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农政模式终结的理论沉思

李典军

1991年寒冷的圣诞节，苏联象征工农执政的红色斧头镰刀旗徐徐落下，社会主义苏联走完了自己辉煌而艰难的74年历程，共产党在失去政权的前提下，整体分裂为13个独立的国家。就政治形态来看，它宣告了苏联的全面解体，也意味着苏联农政模式的世界性终结。悲剧是如何发生的？悲歌是如何唱起的！？这将会成为世界史上最为永恒的话题而值得后人去思索去研究。目前就当事的苏联和今天的中国学界来说，已就解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进行了一系列分析，提出了许多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然而我们认为，要使苏联社会主义的精神财富得到保存，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最需要的是进行理论的反思与批判。

因此，当本人完成了苏联农政模式演变的全部历程展示之后，我以为最需要的是进行理论的思辨。然而作者学识有限，不可能对苏联农政模式终结的理论进行完美无缺的分析，而只想根据本书的主题要求，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指导苏联农政建设的成败得失进行有限的思考，也算作一种理论沉思的引玉之砖而希望引起世人的警醒。

（一）列宁的理论选择与实践

20世纪初期至十月革命前，列宁是在主张发展俄国资本主义，制定俄国土地纲领的前提下，开始探索变革俄国农业道路的。尽管他研究和传播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但他当时提出的仍然是用美国式农业道路变革俄国土地制度，学习和借鉴美国经验来改造俄国农业的政治主张。然而俄国没有按照这一进程发展。当列宁及时抓住机遇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时，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其理论研究显然准备不足。在农政建设问题上，当时有两条高于俄国的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经过三百年发展起来的世界最为发达的，又得到列宁论证的具有美国色彩的土地国有基础上的农业市场化道路，但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另一条是经过四百年社会主义思想演变发展起来的具有英国特色的土地国有论基础上的农业有计划发展道路，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与法国、德国、俄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斗争中形成的，但它没有得到欧洲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认同，也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这两条道路尽管都来自西方，但对它的选择却成为东方20世纪社会主义农政发展史的两条基本线索而不断经历了一系列的理论和政治斗争。

然而选择最为困难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开创者的列宁。以十月革命所确立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性质，他当然要选择对资本主义农业进行了无情批判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引的道路，但这条道路，一方面不被俄国农民所接受，更为资本主义世界所不容，依靠的力量只能是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另一条是被自己所论证的美国农业道路，它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的布尔什维克党难以认同，这就取决于俄国农民的态度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对苏政策。但这两者的态度和表现，堵塞了通往美国道路的可能。

首先是农民群体的大多数否定了选择美国道路的可能。十月革命爆发的前几个月，列宁仍坚持高看美国农业道路，但十月革命后农民的态度出乎列宁意料之外，他们既不赞成土地国有化，也不认同美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而是希望选择具有俄国特色的土地社会所有论基础上的农业半市场化道路。列宁从当时革命的需要出发，满足了农民的要求，选择了曾被自己批判和否定过的土地平均分配的主张。

其次是西方的敌视打破了选择美国道路的幻想。列宁在他的理论著作中给予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以极高的评价，并试图选择美国道路来改造俄国的农业，即使在十月革命初期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美国政权主体在武装干涉苏俄中的表现却否定了这种可能。苏俄工农政权一成立，美国从1918年开始便和日、英、法等国一起把军队开进了苏俄领土。随后又三次组织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这种敌视政策，打破了列宁对美国的幻想，中断了苏维埃俄国学习和借鉴美国农业经验的进程，对苏俄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当时来看，它促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农业政策的彻底转变，导致了列宁农政方向的迅速调整，使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不得不改变了十月革命初期择定的道路，直接催生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成为后来通向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道路的桥梁；就长远来看，它影响了斯大林的农政思想，坚定了斯大林贯彻实施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引的农业发展道路的决心。

