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城乡之间——近期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
徘徊在城乡之间——近期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
马 超
马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2007年毕业的硕士生，此文是他的毕业论文，文章对近年“农民工题材”小说进行了细致的阅读，并在文学史的脉络中进行了梳理，对我们认识“农民工题材”小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内容提要
近年来文坛出现了一大批以农民工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本文以此类文本为研究对象，借助文学场中的“城市”和“乡村”两个地域性平台，对具体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引入现代性理论，分析此类文本的特色和特点，以期在当代文学的大环境和背景下，对其进行全面的梳理、总结和阐释，发现此类作品内在特色和特点，分析其优长，探讨相关主题作品在当下文坛的位置和前景。
本文较为注重的是具体文本的分析和阐释，在近两年相关文学作品大量而细致解读的基础之上，结合当代文学史中的“农民进城小说”，综合考察新时期以来的相关主题作品的文学意义和文本深度。以城乡二元为背景，讨论在现代性冲击下，主题文本所呈现出的多元的复杂对立，尤其是所呈现出的复杂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以期在文学史的纵向比较中，论述此类文本新的规范和特点。
关键词
农民工 现代性 城市 乡村 底层叙事 城乡二元对立
目 录
绪论
第一章 城市
第一节 反思的人和陌生的城
第二节 压抑的人和变形的城
第三节 焦虑的人和救赎的城
第二章 乡村
第一节 主体缺失的乡村
第二节 现代性侵袭下的乡村
第三节 返乡：有意味的形式
结论：徘徊在城市和乡村中的现代性
论文涉及文学作品
参考著作
一、绪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广大乡村的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谋求富足的生活，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特色迁徙”出现在了当代中国发展史上。农民工的流动，给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形态和面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动摇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的内在结构，流动大军从形式到本质上重新塑造了当下社会的空间分布和内在张力。
与此同时，关于农民工的话题频繁出现在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诸领域。中国各领域的精英们把目光集中在农民工群体上，说明了精英集团已经逐渐认识到了在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对中国当下格局和秩序重塑的重要性。
对于当下文坛的作家们来说，书写农民工是文学贴近现实、采用全新叙事视角的突破性尝试。同新时期以来的农民进城小说相比，当下的农民工主题写作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在叙述农民工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的广度被拓宽，文学的深度被掘深，文学已经不满足于过于笼统的批判和反思、平铺直叙的书写和描摹，在农民工的“文学场”中，我们可以看见，作家们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关注具体细节和个体；他们站在人道主义立场，运用焦虑中的现代性反思和批判方式，前所未有地发出了关注个体生存、平等、权利的呐喊。本论文以城市和乡村的文学场为依托，论述当下农民工主题文本所呈现出新的特质，运用现代性的理论，参照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史，在新时期以来大的文学史框架中，对重点文本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和阐释，论述主题文本所呈现出的多元的复杂对立，以及主题文本所呈现出的复杂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本文绪论部分先就论题的背景做相关论述，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底层叙述、农民工和近几年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工”形象以及徘徊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群体。
1．底层叙述
论述农民工主题的小说，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底层叙述。农民工主题写作毫无疑问是底层叙事的一大分支。它有底层叙事诸多特点，同时也有自身许多特点。论述农民工主题写作，需要以底层叙述为依托，向更深层面挺进。在本节里，将对“底层”和“底层叙述”以及“农民工的底层叙述”进行一次简单的梳理和论述。
“底层叙述”在近年来被文坛广泛关注，成为当下写作“热门”主题。2004年第5期《当代》刊发了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在引起当代文坛高度关注的同时，引发了关于底层写作、左翼文学的复苏和现实主义写作的可能性等诸多思考。[1]在对《那儿》的“主义”归属出现激烈的争论中，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这部作品是反映当下底层生活的一部力作。随之《那儿》的底层叙述被带到整个当代文坛去审视，引发了当代文坛的一股“底层叙述”的热烈讨论。[2]
