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思想，承接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威力，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民的思维与言行，表面上看，似乎很少有科学知识，但确实也很少有封建迷信，其实推动了中国社会在价值观上的一种很大进步。很少有专政体制下的萎顿情况，在生产劳动中，很少出现那种被雇佣被奴役的依附精神，竟然压倒了敢于抵抗的改革精神。文革结束后的劳动者心态，清楚地表明，对文革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依旧十分僵化的管理体制，并没有降低人民的思想水平，倒是受着文革中经验教训的启发，更加关注科技知识的学习了，也高度关注我们管理体系的科学思想，可否有一个新的突破，是否在管理机制的辩证特性上，创新出更加民主的劳动者权益。虽然说，第一届科学大会上，春意盎然的良好气氛，释放了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沉重包袱，不需要为个人的白专道路，心存疑虑，但是，科学的春天，才刚刚在希望的田野上，出现不久，我们社会上就“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p159从此，拉开了经济改革时期，又一场阶级斗争新历史的序幕，科学救国的美好愿景，就这样昙花一现于随后的经济改革中，渐渐地消失了。作为身处官僚地位的领导人，是不了解“群众冲击党政机关”的本质含义，不可能察觉到劳动阶级反对官僚主义的历史轨迹，也许是为了顺应群众行为背后的利益需求，代之以商品经济的闸门开放，作为改革的主题思想，来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也就贯穿了前十五年的改革路线中。　　

这是在否定政治职能上的方向性，在缺乏指导方向后，摸“经济”这块很硬的石头，搜索着前进的“实事求是”路线。看当代世界，资本经济欣欣向荣，“解放思想”的迷茫中，不无几分自卑的官僚感觉，落在人家的后边，总不好意思讳言自己的政治失效，管理无方，领导处在不能导引经济而无计可施的窘境，只得渐渐暴露出乞求人家的迁就与友好。贯彻执行和平外交的战略，虽然有着与蒋介石的友邦战略有雷同的嫌疑，那是赢得“韬光养晦”的时机，所必须，也是检索社会发展的真理，所需要。殊不知，在这历史关键期，探索前行的真理，千呼万唤不出来，其实就隐含在前辈改革的路线思考中。发展中国社会的改革真理，就已重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3月30日那次“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是以“务虚”工作统领“务实”工作的重大决策，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改革路线中的科学真理，具有“无形”胜“有形”的伟大意义，为中国的国家机器，配置了最为重要的“改革软件”，也是毛泽东路线，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延伸，此后的问题，不在于“摸索”，就在于“贯彻”。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我们大家也同决策者一样，并没有领略到这“虚中有实”的科学道理，一直被文革时期，低效率的务虚工作所扭曲。在“文革”中，把所有的务实工作，动不动都要提升到务虚工作的制高点上，来观察，来对待，最终仍然以个人化的视角来观察与处理，使得“务虚”工作的绝对化，同“务实”工作的绝对化一样，是起着破坏生产力的不良作用。大量劳动力去投入务虚工作中，却又不能计量务虚中的投入成本，造成了务虚工作，对于劳动资源的随便处理，造成了科学的务虚工作，走向不科学的工作歧途，使那时候过来的人们，非常厌烦这类“务虚”性质的劳动，厌恶缺乏科技含量的抽象劳动。基于这样来认识文革的看法，也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翻过来的领导共识，用务实工作“压倒”务虚工作的改革思路，颇为流行，受到人民群众的广为欢迎。与此同时，也就构成了对待基本路线的思想方法，不很准确的框框或模式，科学真理的真正“贯彻”，反而成了中国式改革，长期无法跨越的一道坎坷。如果说，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经济行将崩溃，那也是一个捧着银碗，故作乞丐的懦夫心态，端出一副求人的姿式。当然，我不是指外交的策略一定得强硬，而是指我们从骨子里都要学人家的样子，连那个奠定中国路线的法宝，都要在改革中，予以搁置或丢弃了。　　

必要的学习，夹杂在不必要的模仿，照搬，无法使前十五年的改革，顺利进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固然不好，但作者和大家一样，也弄不清究竟有什么不好。因为官僚主义的管理体制，依然十分地僵化，大部分劳动者的权益，深受其害，劳动者需要民主，劳动的进程，需要自由，但谁能说得清其中有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区别呢？作者没有能力在人际关系，需要谨慎处理的事业单位中表现自己，坦然地想在企业中，以科技劳动来建功立业。但是一个很平常的劳动愿望，仍然因为利益关系的把握不准，遭遇了企业中的僵化管理所非难，所呵斥，满腔的工作热情，被无情的管理行为，洗劫一空，除了责怪自己的幼稚无知，不懂人情世故，还能有多少可以反省的道理呢？我同广大的劳动阶级一样，深切体会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期待着政治体制的改革，能够带来新的春天。而这种期待，也夹杂在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管理体制，很多的不满意。我虽然是八九事件的旁观者，却是一个深受该事件刺激的思考者，每到晚上，不喜欢看新闻的习惯，也变得先要查看央视的新闻节目，从心中为xxx广场的学生鼓劲。但越到后来，就越是觉得政府的理论不够有力。说不清政府理论有什么不够有力的情况，但对于改革路线的人民性，很不对劲的感受，印象是深的。越到后来，也就越担心，担心事件的发展，偏离了人民的利益，也偏离了应有的社会秩序。终于，在五月中，进入了失控的状况，十年前，未曾发觉的遗憾，在十年后的“xx”xxx事件中，隐隐感觉到了，不再为过去的民主想法，抱有什么期待了。这倒不是一种失望，而是一个发现，发觉我们要改变“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的管理体制，根本不在于有关民主的想法，不在于政府能不能满足人们的民主要求。如果听任这些占少数人口的“xx”积极分子，按照其自由化的思路上推进中国的改革，必然要把我国社会，分裂成民族矛盾四起的危险局面，更将是一场可怕的阶级斗争。这事件使我如梦初醒，才知道当初的一切民主口号，都烙上了资产阶级的印记，才知道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危害有多大，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重要性，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运动，替代资本阶级民主运动的必由之路。　　

在我这一代的劳动人民来讲，肯定不止我一个人在思考社会的改革，而八九事件的历史意义，就在于证明了中国的体制改革，具有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是从经济民主到政治民主的公有化规律所决定的，所以说，这样的改革，必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那么，领导人不会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公民们不会有良好的劳动秩序，一切政治改革，都不会从劳工阶级的根本利益上，获得真正的成功。问题不在马克思主义的失灵与否，而在把基本原则束之高阁后，对待马克思主义，由无用的思想，发展成歪用的理论，错用的决策，在于“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的官僚作风，依然是封建统治者的一种专制表现，使我们思考的问题，就出在怎样去改变马列主义只被用来对付别人，对付群众，不能对付领导者本人的管理习惯，这样一种难以令人说明白的局面。不是共产党原本的指导理论有什么无用的问题，而是共产党的路线执行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是一些根本没有好好下工夫学习马克思原著的政治家，进行非马克思主义化的路线决策。　　

前面咱们已经分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与治理模式，是有着数千年历史传统的劣根性，必然是继续革命的运动，所要铲除的对象，其实也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根本任务。但是，马克思的主义与人民的实践活动，远远不能联系起来，是因为传统模式的官僚体制，横膈其间，构成了城府深深的上层建筑。是不是有了党的路线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地位就可以巩固了？这座建筑的主人，就能熟练运用马克思的思想武器，为人民服务？或者能从人民的劳动利益出发，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恰巧相反，前十五年改革的真理摸索，显露出改革路线的最大偏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使得那种对己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毫无约束地泛滥开来，严重到脱离以致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习惯于以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来彰显政绩的政治局新头头，轮到需要以科学性很强的理论指导时，却再也无法通过社会化意义上非常深刻的理论考察，部署中国改革的思绪越来越乱，弄不清改革对象与路径而乱抓瞎摸，越来越手忙脚乱。在摸不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以后，必然要强化官员们膜拜资本主义的自由化倾向。又由于现代社会的理论体系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决的矛盾关系，始终是当代世界主要的矛盾冲突，不是马克思主义占据领导地位，就是资产阶级理论体系，去掌控中国的上层建筑。　　

可以说，在将马克思与人民之间的思想关系，割裂开来，达到相互对立的程度时，那些试图模仿资本政府的共产党改革家，不是出于自己的无知与无奈，也是出于头脑中的资本家思维越来越严重，所以在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中，与一些所谓的“xx积极分子”，一鼻孔出气，都把人民利益攸关的马克思主义，被丑化成了禁锢人民劳动自由的封建框框，而真正需要改革的官僚体制，却因为官员们的利益要求，反而去谋求资产阶级的政治保护，准备着承袭资本政府的民主体制，来改造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其实质就是倒退回剥削阶级的统治方式。于是，毛泽东的人民路线，本来就是不断改革的民主路线，现在却被丑化成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路线，来衬托资产阶级自由化路线的改革精神，把最最具有改革思想和创造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反而当成了被改革的理论对象，当一个被批判的靶子来打击，受到了xxx事件发动者的猛烈炮轰，也为此后共产党的思想体系，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铺平了引向资本经济的各种理论岔路。这就让我们人民群众，真正明白了这个事件的性质，以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实践相脱节，成为该事件酝酿的起因或社会问题越发严重的根源，又以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问题的解决，推崇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舆论泛滥为导火线，受到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能从无产阶级立场来考察民主自由而导致的主观主义思维，进行暗地里的挑唆，最终把大量学生参与的这场运动，出卖到背离人民利益的歧路上。就从其党的重要岗位上退下来，有的是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却仍然不为老百姓研究点问题，好好读一点马克思著作，专门玩耍，逍遥娱乐，根本不像一个劳动者的心态，是个没有头脑，不能坚持劳动的旧政客，只能从秘书那儿搬来一些资本家政见，没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一个平庸政客。　　

我之不赞同学生的偏激行为，既是因为堂堂高等学府的研究生，却不懂得马克思的主义，具有人类最高智慧的精神实质，感到他们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滑到了资产阶级一边，也不知道理论思维的肤浅，盲目性太大，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不一定小；又因为他们的过高要求，并非出于社会运动的本质认识，并非出于对劳工阶级利益的有效维护，即便为了四月廿六日“社论”中的一个评语，也无太多的社会意义。xx派的改革家或大人物也明白，历史的评价，是由人民书写的，所以说，让学生们为一个不成定论的评语，非得作出并不必要以生命为代价的运动，本是懂得历史评价的发动者，不算很是负责的一种教唆。比起学生们并不成熟，并不实际可行的要求，那么可以说，全国人民要求维护共产党领导的稳定局面，是一件更为重大的事情，毕竟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来之不易，在动摇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方面，是没有一丝可商量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不能容许。咱们反对官僚腐败与专制，但只有在维护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可以实现，舍此就要陷入资产阶级的圈套，都是不能根本地解决问题的。xx派的资产阶级性质，是非常明确的，不单单一个反政府腐败的简单要求，而是一系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要求，政治上要求多党制，经济上奉行资本市场，文化上排斥马克思主义，党内xx派领袖的资产阶级性质，也是明显的，休息期间，从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生活安逸，不愿为劳工利益操点心，还在发布“多党制”的言论，他们代表资本家要求的民主自由，都是骑在工人身上的利益。要是让咱们的工人阶级，接过民主自由的口号，来规范企业老板，不知这些xx派，还会支持吗？不会以精英主义来反对吗？但在理清了“姓社姓资”内在涵义的头绪以后，在明白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欺骗性之后，有了社会机制运行中的深刻认识，那么，绝大多数学生青年也都是要革命的，一定会支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思想，一定会拥护穷人们的解放科学————马克思主义。　　

这一个事件的处理结局，表面上是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产生问题的根源没有被排除，所以，在此后的十四大路线决策上，可以充分看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路线，在国退民进的体制改革中，全面地铺开了，由xxx运动而成名的xx人士，除了不能谋取一官半职之外，在经济问题的处理上，也可以说是基本达到目的了，充分地让“资本权”在中国大地上肆意横行，实现了资产阶级压迫与剥削劳动人民的充分自由了。xx派的改革家，根本不在乎资本经济对于劳工阶级的利益剥夺，总是把老板阶级，视作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体，在这个基本点上，中共十四大的路线决策者，与xx派人士，是基本一致的，没有明显的两致地方。换言之，导致xxx事件的不同政见，只是一种权术运作中的机变，在此后的体制改革，都是顺着xx分子发动xxx运动的惯性，趋向于资本主义道路，根本没有劳工阶级的利益可以插足，甚至将工人们原有的保障，还要借着市场经济的名义，冷酷地予以剥夺，这就使人民不得不想起，毛泽东一心要为咱们老百姓，阻击市场经济的资本意识，对于政府机制的各种侵略，尤其引起了资产阶级理论家，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刻骨仇恨，直到今天网上流行的右派言论中，还在念念不忘，要去追杀毛泽东的一些亲戚好友。　　

就劳工阶级利益出发的这种思考，曾经导致了作者对于中共十四大路线的不同看法，作者一介草民，不可能有资格对共产党大会进行表决的执政路线指指点点，而参与上面会议的领导，没有一个敢针锋相对地议论不同意见，何况我们这些人卑言轻的卑微者，去自讨没趣。但我曾试图通过《人民日报》发布的中国改革建议大奖赛，一步一步争取在理论界的发言权，当然，无情的现实证明，我只是一种幻想。在新世纪后的未来，后人是无法想象，九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中，有一大批老百姓的意见，处在山重水复的无望境遇，根本不可能走上党中央“解放思想”的论坛，一切禁锢思想的条条框框，依然故我，戒备森严。马列主义心声的讨论，已经被官僚主义的决断思维，卡得死死的，整个媒体对此都默不作声，也体现出思想界中保持着鸦雀无声的沉重压力，是由“解放思想”的倡导者或执行者所不断加重砝码，进行思想禁锢的控制力量，据说是为了防止文革思想的复燃，所以一点也松动不了，不但不可能“解放”，而且是在相反的方向上，进行一意孤行的反解放运动，让资产阶级的言论，放任自由地在主流媒体上几里哗啦，无产阶级的批评言论，则是因为该阶级的人数太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因而是不允许对政府决策，提什么 “不同政见”的。这对嗅觉灵敏的“知识分子”，是个可以利用的发财机会，顺应中共中央发出的“开放”资本经济的政策思路，趁机大捞一把。因为中国的改革家坚持认定，社会的动乱因素，都在无产阶级的“大鸣大放”上，并不在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舆论，从舆论开放到政策支持，让头脑活络的精英分子，发展成为亿万富翁的大老板，才是解放中国生产力的大方向。他们坚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具有解放生产力的效率，无产阶级要求与企业管理者的平等是无效率的，“公平”是不能发展生产力的，资本的权力解放，就是生产力的解放。只是此种以“解放思想”作为思想禁锢的新口号，是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反解放，以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冠上了新理论的概念，强制推行的。这就充分流露出他们根本忘记了共产党领导应有的三大作风，流露出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而顽固地抱着官僚主义作风，也许是为了驱使工人阶级，能像历史上的统治效果一样，做牛做马地治于人，所以需要改革党风，实行新的三大工作作风：在言论上不联系行动，不必取信于工人，只需取信于老板；在利益上不联系群众，不必从劳动者权益出发，只需紧紧依靠资本权的运作；在管理上不明确政治方向，不必考虑政治关系的互动性，只需实行单向的独裁体制。单向的管理，单边的言论，单面的利益，组成了孤立于私人权的传统阶级，使混迹于旧体系政治的政客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不懂装懂的权术工具之一。　　