三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理论与政策选择。十月革命后至西方武装干涉前，从苏俄当时实施的农业政策来看，我们找不出美国有干涉苏俄的理由。因为第一，从大的方面来看，苏维埃俄国宣布实施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当时列宁出于策略考虑，把建成社会主义放在了今后；第二，宣布一切地下矿藏和森林、河流等自然资源都收归国有，是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的主要政策导向；第三，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大部分土地无偿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的政策，也正是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内容；第四，将大庄园改为国营农场，而不是均分给农民，则体现了美国式的大生产形式，并试图仿照美国农业已形成的合作经济发展农民的集体经济，应当说与美国经营方式相似[1][1]。

但是为什么一个新起的帝国对一个仿照自己农政举措以求壮大的新生国家实施不遗余力的武装干涉，仅用阶级斗争和主义之争说是不能反映全貌的。我们认为与其说是美国及其西方对于工农政权的仇视，还不如说是对列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借鉴美国方式将使苏维埃俄国有可能强大起来的恐惧。因此，西方世界的战略目标始终就是中止苏维埃俄国的强国之路。而且这种战略企图到今天都没有停止。他们在十月革命后所进行的武装干涉就达到了这一目的。它打断了苏俄有步骤的进行国家资本主义建设进程，占领了俄国3/4的土地，苏维埃政权失去了乌克兰、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这些产粮地区，中断了主要的粮食来源，迫使苏维埃俄国实施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而使苏俄改变了既定的农政方向，在事实上将苏俄引向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又未经实践检验的农业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西方和美国政权主体逼出来的。

四是转向新经济政策。这种因了外国武装干涉而产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由于未能得到农民的认同而遭遇了不断地起义与暴动，使列宁不得不转向新经济政策。关于新经济政策方面的论述很多，我们不再赘述，只想就它与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关系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列宁新经济的选择偏离了经典教义。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由贸易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旗帜，它与社会主义无缘；农民作为封建主义的遗产，与资本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不可能产生出社会主义因素，因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允许有农民的特殊利益，当然就不存在负担问题，更不允许有农民的自由贸易。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提出的以满足农民利益需求为指向的贸易政策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新观点。

第二，列宁从来没有把新经济政策作为布维什维尔党的长久性政策。正是从以上意义上来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继承者的列宁不会把它作为一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长期经济政策。列宁曾反复指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让步”、“改良主义”的措施，“是由于目前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部政策上，实行了特殊的过渡办法。”就是说，新经济政策并不包括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全部”经济政策，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政策。列宁的这一思想为斯大林进行新的选择留下了很大的理论空间。

第三，美国农业道路对苏维埃俄国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美国农业道路因农民的不从和西方的武装干涉而中止，新经济政策的选择似乎体现了一些美国道路的影子而倍受人们推崇，但它不可能在短期内引导俄国走向强盛。因为世界源源不断的移民，英国乃至欧洲用之不竭的资本，广阔无垠的天然优质土地资源，农民不纳税少纳税前提下的农业补贴政策等等，在苏维埃俄国都不具备。因此，苏俄必须另寻途径。

（二）斯大林的理论继承与实践

斯大林十月革命前完成了从农民个人土地分配与占有论者向列宁主义者的转变，他也从承继列宁的思想开始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农政建设事业的实践。就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看，斯大林有一次大的转换，那就是从列宁的农业合作制思想转向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论，从新经济政策转向农业集体化化；就对农民群体的关系而言，由对农民群体的让步转向对农民群体的强制。

关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农业理论的转换和政策的调整，在中国和目前的俄罗斯的学者中争议很大。我们认为斯大林的这一次战略转变导致的理论转换和政策调整是20世纪世界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它是在苏联已进入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关头，对列宁的两种选择进行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的重大调整。如果说美国的农政道路是英国农政建设形态的升华，那么斯大林所开创的这一条完全不同于美国农政道路的新探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像美国的林肯超越了华盛顿一样，斯大林超越了列宁而成为苏联最伟大的领袖，因此我们把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农政建设称之为“苏联农政的斯大林时代”。苏联的解体是承继者的无能与失误造成的，与斯大林无关。政治家不是思想家，更不是算命先生和预言家。

