干别的了。谁是英雄狗熊并不重要，没了自由的言论大家都是亡命之羔羊。如此世道下，王小东是不是有点掺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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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王小东致T女士：

我知道一般知识分子会像你这样想。袁伟时这个“南派”知识分子的领袖，实际上说话连逻辑都没有，就把中国历史上的受害者一通恶骂。我只是在说自己认为正确的话。但是，当局对于他们的处理，使得我说话好像是在帮当局的忙了，这就是一般知识分子考虑问题的方式，我早就知道。其实，你细想一想，说实在的，袁伟时之流搞所谓的清末历史研究，包括策划《走向共和》，就是想投当局的机，因为他们看透了：今天的当局，拼命的想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所以讲这一套当局可能喜欢。然而，他失误的一点是，当局曾经是“革命党”，你一不小心说过了头，把人家“革命党”时的八辈祖宗骂了，所以投机没有完全投好。袁是争民主反当局？呸，借用伊沙的话说，借他俩胆他也不敢。而且袁对于历史上所有的弱对于强的反抗都否定，这种历史观是争民主争自由的历史观？别扯了，这是叫奴隶永远做奴隶的历史观。当前的主要问题当然在当局的不允许言论自由。“没有了言论自由大家都是亡命之羔羊”？我们何尝有过言论自由？就我个人而言，我的话语权远远比不上袁伟时和李大同。我不渴望言论自由吗？不要说一般的话，就说这件事，袁伟时的文章是发表在五大报上的，现在虽然受到了处理，但毕竟发了。而且现在的这种处理方式对于当局来说是蠢透了的。对袁李等人不仅无害，而且十分十分有利，他们明白得很。对于我们这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呢，现在的处理方式完全封杀了我们说话的余地，就是不许再谈了。谁在掺乱？我太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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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黄纪苏：

仅天穿过“自由们”到网上溜了一圈，发现众英雄异口同声，只说“针砭时弊”的好杂志遭了忌，而不及袁文的胡言乱语。袁某的势利史观本来极为盛行，无任何新鲜之处，因此而封杂志既不当也不智。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如今除了贴封条、成立马列研究院之外在不再有别的作为。至于李大同说他们杂志是“天下公器”，也不过假装天真无邪。公器就算不属于党，也不应归李袁一流。这些人并无公心，有的倒是MBO打算。刘晓波把此事跟东厂锦衣卫扯一块，矜张作态，装怯作勇，小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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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L：

小东老师的观点我以为是确是客观、中肯的诛心之论。但在此次“冰点”事件中，袁伟时的历史观难道真的是靶子么？我倒不这么看。我觉得袁的文章不过提供了一个封杀的口实而已，某种意义上，是压倒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此前，则有从龙应台到胡启立等一系列的“罪恶”，这些党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正如3年前导致《21环球报道》被封杀的，其实绝不仅仅是李锐访谈及那篇关于朝核问题的社论。惟一合理的解释是，“冰点”本身已经成了某些党内大物的眼中钉、肉中刺，它本身就是目标，非除之而后快。

因为“冰点”母报中青属于不上报摊的体制内大报，作为体制外盲流，我大学毕业后几乎再无缘读到。但从卢跃刚、李大同致团中央高官的公开信（尤其是李的那封），以及李后来推出的记录“冰点”成长的书来看，他们对抗体制的斗争，本身就充斥了一种“体制”的味道。记得在大同在公开信中，还特意把胡抬出来，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很爽快地接受采访，并耐心地等文章排版出台云云。且不论胡那时的风度是否真的如此“清新”，就算是事实，用作风清新的胡来影射今天团派高官令人作呕的嘴脸，又有什么意思呢？假如他们刻意做出一个开明的pose，你就真的认为他们很“开明”吗？照实说，用我们处江湖之远的“体制外”思维来看的话，我倒情愿看到他们不够开明的一面能更直接、更公开地暴露出来，这没什么不好。