不以不懂为耻，反以不懂为荣，牵强附会地搬用资产阶级理论，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中的理论建树。十四大的政治报告，把人类社会存在着供求关系的永恒矛盾，当成了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人与物”的矛盾关系，替代“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本来就是前期改革的错误认识，不能有所反思，变本加厉在这次大会上，开始全面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粗暴地认定“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后边，咱们把这个定义，简称为“二十八字论”）在只见物，不见人的“生产力”概念中，虽然没有，亦无法否定人这个要素，但已经不属于“第一生产力”的前提结论下，显然可以把人之不同于其它要素的“发展”性质，直接予以否定，可以视同“简单交易”的商品，不得不接受主导“商品交易”的“资本”所控制，任由资本意义上的发展权，替代劳动意义的人权发展，作为改革家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生产力理论。　　

就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改革家提出了这一个唯生产力的“本质”观，在掩盖了生产关系这一个主要矛盾方面，也使得改革理论具备特有的悖论色彩：一方面，要么美国式发达社会，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的，所以不存在类似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亦即人民需求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消失了，生产力获得了充分地解放，而两极分化的问题，不属于生产关系的问题，不构成什么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紧紧束缚，所以才独立于其他方面而成为主要矛盾，只等解放了的生产力，忽然有了社会革命的觉悟，才能获得革命性的解决，但这样的革命，也失去了解放生产力的意义，因为生产力已经解放了，人民的物质文化都已得到满足了。要么两极分化是生产关系的矛盾方面，但因为没有社会革命的出现或必要，所以仍然不是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生产关系仍然适应美国社会的生产力，两极分化并未束缚生产力的解放，那么主要矛盾仍然在于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也存在我国一样的供求矛盾，“发达社会”并不发达，没有发达至社会革命的觉悟，可以推动生产关系一起发展，美国也是个落后社会，没有什么先进的地方，值得改革家膜拜，还不如中国的生产力先进，在改革前能够发展到消除两极分化，能在良好的生产关系中，展开生产力的解放运动，具备赶超英美国家的超现代化生产力；另一方面，要么中国社会之发展生产力，与两极分化是没有必然关系的，根本不搭界的，是两回事，所以不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无需通过管理权的垄断而拉开档次，即便把档次拉开到一个在天堂上，一个在地狱下，也不能解放生产力，所以对于先进的精英，与后进的群众，拉开了不同授权的地位差别，也是个没有用的馊主意，先进分子不具有带动落后群众的先进性。那么把两极分化当成改革的手段，是个没有用的空想手段，根本不能解放生产力。要么解放生产力，必然要导致两极分化，不分化就不能发展生产力，所以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压剥另一部分人，也能大大地解放生产力，两极分化与解放生产力是一回事，资本经济的剥削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劳动关系，是一致的，并非两致，必需推动两极分化，分开的差距越大，就越是解放，全在于先进的精英分子给予适度地控制，那么，资本家大部分来自精英阶层，等于说资本家可以控制自身的腐败性，不是两极分化的推动者。所以不会产生腐败，也就不会解放生产力；再一个方面，要么两极分化的社会规律是可控的，通过资本运作的法律体制，可以管控为共同富裕而提供可靠的社会保障，那么社会革命也就多余了，不具有解放生产力的意义，资产阶级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自觉消除生产关系的腐败性，不需要通过劳动者这个生产要素的约束，生产效率不属于人力要素所决定，与人的解放是两回事，两极分化并没有伤害劳动者利益，美国法律中为共同富裕所提供的保障，应当成为咱们的楷模，那么特色理论中，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这顶帽子纯属是画蛇添足，不如直呼其名为资本主义，少一点欺骗人的虚荣性。 要么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控的，美国的确不是一个共同富裕的法律体制，社会主义是有用的，但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才能改变两极分化对人类社会的压制，才能改变整个社会，直至全球的法律系统，那么，生产力要素中人的解放，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解放劳动者，单单靠现有法制概念上的共同富裕，就是扯谈，是空话。那么按照特色理论设计的改革，恰巧又在重新制造社会革命的对象，不但使曾经的中国革命失效，而且使改革家成为下次革命的对象，也是解放生产力所必需，还不如就此罢手，停止改革，回到人民立场的生产力运动。　　

这些悖论，简单说来，改革为了消除两极分化，解放生产力，同时又论证了扩大两极分化，属于解放生产力的根本手段，不分化，就没有改革的出路，反对“文革”关于解放劳动的思想，从而坚持要束缚生产力的主体要素，就是改革的目标。对于悖论的产生，有着传统思维的惯性使然，只要看一下历史，就明白，历来的统治者，都是主张发展生产力的，很少有提出发展“生产关系”的，都是极不情愿地改变自己所依赖的生产关系，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所有“生产关系”的改变，都是被动的，都是生产力中的主体要素，需要解放与发展，才无可奈何地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接受劳动者的解放要求，被不同程度地洗牌与相应的分配方式，进行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　　

中国改革中的悖论出现，不是仅仅领导理论的概念混乱，而是价值基准的失衡，影响到整个中国的社会走向。通过“本质”观念被歪曲的理论阐述，对于劳动者身上，是不是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在生产力发展（其实是资本权发展）的过程中，都可以由资本阶级及其理论家说了算。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待遇的掌控，可以受到法律的确认，属于法律认可的公平裁定，不存在剥削的。新的法律认为，或者说法律所默认，老板方面单边规定劳动者所得之工资，已经收回了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成果，不存在老板利用手中权力，随便侵略员工权益的重大问题，不再算作法律概念中的“不当得利”，就算有什么“明显不公平”的问题，都属于枝节问题，非得让工人投入巨大的法律成本，才算由行政仲裁或法院受理，即仍然回到私权意义上的少数人说了算。但即便赢得法律方面那可怜的一点点保护，也不能保证工人取得此类保护的其它损失，不比打赢官司来得更加的巨大。特色理论在解决企业问题的基本意思上，也许是冲着工人的劳动态度而来的：你们要吃饭吗？就得好好干！你们要解放，要富裕？就得听话！特色改革的理论大师都认为，工人阶级是没有什么必要参与管理的，没有什么问题值得精英阶层与之一起商榷，可以对话的。这就是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结果，一手是抓住人民理论尚处蒙蔽的时机，加速资本权的发展，硬使公有制企业全部烂掉，另一手是抓住法律为资本家发展服务的专制权，硬得劳动者不得不就范，叫您在法律上也碰壁，有理无处可申，无法可依，只能安分守己于埋头劳务，像羔羊一般任人宰割，不能对改革路线有一点争鸣的阶级想法。于是乎，社会主义关于解放劳动者的思想完全可以被“熄灭”，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再被允许理解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解放，仅仅理解是“生产力的解放”，才能与十四大的党中央保持一致，这就同资本社会对于解放生产力的作用，达到了完全一致的认识了，即便有一点点实在无法予以否认的剥削情况，只需要通过法律“途径”，也就被“消灭”了，也就实现了“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了。换句话说，除非您不承认资本家有发展生产，推翻封建社会的进步意义，才能否认改革家的理论，而您一旦想否认改革的理论，就会陷入他们设计好了的谬误————你对改革理论的不满意见或各种批判，缺少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看不到资本阶级在解放生产力方面的进步性，是“保守”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思想，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文革思想。　　

能够以不懂为荣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之全面发展”的基本理论，被他们成功地蒙蔽为“物之要素发展”的特色理念，就他们所论的主要矛盾来讲，当然只有等待“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才能解决“共同致富”的社会问题了，而且就“先进”社会的美国来看，这样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所以说，至少一百年也不能解决好“中国的问题”，改革理论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上，投入的历史成本大得惊人，可能以数个世纪而论，也不一定能讨论明白，或取得什么实际成果的。毕竟它所说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社会永久存在的大矛盾，即便在生产关系获得解放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存在人类的劳动供应，不能满足劳动发展的需要，存在供与求之间随时失衡的各种情况。在分析人类的利益规律时，咱们已经提及，劳动发展的愿望，是无限的，但统一人与人之间的愿望于社会利益，是必然的历史趋势。共产党的领导人，虽然没有担任资本家的社会角色，虽然代表着工人的解放利益，但不学习工人解放的科学理论，看不到工人起来管理企业的历史总趋势，也都会不太相信工人阶级的权益解放，具有超过资产阶级生产力解放的巨大效率。因此，发展生产力的所有想法，都是跟资本家想得一摸一样，对前十五年的路线偏差，无从有过一点反省的回顾，只能加速滑向错误路线中，将八九年xxx事件所含着劳动人民的历史警告，视作资本权要求发展的初步结论，在九二年重新作出了强化该错误结论的历史性回答。当然，就资本家的狭隘思路上，总要在重复历史错误的方式进行解答，是不可能沿着马克思劳动的崎岖道路，去投入精力进行理论研究的开拓，只能顺着资本社会的交易路径，取其便捷，快速，很快就产出有成效的标杆。也许是林彪的“立竿见影”论，在中国的改革家手中，屡试不败的缘故吧，从小范围地重复旧时代的实践，终于全面铺开到大范围地重复一百年前的资本家“实践”，反正以前实践的都可以不算数，老百姓血泪控诉的实践也不能算数，马克思的回答，也可以不算数，一切以自己的实践说了算，还是掌控或设计中国理论方向的领导人“回答”，要比马克思的解放理念来得“深刻”，更加有“创新”。或许中国的领导层中，读马列书的人，确实不算多，不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言论，也就可以被当成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了，不能真懂马列主义的领导，也就不可能有一丁点觉察自己不懂的耻辱感或压力感了，反而讪笑真懂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有点迂腐了。　　

但是，路线决策的领导人，紧跟资本家的时髦用语，却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唯恐自己有一丁点不懂资本家术语的落伍感，“羞耻心”十分地敏锐，热衷于把偷懒意识很强的剥削概念，粉饰成一个效率观念十分偏激的市场概念，这就是有些要懂得，有些不必懂的领导思想。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政府管理社会的有形之手，可以卸去了使政府劳累不安的社会任务，使得具备先进生产力代表资格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敢于站出来，敢于在党的领导路线中，维护劳工阶级的公共权力。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成了没有效益指标可计量的利润支票，随便由资本家的无形之手所支取，对劳动者权益反复进行新时代的折腾与肆意蹂躏。是不是商品经济的新发展，使得中共十四大的领导人，只好出此屈从于“无形之手”的下策呢？不科学的回答，是予以肯定的，进一步给予肯定的说法，就叫做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与原本马克思主义精神截然相反，重新对社会主义进行非本质的次要的表象的解释，更加大胆熄灭劳动阶级的解放斗争而进行全面修改的理论阐述，也都没有关系，反正没有社会利益约束框框的解放，等于没有原则的思想解放，等于不论剥削与否的效益观，不必区分下策与上策，也很正常。科学的回答，就不一样了，不能孤立的，不能离开历史方向的，是联系全社会劳动者利益，是紧贴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而不是屈从于反向的阻挡势力，也就不可能肯定领导人的路线决策，具有必需这样决策的各种托词。但事实上，中共十四大的领导人，还是要与马克思主义对着干，把人民利益的价值观，误导至资本社会危机深重的经济机制中，使私有化权力的价值观，流行起来，何以会这样呢？　　

第一个原因，前面已经说了，领导人考虑社会问题的思路，与资本家没有什么太多区别了，无论有多少的悖论或谬误，也都可以不去管它，只管依附在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上，已经有许多基本点上，与资本社会的流氓政客，有了达到统一的共识了，不会再有无产阶级领导人的宽阔胸怀与宽广的价值观。第二个原因，针对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生怕影响到企业在生产劳动中的管控效率，要出乱子，断然取消了被管理者，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方式，争取劳动权益的发展自由，企业管理恢复或加强了过去习惯于单向的专制模式，管理模式的互动性，没有法律依据可循。单向模式的管理，比双向互动模式的效率要高，既是传统的法制模式，在领导人头脑中很深的一种阶级烙印，也是维持领导人利益所必需的统治方式，使得中国的辩证法治理念，拗不过统治者的非理性思维。第三个原因，一切高级别领导干部，深入工矿企业中十分有限的基层活动，只能在没有矛盾的和谐方式中进行，不可能也不想听到管理层级上下之间尖锐的对话与辩论冲突，不可能也不愿去开放大量的民意建议与改革意见，领导人缺乏被民众思维激荡的头脑风暴，缺乏现实生活中劳动冲突的矛盾推动，停留在“言论温和”的恒温恒湿的空调间里，无法建立起能够确切反映社会生活的脑筋网络，摆脱不了主观主义的思维模式。在狭隘的思维框框内，这决策的思路当然就打不开了，把不是下策的下策，当成唯一可以炫耀政绩的上策，也是必然的选择。第四个原因，普通大众都知道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制度，但因为缺乏继续革命的精神，使得前辈革命家，对自己专权于一人的制度，缺乏清醒的认识，对人马列对己自由的劣根性得不到纠正，在自恃一贯正确的理论形象中，骄傲起来，很容易被资本主义观念和形而上学思维，这两颗糖衣炮弹所击中，决定了前辈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至多半是半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决定了前十五年改革政策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占据了一大半的成分，决定了经济建设的硬指标，掩盖了精神建设的软指标，已经处在精神文明这一手，完全疲软的状态，处在反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包围起来的困惑中。第五，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门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学说，而且是忠诚于劳动经济的勤奋思考者，有着继续忠诚和继续勤奋的精神，才能得以真正掌握的科学，忠诚而不思考，思考而不忠诚，都是很难算作马克思主义者的，在人们劳动中，普遍存在的偷懒现象，如果没能继续保持一点革命精神，是很难克服的，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方面，偷懒是最大的敌人，但是，专权于一人的传统模式，恰巧又为落入其中的胜利者，提供了偷懒的良好条件，是精英阶层很难彻底精明的根本障碍，当然也是领导人，不愿下苦功夫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障碍，前辈不是忠诚的无产者，接班亦非勤奋的革命者，没有劳动意识而偷懒，缺乏革命精神而专权，这两者相加，或停止革命，或反对继续，必然要瞒天过海，偷渡到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　　