《那儿》的“被关注”和关于“底层叙述”话题的火爆，以及社会各界（除文学外，近两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社会舆论等领域）对底层的普遍关注，引发了当下文学的极大热情和兴趣，一大批反映当下底层生活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出现近两年的各种文学期刊上，随之各种文学评论期刊也大量刊载了对上述相关作品的评论和讨论。底层叙述从刚开始的边缘地带，慢慢走到了文学场的中心，[3]当代文学出现了诸如“‘底层’如何文学？”“文学如何面对当下底层生活？”“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成为可能？”等一系列话题，“底层”开始被广泛纳入研究视野。
这些话题论述的重点各有不同，但都是围绕“底层”而论。表面上，当下中国社会的“底层”是指那些经济条件差、受文化教育程度低、政治地位低下，在社会分工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各个群体。其实，“底层”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它只是和那些社会转型期的既得利益者、那些生活境况、经济条件、政治地位较好群体比较得出的一个相对概念。可以说，在当下文坛的底层定义下，没有一个完整的阶层可以完全被划入“底层”的范畴。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去定义“底层”，它更接近于“弱势群体”的含义。[4]
从深层次去看，“底层”和“底层叙述”反映出的其实是人们对当下生活和社会转型的一种焦虑；对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和渐趋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对立的焦虑；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于现代性本身的焦虑。“述说底层”就成了作家们面对社会现实，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各自的焦虑的独特方式。
在“底层”和“底层叙述”中，“农民工”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农民工群体符合了“底层”的所有特征：经济贫困，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受教育文化水平低，整体处于社会分工的最底层，加上农民工群体的庞大和生活境遇的的恶劣程度，让农民工形象的书写和刻画成为了“底层叙述”的重点。同时，农民工群体也符合了“底层叙述”的可能性：通过对农民工形象的刻画和描写，当下的写作者试图表达出从对现代性的期待向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又决定了写作空间的转化和发生故事的可能性。前者让主题写作具备了思想和深度，后者则让主题写作具备了内容和广度——农民工主题叙述就有了技术和素材的全面支撑，文本写作就有了可能——因为当下整个社会都在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到城里找活路的农民们——在城市里会有什么样的遭遇？”[5]这个简单的问题，足以让当下的写作者通过文学作品对整个现代化进程进行反思，对新时期以来主流社会追求现代性的思潮提出质疑，从而对现代性本身进行深刻的反省和反思。
2．农民工和近几年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工”形象
论文以农民工主题写作为研究对象，“农民工”毫无疑问就成了论文最重要的关键词。本节我将对社会中的农民工和文学场中的农民工进行一次简单的梳理和论述。
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的“农民工”指的是“我国经济转型和推进现代化相叠加的一种产物，同时又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有形式” ，“是我国从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有现象。” [6]“农民工”这个词包含了两个特质：“农民”和“工”。农民是群体身份的代表，是对本体和地域的认同，表明这个群体来自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工”则是现代性话语附给这个群体的特殊身份，它代表着主体有意识地追求城市化、对主流社会物质生活地追求、离开农村融入城市等多重意象。
在社会学领域内，近年来的农民工问题被国家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2003年11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当年12月2日，建设部6部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加之此前的总理帮民工讨工资事件[7]，农民工问题首次成为国家之要事[8]。发布于2003年4月27日的国务院第375号令发布了《工伤保险条例》，该条例首次将农民工纳入保险范围。2003年10月1日，国务院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农民工子女上学与城市居民子女上学，在入学和收费上一视同仁，国家发布这些文件，说明农民工问题亟需解决，或者说已经到了不解决不可的地步。