第一，列宁农业合作思想导引的新经济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解决苏联的强大的问题，其政策指向要想在短期内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没有理由赋予新经济政策更多的玫瑰色彩。因此，斯大林在农政指向上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调整，如果不从当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人民的需要找原因，而是在书斋里寻答案，那就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和学者的天真。

第二，斯大林充分利用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精髓来武装自己的农政战略，它所产生的精神力量超过了任何时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理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土地的国家所有，农业的有计划供给，用机器武装起来的大农业改造小农经济，阶级斗争理论推动社会共同富裕、城乡一体共同发展等。所采取的农政方略是：制定明确的农业发展战略，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农政管理体系以及各项新的农业管理制度。

第三，斯大林的这次选择是对美国农业发展道路扬弃的结果。他提出实现工业化的农业组织要像美国那样，走规模化和扩大农业科技含量道路；在工业化资金的积累上，要像美国那样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因为“美国工业是在国内市场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但“比起美国工业来，俄国工业将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国内市场，首先是依靠农民市场。”但在如何实施工业化的途径问题上，斯大林则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决心走苏联自己不同的道路。

第四，斯大林的理论是为贫苦农民立命的革命和建设理论。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党早期领袖中来自受压迫阶层的一员，因此，他有着与其他领袖完全不一样的情感。他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让贫苦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对剥削者的憎恨不仅转化为思想，更能转化为政策和行动。我们在《美国农政道路研究》一书中认为，来自贫苦农民阶层的林肯总统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因为他把开国者提出的自由、民主、人人权利平等的理论当真，并为此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么在苏联和俄罗斯历史上，斯大林则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领袖，因为他把为贫苦农民的生存，他们的幸福当真，甚至为此而不惜一切将它转化为现实。在社会主义的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对农民的判断并非科学，而唯有斯大林农民身份的特殊背景，使他更能懂得俄罗斯的贫苦农民，也更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贫苦人立命的精髓；使他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成为真正代表贫困农民利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者。在他的全部生涯中，他对贫困的农民提出了保护，想的是他们的未来，想的是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是这种实践与人类几千年农民发展演变的正常历程是相悖的，它必然要遭至千百万有产者和富裕农民对贫困农民的敌视，而这种仇视最为集中体现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如果说在西方富人横行的世界里，人们有意诋毁斯大林倒可以理解，我们不曾明白的是，在号称代表贫苦人民利益的苏联和中国，不知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的斯大林仇视者。及至新的世纪，我们有的学者寻了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命题来为农民立命，找了一个西方的“市民社会”来替代传统的农业社会，并以此作为全面否定苏联几十年农民革命和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依据。我们以为，源自西方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于社会其他阶层或许是一个理想，市民社会所包含的“社会至上”理念对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也可能有所启示，而对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贫苦农民来说，这都是难以实现的空想。试想作为一个整体社会最为无势，极为弱势的群体，如果没有一个立志改变他们命运的领袖和政党，那就只能等到全世界富裕的人群们都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之后，才有贫苦农民的份，这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画饼充饥理论么？！

第五，斯大林的理论转换昭示了一个真理，落后国家农民的命运只有依靠自己去改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社会主义应当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由这里先进的工人阶级首先取得胜利，最后来领导和解放落后国家的人民。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先进的西方不仅没有来解放落后的国家和这里的人民，反而成为剥削和压迫这些落后国家的侵略者和世界剥削者的中心，而且迄今这样的历史还在继续。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历史任务却让给了一个文盲的、技术落后的国家的农民群体去进行，应当说这是世界性的穷人对富人的挑战。这些富有与富裕的人群因而对斯大林强制的仇视实质上就是一个阶级和阶层的仇视。因此，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就其实质上来讲，是穷人的革命，穷人的建设，是穷人的相互支援。而参与这些建设的主体是农民群体中的弱者，斯大林做到了使苏联国内的贫苦农民群体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和援助了世界上落后的民族和国家，这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曾有过的举动。