这原因当然还有很多，但在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方面，是起着根本作用的原因。意识到立国要凭马克思主义的前辈领导人，并不等于限定了后继领导人，也得要凭马克思主义来报国。中共的一些领导人，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在于实践的利益方面，不能坚持与理论的观念方面，紧密地挂起钩来，使得科学的利益观念，不能与现实的个人劳动相连接，决定了政治工作者的业绩，也不太可能与全体劳动者的权益，能够有效地链接。就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来讲，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必须以高度负责的劳动精神，下功夫耐心进行梳理与搭接，才能一环紧扣一环地链接到积数千年人类精神的科学理论上，保障中国社会的领导机制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而运动。领导地位的本身，决定了领导人的劳动，处在不受被领导的劳动者所约束的垄断地位，本身已决定了领导者可以不花力气而进行投机取巧的中心地位，也就很难区分领导工作中，是投机取巧还是劳动创造的不同界限。查看这些领导人的权力升迁，并不见太多的劳动智慧，在显现出维护马克思主义原则方面的思想功力与政治创新。从他们要求非政治化的口头禅中，可见他们理论中的马克思精神，是多么地浅薄与刻板，一到了经济实务的处理，即便不是忘乎所以，也只好是束之高阁，科学的理论，被蒙上了不科学的灰色调。他们的理论观念，不以社会机制的内在规律出发，只从表现为经济机制的现象出发，使得领导者群体的意识层面，不能反映社会规律而过度地主观化，形成了严重官僚主义的投机性。虽然说，社会运行的发展规律，并没有随着社会现象的不断演绎而变化，但工人阶级认识社会规律的劳动途径，可以受到那些附和社会现象而应变的投机力量所干扰。　　

所以说，理论不能联系实际的教条主义，也有另类的取巧理论，在紧紧联系着官僚主义的利益实体，起到了影响社会运动的实际作用，也算是对于无效果的教条主义的一种突破吧。所以说，并不是什么时代的变化，带来了商品经济的历史性变化，并不是“信息”技术的发达，在带动“信用”关系的变化，改变了资本机制不善劳动的本质，使得马克思的判断过时了，无法联系实际而失灵了，不需要坚持马克思的原则与基本精神了。恰巧是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继续被新世纪的劳动实践所证明，毕竟其科学性，是扎根于广大劳工阶级的实践活动，与每一个劳动者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不是系于那无法确定谁从多数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少数人的偶然性中，不是系在那漂浮不定的资本家理念而与多数人越离越远的成功人士。马克思的主义，是使无产者的个人劳动，获得丰厚回报的成功理论，是可以被大多数人都可以迅速复制的成功方法，只要有刻苦的耐心。肯化力气，任何的劳动都可以获得相应的激励，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使自己从简单劳动向高级劳动而发展，都可以自己的劳动，证明自己可以启用更多的生产资料。与此同时，都有有可能从自身的脑力劳动中，发展出能够消灭管理者投机行径的领导体制。因此，只有马克思的一整套主义，才能说得清人们之间相互进行劳动的矛盾关系，才能超越一切传统管理中静止而又孤单的思维方式，推导出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辩证方法：管理者随时受到约束而没有投机的余地，但有其耐心劳动而获得人民更多信任的空间；劳动者亦将受到管理，而消除偷懒的心理，但有其劳动付出相对应增长着更多回报的快乐。要想使自己的管理行为，有着令人信服的威力，就得先管住自己的无知与惰性，一旦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影响到现时劳动能力的下降，甚而停止了个人的劳动，无论是管理者，还是科学家，无论是领导人还是劳动者，其已有的劳动收益，也就得停止增长。绝不允许利用政府权力去开设市场投机的金融战场，一切生产资料的调遣，都得服从劳动者的生产需要。谁是劳动者？谁能调遣社会的生产资料？正是一个重树公共权力的制度变迁，是马克思发起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根本问题。　　

从优化社会机制的原理出发，马克思主义确定了维护劳动者利益的一系列法则。就解放生产的效能而言，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在维护“现在进行时”劳动所需的前提下，对“过去进行时”的劳动产物，曾经有贡献的劳动创造者，按社会的福利政策，将其劳动所创的剩余价值，或者说个人所增加的生产资料数额，有计划按比例地折合成生活资料，以弥补个人的更多需要。是随劳动者群体所公认的动态计划，是符合辩证机理的比例构成。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是维护劳动者良好秩序最为科学的一个法律系统，无产阶级依法治国的思想，不是依从资本权的经济体制，而是服从劳动者权益所需的正义法律。立国凭的是毛泽东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治国也得凭新一代劳动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以马克思的基本原则治国，就是解放生产力的最好途径。　　

我们分析改革家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不只是为了说明改革家的错误起源，并且是为了说明这错误后果，带给后继接班人的危害性极为严重，指明那个生产共产党路线的“加工厂”，发生了严重的盗窃案件，好像出现了一些窃国大盗，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共产党赖以生存的一些吃饭家伙，不知何时何人用何方法被偷走了，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把劳动者利益为重的计划管理，把清洗官员腐败的四大自由等许多的生存用具，都偷了个七零八落。在这样的加工厂中，要想制作出来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社会的工具，如果不是伪劣产品，也都是中了敌人木马计的有毒产品，危害人民危害党，使得一党统治的领导基础，岌岌可危。共产党领导社会的经济路线，变成了资本家的经济，引导共产党的社会路线，抽取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石之后，中国的商品社会，也就不得不沿着资本家路线，滑向无政府主义者的泥淖，依赖无形之手来管控中国的社会经济。　　

市场经济的概念，只是全部经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不是一个主要部分，却把它当成管理经济的全部制度，明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偏偏要贴上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标签，实质上是个人利益的沽名钓誉，后果是把“剥削价值”的自由，都可冠以“价值发现”的创新。这种个人意愿的文字标签，带给中国理论界的谬误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使人们把市场经济的管理制度，当成了我们孜孜追求的社会主义制度。直到又一个的十五年改革过去了好一段时间，也没法弄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概念，究竟在社会形态上的发展方面，具有什么样的进步意义。但是，一切功劳归于这个理论概念的推行者，决策者，代表者，一切失败归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已经一锤定音地成为一百年不变的政策口径，改革实践的种种碰壁，已经习惯于怪罪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或大锅饭思想，在阻扰中国的体制改革。他们根本看不到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是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不相容的，对平均主义的批评，在理论上根本站不住脚，只能是官员资本家的捕风捉影。从行政或法院处理人们所发生的纠纷中，常见有各打五十大板的平均化手段，从办公事务的工作指标无法明确的情况中，经常采用绩效分数平均化的考核方法，从企业后勤提供员工的一些生活福利，通常进行平均化的分配，我们可见大量的平均主义现象，也是伴随着不平均的管理待遇，一起出现在劳动者所碰到的经济关系中，由此责备社会主义道路的管理体制，难道不能算作是以栽赃手法，来捧场资本经济的市场效率吗？，　　

把市场经济的概念，孤立地看作自然属性的工具论，是经济中心论，见物不见人之逻辑的必然结论，必然要以工具性否定社会性。就无产者政府来讲，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对于经济管理的社会性质，没有太多的改变，只是一个量变的问题，但是，超过了解决问题的限度，演变成为体制改革的根本手段，也就使得政府体制的管理主体，发生了非无产阶级化的相应质变，就使得工具运用的社会属性，表露无疑，体现出市场经济制度，所固有的资产阶级性质。一方面，市场手段不可能消除计划手段，人类的劳动生产，始终是有目的有计划的，现阶段的中国改革，只不过是把实施计划手段的主体，由企业内外的官僚主义者，转移为资本所有者，使得政府的某些“官员”，利用其掌控生产资料的有利条件，摇身一变为“老板”，是我们工人不得不赖以打工的资本权老板；另一方面，在市场手段的改革以前，计划手段的产生基础，也是按照商品经济的比例需要，作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只是制订与实施计划的主体，具有官僚腐败的主义，而靠主体职能的转移，并不能改变官僚的腐败性，反而通过混乱的市场机制，把社会运行的机制枢纽，收缩在官僚主义者的掌心，使得政府职能的主体转变，体现了统治社会的阶级性质在改变，政府组织的机制收缩，更是体现了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被挤压。　　

我不知道那些过来之人，为什么闭着眼睛说瞎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可从来没有看到，非得要按平均主义的原则进行分配，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待遇差别，以不同方式存在着，只因为某些物资短缺的情况严重，才需要按人均方式进行分配，但如果理由充分，也都会有相应的差别情况，给予不同的照顾。在农村以小队或大队为核算单位，到公社一级的劳动报酬，不是按工分计酬，就是按工资等级进行划分的，在干部们的某些特殊劳务，也还有补贴之类的财务项目。我所处的工厂工资，除了满师以后的32元工资以外，上面还有37元、43元，47.5元等级别，同一个级别，领到的薪酬，也还有不同的差别。毛泽东也在思考着，中国当时实行的八级工资制，仍然存在不公平的问题，就像资产阶级的法定权力，各种按劳取酬的等级分配，依然不能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一样，仍然影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那些混迹于学界，又浪迹于商界或财界的经济学家，以此无耻地诬赖中国人民在计划经济年代的实践摸索，他们是比《围城》一书中所描述的知识人，还要无能又无耻的学者，一直是唯资本思想所图，从未有耐心在劳动机制的深层面上，进行客观的机理分析，使我看到了发动“文革”的现实动因，也感受到“文革”中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还是软弱无力的，还不能为八十年代的理论阵地，给无产阶级的保卫战，提供有力的批判武器。我在上面一章的分析，已经指出了平均主义的问题，导致危害劳动效能的，在于趋向平均的管理方式本身，存在着束缚劳动的问题。问题在于单一化的政策，在于简单化的平等，不在于“平均”两字这个概念本身。这就要把问题存在的基本含义，与计划经济本身的概念，区分出来，明确区分出存在问题的原因，不是包含在人性化管理中的平均主义概念本身，不是计划经济的管理制度本身，而是管理行为与管理方式的僵化，是形而上学的管理想法，带来了低效率，甚至负效率的管理问题，我们统共概称为官僚主义的腐败性，是传统的形而上学习惯，束缚着管理模式的辩证性构成。通俗地讲，就是“一刀切”的方式，缺乏政策执行时的灵活性，怕有不公平的责任承担；或者是“瞎指挥”的行为，缺乏标准化的管理统一性，怕人嫌疑自己为低智商，损失权力行使中的威信。所以说，都是形而上学的价值标准与行为方式在作怪，在加强权力行使中的单向性压力，在维护个人权力赖以生存的孤立模式，不是平均化的政策与计划有什么值得革除的必要性，不知道平均化的概念，包含着打破垄断的竞争性。　　

在资本制度的特征分析时，我们分析了危害劳动效能的问题实质，仍然是管理模式的静态性和孤立性。然而，维系资本经济得以持续存在的救市措施，恰巧也是在趋向平均化的利益分配上，寻找资本政府的可操作措施。即便经济危机到了崩溃边缘，也得提供下岗失业者的生活救济，以及各种退职金，以便解除底层老百姓对资本家统治，群起而攻之的政治冲击。在资本制度的社会运行中，如果没有平均化的平衡机制，作为对商品经济的生产资源，进行基础性配置的价格平衡，那么，要想维护资本经济的所谓市场，何从谈起？如果说，没有生产条件的平均化，或者说，没有竞争条件的对等权利，何有企业竞争的地位平等？没有利润平均化的可交易条件，市场机制的疏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可能吗？各种复杂劳动，有着不同的社会贡献，是该有着不同的回报利益，这样的利益平衡，难道就不需要以同工同酬的标准化方式，作为级差发展的前提基础了？难道政府人员的劳动，就该脱离社会必要劳动的平均化，可以成为孤立于人类劳动的私人生产？十分显然，从利益观念的是非混淆开始，一直到科学概念的本质与非本质之间进行颠倒的问题，都是庸人自扰，节外生枝地带来了诸多的困惑。中国的改革要真取得成功，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一场大改革是无法避免的，必须从这些误人子弟的专家学者开始，进行理论界的一场革命。不进行理论系统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偏差，就难以纠正。中共“十四大”的方向性决策，就是一个明显被专家们误导的严重后果，导致“十四大”的路线，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正确决策，不是一个使得中国共产党更加光荣的伟大举措。曾经伟大的党，由此在世界人民面前，看不出有什么继续伟大的地方了，中国人民不得不从过去由衷爱戴的感情中走出来，来到自我防卫意识很强的市场经济思想，加大了对于当今“共产党干部”所作所为的防卫力度与不信任感。对于“党章”所奉行的社会主义信念，也在迷糊的改革理论中半信半疑。社会主义的优秀精神，从此受到官僚作风更加冷酷的束缚，在一心向往资本世界的利益驱使下，闭着一只眼睛说瞎话的风气尤为盛行，得不到政治思想工作的有力廓清或干预，反过来，又促使那些束缚于资本思维的学术工作者，也是有持无恐地惯于借用一些社会现象的枝节问题，施以处理问题的雕虫小技，作为实践的证据，掩盖经济数据背后的真实本质，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头脑的中共中央，提供了引向资本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园地和研究工具的替代，使得国民革命时期，围绕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的“官员们”，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的风尚，也在共产党的官员们那里，有了扎根开放的大片土壤，像罂粟一样盛开了许多美丽花朵，却结下了一个个大贪官的毒瘤，中国式的改革，在这“丰收”了大量花朵中的后果，含毒量非常之高。如果不是把大量劳动者，挡在这片土壤之外，这块土地的毒品生产，是不至于今日之发达的，在眼睛盯着海外的现代化生产时，决不会容许把毒品生产的劳动流程，也当成中国需要引进的先进模式，也当成企业改革的发展先导，明确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方向。　　

经过“中共十四大”的决策，心思烦躁的领导人，终于铁了心肠，固执地要全心全意去依靠那操纵商品市场的资本经济，来消除他们瞎说的平均主义制度，决心要把一切计划经济的管理事务，把维系人们权力平等的政治条件，统统作为无需平均化的多余事情，排除在政府工作的责任之外，使得主宰劳动过程的权力，在运动中发生各种畸变，大小之悬殊，令人瞠目结舌。实际上，管理权力的高度集中，使掌握太多权力的领导人，的确没有精力承担起相应增加的管理职责，并没有排除社会责任的平均化机制，因此，推行市场经济，要消灭平均主义来解放劳动是假像，分割劳动资料，瓦解劳动的利益共同体，使群众斗群众是个内在的真相。这真相当然不是消除权力垄断的平等竞争，而是通过换一个平均主义的方式，在维护专制权力的前提之下，使大家相互间进入金钱关系的利益争夺，进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博弈拼杀。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投机家的拼搏，不时要照应官僚们的利益角逐，官员们的盈利渠道，也由此比前十五年改革时期的双轨制经济，还要机会多多。但作为政府领导的少数人，可以坐收渔利不说，在这远远比过去轻松的管理岗位上，大家还得听他的话，因为维持公正的力量，或者说评定公正与否的尺度，仍都维系在其手上，多数人需要的政策资源，资本家需要的法院资源，也都在此有头有面人的手上，一切尽在官僚阶级的掌控之中，一事当前，不看佛面，先看官脸。做官到了这份上，当然是比毛泽东的管理，要“高明”多了，人民理该知恩图报。在万里长征的中国革命中，一直为“姓社姓资”问题所焦急不安的毛泽东，毕其一生也未能取得人民的“小康”生活，为当今“甩开”问题而“实干”的改革家，一举拿下了这个“管理”科学中的世界性难题，其管理行为的自由度，已经可以超出社会主义的利益界限，任凭自己头脑中的资本思想，开发出一切资源为“我”所用的价值发挥了。　　