此后的2004年，国务院又先后下发和批转了一批关于如何改善农民工生存环境和待遇的相关文件，由此在社会上引发了改革开放以后少有的关注农民工热潮。报纸、媒体、舆论大张旗鼓的开始讨论农民工的问题，关于农民工的生活、待遇和境遇，以及相关的权利以及子女教育，医疗，工伤等，第一次被大规模地全方位地摆在了国人面前。
此外，2003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农业税费改革，与此同时，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投入力度，这些举措，对当下农村，农民和农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理论界加大了对此问题的关注力度。一些关于农民工的社会调查、分析以及涉及到三农问题的理论文章长篇累牍的出现在出版界和新闻界。这些理论著作和社会调查，让国人了解农民工生活境遇的同时，也透漏出更多的“事实真相”，这些“事实真相”，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文学场里的农民工则是以“农民进城”的叙述出现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中的，它以城乡二元对立、文明和愚昧的二元对立、人性和反人性的二元对立、落后和先进的二元对立等现代性焦虑，讲述“交叉地带”中的农民个体的内在矛盾性和复杂性。从80年代初期到现在，此类题材的写作就没有间断过。如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古华的《爬满青藤的小屋》、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铁凝的《哦，香雪》、路遥的《人生》等。
80年代的文学作品，反映农民进城的作品虽没间断，但始终是零星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对此类题材的作品有过多的关注。90年代，反映农民和农民工的文学作品虽然是写作的主题之一，但始终没有成为中心。这一不冷不热的现象在2000年以后逐渐改变，尤其在2003年以后，各种文学杂志开始加大了对农民工和农村问题的反映力度，《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青年作家》、《北京文学》等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主流杂志刊出大量反映这些问题的小说。与此同时，一批活跃在当下文坛的作家纷纷开始写作与农民工或者农村问题相关的作品，影响较大的有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原载《收获》2003年第6期）；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原载《人民文学》2004年第3期）；罗伟章的《我们的路》（原载《长城》2005年第3期）、《大嫂谣》（原载《人民文学》2005年第11期）；陈应松的《太平狗》（原载《人民文学》2005年第10期）刘庆邦的《卧底》，（原载《十月》2005年第1期）；孙惠芳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原载《人民文学》2001年12月）等，陈建功、王大进、曹征路、荆永鸣、王松等各自最新的作品中也表达了他们对农民工问题和当下农村图景的看法。
这些反映农民工和农村题材的作品同2003年以前的文坛相比，从创作数量和作家群来说是最多的一次；从反映的现实来看，矿难、拖欠工资、红灯区“外来妹”的辛酸、工地生活、甚至收破烂的人全都出现在作品中，反映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的。作家们如此一致的在创作中选择打工者和农村题材的故事，说明当代文学的写作内容和社会趋于“共时性”的同时，也体现出当代作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到农民工的社会话题中来。这些作品并没有以前在乡土写作中频频出现的宏大叙事，有的只是作家开始用他们的笔触表达了他们对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以及对当下城市和乡村的一些看法，作家用手中的武器开始对不良现象做了一次大胆的挑战，同时对于境遇卑微的包身工给予了人性的关怀和支持。
社会学领域内的农民工问题让农民工成为了“中国问题”，文学领域内的农民工则是把这一“中国问题”文学化——用文学的方式来看待、回应和解答这个严肃的现实问题。社会关注农民工让农民工主题写作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让现实主义书写有了源泉和根基，而文学对农民工主题写作的关注，则表明了文学对当下社会的积极参与。两个领域内的“农民工”互相渗透，互相支撑，让农民工问题被更多人关注的同时，也让文坛找到了新的写作中心和突破口。
3．徘徊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群体
城市和乡村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常常会被用来当作研究的平台。本论文在整体上分为城市和乡村两个部分，同样也是在这两个地域性的平台里，论述农民工主题写作所要表达的内容和重心、广度和深度。