斯大林通过强制的办法达到了实践马克思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目的，改变了苏联穷苦农民的命运，而且也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国家。这条道路在有效控制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方面产生了高效率。但是这种高效率是以牺牲农业，剥削全体农民为代价的。随着老一代贫苦农民的离去，新一代农民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与政权主体产生各种矛盾，这种矛盾在长久的积累中，终究会成为动摇其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我们认为斯大林在选择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之中，由于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靠的是对农民的强制和剥削，这就提出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和列宁社会主义农政思想在新的时期必须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和创新问题，也提出了在斯大林离世后，在苏联共产党党内应当选择一个即有丰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能够批判性总结斯大林的政治遗产，其批判的勇气和决策能力都要超过斯大林，又能深层次理解苏联农民需求的领袖人物来领导和组织苏联的社会主义农业和农村建设。

但在斯大林的强制性战略中，在苏联共产党党内产生这样的人物是非常困难的。这才是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失败，也是其最惨痛的教训。因为当时苏联无论是选择马林科夫，还是选择赫鲁晓夫，都不具备这样的胆略和气魄。苏联农政的发展道路在斯大林去世后，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农政关系体系不仅没有得到改进和调整，而且在一些所谓的“改革”措施之中，农政中间体在服务于国家目标过程中，成为继农民群体之后又一个丧失了自我的社会群体，它在连接政权主体和农民群体，化解两者矛盾方面的作用几近为零，社会主义的农政建设也只能在这种无法克服和改进的过程中一天天变得无所适从和低效，成为整个苏联建设的制约性因素而引变了国家的解体。

（三）赫鲁晓夫的理论承袭与实践

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创下一个辉煌的时代基础上成为苏联最高领袖的。斯大林领导人民打赢了二战从而使苏联有了令人尊敬的世界政治地位，也有了一个和平创业的良好条件。良好的国内外环境把苏联农政方略的大调整交给了赫鲁晓夫。然而斯大林之后历史却交给了一个赫鲁晓夫无法胜任的工作：沿着斯大林晚年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在国民经济发展问题上克服斯大林快速工业化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在农政建设方略上发展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基础上进行苏联农政建方向的战略性调整。

在苏联农政的斯大林时代，斯大林通过终结列宁对农民让步的新经济政策之后，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力量在短期内通过对农民群体以及官员群体的强制，完成了工业化的同时，也似乎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的构想，然而这一切目标的实现，都是通过对农民的强制实现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斯大林的领袖魅力和一系列的专制手段。因此，当伟人离世后即应当有一个对农民群体的全面让步政策及休养生息的过程，并利用这一机遇反思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并进行农政建设理论的创新，在苏联农政的斯大林时代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生命力与活力的“苏联农政道路”来。

以赫鲁晓夫的学识水平和能力要实现这种跨越是不可能的，要求也是过高的。他作为农民群体中产生的领袖，也曾想在农业发展问题上有所作为。他对农业问题的关心，不仅超过了斯大林，而且几乎超过了到目前为止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全部领袖。然而他在理论上仍然承袭斯大林时代演绎过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因为国情条件和个人的能力差别，他当然不可能像斯大林那样，对农民群体采取更为严厉的强制。因此，他对农民群体的政策就是给予更多更高的美好预期，实行的是物质刺激，提出了他自己看来都无法实现的目标，即进入到一个美好的空想乌托邦时代。这些预期在当时来看足以鼓励人们一阵子，特别是青年。他借用这个条件和二战后人民渴望改变自己生活的美好愿望进行了大垦荒，在他任内为苏联人民留下了唯一值得称道的财产。然而历史代价也极为沉重。首先是他的预期和一系列计划根本没有完成，人民生活的水平也没有像他描绘的那样赶上美国，而是较之中等发达国家都相距很远，他为此采取的政治手段就是不断地诋毁斯大林，从而开创了共产党领袖们不能认真求实地对待自己英雄主义的领袖，其执政道德在世人面前开始变得丑陋不堪。西方世界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们在竞争中可以你死我活，但执政后起码都能和平共处。然而以全体人民代表利益自居的共产党最高领袖，在称道之前可以装儿子，得道之后却能够翻脸不认人；为了提拔可以称斯大林为父亲，执政之后却能够移尸毁骨。赫鲁晓夫代表斯大林时期被强制的对象伸张了正义，却使共产党的领袖集团开始了执政道德的危机。作人的基本道德都没有，遑论领导人民。这种自毁声誉，自掘坟墓的事，为那些恶意攻击社会主义的人们留下了最好最有效的口实。这不能不是他任内两次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他被和平地赶下历史舞台已经是非常正常的事了。更为重要的事，他在这样的心态之下犯下了几个带有方向性的错误：