这样一来，资本家的生活资料，可以不加拘束地与劳动者共有的生产资料，获得了平均化的利润权力，还可以缺乏劳动意义的“小非”股东之垄断权利，在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分不清概念的市场机制中，赢得了与“公权”意义相对等的平均化地位，可使剥削利益的增长，有了攫取劳动者“共有资源”的优势条件，以机器化操作的疾速运作，飞入投资量不平等的“流通”领域，分取投资成本高昂的“流通”股东之利益，促使中国的投资渠道，在证监会变成“赌监会”的资本法律体制下，成了少数人巧取豪夺的剥削通道。政府机制的职能转变，由此转不出被资本家勾引的腐败温床。由于腐败问题的深重危机，得不到无产阶级思想的清洗，越来越严重，领导社会的精英阶层，失去了正常的管理作用或社会意义，只好屈从于市场机制的淫威，为资本家的势力崛起，助纣为虐。为资产阶级的平均化思想，取代劳动者权益平等的主导思想，提供了中国式改革理论，在反腐败程序中的基本措施，以修补“二十八字”本质观，不能指导生产力解放的悖论，有一个勉强可以说得通的逻辑。一方面，把劳动者的权益解放，庸俗化为二次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以平均化的社会福利，代替多数人普遍稀缺的劳动发展权，构成了资本社会单一化计量劳动价值的牺牲品，由社会化劳动所决定的权益整体性，被肢解为选举制度中一张粗劣的廉价“选票”，把个人的政治权力以平均主义化的方式，买断给代表资本家利益的某个人所使用；另一方面，把剥取劳动者权益而取得领导企业地位的管理者责任，在社会责任的承担方面，与普通工人的社会责任，也来一个平均主义，不承认处于管理岗位上的资本家，有着比工人们更多的社会资源，需要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这就使得广大无产阶级的共同劳动，大量束缚于资本家利益的私人管理，在中国的经济基础中，奠定了公权私用的主导性质，也为政府机制的公权私用，奠定了腐败基础，从而进一步维护资本家削减政府公信力的自由化势头。从此，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车轮，沿着政府腐败与企业剥削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一起滋长的循环路径，在泡沫经济，实质上就是骗人经济中，越陷越深。信用危机的蔓延，压制了劳动潜能的激发，真正的平均主义恶劣后果，以极不平均的方式，呈现在劳动人民的社会环境中。从此，追逐个人利润最大化，透着社会责任最小化的市场机制，在扑朔迷离的产权规治中，任由着腐败的资本家效率观，勾引了执政的无产者路线观，使得资本家的腐败机制，构成了政府机制的缺德法律时，同时影响到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在经济赌博的市场思维中，任由着道德沦丧的资本权，败坏了党性方针的优秀品质。中国的资本阶级，通过学术界展开了一场讨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激战，最终借用共产党人在经济路线上的简单思维，被意思复杂的改革家，发挥成官僚主义的迷魂汤路线，欺骗性越来越浓厚，严重损害着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使得中国的执政党不断陷入方针政策的信用危机。以劳动条件的垄断性占有，替代劳动成果的辩证法分配，成了经济欺骗中的制度创新，成了泡沫经济上的改革成果。　　

这样一来，平均主义问题的继续存在或重新冒头，就无人知晓了。上述平均主义问题，依然存在于一些独裁者的管理方式中，不但是企业的独裁更加厉害了，而且也成为领导人简便的工作方式，是懒得动脑子的管理者，十分轻松的应付办法，那倒显得不是什么突出的大问题了，只要套上“市场”这个概念，什么效率啦，公平啦，优化啦，就都有了。而突出的问题表现为，权力竞争被权利平均所约束，无论是高科技的尖端设备，还是粗劣的商品制造，一律以资金为参数，进行股份化地“权利平均”，与劳动者的权利，实行股份制度上的平均主义，具有同等享有剩余价值的权利。至于劳动者没有发展权，仅凭存在于自己劳动中的生存权，而获股份权利的比例，在资金所有者中（我们称之为“发展权”掌控者）所占的份额，能有多少比例呢？全凭资本家的良心来裁定了（这个良心，本身属于企业管理者应负的责任心，但被理论界夸张为唯资产阶级才有的自律性，是市场经济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的优势所在），因为口头上说要健全法制，但中国式改革，立法三十年至今的法律体制，对工人劳动中的发展权是不予保护的，可以为零，也可以因为老板的劳动性不足，导致了经营不顺，或者老板的一时间不顺心，使得工人的发展价值，被排挤成为负值，亦即影响到职工应有的基本薪酬。所以，在企业内，权利的平均化，或者说交易地位的平等化，又是受到了竞争权力的垄断，暴露出平等的权利，具有权力不平等的本质，暴露出平等的法律，正是维护不平等利益的剥削者武器。一旦确定了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权力分配的斗争也就结束了，熄灭论的拥护者，对于权利分配的控制大权，有了寸土不让的法律保护，有了剥夺他人权力的特色地位，熄灭他人反控制斗争的权力，实现资本家的独裁权。企业分配的极端不公，不仅在于资产权的不平等，而且在于企业的经营风险，需要由工人的生存权，与老板的发展权，进行平均化的摊派，哪管这初始条件中，生存与发展的性质差别，都得要承担。劳动者不能发展劳动，不劳动者倒能品头评足，控制劳动的发展过程，都因为劳动中个人发展的政治权力，没有一个法律，可予保护，所以不但不能保护您拿到劳动中的资产收益权，而且维持您身体的能源补充所需的生存权，即基本的工资薪酬，也不能保证获得，叫做“下不保底”，而善于剥削人的不劳动者，其收益的无限增长，是可以“上不封顶”的。因此，可有足够多理由，也有大量的实践活动，证明那些不想或不会剥削的无产阶级，要想维持基本的生存，也只能俯首听命于资本经济的市场波动，证明促使自己身处被奴役地位的资本法则，才是现实可行的生活逻辑，反抗是不会有一丝好处的。因为，无产阶级造反的目的，在社会改革的设计师看来，也不过是为了一个“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而这种分配方式，在资产阶级领导社会的理论中，中国的改革家们，也已经从学术研究到政府报告，给予承诺了，可以通过社会系统的“二次分配”来实现，只要乖乖地听从设计师构想宏伟蓝图时的肺腑之言，长期守着富有其个人知识“特色”的改革理论，耐心等待中国的生产力高度地“发达”起来，中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将会比计划经济的愿景，来得更加富足，更有“盼头”。况且，只要您有剥削的“本领”，能够领会这蓝图设计的秘诀，也可以加速向着您所羡慕的老板方面靠拢，“领先”于广大人民群众，过上比共产主义还要“富足”的天堂生活，根本不需要等上“一百年”，就能提前兑现设计师的指示价值。于是，中国经济的资本化运作，使得有条件垄断生产资料的官员们，以及心领神会的投机家，带来了大量自由化的剥削机会，展开了剥削者的大行其道，通向了戏弄劳动者群体的游乐场。劳动资料的市场化，在推进生产关系的社会化路径上，终于被领导者个人发现是一条可以偷懒的歧路，直接弥补了劳动成果分配权被束缚的私有化进程中，所必需要的一种社会平衡，终使利益分裂性的平均化，代替了分配利益的统一性，使得霸权机会的不平均，披上了机会平均的法律外衣，使得束缚劳动的专制力量，密不透风地包裹在调和概念的立法空洞中。　　

这样一来，改革者赋予人民的安居乐业，有了新的含意，本想老老实实苦干，使自己从养家糊口的薪酬中，走出生活的困境，现在走不出来了，要凭商战意义上的阴谋竞争，才能领先走出生活水平的低谷。搞科研的，也不安心于科技问题的钻研，先得找找这些科技任务，有多少商业价值，可以钻营，才能在产业化的运行中，站得住脚跟。这种使整个人民群众，无法安心于劳动的意识，叫做“风险意识”，但并不是应付自然力危险的风险意识，而是对付“小康”社会经常要失去小康的剥削风险，那种自然界的风险，因为社会小康的物质条件与技术条件改善了许多，很有可能叫人得以安心，可以乐业了，只要抓住政府官员的投机心理，包您有相关资源的支持，毕竟全社会成员的劳动关系，最致密的公共资源与联系，还是在政府系统的机构设置中；毕竟社会意义上的公共资源，可以赢取私利，不可能完全私断，私人化的垄断，还得受到公共性的政府所制约；毕竟私人化的政府，还不能改变国家行为在公共关系上的社会化本质，还不能阻挡得住政府机制从私有化向着公有化发展的历史趋势。然而，令老百姓无法安心的事，也正是改革后的政府需要您不得安心的。改革的任务，就是让老百姓不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安心于生产，才能把本应政府担当的压力，现在通过分散风险的游戏场，类似“平均化”的机制，分摊给每一个老百姓承接下来，才需要提高人们防范社会系统的危机意识，大于自然界的风险意识，这或许就是前十五年改革中，由于熄灭论对于阶级斗争观念本身具有的风险防范，予以“非理性”地抵制后的一种反作用力吧，但也不过是讳言斗争的阶级风险，被“非理性”的法律制度压抑后，成为新形式的社会风险，通过非理性的经济方式来释放了。只是随着防范意识的加强，市场思维的社会风险相应越来越大的同时，人民不得不追究中国政府在社会运行中的风险创造，在把政治责任推向社会，加重劳动人民身上的压力之同时，必然要关注政府策略在制造人民之间利益矛盾所带来的额外风险，不仅是一种分裂人间利益导致社会冲突的管理性风险，而且是一种为了大胆加快经济运动的暴利速度，不愿在防范自然风险上舍得投资，大大减弱人民抗御自然灾害的社会能力，所导致的更多不可抗风险。包括汶川地震之前的种种征兆出现时，政府领导人也是一样地保持无忧无虑的宽慰心态，由自然风险损害人民利益引起领导危机的责任忧虑，也是远远小于市场经济不能带来个人政绩的忧患意识，一味忧虑的是何时才能引进更多的资本来四川投资，接受官僚们的邀请，一起“开发”天府之国的大量资源。只求开发中的索取资源，不问资源维护中的开发，那些不能彰显其政绩的人民利益，早就抛在政府官员的脑后，在轻巧投机的市场主义氛围下，真是做官一身轻，轻斩人民的社会利益，重载个人的政治利益。这里所指以个人代表集体的模式政治，当然不是一种重得令其无法承担也要坚持担当着的，为了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治，而是仅仅为个人在官场中谋升迁的权术罢了。　　

这样一来，计划经济中，对于大多数劳动者之生存权的保障，视同为大锅饭而打破了，可以被属于少数人范畴之管理者的发展权所挤垮，所压榨，直至被剥夺。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名义下，为这些管理者的企业经营，重新建造了更大的大锅饭机制，不仅企业中，人们共同劳动的产物，或者说企业的公共利益，可以随便被管理者所消费，所挪用，所占有，而且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也因为投机钻营的坏点子，无人可管，任由使坏的投机家，尽情地发挥。譬如说，本来值价为1000元一个平方米的房屋，但可以凭赖广告炒作，或者拆迁运作，从社会公共利益中，攫取数倍于本钱的利润，达到四、五千元一个平方米的泡沫价格，以其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劳动，割取了社会劳动的巨大价值。如果说，正常的利润收益，确是利润收益人，在比社会投入更多必要劳动，或者说，比社会平均劳动，剔除了更多不必要劳动时，所创造出的剩余价值，只是由于计量的价值标准尚未建立，可能出现少许的偏差，从而存在轻微的剥削问题，那么可以说，不正常的利润，来源于房地产，来源于机器设备，来源于矿山资源等等的炒作，那可是资本家要了劳动者的身家性命，不只是在无形中剥夺了大部分劳动者群体的发展权，压抑了劳动能力的提高与劳动条件的改善，甚至影响到众多劳动者的生命权，构成了吞噬劳动者血汗与肉身的一张罪恶凭单。这个由少数人垄断的投机渠道上，堆积如山的累累财富，包含着多少劳动者含恨逝去的冤魂，也包含着子孙后代的劳动者，大量的血肉之躯，被当今的资本家开发，带来了环境破坏后的摧残，带来了身体素质中免疫系统的破坏。这样一种利润获取，不是一个公平与否的人民内部矛盾，而是阶级对立中的敌我矛盾了，但阶级敌人攻城略地的胜利战果，正是命名以“市场利润”这些中性词，掩人耳目，通过公共使用的货币渠道，在依法治国的谎言中，将源自于广大劳动阶级吃饭生存的劳动效应，被替换为这些少数人的不当获利。至于出口退税数额的提高，企业征税数额的降低，也是把公共权力中的财经利益，当成了一口无需计算劳动责任与劳动成效的大锅饭，为资本家的利润需要，进行社会利益的特殊分配。毛泽东奋斗一生的社会主义事业，被定格为二次分配的大锅饭机制后，也就失去了社会进步的意义了，反而因为国共两党的一场国内革命战争，耽误了中国社会一次分配中的资本主义进程，束缚了只讲究效率，不需要公平的“先进”生产力，因此熄灭无产阶级斗争，比维持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专制更重要，更有利于加快建立富足的二次分配机制，是特色理论方才总结“民国革命”经验所发明的，其实是从资本家学者那里搬来的理论依据。这就是后十五年中反复宣扬改革成就的理论特色，生怕人民不知道，二次分配的大锅饭机制，用资产阶级的领导方式，一样能建设好，甚至比无产阶级统治方式，更加有效率。由于剥削手段可以通过金融品种的创新，高速地攫取劳动人民的利益，显然比无产阶级方式的领导，产出统治者利益的速度要更快，因而把商品经济的剥削本质，通过金融手段的暴力性，构成社会矛盾的冲突焦点，一起照搬过来，但要加上“市场”这一个中性词，能够把“资本”一词的反动性，羞答答地半遮半掩，有利于依样画葫芦地在中国建立起庞大的金融系统，成了改革家调控中国经济的根本手段，根本不顾忌那些围绕资本权力的金融创新与证券交易，是资本社会构筑暴力经济于世界人民头上的战争法宝，也是改革中的共产党领导，越来越让人觉得，并不十分正确的逻辑依据，是中国共产党让全国人民觉得一点也不光荣的开始。市场经济的路线决策，可以说玷污了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光荣称号，也为今后共产党的改名，留下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即便不马上更改党组织的名称，人们看成是一个“经济党”，也是名副其实的，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党的气味，无产阶级的政治意义，已在“非政治化”的利益观上，被资产阶级同质化了。　　