纵观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文学叙述就没有停止过。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的描写是由20世纪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并存和对立决定的，。乡村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社会肌体的最庞大的细胞体，中国社会在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乡村经验；另一方面，“都市和乡村分割着中国文学的空间，并把它们自身所特有的结构形式、想象方式、组织和象征系统转化为一种文学经验”[9]，这两个不同的方面为城乡结构的文学叙述提供了必然性和可能性，即“‘都市空间’和‘乡村’空间也不是仅仅指一种实在的生存空间，而是指由空间场所所生成和带来的诗学空间。”[10]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新时期文学中，这种城乡二元的叙述结构力量逐渐强大。伴着城乡的不断融合，城市化速度的加快，现代性对原有乡村秩序的不断侵蚀，都市空间和乡村空间产生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的联系，“可以说这种关系是牢不可破和坚如磐石的，就像没有及时换药的伤口纱布和血痂粘在一起一样，任何揭开它的小心翼翼的行为都将引起撕皮裂肉的痛楚。”（王朔《过把瘾就死》）
对这种敏感的连带关系，在新时期文学中，较为集中的论述，是路遥首创的“交叉地带。”路遥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作深情的徘徊”[11]，《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以及后来的《平凡的世界》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城乡的徘徊和融合。路遥对这种文学场中的城乡“交叉地带”非常推崇，他自己也说在“交叉地带”中，“种种的矛盾，纵横交错，就像一个多棱角的立锥体，有耀眼的光亮面，也有暗影，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相互折射。”路遥所谓的“复杂”无疑指的就是对现代性各个方面的全方位的审视，从而产生的渴望、焦虑、忧愁和质疑等等文学情绪。
路遥的“交叉地带”给当下农民工主题的底层叙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读的方法，他写作的初衷是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写作目的是为了表达他对农村变化的敏感反应，路遥看到了经济政策的改变“引起了农村整个生活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变化，而且旧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推动着体制的不断改革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的调整。”[12]表达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变化和以及人的关系的变更是路遥关注的的核心，而“新时期文化的核心特点是以‘现代性’的‘个人主体’的话语构建一整套有关‘人’的伟大的叙事。”[13]
从路遥的交叉地带到现代性的关于个体的伟大叙事，再到当下底层叙述中的关于农民工形象的书写，既有时间的跨度，也有内在张力和焦点的差别，这正是本文写作的初衷——当下的农民工主题写作已经不仅仅是当初处于城市边缘的交叉地带，也不仅仅是个人主体的宏伟叙事。在城乡融合更为紧密的背景下，当初的交叉地带几乎扩展到所有的城市空间中，包括工地，街道，商场，饭店，舞厅，交通工具等等。同时农民工群体的壮大也让群体的书写成为可能，它具有个性的同时，也具有了典型性和代表性，城乡二元结构的文学叙述到了与农民工形象相关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了更鲜明的姿态：隐蔽性、广泛性和不可分割性，而当初追逐着物质现代性和精神上对城市渴望的主流思想到了当下，更多的呈现出了焦虑、质疑和反思的情绪。于是，在“‘城里人’和‘乡下人’在互相依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暧昧与敌意相混杂的关系。这种冷热不均的人际关系，为小说家书写人间冷暖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丰富的素材。”[14]
第一章 城市
上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15]，城市这个词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中国的城市自然也是现代化的产物，并带有现代性几乎所有的特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和生活在城市中的边缘人（农民工）的组织、生活内容和个体精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不断刷新着当下社会对于现代性的认识。可以说，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光——这些带有象征意味的城市表象，从根本上改变了了中国传统的城乡关系，并塑造出一个历史上全新的“中国城市”。全新的城市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带有超强包容性的综合性场所，所以，本章我把城市作为一个考察农民工主题的小说提供便利而设置的“所在”。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当下城市给中国传统社会和乡村的秩序、内容和生存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城市塑造着自己最新容貌的同时，也重新塑造了当下中国整个社会的面貌。既往现代性经验在新的城市面前失去了话语和力量，社会和时代的人不得不从新的或者说更深的层面去审视当下的城市——而不是像以前一味的简单的想象和追捧——在文学场上亦是如此。