第一，在所谓反个人崇拜的旗帜下选错了反思斯大林问题的方向。实际上斯大林农政方略不是错误，而是国家当时建设的必需。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新思维中也充分肯定了这一点。斯大林所采取的强制手段，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错误，它既有外部客观环境和沙皇长期专制统治的历史延续，也有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设想的局限性因素，更是当时国家的需要。但赫鲁晓夫却对这些因素视而不见，把问题都归之斯大林个人原因，这为他的承继者勃列日涅夫全盘否定赫鲁晓夫开了一个好头。

第二，政治上击败马林科夫的重工业战略的重新确立。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关于重工业是否优先发展的争论是苏联新时期带有方向性的争论。赫鲁晓夫政治上的胜利使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得以保持，在国民经济的分配格局中，成为不管人民死活的理论依据，它也使所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诺变成了空想而无法有效实施。

第三，学习美国农业的机会主义路线。美国农业发展道路的先进性，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其先进性主要表现在农业的体制和机制建设上都有可资学习的经验。然而赫鲁晓夫未能看到这一点，而是以他在美国所见所闻来理解美国的农业，并主张苏联要像美国农民那样广种玉米，像美国那样不断扩大农场和农庄的规模。这种继垦荒之后的外延式学习使苏联农业的学习找错了方向。

第四，在理论上无所作为导致了斯大林农政建设的模式化形态。赫鲁晓夫在理论上的无所作为，使他只能在承袭斯大林农政建设思想的基础上继续推进苏联农政的建设，从而开始了把斯大林进行的苏联农业发展道路僵化为一种模式形态，使他对农民群体的让步走错了方向，开创了由国家承担农民群体及全国人民福利水平提高的任务，给予了农民群体太多无法实现的预期，使农政的体制建设无法找到科学建设的结构；开创了武装压制兄弟国家社会主义农业改革探索的先例，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找寻农业新道路的可能遭到了封杀；找错了苏联农业存在问题的方向，只从外延上找原因，没有从农民群体的真实需求找答案。

（四）勃列日涅夫的理论承袭与实践

勃列日涅夫是通过政变形式走向苏联最高领袖地位的。他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赫鲁晓的农政方略进行大的调整，使苏联农政的发展道路实现新的跨越。但是他没有。而是在理论、思想、政策和体制等重要方面重新回到了斯大林时代。从而把斯大林开创的苏联农业发展道路僵化为一种模式形态。在对农民群体的政策方面，他采取了与赫鲁晓夫基本一致的政策取向，那就是给予过高的预期，提高人民的生活。他自己为此进行了不懈地努力，为他的农民群体建立了值得称道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有保障的劳动工资。这一切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得以保留和延续。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能够有效指导斯大林完成苏联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却不能解决苏联新时期农业的发展问题，任何一项理论只有发展才有生命力。然而勃列日涅夫固守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经典教义，强化这一理论形态过程中使其面临着一系列的实践挑战：第一，共产党能够代表人民利益思想指导下的建设原则使国家承担着越来越多的人民福利而使政权主体难受其重；第二，重工业优先发展原理指导下的国民经济格局使军事一枝独秀难保与人民生计相关的农业发展；第三，土地国有论指导下的土地制度使土地失去了人格化的产权主人变得对全体人民毫无意义；第四，社会主义农业计划论指导下的农产品流通制度、生产管理制度使其无法跟进信息化时代人民多重需求；第五，改造农民群体思想指导下的农村苏维埃制度使农民群体彻底丧失了自我，列宁“只有使农民与私有制脱离，使他们为我们的国家工作，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走过了我们路程中艰苦的一段”[2][2]目标的实现，使农民群体成为只为国家服务没有自己利益也没有精神的群体；第六，社会主义大农业论指导下的农业综合体达到了工业化武装农业顶峰，使农业成为一架高投入低产出的生产机器；第七，党管经济原则指导下农村干部政策使农民的人格分离而彻底丧失了生产积极性；第八，发达社会主义农业论指导下的农业体制和机制建设使其彻底失去了学习美国农政道路的可能。