所以，无论中青，还是冰点，其实依然是体制内媒体，虽非“人民系”那样的喉舌，但远没有起到近年来商业运作下“新锐主流”媒体的作用。如果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的话，那么，作为编者等业内人士，惟一该做的，其实就是尽量提供一个发表不同意见的平台，不偏不倚，不党不私，不用自己的标准、好恶来过滤思想，让所有体制外的非主流声音都能有发声的机会，让各种思想在相互博弈、试错的过程中，确立自身“identity”的同时，消解“主流”。否则，便有借媒体“公器”打击老大，而打击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坐庄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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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王小东：

稍微再说几句：

一是确实有必要把袁伟时的历史观正确不正确与取消冰点分开来看。

二是我确实也想说，当一些媒体人强调媒体是“公器”，以此来与老大争夺时，在我们这些“处江湖之远”，手里啥“器”也没有的人看来，这些媒体人在握有权力时，也并没有照着“公器”的原则办，而是照样把权力变成了自己的“私器”。从理性上，我很知道，不管这些媒体人是好是孬，言论自由都是可贵的，都是我应该支持的；但从感情上，要我同情这些媒体人就有了困难。所以，这些媒体人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如若不然，他们的争斗就像L说的那样：“否则，便有借媒体“公器”打击老大，而打击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坐庄之嫌”，而我这样的“处江湖之远”，手里啥“器”也没有的人，自当谁也不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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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T女士 ：

我的看法是，最近一两年，意识形态确实风声日紧，一些人设置种种噤声之规，试图以弹丸之地新加坡的治理方式规制中国这样的大国，愚蠢而可笑。但凡对文革犹有记忆的人相信都啧有烦声。要说公器，国家是最大的公器，在一党的权威之下，怕是民主民粹都没有发言之所。所谓覆巢之下安得完卵。搞民主的此前至多只不过是做了“牢头狱霸”而已。冰点不是因学术观点相左而是因违纪违规被封，无论在哪个国家，媒体不事谄媚都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我是尊敬李大同们的。总体看来，我认为，民主民粹或民族之争都只是墙内之阋，一把火烧将来时，大家还是暂时搁置前嫌相互搀扶着合谋生路吧，犯不着自己先掐起来了。当然我承认，对此前啥“器”都没有的人来说感情上是有点困难。但我以为这是理。

其实，要说到媒体人操持公器，排斥异己、推行霸权、强奸民意的种种行为，还真是颇有公愤，何止一个王小东苦大仇深！但我以为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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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T女士致F女士：

这便是王小东的文章了。我曾回应了一下，但是没有进一步反馈，可能我的看法在他的圈子里属于不予置评一类。其实就文章本身而言，我大部分是同意的，王小东的道理也讲得非常是明白。只是我认为王掺和在这时跟李大同们“掐”不明智。美国的政治社会学家的看法是，媒体在任何国家都是政客和官僚的帮凶，在高度商业化和号称高度自由化的美国，电视报纸期刊等等对一般学者和百姓言论的控制至少不比中国少，既体现在要完成当权者的意识形态统一，又体现在以一己之好对文章和声音进行裁量。哪里有王小东们期待的“海纳百川”呀！这也是主流所以为主流的原因所在吧。你们也是搞杂志的，想想是不是也是这样？左派和民粹们都有点不平和，有点极端，其实也挺一言堂的，不知是不是和他们的“生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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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日期不详）黄纪苏：

（李大同申诉）信中说“我没有接到过任何一篇投给《冰点》据理反驳袁文的文章，”这很有意思。是压根没人往“公器”投驳袁文章呢，还是投的文章都不“据理”？如果压根没人投，这还是“公器”么？如果投了但都不“据理”，这个公器当好了么，怎么连篇讲理的文章都吸引不来呢？如果讲理的文章倒是吸引来了，只是李某等认为不讲理，那么公器是不是该换个人管管呢？当然，换了人也许还管不好，但起码多次机会。