当然，价值守恒的定则，告诉我们，社会价值的增长，不随人们的占有方式而变化，只随劳动中的占用关系而变化。我们不了解这一个定则，是因为不了解“价值”概念本身，是在表达着一种与“劳动”密不可分的社会运动，但通常是以静态的物质形式，来区分谁对之具有的支配权，这样的区分，可以任意的理由进行，可以私有制形式，也可以公有制形式，还可以一个人独大的形式占据，再由其分配给所需要联合的人，这就构成了资本意义上的分配方式，得以存在于社会运动中的活动空间，一直得到保留的习惯制度，可以在远离劳动的关系上，进行资本所有者主观愿望上的权益分配，而一点也看不出是在直接地损害着劳动，因而也不遭受劳动者严厉制裁的缘故。有了这样的缘故，可以进一步引出错误的推断，是一种偷懒者需要的推断，“断定”价值的增长，是与不劳动者相联系的，“按劳分配”的原则完全可以看作是失灵了的原则，是不能发展生产力的极“左”原则，无法使生产资料进行优化配置的过时原则，需要按他们的思路改变发展的路径，把“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仅仅看作一个由老板操作的管理方法。至于是否一定按劳动，按怎么样的劳动来分配，由其看着办吧，反正分配大权，是按法定的关于“生产要素”之权力，进行事先分配好的。之所以按人们垄断的生产要素，进行分配，是因为除工人之外的其他要素，也可以看作价值增长的主要源泉，所以，很快受到了中国法律的重点保护，也受到了政策路线的重点关照。因此，劳动力作为动态的物质力量，就在改革后的中国法律上，开始被物化为静态的物质形式，而静态的物质形式，终于又在声声“解放”的口号中，从台湾经由美国式的友邦交易，光复中国的大陆，重新抬举到劳动者的头上，获得了人格化的力量，反过来奴役被物化了的劳动力，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在失去劳动者灵魂的法律系统内，被任意地析产于各个生产要素中。但是，如果我们的分析，从动态的物质形式出发，来分析价值的概念，就会知道价值增长的原理，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没有这么简单，别说价值的增长，须臾离不开劳动，价值的保存，维护，也与劳动有着很大的关系。价值的守恒，模糊了价值增长与占有方式之间，对分配关系进行改革的有效性。但价值作为自然能量的社会化，并不是双向守恒的，一旦与劳动相分离，其增量的方向上是守恒的，不再增长了，但减量的作用方向上，就不一定了，这就与人们的占有方式密切相关，随时在反社会化的方向上运动，可以使劳动力增长带来的价值增量越来越少，少到不能维持劳动力存在的需要量。　　

不对价值的客观载体，与劳动力主体联系起来，不去发挥应有的使用价值，就会消散于大自然中，使得价值的消耗，可随不良的占有方式而变化巨大，可以视同自然力对社会能量的更大消耗，达到了非常态的一种侵犯，因而暴露出占有方式中的明显问题：有个人赢利的剥削机遇，必有公共权力的让渡损失，有巧取豪夺的巨额利润，必有巨量的劳动成本流失于价值黑洞。虽然这一个随时会使社会变得更加黑暗的黑洞机制，与市场经济的法制思想，也有着剧烈冲撞，为当今的法律所奈何，但资产阶级的法律，也还是给了一个法律所认可的体面说法，有一整套的术语和程序，或给予无能为力的宽容，或予以一定程度的限制，名之曰“坏账”、“破产法”等等，对“拿了白不拿”的市场机制，不是予以追究剥削的责任，而是给予坏账责任的“清零”，可以让那些尽使歪点子的剥削者，有一个溜之大吉的合法了断，或者是逃之夭夭的金蝉脱壳。重大的社会利益，可以因为无形之手的操控而无形化，社会的重大责任，可以因为政府管理的清零办法而容许结清，这就使得商品经济，发展成市场机制的暴力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强化，只要国内劳动人民的反抗还没有形成，从商品经济中，以社会责任最小化的信用模式，发展成市场经济中，社会责任尽可能负值化的成本创新，来赢取金融机制超值化运行的最大利润，一直要大到人民群众无法生存的绝路中。计划经济中，靠财政接济的大锅饭机制，变换了一个名词，转变成具有太多太多价值漏洞的市场机制，是一口传统形式的大锅饭，反而为更多不劳动者，提供了大吃大喝，大肆挥霍的投机饭了。那一个限制坏账损失而进行清零活动的所谓“了断”，又为其坏账策划者，准备了下一个另辟蹊径的坏账机会，或者为接踵而至的其他投机人，提示了又一个坏点子，勇于从资本争抢的大锅饭中，再掘一桶黑金，准备了下一轮运动的能量积蓄。　　

这就是资本社会基本特征所决定的管理体制，是市场经济自由化的指导思想，决定了相应的法制设定，到法律的贯彻过程，都是一个既不真实反映现实劳动，又不愿以法律准绳来得罪人的管理系统，是个“老好人”制度，只不过，怕得罪的，不是属于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是属于少数人，有头有面人的利益意识。因此，把社会的公共利益，偷换为“市场价值”这个欺蒙人的模糊概念，使劳动群众难以分割的共同产物，变成了重赏剥削者的大锅饭，是改革后的法律，所要保护的大锅饭机制，保护那些重赏之下的投机勇夫。前面已经说了，人民一词，在阶级社会中，仍然是一个可以被虚置的概念，只要不联合起来，是出不了大声响的，谈不上可否得罪的问题，而是任由践踏的轻重问题，对于名声大的人，才是得罪不起，稍一不如意，就要代替人民哇啦哇啦地叫喊，所喊的声音，完全以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为标准，压倒了劳动者微弱得几乎听不出的痛苦呻吟，那盖过民音的老板们叫喊声，响彻我们熟悉的媒体，却很少被允许驳斥。在经济机制的社会真相，被市场导向的资本舆论所掩盖后，社会机制被约束在狭隘的孤立观念中，被称为不应当干预，因而也无需人负责的市场机制，任由资本家做文章，使得所谓的市场经济，显然比前十五年改革，由官僚们计划的经济制度，更为得乎民心，在媒体上谈论阶级问题的斗争气氛，确实比文革时期出奇的平静。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所以，把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硬按到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上，也就成功了，哪管这个经济概念有进步与反动之分的，一切都市场化就是了。在缺乏无产者的规范力量时，这市场化也就等同于自由化了，要不是当时的国务院领导，狠抓规范的政策措施，使股市泡沫得以暂时的抑制，使企业的改革，有所约法，这混乱的局面，不亚于东欧国家的硬着陆，把羊头挂到狗身上，哪能不流血呢？而果真要让作狗的身体活动起来，如果不是从基因重组方面下工夫，那只能说明，这个羊头的一副慈善相，是伪装的，是个假面具，撕开了真相来看，还是要让人看出是个狗头，所有为中国改革出谋划策的鬼主意，都不过是狗头军师的干活，真有什么好主意的，只能来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而论经济的改革道理，只能使正义的规范化力量，败退于邪恶的自由化势力，不是人民在阻碍改革的进程，而是官僚在脱离改革的规律，使中国的体制改革，无法遵循能够反映客观规律的社会法则，是改革的理论，在脱离人道的权益，在背离劳动者的人性。　　

有些观念不知是怎么来的，譬如说，法制规范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明明是法律制定者，其实就是统治社会的领导人，需要这个市场，需要以自由的商品交易，作为其统治方式，作为其规范社会经济的一种简便方法，却偏偏要说，市场的交易者需要限制自身自由的种种规范，偏偏要说，法律规范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法律部门代表统治者，对市场交易者实施各种各样的管理性约束，是市场内交易者自己提出的要求，不是市场外统治者的干预所要求的，这样的观点，不承认法制规范与市场自由之间存在抵触的矛盾关系，不承认社会道德与市场竞争存在不一致的利益冲突，不需要从外部干预，自会从内部需要所平衡。所以在他们的不承认观点看来，法制与道德，都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不是国家统治的外在要约。以商品交易者相互交易的自由，掩盖了交易者与管理者之间交往的不自由，这自由与不自由的辩证运动，使得资本经济的运动关系，始终不能摆脱腐朽的病理性危机。毕竟在游戏规则的订立中，首先得服从赌场私有人的基本规则，其次才有自认输赢的游戏规则的约束，所以说，赌场的管理法则，属于开赌场的老板所需，并不是赌客们所需的游戏规则。同样的原理，工人阶级与资本阶级之间的交往规则，政府部门是管不过来的，政府不管劳动产权的形成过程，只管既有产权的交易过程，督促他们把交易持续地进行下去，引导他们产权成果的流动速度和流量增加，符合资本经济的统计指标。即便市场经济的主战场，成为改革成果的主要标志的证券市场，也因为反映着阶级矛盾的狼和羊的关系，使得一些劳动者为了抵抗通胀而寻找保值的投资途径，也被股票投机的坐庄资本家所拦路抢劫，在竞争地位悬殊的丛林法则中被吞噬，不可能受到证券法律及其监管者的保护。证券监管的一系列法规措施，就法制概念的宣传来讲，不会有什么不公正的，但大多与金融投机的脆弱性相抵触，若真得要为投资者服务，杜绝不当得利的投机手段，将这些法规付诸实施的话，中国的证券市场，也许只好要垮台了，或者说要大崩盘了，这样的法规，又违于市场设计者的初衷了。毕竟开赌场的老板，只在乎赌博的生意做大做强，对于“赌不厌诈”的规范限制，不可能超出其做生意的利益。若真得相信这些管理者制定的管理法规，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含义，不是无知于阶级斗争的幼稚，就是熄灭阶级斗争的用意。　　

不过，某些领导人则不以为然，坚持说他们改革之目的，仍是为了社会主义，市场也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不知道为何不肯替老百姓想一下，作为社会主义主体的劳动者，还能成为市场经济的竞争者主体？他们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很少会不经心地公开说出要为资本主义而发展市场经济，但一句“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无政府责任口号，难道不是把社会主义的原则精神，肆意丢弃在一旁，言下意思，他们的领导工作，是服务于市场主体的，其领导权力不是劳动者给的，是来自于市场交易者。其所谓挂起社会主义商标的市场经济，想靠市场的无形之手，去驾驽资本的引力诱惑，就像依靠开设赌场的经营老板，去抵制人们的赌博习气，简直是把荒谬当理论的扯淡。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方向，早晚都一样，都要拉回到资本经济的轨道上运作。迎合市场交易者的利益追求，就是要迎合资本主义者的权力垄断，主宰中国的经济活动，哪里容得下工人农民的一点点权力包含在内呢？为人民服务的意思，早已在全盘否定毛泽东路线的批判中，以取消“四大自由”的法律制度，被所谓加强法制建设的方式，无情地剥夺了，缺乏无产阶级感情的立法大爷们，是知道劳动者的权力行使，无法可依的，但就是要让资本家的竞争自由来取代，为资本家及时提供法律武器，有市场法则可依，是立法者的汗马功劳。当今的政府职能，已经转变到旧中国机器的国家职能上，“为资本服务”的意思，远比毛泽东政府尊奉的“为劳动服务”意思，更加地旗帜鲜明，每时每刻地突出于全部老百姓的生存环境中，奠定了由精英主义思维所阐发的“代表论”，全面排斥历史唯物论的经济基础，现今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的程序关系，也就按照代表论的思维逻辑，直接将国家机器的领导层利益，与资本家利益挂起钩来。　　

毛泽东政府是与工人农民的利益困在一起的，政府部门的干部，得不到特权利益的优厚待遇，还没有与工人农民的待遇，过多地拉开档次，没有上下之间贵贱等级的特定差别，在精英们看来，是一种行不通的思想混乱，缺乏权力大小的秩序关系，除了党组织的纪律性之外，没有上下尊卑必须服从的群众关系，即便党政领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集中制，也是不能按法制程序进行治理的工作方式，没有法律方式来得稳定。因此，把法律机制的教条与僵化，当成了治理社会与管理劳动的稳定目标，把改善工作方式的体制创新，被他们改换为资本家方式的法律制定。为了否定毛泽东的群众观念，为了修正劳动者的法律思想，在否定群众运动的意义时，统称为所谓的“拨乱反正”，也就是“拨”劳动群众参与管理之“乱”，“反”修为剥削阶级专横用权之“正”，从而为精英阶层提供了最好的法律武器，提供了正统地位的专制手段，那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与之不相容的“专权”概念，从法律上认可资本家的垄断，认可官僚们的独裁。所以，“专制权力”获得法律上的认可与保护，同时也为无政府责任的市场主义，开了资本家统治社会的特色良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表象，遮蔽了法律武器的人人不平等，市场经济的无政府主义剥削，遮蔽了政府专权的官僚主义塞责，这样的精英主义改革，使毛泽东的劳动者政府，修改为剥削者机器。这样的国家机器，不可能，也不愿意与工人农民的利益，面对面地挂接一起，必然将无产阶级链接在资产阶级利益的后头，让资产阶级吃饱了，喝足了，玩腻了，才有一点价值剩余，去带动无产阶级致富，据说是因为一次分配的高效率剥削，在“三个代表”所兼顾的二次分配上，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公平，能够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带来了取代劳动解放的人民主权时，具有不同于资本社会特色的二次分配利益，据说是属于消灭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本质，不是资本家维持社会统治的缓冲工具，不算是巩固与扩大两极分化的资本权性质。　　