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并迅速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场。在社会物质生活取得了质的飞跃的同时，更多的作家开始用现代性的反思去审视当下的城市以及生存在城市里的人们[16]。作家们在处理当下城市的题材时，表现出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的犹豫不绝和反思。孟繁华在《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中，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是一个暧昧的、所指不明的场所”[17]。自然，现代性的悖论始终都会纠缠在农民工主题写作中：一方面是城市化的不可避免和时代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则是对城市化带来的不良后果的反思，并从中衍生出的深深厌恶和抵触。这种奇特的现代性悖论，在以农民工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更为尖锐。
纵观新时期以来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农民眼中的城市一直在变化。最初在《爬满青藤的小屋》、《哦，香雪》中，农民受到城市的现代性碎片和光环的吸引，渴望进入城市，渴望用城市特有的生活方式过活，进而吹捧和追逐着现代化给生活带来的丰富的物质现代性。而在当下农民工眼里的城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对城市抱着美好期望和想象的同时，又怀有巨大的担忧和恐惧。他们渴望进入城市，又害怕进入城市。他们建设了城市，却荒芜了自己的家园。他们抱着过上好日子的目的来到城市，却发现过往的岁月可能更接近好日子。
以上种种情绪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使得现代性的悖论和反思得以在广阔的空间展开，这包括对物质现代性的质疑和审美现代性反思，包括欣喜和悲伤、兴奋和焦虑、享受和忏悔等诸多情绪。反映农民工题材的作品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变得更为详细、深刻、发人深省。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让文学的城市不再简简单单地孤立在乡土文学之外的小小空间——现代性得以在最广阔的空间里影响着当下的城市，进而影响到当下的乡村。不可避免的，在这些书写着农民工形象的文学作品中，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文学场变得模糊不清，而城市呈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富的多的现代性。
第一节 反思的人和陌生的城
“村子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城堡笼罩在雾霭和夜色中毫无踪影，也没有一丝灯光显示巨大城堡的存在。K久久站立在由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仰视着似乎虚无飘渺的空间。”[18]
卡夫卡笔下的K猝然遇到城堡时，采取的是一种“仰视”的姿态。
在K的眼中，“城堡”似乎存在，同时又虚无飘渺，不见踪影，城堡近在眼前，却永远无法真正地进入。于是，K在自己有生之年，不得不带着期盼和奢望，在城堡和村子中一次次没有终点地宿命往返。K在城堡面前永远弄不明白自己的身份，同时，K陷入了对自身不解的思考。
从外地来到“城堡”面前，“仰视”中产生融入“城堡”的期望，面对“城堡”所产生的这种特殊的陌生感，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中进城打工的中国农民来说有着十分相似的情感。从创作学角度说，讲述陌生是文学叙述的动力和技巧之一，对于环境和事件的陌生栩栩如生地描写，有如中国古典园林遮拦阻挡的精巧设计，让文本有了不断延续下去的动力，它旨在开拓文学的新视角和新领域。而从文本所要表达的思想来看，陌生其实是对个体客观的遭遇以及对他们身上的特有宿命不可打破的同情，陌生映射出的是个体的封闭、自足、自卑等各种极其复杂的情绪。纵观新时期以来，农民进城主题的小说中，对城市的这种特殊的陌生感一直存在，也恰恰是这种掺杂着物质和诱惑的陌生感引起了主体对于城市表象的迷恋。
二十几年前，陈奂生进入城市，和城市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城市对他来说是陌生的，是处在意料之外的“5元钱”过一夜的他者。作为主体的陈奂生无法理解他所遭遇的城市。在他看来，城市就是“5元一夜的高级房间”。作家高晓声在这种人为的距离感和陌生感中试图表达的是“对农民的嘲讽中包含着浓郁的温情”[19]。
在进城农民代表陈奂生眼里，城市是一个陌生新奇的世界，但这种陌生是浅显的、概念化的，是一种感观上的新奇和陌生；是生活经验的断裂、空白以及生活内容的缺失。骨子里浅显卑微外表却要挣回个模样的陈奂生——甚至是九十年代文本中憨厚朴实的马桥人（韩少功《马桥词典》），其眼中的城市简直不可理喻，是一种搞笑的、不符合生活实际的陌生场所，城市只是故事一种——被他们得意洋洋地讲述，并不是现实一种——可以选择依靠的生活方式。高晓声巧妙地抓住这种感观上的陌生，在城市和乡村的对比中，完成了一次关于国民劣根性的叙事；而韩少功则是固执而自信地描写这种陌生，以期完成一次生态回归式的写作。
仔细阅读近年来的叙述农民进城务工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当下文坛虽然依然通过农民工的眼和嘴，来观察或述说一个陌生的城市，但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以前那种浮光掠影或者人为设置的陌生感。因为，同陈奂生时代相比，当下的农民工在进城之前，已经或多或少对城市有了些了解，对于城市的物质生活已经有了情感上的认同，感观上的城市他们早已熟悉。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这是他们在乡下就已经耳熟能详的词语，城市对他们来说，是身不能至，心却早已向往之的场所。他们已经不再把城市当作故事来期待，而是当作生活的内容和方向来看待。正是对城市抱有亲近和融入的梦想，他们才跋山涉水、背井离乡，从乡下来到城市。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下的农民工比以前任何时代的农民都要了解城市，在进入城市的时候也更加自信。然而，他们进城之后赫然发现，城市远非他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和美好，城市生活也远非他们渴望那样的舒服和顺利。现实之城和想象之城的巨大差别，把他们一步一步引向独特的陌生感。