至于中宣部说袁文“和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翻案”，我看也没冤枉他。当然“鼻孔”“出气”之类用词有失温润，换成“和西方利益主体英雄所见略同”就比较周到了。至于矛头是否“直指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起码这不是中宣部的独家解读，挺身卫袁的杨鹏也没把袁文看成故纸堆里的“学术”。杨鹏不像中宣部那么笼统说反党，而是精确地指出袁教授属于党内“李鸿章”，反的是党内“曾格林沁”。袁文借古讽今搞影射史学，这点傻子看得出来而李主编看不出来，能不误事么？

信中背诵党章宪法几款几条，李某一大把岁数了，官场也混了多年，“同志”长“同志”短的，中国的门道显然是精熟，就别拉着中纪委、公众跟自己一块演小天真了。

争民主我们欢迎，争自由我们也拥护，但装洋算的事我们不需要，择出璧还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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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浩力：

完全赞同T的意见，支持！其实小X的一个很有分寸的表述可以代表大多数人的态度：“不完全同意袁伟时的看法，但是完全不同意中宣部的做法。” 那种不分主次只顾抢占道德制高点的做法，实在有些不合时宜。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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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黄纪苏：

本人基本同意中宣部的说法（为帝国主义侵华翻案，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部分同意中宣部的做法（冰点换人，但不同意封刊）。反什么都可以，对官僚体系我的好感也许还少于袁李(袁策划的《走向共和》乃至整个1990年代以来的保守主义思潮其实都是在向官表忠心，这点杨鹏文章表述得很清楚），但你在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机关报上反党，他撤你不应该么？浩力，咱别说一套做一套，你负责的杂志上你会发反党文章么？你不是一直尽心尽责地替党把关么？万一没把好党处分你你会发表《告世界人民书》么？我文章里批评党的话不少，一般投到网上，而且任由编辑斧削－－人家也要吃饭；我负责的刊物若出现反共词句则坚决砍掉－－从前有一期有所疏漏没看出来，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工资。这是一个职业人应讲的道德吧。

“抢占道德制高点”是这些年自由派的常用句型，但浩力你装错了主语。是袁伟时在不平等条约面前装天真小宝宝，是李大同到民间舆论外国媒体面前冒充屈原。这些人一贯以“经济人”立论，满嘴利益，看谁都是伪君子，轮到自己就俨然正气歌中人物了。你不觉得可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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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浩力：

纪苏你还真是抬举我，我可从未“尽心尽责地替党把关”，只是为大家的（当然也是我的）饭碗把把关，同时争取做一点在我看来于国于民有益（而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有倾向问题的）芝麻小事。这种事再说就无趣了。

说到反官，在中共的历史上像中宣部、中央文革乃至基层党支部之类的机构判定的反党事件和反党人物多如牛毛，而其中相互对立的判断也是不计其数，谁有资格说，在哪一个时期，由哪一个机构，按哪一个标准作出的判断是唯一正确的？具体说到袁伟时，我同意小东批评袁的许多具体意见，但是不赞同他的基本态度。我认为，第一，袁的看法只不过是一家之言，远远没有形成什么话语霸权，而《冰点》从来就不是唯一的话语平台，正常的批评和讨论本来既可以在《冰点》也可以在其它地方展开；第二，袁的批评确实指出了现行教科书“一方面”的问题，不能因为他的矫枉过正而否认那些问题；第三，我同意杨鹏的判断，袁不是卖国贼或反共分子，而只是一个爱国的党内民主派。你可以批评他迂腐或浅薄，但是动不动就把观点与人格捆绑在一起的嘲骂方式实在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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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X女士：

我“擅自”将各位的讨论寄给了一位关注冰点事件的朋友。此人有一观后感，恕我发给各位，虽不〔讨〕好听：

我对袁文无力判断，但你的朋友们的讨论让确实让我感到了“狼奶的味道”。得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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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黄纪苏：

不算难听。只是这位朋友也不必太谦，我们喝哪种奶他都闻得出，对袁文想必心里有数。其实，狼不狼性跟狼不狼奶关系真不大。八十年代的爱国教育不会少于今天，那时岳飞文天祥还没从教科书里取缔，但所以今天中国青年反美情绪比那时高涨，时移势变而已，课本里就是光写昭君出塞、文成嫁藏、唐僧取经不写别的也没用。五六十年代的一拨，“炮打郊民巷”的历史灌得够多了，八、九十年代照样跑到秀水街排队办签证，原因无他，时移势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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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祝东力：