如此说来，改革中国的领导人，经常用惯了的“社会主义”一词，也已经完全变了味儿，但需要与中国人民取得政权的革命思想兼容，把明明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概念，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偏要解释为没有阶级性的中心词。那么，作为无产阶级斗争概念中的“社会主义”一词，与反动性很明显的“市场经济”概念，明明不能在熄灭论中拼凑一起的，为什么还能坚持着以机械一样僵硬的方式，十分勉强地硬扯到一起呢？是不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市场方式，在现代经济的运动中，真得有了更多的社会意义，有了新的发现与开发，使我们在斗争熄灭论中，有必要使私有制与公有制的经济成分，在中国的体制改革中，也来一个平均主义化，共存于一体，可以互不侵犯，还有互利性的双赢呢？或者说，一反私有化矛盾的丛林法则，一反资本社会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间你死我活的对立性质，找到了两者之间相得益彰的有机联系，找到了不左不右的中间道路，可以走出阶级斗争熄灭论所遭遇的困境了呢？原来，在依样画葫芦于资本机制时，改革家只追求经济商品的功利性，不想谈商品经济的欺骗性，改名称为市场经济，以抹去经济资本运作中的欺骗性质，好让中国人民心悦诚服地接受商品经济的导向机制，在改变政府机制的导向功能上，免除官员职责的社会责任，改革家的改革责任，也完全得以逃脱。他们在绩效考核的待遇上，其特权地位与老百姓可以有悬殊的特色，而他们在无形的社会效益上，其承担责任与老百姓以相同角色，甚至比落后群众所担当的社会责任还要少很多，可以不从社会需要出发，只从权力稳固所需，利用管理条件，随便地制订一些破坏公共利益的举措，为私人谋利。原来，反动派的利益驱使，总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总会在资本经济的危机当口，创新出缓解危机的一些骗人伎俩，在资本运行到了垂死的边缘时，列宁主义的预警结论，已经引起了凯恩斯一类资本理论家的关注，一反无政府思维的自由主义论调，也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找出能够维持资本家统治的领导智慧，发展了资本经济可以接受的政府约束方式，接受公共利益出发的经济调整。凯恩斯提出的国家干预主义，能借鉴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约束资本垄断的理论逻辑，他们学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思路，看透货币的符号性质，重在价值计量的功能性，可用作调整经济结构的金融工具，挖掘出反自由化的制衡措施，制约那个维系剥削者贪婪利益的市场自由化理念，使社会化的大生产，一度处于无政府主义的状况，有所收敛，论证了政府应该担负起干预市场的管理职能，从而构思了用货币杠杆的撬动，来调节市场运行的有序化举措，挽救了市场经济于资本家贪婪成性的蹂躏中，所演绎出生命垂危的社会困境。既是以不得罪人的论证逻辑，进行政治策划，通过资本政府的影响力，让资产阶级向民众利益，作出有限度的让步，缓和了资本家独裁所不能克服的矛盾冲突，明确了货币创制的国家性，但也明确了并不出自人类的劳动性，至多从消费者的偏好进行分析，这就是他们认识的局限性。受到资本理论的局限，劳动者决定货币关系的秩序，还不能取代“精英决定论”的习惯制度，但从“干预论”的政策措施上，较为妥帖地保全了资本家所有制，在社会系统中存续下去的合理性与安全性。这种使少数人让步，让多数人容忍，剥削者与劳动者都能够向中间利益靠拢一步的路径，要比中共十四大开创的折衷主义路线，大约提前了半个多世纪，这条路线的基本思想，属于毛泽东已经论证过了，不能从黑暗社会解救中国苦难命运的中间道路。但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出现了许多走向中间道路的政论家，有着历史上惊人的相似之处，每当资本社会有了科技发展的一点进步，都有伯恩斯坦一类“假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无产者不要搞阶级斗争的理论翻新，读一读“罗莎。卢森堡”的文章《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咱就可以明白一个世纪以来的实践，都在重复检验“唯物辩证法”的真理性，都在证明许多标榜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创新者，对于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多么地健忘！把否定之否定的社会进步，当成了资本经济可以百年不变，可以长期存续的证据，当成了他们错误地估计形势，判断出社会革命的主义是落后的，不如资本社会的改良理论。来得先进的决策依据。　　

不是说中国的改革非常成功的吗？原来，经济中心论的路线偏差，已经在文革结束后的十五年中，导引着中国在社会的经济制度方面，选择了与资本经济紧密相连的中间道路，又继续促使我们的社会走向，全面地朝着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方向，成功地走过了十多个年头。一方面维护了资本家所有权的自由，通过政企分开的改革政策，把政企一体化的社会规范，全部抛弃，等于抛弃了以劳动者群体为主的社会管理，代之以个体劳动者为主的企业管理，包括国有企业，也维持着个人家长式的管理，成为改革后社会的基础秩序；另一方面，没有多少社会意义的规范，或者说并不具有决定意义，没有规范价值的价值规范，构成了政府职能的中心，是政府管理社会的基础性职能。这个职能的重要性，来自于资本的自由化程度在提升，来自于资本的非份竞争，可以操纵房地产，炒作企业资产的自由度，得以无限制地循环扩张，使得货币的价值基准，完全消灭，维护劳动秩序的价值观念，越改越乱，在银行利率的自由浮动中，可见货币的含金量，也在尾随改革的进程，越改越少。这就不得不使金融杠杆的调控，成了政府非得化九牛二虎之力不可，保持币值的稳定，也等于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成了中央政府的头等大事，成了稳定大局的头痛问题。与此同时，没有了计划经济的制衡，没有了科学定价的基准，只有私人垄断的操纵，只有资本利益的诱导，使得传统行业的物价波动，此起彼伏，到处是问题，结构的调整，永远没有尽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局，是机遇还是灾难？对于少数人与多数人来讲，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这就是搞活经济，包含着搞死经济的资本逻辑。在这样的运作逻辑中，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中，“国务院”往往被当作各大集团利益，相互角逐的竞争场所，是大资本家在投资战略上进行竞争的市场机制，呈现在国家机器中的一个小市场，不断地讨价回价，商讨再商讨，无非在信贷与财税方面，进行各方利益的反复配置，反复规划，甚至是在重复低效能的配置方式，甚至是在重蹈失败规划的历史覆辙，来带动生产要素的垄断关系，不断调整再调整，体现出各种势力在失衡时的一种摆平方式。至于规划不到位，执行无人责，有责不追究，也是一连串的问题，都被斗争熄灭论的盖子，捂得密不透风。任何一个问题，不能捂住的话，也是牵一发而惊动全身，都要引起各类现货市场的价格波澜，影响安定团结的资本关系。其实由于此类改革的动因，不再是依靠劳动关系为主导，而是依靠资本关系为导向的局面，所以逃不脱内在不安定因素的积累。这种内在因素累积的结果，也使中国国务院内的市场竞争，本身就成了资本关系的不安定因素，这几年的海外大财团，控制了中国许多行业的命脉，可见代表世界大财团利益的价值观，隐含于国务院内的竞争机制，初见端倪。　　

“国务院”会议运作中的政府机制，既是中国经济在资本性运作中的主观映射，也是中国资本家在市场机制上的必要补充，是资产阶级并不满足于企业中的领导地位，正在向政府机制延展，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时，对于资本家理性不足而言，是必须的一个辅助性管理。虽则原本社会主义效益上的政府职能，已经被剥离得所剩无几，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还不嫌满足，还在嚷嚷着政府的理性管理，阻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的最后瓶颈。对于这个瓶颈的众多看法，当然不是指发展公有制经济的最大瓶颈，而是指私有制经济全面放开中的制衡环节，也得要打破，是资本家的单向性思维，决定了他们不要政府制衡，只要制约工人的非理性要求。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赢利愿望，绝大多数是厌恶政府的干预，借助官员腐败的公众舆论，竭力反对政府干预的言论与理论四起，怂恿政府部门，把资源的控制，全部交由市场，根本不顾及，掌握巨量货币者，完全可以在市场的自由交易中，买断资源的市场控制量，一旦占据了控制定价权的制高点，就能实现从政府部门向私人垄断迅速移交的转接过程，根本没有这些民族资本家占便宜的机会，要想使中国市场成为没有阶级争夺的真空地带，完全是鼠目寸光者毫无科学根据的臆想结论，是中小资本家不顾整体利益的自私理论，也夹杂着大资本集团的私有化企图，摄取国家机器在运作资源中的潜在权限，成为自家工厂流程中的控制按钮。　　

以自私理论主导上层建筑的经济学思想，其评价经济增长的效益，就不可能以民众的权益为标准，必然以资本家的权益增长，占据着经济增长的主分量，以此增长着的统计参数，作为中国改革的宝贵成果。也就是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所谓“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其实并未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仍然需要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但偏偏展现为供大于求的经济指标，已经到达不需要再增长的饱和状态。此种放开政府责任的约束计划，政府不去管理的经济增速，大大超过了人民需求的增长，却又从自由市场中，受到了内需不足的严厉约束。充分证明着所有的经济增量，如不是资本家的捣鬼，那就是官僚们的胡闹，根本是脱离人民利益的一种虚假发展，或者说是虚假生产，虚假投资，甚至影响到财税数据的虚假，也因为有了熄灭斗争论的保护伞，得以安份地栖息。充分证明，所谓“实事求是”的理论设计，设计在一些远离人民需要的经济指标上，落实在虚事为非的行动逻辑，甚至是为非作歹的逻辑游戏，自由的市场经济，并没有给人民以发展劳动的经济自由，解放生产力的改革政策，并没有促使生产力真正得以解放与发展。商务劳动的流通模式不断在创新，依然无法带动群众劳动的科技创新，依然不能加快工人阶级提高生产效益的发展步子。　　

内需不足，强求外需的改革政策，也因此成为改革家的基本国策，但是中国的资本家，在国际上并没有强权实力的政治背景，也想试图不自量力地在国际市场的舞台上，进行定价权的争夺，几近于火中取栗，必然要深度的灼伤。像前期的“中平安”，一出手就是200亿人民币白送人家的交易投机，并不见少，不必看此种交易的私人好处存在哪些玄机，但中国想凭自己的债权，控制他国的经济，赢取一点利润，就不会比盘剥国内股民的做庄手段，那么容易了，弄不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连自家公司的控制大权，都被竞争对手所吃进。所以说，这场改革的中间道路，初看起来，要比东欧社会走得成功，初见成效的印象并不很浅，但那是制裁无产阶级的投机家乐园中，取得利益斗争的胜利者，在如数家珍地罗列其战利品，标记着改革政策为他们带来了许多的竞争优势，由少数成功人士对着中国式的改革，在欢呼雀跃，是多年来劳动人民血汗所积聚的公共权益，在没有较好保护方法的前提下，依赖着权力竞争的私人机制得以全面释放，被强迫移入个人接收的后果展览，是资本家权力获得自由的成效，绝不是工人们的劳动权利获得了解放的自由，那是投机劳动者的自由化，不规范化，并非是诚挚劳动者的权益，得到规范化的维护，得到民主化的改革，得到劳动化的解放，不是在人类劳动的基础上，进行激励机制的塑造，而是在劳动成果的占有上，进行赌博机制的奖赏。中国的体制改革，本想通过中间道路的突破，解放社会的生产力，结果却是沿着压制生产力的管理路径上，强化了资产阶级的控制力量，一切劳动价值的增长，尽数囊括到大财团的腰包中，这就是所谓藏富于民的中庸理论，带给中国人民的改革效益。应当说。五四以来的革命，并没有彻底抛弃中庸之道的传统文化，而是传统文化的科学性不足，不足以跟现代文化中的资本势力进行抗争。
受到传统文化的形而上学思想影响，不着重“生产关系”的解放和发展，来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偏面强调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其片面性的错误是极为明显的。人类的历史发展，提醒着我们，四千多年文明历史之前的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力，一万年以后的主要矛盾，也还是要发展生产力。单纯地论述生产力发展，根本没有什么重大的历史意义，根本不是现阶段才有的主要矛盾，不存在社会主义与奴隶主义的劳动区别，也不存在资本社会与社会主义的技术差别，几乎可以推测任何的社会变革，都是有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初动因，由此具有相同的历史价值，单单从生产力方面而论，并不是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的本质差异。社会的主义，不在于阐述生产力的决定性问题，就在于阐述生产力问题的解决方法，在于通过“生产关系”的解放路径，推动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不承认“生产关系”这一点重要性，执意要突出宣传自己的统治方式，属于生产力的解放，明显表露着一个权力竞争者骄傲自负的不良心态，完全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正常心态。这就不可能领悟到，最能体现唯物辩证法精神的生产关系，才是构成了社会主义不同于所有社会形态的本质，恰巧在“经济中心论”所固化的路线决策过程中，荡然无存，那样的二十八字“本质论”，还能在改革家所选择的道路上，体现出多少科学性呢？　　

要论中间道路的理论研究，还不如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来得更有资本主义的制度价值，也是一个中庸之道上走得很远的经济学思路，不讲人权之间的阶级差异，更不谈差异消除的策略，缺乏斗争精神的劳动意志，是一种没有灵魂的意志，充塞竞争阴谋的垄断意识，在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前提下，构成统治者最和谐的一个社会策略。所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比中国不要干预的市场主义理论，具有更加明显的理性力量，但依然是劳动性不足，或者说是提高效率的科学性不足，只能解决小波动，不能处理大危机的社会问题。之所以是低效率的主义，不能解放大多数人的劳动效率，只能延缓资本危机的爆发周期，不能从危机酝酿的利益基础上彻底根治，就因为其考察现实社会的法理思想，并不对资产阶级私有制，施以伤筋动骨的币制改革，也就不能治理无效率的政府官僚们，不能使寄生虫性质的国家机器，改造为管控社会经济运作的劳动机构。这样的理论，能够分析物质流转过程中，产生时空脱节的现象，了解到既存的劳动成果，不能形成人们的需要产品，不能立即投入新的劳动循环，但因为它不涉及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被一个人所支配的总体毛病，也就不能解决，资本家制度的根本缺陷。由于劳动者对自己劳动成果所应有的支配权，必须通过交换过程的货币环节，才能形成，才能构成为下一个劳动节奏的循环，却全被资本家在货币环节上设下的关关卡卡所垄断，劳动者不能支配自己的成果，（至多是维持生存的能源补充）导致了由一个人的支配权，代替多数人对劳动产品的支配权，处理速度与成效之低，不言而喻，造成了人类大多数劳动产品处于闲置和无效的状况，甚至大量处于对冲的负效状态，与劳动力的闲散或胡闹，是一致的，也具有相辅相成的循环关系。就是说，耐心进行方向性梳理的政府机制，很难形成相辅相成的正向循环路径，完全处在堵塞状态，而自然力运动破坏社会生命力的运行机制，是很容易构成相辅相成的循环关系，等到人民发觉危害生命的风险临近时，为时已晚。　　