（五）戈尔巴乔夫的理论新选择与实践

戈尔巴乔夫是作为苏联共产党领袖中的新人登上苏联政治舞台的。他也曾想保留和创新苏联农政模式，但发展的形势迫使他在农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选择上，经过了一次质的转换。他上台之初，在理论上坚守马克思主义，重提列宁的合作制思想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但在实践上却维系前任，保留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农业政策和农政体制。但江河日下的农业及其国民经济形势迫使他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也放弃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重新确立了农民主体地位的新观念，从而恢复了列宁所倡导的对农民群体让步的新政策。列宁新经济政策精神中有利于农民群体的思想成为戈尔巴乔夫的理论支撑而贯穿始终。

前述几章中，我们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农政思想转变和战略的调整进行了一些比较分析，在结语中也就不能不对戈尔巴乔夫的这次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转换给出答案。那么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进行这样大的转换？对它的评判首先就遇到了一个政治价值判断标准的问题：是理论服务于实践，还是实践服从于理论。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是坚持理论服从于实践的，是实践迫使他实现了这种转换。而指导他转换的理论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如果说斯大林否定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本身有其合理性，那么戈尔巴乔夫选择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科学成份则有其必然性。

我们先来简要回顾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形成与斯大林的重新选择，再来分析戈尔巴乔夫的转换。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农民群体通过暴动和起义逼出来的政策，它通过对农民群体的让步缓和了当时政权主体与农民群体的矛盾。然而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创建的一套农政体制与这项新政策的推行是不相适应的，它必然要求调整和改进农政体制。但列宁没有等到这一时刻就离世了。就政策层面上来说，斯大林推进新经济政策也是诚心诚意的。但是随着推进的深入，这种政策的推行与体制的制约性矛盾也就日益显现出来。因为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土地占有、农产品的自由贸易的政策取向必然使他们通过市场经济的运行走向自我独立与富裕，也必然要求政权主体少管闲事，让农民群体休养生息，并通过提供更多的消费品来实现工农的交换和与国家的沟通。但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农政体制根本不可能沿着这条政策路线前进，这种体制的宗旨是要带领包括农民群体在内的全体人民去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去超过资本主义，是要管清农民所有的事。农民群体欢迎的新经济政策与政权主体确立的体制性矛盾不可避免。斯大林没有顺应农民的愿望，而是推行了农业集体化以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农政体制相配套。应当说这两者初期的耦合是有效率的。但它的前提就是放弃了对农民的让步政策而采取了较之列宁更为严厉的强制。斯大林利用这两者耦合的最佳时机，抓住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机遇并通过剥削农民的办法，使苏联短期内实现了工业化。

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选择农业集体化是当时形势逼出来的。因为新经济政策的深入推进必然要求改革农政体制，而这是掌权的共产党不允许的，也只能让承受政策调控的农民群体受些委曲。农业集体化政策的选择尽管取得了一时的经济高速发展，但这不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常态。农民群体处在一种长期的体制强制之中而开始丧失自我。遭到强制的农民群体既希望有列宁式的新经济政策出现，也希望有适应这样的体制惠及。但是它们既没有等来这样的政策，也没有能看到这样的体制。而是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30年的体制强力维系中彻底丧失了自我。遭到苏联农政体制层层强制又失去了自我的农民群体怎么有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怎么不形成反叛这一体制并要求改变这一形态的农民精英！

这一精英就出现了，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都属于要求改变斯大林农政建设形态的精英。当赫鲁晓夫丧失了这种调整的最佳机遇期，勃列日涅夫又重归和强化斯大林的农政举措并使之成为模式形态的时候，苏联的农政关系可谓积重难返，走出困境已经非常困难了。