我对《狼图腾》鼓噪的“狼性”之类没有兴趣，但罗马城的创立者罗慕路斯兄弟在欧洲人的传说里的确是喝狼奶长大的，这也构成了西方文明的血脉之一种。当初郑和舰队要是从小喝一点“狼奶”，一路烧杀抢掠殖民过去，世界近代史就会改写，今天也就没有这许多低级的争论了。

中国人其实从宋以后，因为理学的温良恭俭让，就总体上断了“狼奶”，至少是对外，如果以前还可能因为混血而间接喝过的话。有人对比中日儒学，中国只讲仁义礼智信，而日本除仁义外，特别强调“勇”。“养勇”的概念是孟子提出的，但到网上搜一下“养勇”二字，现代的用法全是日本人网站上的，说明在中国它们已完全失传。1942年中日战争期间，宫崎市定写过《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对中国的“文明”大加贬斥，对古代蛮族和现代日本的“蛮勇”大加赞赏。所以，我们的缺点是喝不着“狼奶”，毛时代有一点战斗性，但那不是因为喝了“狼奶”，而是因为刚刚舔了自己流出的血。

悖论的是，嘴上讨厌“狼奶”的人，生活中常常是腾挪展闪的狠主儿。像他们如今这股子不依不饶的劲，我辈还真使将不出来，至少换了我，肯定就自个儿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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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T女士：

看这个事件讨论到如今忽然觉得有点意思了。此前更多是情绪性的道德讨伐，细细思量，好多问题值得探讨，包括有些复杂的话语关系和话语背景还真得不能简单化。

冰点事件实质是威权体制下，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对过分的政治干预和政治控制的抗争——因其如此才得到多数知识分子出于道德立场的同情；而王小东们的激愤则是对以多元化、包容性相号召的所谓民主派其虚伪性的不满——在他们的眼里，其实这种政治势力在文化专制方面没有什么进步。也确实，榜样如美国，王小东们抱怨的媒体的专断和保守也是公认的，国家、社会对待少数并不如他们的纲领般宽和，激进的观点也总是受到排挤和打压被边缘化。但是王小东们的声音是“后民主”的，是少数的，我们很多人的经验还多少无法达到。

在中国走向市场化、渐趋开放的背景下，李大同们注定将成为社会的主流，虽然今天他们和王小东们呈现出了相似的愤怒，但那内容和发泄目标是不同的。李大同们的抱怨是当下的政治制度，要注意，王小东们也并不赞同中宣部的做法，但是他们对可能成为主流的民主派所承诺的未来也同样不能信任。李们发泄的目标是明确的，是威权体制下的政府；而王们的目标则可能是离散的、不确定的，可能是其他社会群体、政治群体，也可能是媒体需要取悦的市场或借用市场手段的其他力量等等形成的文化霸权。

这个争论让我感觉到的，一是真正的宽容是稀缺的；二是，现在的中国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形成了多种政治力量在不同层面实施控制的格局，我们身处不同环境，显示不同侧面时，会有不同的感受。李大同们在虽在政治层面相对弱势，受到打压，但在社会层面他们拥有的自由和权力可能确实比他们声称和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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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老博：

我看李大同这些“蓝色共产党”政治层面上是强势，不是弱势。以上无门无户的网站，政治层面上才是弱势。 誰政治层面上强势，誰的嗓门自然也就大，誰也就更容? 放到国际政治层面，最大的势力是美英，他们的嗓门也最强劲：BBC， VOA。土共没他们强势，李大同给他组织的信里，列了一长串世界最高声贝金喇叭的名号，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是要借洋大人的强势，恫吓他的土共老板。
不仅李总编学总书记学得好，总编青眼有加的作者学三块表也学得好。袁伟识文章应当视为他学习三块表的体会，视为他对“先进文化”的宣讲，对中国下一步应该怎样学习“先进文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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