货币职能之具有决定社会性质的意义，是因为在这个价值循环的重要环节中，支配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体消失了，私人利益的主观评价，上升为控制货币的主体力量，也就形成了与社会利益相对立的运动环节，反之，实行符合群体利益的客观评价，就能成为人们同甘共苦之利益整合中的重要环节，就会打破资本家垄断的关卡，不需要再给资本家留下买路钱。凯恩斯由此环节的传统关卡上，才提出用扩大货币的投放，来收买设卡人，给予价值路径上的放行，即增加了不属于社会必要的现金“流动性”，来扩展人们对劳动产品的支配权，其现实作用，就在于能否用货币的增加，引动一些资本家的主观能动性，对于投资作用的微微推动，丝毫不在于解除那些寄生懒惰性的剥削者，对于经济投机的束缚，其后果，至多是稍微改变一下劳动资料垄断者的投向，稍微减少一点支配劳动产品的奢侈权，来弥补一下劳动者生存权的缺损，以平息社会上极大的民愤，稳定劳工阶级的不满情绪。由此也造就了民主与自由之间，在资本体制中的内在矛盾，人民大众的民主利益想多一点，垄断势力的利润自由就少一点，美国式的两党执政，无非是这一矛盾的反复闹腾。这种集团之间互相迁怒的政治方式，就是借助民主力量，来约束对方的集团势力或其相应阶层的权力自由，根本动摇不了其权力产生的制度骨架，无以根治骨髓中的癌细胞，随时会滋生毒瘤的运行机制。美国式的民主意识，可能比欧洲国家的意识形态，有所进步，英国社会受着传统意识的束缚更多一点，垄断阶级的自由也多一些，是处于帝国地位的保守思想，更为浓厚，更加难以接受民众做主改革的利益诉求，也就难以适合自由市场的应变力，没能形成政府机制的调控职能，维护资本经济的工具发挥，也是从不落日的霸权国，衰退成一个行将没落的附庸国，被美国式霸权所取代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民主管理意味着方式方法具有辩证性的竞争管理，凯恩斯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提供了阶级内部进行利益协调的管理工具，使多党制的执政矛盾，有了在枝节问题上体现民主性的不同策略，作为轮流施政的理论依据，但不能带来阶级之外的管理意义，不能调动无产阶级管理的民主力量，仍然要依靠资产阶级领导，作为推动社会的主要力量，其改变政策措施的调控效果，根本不能产生明显的社会进步。只是通过次要矛盾的管理方式，使僵化的整个管理系统，稍稍能够克服管理体制上特强的主观主义特征，比原本的意识形态，更多一点点客观性。事实上，中间道路的理论家，没有注意到，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仍然在靠战争发财，仍然靠掠夺他国的资源而生存，凭凯恩斯的方法，要想使恶魔的掠夺行为，转变为天使的劳动行为，也是一个万里长征的过程，在当代是根本不可能有明显成效的。能够用金融伎俩，而不用金属技术，成为垄断势力，进行“战”略斗“争”暂时的手段替代，是凯恩斯之类学者的最大贡献，也算是以“和平”反对战争的最好方法吧。　　

由此可见，腐朽的资本制度，得以存续的生机，与中国削弱政府职能的改革思路正好相反，在于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但因为凯恩斯的那套主义，没有冲破自己国家所固有的保守思想，不谈所有权问题，就经济范围而论经济运作，回避从经济的利益中心点，即政治方面来寻求彻底解决资本社会的根本问题，同我国的改革理论，把经济作为社会利益的中心论，也差不多，也不太讲究利益的中心点，是不是在政治方面，是不是需要搞活政治，还是需要钉死在资本权上。所以，凯恩斯主义挽救不了资本制度的命运，资本制度频临灭亡的状态得以维持，根本不是凯恩斯的干预成效，而是无产阶级的政府干预尚未成熟，不能彻底消除资产阶级政府的治理模式，才有维持资本权的凯恩斯主义，得以起作用。起作用的主义，包括货币主义，市场主义，新经济自由主义等等，都是在挽回资本制度的垂死性，不敢开刀触动资本家利益，做一个大动作的医疗手术，只管在世界市场中，利用全球一体化的不平等的金融工具，挖掘或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生存资源，占为己有。之所以如此思考社会的经济运动，是因为政治问题，涉及资本社会的政治改革，影响到社会整个管理系统的阶级统治模式，可不是一个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学者，在绅士风度盛行的保守思想体系内，所能够考虑周全的问题。资产阶级的理论，具有否定封建王朝专制的足够勇气和理性，能够把资本社会变化多端的应激机制，发挥到流通性最大限度的作用力空间，但没有勇气超越这个空间，不敢全盘否定既有劳动资料所有权的传统方式，不能最终走出自身的唯心论制度模式，不能突破资本意识形态的架构局限，不能从上层建筑的主观能动性层面上，发挥出积人类数千年优秀文化精神的理性作用，来调控社会经济的有序化运行，根本不能突破所有权被私人垄断的利益空间，发挥出更多有效的流动性作用。从资本机制的现代运行概况，可见制度构架的僵硬性，开始在层出无穷的弊病蔓延中，在危机处理的成效低微中，越来越明晰。　　

我们中国的体制改革，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可以构想，但有批判资本社会的现成理论，可以从批判中揭示社会主义的运行机制，“批判”就是一种改革，“揭示”就是一种创新，无论是改革旧事物，还是创造新事物，都是需要严格尊奉科学理论的艰辛劳动，劳动者获得解放的劳动新体制，当然也是离不开艰辛探索的脑力劳动，离不开马克思提供我们进行抽象思维的逻辑工具，也离不开现实资本的运动观察。我们可以学习资本社会的经济原理，但我们不应受其“唯经济论”的思维束缚，不应从中间道路的模糊观念上，任凭经济运作的失控现象，普遍泛滥开去，不应以中间道路的管理意识，抵触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间道路的改革思维或论述，看似是注重实体经济的唯物论，本质是脱离整个社会利益的客体性，是背离历史唯物论的主观唯心主义论调，是物质化了的唯心论，或者可以描述为正在机械碰撞中腐烂了的唯物论，不得不滑到剥削阶级十分荒唐的谬论中，寻求统治者正统的律法理由，以挽回“经济论”在现实运动中到处碰撞而受伤的成本损失，为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必然成为其唯一可行的改革选择。不做这样的选择，就无法使社会劳动的主体，在人民群众的模糊认识中，将人民自己的权力主体或政治关系，进行客体化。　　

当然，这里所说的客体，是相对于精英分子构成为调控社会经济的主体来讲，大多数人的政治权，都成为精英分子进行劳动操作的客体，是像实物资产一样，可以任由一些具有权力的人民代表，任意摆布的客体，从而使唯心主义历史观，有了客体支撑的立论基础，为精英政治的经营机制，提供传统的合法性依据。这在政府官员主导的城镇拆迁工程中，这种客体性，表现得较为显著，每一次被拆迁的民众，民主性意识越少，定价权就越具有官员的私人性，具有更多黑箱空间，任由其进行“一对一”交易的私有化操作，权力操控者帐户上暗道道的利润，就越丰厚，反正你知我知，人民不知就行了。而且，把“商业性”拆迁，混入“公益性”拆迁，一起来运作，更是个最肥厚最能体显政绩的工程，没有一些公益性的实事工程，就显得领导人无事可做，闷的慌。因为岗位责任的简单划分（一切官位职务的简化没有关系，只要工薪待遇不简化，盈利渠道不简单，也就够了），使大量的社会事情，都已经从政府职能上剥离，不属于官员的社会职责，都被资产阶级包揽了，被称作“中介机构”，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一些社会部门，是否在取得权力资格的承包中，把社会责任也包了，天晓得。原本都有政府责任的事情，只要干部负责，群众拥护，没有什么办不了的，现在呢？由于私有制理论的盛行，官员们都假装没看见，混在老百姓的队伍里，一块忙活着生意经，本来就因为不能乱收费，都在为盈利手段的减少而窝火，现在有了市场机制代替政府职能，更可以推卸责任，踢皮球玩，一些头儿们，除了有价值的老板给予盛情接待之外，看到来府上求公道的小民有事，若不见下面有烧香磕头的一些可利用价值，当然是请不动的。政府职能转变到现在，正好顺着资本家的转变思路，把看不见的政治责任，推卸个一干二净，仅仅承担一点传统模式中的公共事务，把社会责任简单地被压缩到屈指可数的几件实事中，成为彰显政绩的升官工程，每一件的实事，都像商品买卖中的搭配一样，搭上几根没有价值的骨头，不是多几顶沉沉的官帽，就是多几项官帽的加冕，依附在抽吸劳动价值的管道上，也算是治理政府懒惰的良方了，但治不住官员们逃离了“为人民服务”的路子。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实事问题，大量的都是无法可依，却又无一个政府人在管，改革三十年来，根本没有什么有效的法制程序，可以约束政府领导，全面地管起来，被改革者“不找市长找市场”的一句昏话，流放于市场无长，政府无政的恶心循环中，只馋着劳动人民的干活成果，进行各种各样的报表统计，不关心劳动条件的制度性改善，更是忌谈工人的民主权力。改革三十年后的政府，是否属于人民政治的劳动知府呢？改革家不见得都能自圆其说。决定企业中的管理主体，是以资本为依据，决定政府中的管理绩效，是以货币为指标，决定社会管理的一切依据，都是金钱为中心，所以，我们把可量化的价值判断叫管理，把确定管理依据时，无法量化的导向工作，叫领导，而共产党的领导混同于资本家的管理工作，是把复杂的政治领导，压缩在经济工作的法治管理，最后失去无产阶级政治导向的必然结果，如同社会主义本质概念，在抛弃基本原则的过程中名存实亡那样，使得唯物辩证法的公平意识，让位于形而上学的效率思维，导致了许多政府管理者，说一套，做一套，满嘴要代表人民利益服务，做市为资本利益投机。所以，要找做市商的活计，还得要看躲在背后遥控市场的做市之长。不改革，百姓苦，改革后，百姓也苦。　　

标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改革，是资产阶级对于企业领导权的一种争夺，在共产党内的决策反映，也是党内的官僚主义者，对资本领导权的认可，是资产阶级的改革成果，建立在无产阶级所有权丧失的前提条件上，使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矛盾，仍然成为束缚中国社会进步的基础性障碍，远远大于改革理论中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所谓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与中国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执意要把利益之争的问题置于生产技术等要素之下，毕竟不是统一人们思想与利益的好方法，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信以为真，不去计较劳动的利益，不去寻找利益的取巧。没有毛泽东时代，统一大家利益观的领导能力，但有着比资本家更糊涂的愚民利益观，按说，使头脑简单再简单，可在资本家的价值范畴中统一起来，但最终却并没有把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在被愚弄的论调上统一起来。复杂的交易体系，在简化的资本思维中，越发混乱，难于管理，一会儿说，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所以应当维持“公有制”，一会儿又说，“公有制”有平均主义问题，所以按“要素分配”更为重要，弄得人民的价值观念，莫衷一是，一边说公有制的坏话，要保护先富起来的合法收入，一边又说私有制的剥削不好，要整顿不合理的两极分化。但明确不了这个“理”的本质，拿不出“合理”两字的尺度，使一些老板也惶惶不安。当然，不是担心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而是害怕官僚阶级随便当大棒挥舞的四项基本原则，又有什么诈骗资产阶级利润的新行动，新玩法，有着跟资本家一样的关关卡卡，给人们带来一些被监控的某种压力，很不自在。无产阶级真要有什么革命性的政策措施，那振动经济的影响力，更是大得惊人。　　

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不可能把人们的价值成本，统一在社会主义事业的成效上进行测算，很为正常，因而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社会关系，尚难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可以从正常现象中区分出来。然而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则明显地暴露出“资本权”主宰社会经济的势力，具有封建社会性质的基本特征，并没能体现出该阶级当初反封建社会的进步性，即便当今保持着一定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能扭转“资本权”体制根本性质上的反动作用。而且在改革家“共同致富”的论调上，已经在把致富的内容，与资本社会的指导思想保持一致，都限制在所谓公平的“二次分配”概念中，在一次分配中是不能论公平的，一论就要论出阶级利益的问题，就会把改革的“效率”含义，在改革问题的暴露中，全部要被否定，所以在企业的生产劳动中，只能祈求资产阶级有一份救世主的公平心了，祈求资本家在酒足饭饱后，留一份工人的生计意识，担当一点生意观念之外的社会责任了，从而把资本社会的普遍性，与中国当今改革的本质性保持一致的路线上，充当为社会主义特色性的一个假象，是一个没有推动进步特色，只有融入资本特性的改革理论，达到以假乱真的价值取向。但就资本学者语言来讲，改革理论的个人特色，受制于个人的边际效用，随时间而递减的极限点，在前十五年改革中，已经出现，紧接下来则是迅速滑至零点效应，在失控的状态下，负向的边际效应，却是以不可控制的递增方式，在快速破坏社会主义特色的经济成分，但被假以发展之像来证明，使得国家干预主义的两重性，化为虚假的民主，和着金权的专制，同时作用于国家机器控制社会的统治手段中。这种统治，不是以劳动信念来管理社会，提升劳动者的管理作用，而是以资本理念来投机社会，提高投机者的剥削能力。以剥削手段控制劳动的问题，以不争论的糊稀泥观念搪塞之，又从中间道路上解决问题的法案应付之，直到论效率而不论公平的资本家心态及其经济活动，构成了国家机器在经济体系中的专制基础。　　

社会主义是以高度民主的方式管理社会，完全以劳动的需要出发，因此，是围绕劳动权所展开的制度安排，既能消灭资本主义者，又能根除官僚主义者。虽然人权的发展离不开产权的支撑，但是属于人权大于产权的管理制度，以劳动权益为中心之人权导向的属性，必然地与产权为导向的经济制度不相容。所谓“市场经济”，不存在与商品经济的重大差别，仅仅是融入了现代信息技术的一种商品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有待人类社会自我管理的体制觉醒，不断进行序化的一种社会生活，当人类的社会管理，开始丢弃传统制度维系秩序所依赖的幻觉中的上帝，转而依赖现实社会所能见到的上帝时，那个“资本权”赖以生存的市场属性，亦将尾随封建迷信的消失，而退出统治人类劳动的历史舞台，转变为劳动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充满民主思维的计划体制内，一个十分平常的经济服务业，同政府部门的服务器，融合一起，融合为沟通其他劳动者成果的一个网络社会。因此，所谓“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封建专制的经济体制，秉承着传统制度的剥削性质，行将被资本社会正在发展着的新生力量，特别是由无产阶级掌握的科技力量所摧毁。把资本社会的落后管理，或者说，把无产阶级正要推翻的落后制度，冠以社会主义名称，就像把一个奴隶主对奴隶们的压迫和剥削，称为社会主义的压迫，称为红色奴隶主的效率，一样的幼稚可笑。毕竟，真正要取得中国改革的成功，只有依靠踏踏实实工作的劳动者群体，而若要把隐含于市场关系之内，并非市场经济所独有的民主机制，重新论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含义，坚持确认为这种民主性的意义，属于类似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是在为人民服务的法制范围内，被管束的资产者竞争，是按劳动需要出发的有限产权，经过劳动群体确认的交易活动，那么，还不如直呼其名为社会主义民主经济，直截了当地表明中国经济的本质意义。而且这样的经济改革，仍然要加以充分地说明，说明有产者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的竞争，是有严格规范的；说明社会主义的民主经济，与资本家之自由化竞争意义上管理社会的经济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不断革命中的社会制度，不是革命结束论的静止权力。　　