历史选择了农民精英戈尔巴乔夫。但是戈尔巴乔夫要改变农民群体的命运，从苏联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库中，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有的只有支撑斯大林农政方略的农业计划论和农民改造论。而在经典思想库中只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才能作为改变农民群体命运的理论支撑，于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首先就有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承继，而这种思想的承继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不着边际的引述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因此，当戈尔巴乔夫提出要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来拯救农民群体的时候，尽管时代已经过去了60多年，农民仍然是欢迎的，也是由衷支持的。

但是要承继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使农民成为主人，不仅得不到国家的制度供给和农政官员的有效服务而使苏联农业雪上加霜，而且遭遇了当时共产党一党独政基础上的农政体制的重重阻碍，因为号称代表人民的共产党集团已经异化为“官僚特权阶层”，与农民群体有着根本不一致的利益导向。而更为关键的是戈尔巴乔夫也是乘着这种体制走进这一特权阶层的，并成为他们的首领，维护它们自身的即得利益，阻碍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承继也就非常正常了。因为新经济政的发展就意味这种体制将经受挑战，也可能意味着他们特权的丧失。这是“官僚特权阶层”无论如何难以答应的。或者简单地说，此时的农政体制已经不允许戈尔巴乔夫承继和发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了。

农民群体始终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在苏联农政模式的运行之下，几乎就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形态。于是他们的命运就交给了他们产生的政治精英。作为这一精英的领袖人物戈尔巴乔夫，不断没有停留其改革的脚步，而且在苏联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危机的逼迫下，不得不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大转变。就其理论形态来看，他放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库中找不到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答案，也不允许农民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而只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似乎能够提供帮助，但它的承继却又遭遇了重重阻力。这就迫使他不得不在这个理论体系之外找途径，这就有了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然而仅有理论还不够，还必须落实列宁的农民建立家庭农场，建立自己合作社的政策，他于是决心实施确立农民主体地位、放弃农民强制的让步政策，而要推行这一政策也就必然要对其农政体制进行变革。然而触动体制较之调整政策的利益导向是不同的，政策调整的更多是农民群体的利益，而体制变革则更多涉及官僚阶层的特权，其政治风险是非常大的。戈尔巴乔夫义无反顾迈出了这一步。为了实施对农民的让步政策，重新确立农民的主人地位，他不得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其他政治理念来推动农政体制的变革。

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的结局就是苏联的解体和苏联农政模式的终结。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是噩梦还是希望；对于苏联农民群体来说，是灾难还是新生。我们更多地相信是后者。苏联的解体，表明苏联共产党没有调节好各民族人民的关系，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被它的人民所抛弃；苏联农政模式的终结，则表明计划农业无法解决一个地域辽阔国度里的农政关系平衡，无法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而作出的无奈选择。一个现代的政党如果不是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或者是在其政治博弈中造成一种农民享受公共福利产品的机制，这样的政党被抛弃，对于它的全体人民来说就不是什么灾难。因为大量的事实证明，解体前的苏联共产党已经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远去，它更多的是代表“官僚特权阶层”的利益，而所谓代表人民只是这一政党体制的外衣，在无声无息中消失也即是一种最好的结局。

苏联的解体还明白无误地告知我们一个常理，诚如马克思所言，农民是“反对的”，它们既有可能在古代世界以暴力形式推翻皇权或巩固王权，也有可能在当代通过农民精英以和平的方式否定不能代表它们利益的政党。苏联农政模式的终结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民群体要实现自己的蜕变而成为新社会的主人，首先必须创新和发展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这是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农民群体的无声选择，也是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权主权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真可谓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苏联固守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教义不放，结果导致了农政关系的僵持与农业的长期低效益，不得不选择了彻底而无情的方式终结了这一进程。它给我们学界的警示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似是而非的学术研究只能误导理论而导致实践上的盲从。只有还人们一个真实地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思想体系，并求实地分析其理论和实践上的得失成败，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农政思想的创新和发展。

李典军:《苏联农政模式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5月版,33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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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我们的全部研究中一般不使用“前苏联”或“原苏联”的概念。因为在我们看来，历史上的“苏联”只有一个，既不曾有过“前”与“后”，也不存在“原”与“现”。

[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