这种本质的区别，表现在劳动价值的流通动脉，是否具备真正有效的市场秩序，完全受到劳动的动力中心所控制，切断了所有从动脉直接进入静脉的短路环节，是对全部交换行为，通过逆向管理，进行一丝不苟的规范，而不是私有权意义上的单向管理，绝非是资本家政府，通过少数人组织的，十分表面的，非常虚假的那种“三公”制度，以便与传统制度上的剥削性质，严加区别，以便有效地维护无产阶级的政治权益，也是人类社会为消除所有阶级之间政治斗争的必需条件，是一种群体决策的公共权力，在一切事务的处理上，都能有效发生传导作用力的劳动关系。将劳动创造的价值成果，由不负责任的消耗型流失，在标准化规范中，转变成聚合性流通，由私人控制的闲置状态，转变成群体决策的贮备状态，随时听候劳动者按劳动时序所发出的一系列的调遣命令。商品经济的历史阶段，必然要被劳动经济的历史阶段所改变。如果把劳动的经济，简称为社会经济，或叫民主经济，以区别于资本经济，那也要比“市场经济”这个名称来得贴切。从无产者经济的定义出发，咱们可以把这种区别，命名为社会主义民主经济与资本主义民主经济的不同差别，也可以看作社会主义的劳动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社会之不同处。　　

市场经济的概念，属于传统制度中，遗留下来未经精细加工的交换机制，而资本社会中，规范这个机制的法律框架，也同样是一种粗粗加工的法制规范，哪怕法制文件堆满了一个房子，也不曾给劳动者从劳动资料以平等的支配权益，无法在人权平等的根本利益上，给予全方位的保护，劳动过程中大量的交换行为，是在其框架之外，或者粗粗的框内空洞，发生着的，从根本点上得不到规范，不受劳动者的指令所控制。而且，显存的许多法律规律，虽然也是从劳动的历史发展所积累，也是咱们现今从事的劳动生涯所必需，但剥削者抗拒规范的势力，还在摇撼着整个法律框架的稳固性。毕竟那繁琐庞杂的法律条文，并不能给进行社会交换活动的人们，都留下增长着的劳动记忆，使所有的行为，得到相互监督的规范。这就是资本社会的法律规范，既有不断细化，越来越繁琐的增长趋势，也有十分刻板，越来越脱离实际的主观趋势，使得资本经济冲破了交换机制在生长中的各种阻力时，又继承了传统社会交换机制的劣根性，处于被各种各样的无序行为，所垄断，所制约。而法制的规范条文，除了对己自由的资本阶级，在对人的规范有所需要之外，大多是静置于纸面上，处于守规范的劳工阶级，并没有可供使用法律武器的途径，促使整个上层建筑，也得遵守法律规范而维护抽象劳动的必要秩序，也就无法使抽象劳动的所有产品，由私人垄断的纸面静置，转变成群体受益的动态检验。所以说，资本社会的市场经济，其落后性，表现在，只对别人讲规范，只要别人守规矩，而对自己要讲自由，要有打破规矩的民主权，根源就在支配权的单向性与垄断性，其存在于中国的社会条件，就在于用无序的市场概念，来掩盖大资本家做市的权力垄断，可以制度创新的名目，制订合乎其商业谋略的游戏规则，也可以优化私人配置的资源，策反其所需商品战略的定价目标。　　

受制于单向控制的模式，上层建筑的思维被动性和利益依赖性，是显而易见的，要么对经济基础的规范动作，施以行政压力，缺乏互动的交流，不能反映规范的有效性，处在被动的单相思状态，要么受到经济基础的反抗行动，服从各类集团利益的纷争所需，能够妥协多少是多少，是个随大流的和事佬，如果谁有经济实力，就由谁说了算。缺乏规范的原则与社会的主义，是中国的上层建筑，被改革家丢弃政治灵魂的明显后果。由此被动性可知，只有想维护资产阶级领导的个人化专制，才需要无法进行秩序规范的市场经济，作为对抗专制体制，进行矛盾管理方式所需要补充的对立面，作为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政府机制，进行客观反映的机能补充，而作为彻底民主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不需要抵抗政府秩序的市场行为，来弥补经济计划主观特征的制度缺陷，自有内涵式竞争的“会场制度”，在激活人们的主观意识，使“会场经济”不断逼近客观的发展性规律。中共十四大定下的“市场经济”论调，实质意义是以无秩序的“市场论”，否定自身会议的“秩序观念”，并非代表了具有无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所有权制度的发展，而是代表了资产阶级所有权在中共党内的滋生与发展，完全是围绕资本经济而展开的制度构想，用旧社会秩序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秩序，根本不存在什么可以远离“姓社姓资”问题的理论创新。之所以继续要反对政治问题的解决，就因为这十几年以来，已经部分地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益，那好意思再论无产阶级有多少政治价值了；之所以回避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就因为无产阶级的所有权，被企业的资产阶级专政所剥夺，还是觉得老板的管理靠得住，有效率；之所以用市场体制代替政府体制，是因为资产阶级管理社会的必然需要，需要否定政府为了平衡无产阶级利益，所实施的干预活动，以便维持现存法律体制的严重缺陷，进一步扩张为无产阶级权益的全面剥夺，错当成是高效率的经济政策。这就是中共十四大，号召全党同志，投入到维护和发展资本经济的思想动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论调，其操控经济的技术意义，除了低劣的模仿手法之外，没有太多的创造性，但其论调的中心政策，却是对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重新做了不合理的调整，带给共产党组织的性质变化，已经使其不同于一般政党的政治威信，受到十分惨重的损失，使其混同于普通资产阶级政党的模式，随时会陷入“戈尔巴乔夫党”的混乱中，对历史，不能准确吸取为人民服务的经验教训，对未来，不能明确为无产阶级解放的社会利益。暂时的个别的不争论，扩大化为共产党执政的“不争论”方针，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政策典范，与此相反，唯物辩证法就是讲究一个“辩”字，争取从辩论中来提升人们的思辨能力。前辈提出不争论的观点，是强调了争论的效率，对于一些长期不能争论明白的管理措施，只要对人民有利，就该坚决落实到位，强调的是执行力，一旦发现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哪怕已经成为十一大党路线的基本观点，一样要展开真理标准的讨论，从争论中予以纠正。难道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只许改革家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准无产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正因为有了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争论不断展开，中国的共产党才有自我纠正错误的先锋队觉悟，才可以对经济改革的各项措施，可以大胆地试和闯，也可以坚决地撤和退，撤销一切反劳动的改革措施，退回所有的不义之财。而坚持不争论方针的后果呢？鼓励共产党的领导人胆子大一点，恰巧又被故意发挥出一切都不争论的一言堂政策，故意歪曲成了大胆地固执己见，大胆地侵犯人民利益了，这样的发挥与歪曲，当然还囿于不允许无产阶级“大鸣大放”的低效率争论，是早在前十五年改革中，就不允许底层工人阶级参与的“姓社姓资”讨论，陷入了十分迷茫的无结论局面，所导致的实用主义思维，扩展为市场主义路线的必然结局。　　

上层建筑不允许经济基础的意见纷纷，给予宣泄，那么这资本权主宰管理权的局面，必将引导中国的经济运动，不是纳入社会革命的进步轨道，而是引入社会动乱的自由化滑道上，埋下了暴力革命的社会危机。如果为这些大胆奉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捧为我们坚持共产党领导所依靠的领导人，那就是在坚持丧失了共产党党性的错误领导，所领导的改革越是吹捧得成功，无产阶级离开劳动富裕的生活前景就越遥远。本文的撰写，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不去与错误领导保持一致的思路，本人也是只尊奉有理智的党中央领导，不会屈从那种无理智的个人权领导，不会因为中共十四大决议对于个人专制权力的承认，而默认传统体制的复旧。本文是一篇突出政治性的战斗檄文，何为本文所需要突出的政治性呢？就是劳动支配权的依附性，在封建社会，突出了臣民对于君皇的依附性；在资本社会，突出了企业员工对于老板股东的依附性；在社会主义，突出了全体公民对于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本文依附于占据最大多数人的劳动阶级意志，就是突出了文章所主张的政治意义。换言之，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平等，就是坚持人类解放的社会真理。我们不会默认错误领导对于压制大多数劳动者权益的那种管理秩序，不会认可维护这种压制的市场经济论，有什么改革社会的进步意义。但我们在反对错误路线的共产党人之同时，坚决拥护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原则的共产党领导，而且我相信，大多数干部党员，是能够真心拥护改革当初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只要能够纯清大是大非的政策界限，整顿党的错误理论，那么，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错误，是能够予以纠正的。所以，我们要加强对于路线错误的批判，以利提高人们的认识。基于这种批判精神，作者敢于得罪大人物，但不敢得罪小人物，正好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学”秘诀或实践经验，完全相反，就他们的行政过程中，所奉行的关于经济学的言论与观念，当然也不会被作者所苟同。　　

但我不想否定，出于社会机制的真知灼见，某些维护资本权的学术专家，也有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智慧，仅是因为按照阶级利益的观念束缚，进行各自立场出发的局部研究，咱们可以感受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思想，一个国家干预主义的宏观举措，到了脱离劳动者利益的经济学家手中，到了学者们猥琐的资本家观念中，也会流落成并不伟大的笨拙理论，也会蜕化为软弱无力的渺小动作，统统都无济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资产阶级经济论的频繁翻新，只能发现社会机制在局部方面的一些运动机理，根本不能从整体上把握全社会运行的健康方向，也就不可能合成为全社会利益所需要的路径指示。市场主义的路线决策，之所以能够延续十多年而未出现重大的社会震荡，恰巧是得益于计划经济的毛泽东经验，决不是什么市场主义的决策业绩。如果真要按照资本家的理论，把中国习惯于计划控制的粮油资源，把水电煤油等价格，统统放任不管，都由市场说了算，取消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物资”，这个计划经济时的重要概念，那么可以说，中国的政府恐怕不会如此太平了————人民的中国，还要这样的国家机器干什么？一些连资本家政府都感到十分吃力的几根宏观杠杆，挽救不了改革家的惨败结局！只好跟着社会的有机运动，被其拉回到解放前旧社会的无机运动时代一样，也使自己的政治生涯，回归他们所喜欢的金钱流动中，流向价值消失的无机世界，也是他们惯于用经济概念所掩盖的“负价值”运动中。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论调，且不去理论其不伦不类之错误的漏洞百出，不去讨论其能够用传统文化的价值尺度，成功地在中庸之道的思路上掩人耳目，塞进中国式改革的理论体系，就说说其漏洞带给中国社会的价值黑洞，我们就能看到企图走调和阶级斗争的中间路线，是怎么样的愚蠢不训。国际的金融链上，以一个负责任的做工干部，与那些毫无责任感的霸权流氓，实行和平共处的礼尚往来，在强盗逻辑的剥削系统内，难有一点点挣扎的意愿和力气，只好束手无策，听任杀人或自杀案件纠缠一起的次贷债务圈套在脖子上，期待着些微的法制政府之良心，给一点负责任的债权回报；在国内的管理中，不敢触动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利益，还要通过财税政策的优惠，贷款投放的支持，来逗引老板们购买劳动力的剥削欲望。而将宏观调控的简单杠杆，扩展为贷税利益的复杂分配，还要被贪官污吏的投机手段所捉弄，忍受着资产阶级右派的各种责难，要求按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进行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十分显然，十四大确立的改革理论，不仅在政治失策方面的漏洞很大，直接施政于经济价值上的窟窿，也是非常庞大。中国资本式的改革家，借用前辈们由于年岁大，脑力差，除了守着一点点的工作经验与已有一点点的初级知识之外，严重缺乏深度理论的学习能力，因而理论工夫不够过硬的历史条件，还借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稳定性所采取适度的不争论策略，促使中国路线的严重偏差，系统性地扩展为一条难填资本家欲海的中间路线，实质上引剥削之狼入室，与广大辛苦劳作的羊群，进行和平共处的阶级调和，当作改革政策的主要路线，是以无机运动的破坏性，摧毁羊群与环境之间的有机平衡，使高级的生命运动蜕化为低级的无机运动。或者说一改精神正常时的理智状况，由大脑司令部发向身体各部位的神经指令，原本是可以激活自己生命力的健康运动，却被施以麻醉生命体的病患扩展，进入了消散高级生命力的细菌运动，亦即是消亡高级生命之活力的腐烂运动。缺乏人类精神的决策路线，唯一的作用，是利用社会生产的技术进步，包括管理技术的进步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得以缓和一下社会机制内狼吃羊的病理性痛苦，发生病菌吞噬健康细胞的速度慢一些，温和一些，至多是羊的消耗数与生产数保持平衡，却居然把此种强盗逻辑的平衡，被赌监会的大官们，贴上了可以称颂为改革成果的标志，让国人对于社会改革寄予无限的期望，悄悄地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转移到对于资本主义的迷信崇拜。　　

资本权的管理体制，对于人类的劳动，究竟尽到了激发劳动力的职能，还是起着麻醉生产力的作用，对于劳动群众的利益关系，清清楚楚，不容置疑的。但一直在“大是大非”分不清，“姓社姓资”找不到北的困惑问题上，摔了跟头再摔跤的改革家们，他们是不需要清楚的，就喜欢把严肃的无产阶级政权当猴耍。中共十四大路线的决策者，崇拜资本经济的改革理论，成功带动了政府官员们，迷信金权的法律武器，用在蛊惑劳动者的管理过程中，大批农民的抛家进城，使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地扩张，使资本阶级的利润火箭般增长，也为资本家垄断生产资料的交易市场，准备了大量的土地资源，拉开了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斗争档次与历史警钟。我倒很感谢这些改革家的资本家政策，是他们以放手让资本势力的横行霸道，教育了中国的无产阶级，认识到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英明远见，洞见了无产者的利益斗争，千言万语的科学道理，就在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中。非政治化的经济中心论，可以被十四大的中共领导人，奉行为投向无产者的暗武器，以脱离劳动的不科学道理，塑造了中国上层建筑以“狼与羊”相互竞争的政策思想，作为改革目标中所选择的劳动关系，成功决策出一条逼使全国人民不得不就范的社会路线。但不可否认的是，漠视狼吃羊的矛盾冲突，那忽略痛苦冲突之成本的改革家们，也不得不受到成本约束之痛的无形规范，叫人就范的痛苦路线，也在促使自己就范的痛苦末路将近。毛泽东关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之论断，同样是反映阶级社会中客观规律的真知灼见，把石头砸向劳工阶级的人，迟早要受到历史的审判。　　

当然，这规范领导人的错误路线终端，近在咫尺，论则甚远，毕竟社会机制的内在联系，尚需咱们的抽象劳动，进行梳理，如不能使羊与羊之间的有机联系，从劳动逻辑中疏通，得以充分地发展，那么狼与羊之间的无机联系，就会像铁链一样巩固，不可能打碎。所以，咱们待后再就那个引导中国改革的特色理论，着手分析其中一道道故弄玄虚的弯弯儿，才能从继续革命的劳动理论中，逐步阐明能够终结错误路线的一揽子举措，才能汇成中国社会立足于劳动者利益的基本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