在这种陌生的叙述背景下展开的农民工主题写作，自然不仅仅是为了叙述的便利，作家们试图通过这种陌生，所要引出和诠释的是“陌生”背后的人。作家在讲述陌生的同时，在城市空间里，开始了对物质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全面反思。当下写作群体不遗余力地在人和人性层面给予了农民工知识分子特有的同情和关怀——作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试图表达更加深刻的东西：知识分子对农民工的同情，呼唤社会对打工者的身份和权利的认同，以及对农民工真实生活状况的深入描写。以前的在陈奂生身上的那些嘲讽和讽刺已经几乎看不到踪影，更多是对农民工的身份和真实生活的反思，并对隐藏在他们身上的种种压抑有目的的尝试性释放。
由此可见，作家在农民工主题小说里运用“陌生”元素，一方面在农民进城小说里，有这样的传统，因为城市对于来自乡村的农民来说，是一个新奇的、经验缺失的场所，他们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虽不能说成是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样令人忍俊不禁，但至少会对城市的很多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场景大为惊讶、东张西望甚至不知所措。另一方面，在文本里表达出这种有意思的陌生，则是为了达到把城市和乡村对立起来、讲述困难和困顿的目的。城市的陌生和不可真正进入，让打工者无法真正了解城市，无法融入城市，无法理解城市生活的潜规则，无法和城市人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于是故事发生了，悲剧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人性暴露出来了。在故事和悲剧的讲述中，个体的命运和所受的不公待遇就成了作家们现代性焦虑和反思的集中地。
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20]，讲述的是分开在两个不同城市里打工的一对夫妻，在中秋那天意外的各自得到一天的假期，为了给对方一个惊喜，他们没有告诉对方，就踏上了去探望对方的旅途。结果，在两人在两个城市之间，误坐了一次又一次的火车。夜已至深，最后两人在各自的火车上，通过车窗，在两车相会时，遥遥相望。
乘车时，男主人公王锐在火车上被乘警误认为逃票。王锐翻遍了口袋，没发现车票，要上厕所把衣服脱了看看，却被乘警讽刺道：“你用不着去厕所扒光自己，就在这里扒吧！如今还上哪儿找处女和童男……王锐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污辱，他咆哮着说：我真买票了……”王锐之所以咆哮，无疑是乘警对他打工者身份的蔑视。王锐在熟悉的火车上，忽然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融入这个城市，发现自己并没有受到应该得到的尊重和重视，他苦恼，进而对乘警大声咆哮。关键问题是，并不把王锐当做人来尊重的是堂堂一个乘警。警察，在中国当代社会，是一个政治意味很强的群体。他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不同群体提供保障的政府的象征。迟子建通过乘警对王锐的责难，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难道一名警察在面对一位农民工时，就应该失去最起码的耐心和尊重吗？同样，在池莉的《托尔斯泰围巾》[21]中，警察也没有把老年农民工——老扁担（挑夫）当作“人”来看待，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把老扁担抓进派出所，当“我”去派出所探望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老扁担躺在派出所的地上，赤膊上身，仅穿着一条破旧肮脏的大裤衩子，眼睛紧闭，有气无力地呻吟着。老扁担挨打了。”“警察把我们带到一边，对我们说‘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些乡下人农民工，又没有文化，又不懂法律，就是会耍赖，难缠得很。’”
在警察眼中，老扁担就是个农民工，乡下人，无需尊重，无需弄清事情的真实情况，只晓得打一顿，恐吓一下，就完事了。事实上，这正是城市对于乡下人的愚弄，对于打工者的嘲讽和不尊重。这里，池莉同样没对警察的做法提出批评和指责，而是把这样一个反思人性的事件放到一个极为平常的生活场景中去看待，言下之意，警察这样对付老扁担的做法，太常见了，太普通了，简直不值一提。池莉之所以这样冷处理“令人心震撼”的场面，将个体平等的诉求隐藏在平静背后，目的在于在常态中引发读者对人和人性的反思。在城市人潜藏着的固定思维中去批判物质现代性下污染的城市人性，并对带有显著象征意义的老扁担给予了“真正的人”的赞扬。
在《踏着月光的行板》中，迟子建面对打工者的陌生之城时，显得保守而温和。她没有把人和城市上升到激烈对峙的层面。她把这种人城之争隐藏起来，包裹起来，在生活细节和琐事上，一点一点的，把这种乡下人在城里的尴尬和遭遇写出来。不温不火，却展示出了令人刻骨铭心的深思。王锐和林秀珊在二十五元一夜的地下室里幽会时，丈夫谈到了公司老总带着宠物狗视察工地时的情景：
“那狗个头很高，纯黑色，大约值三四万元。这狗在家里有单独的居室和床。林秀珊听完后哭了，哭得很哀伤……林秀珊抽抽噎噎地说：‘我们在城市里没有自己的一张床，可你们老总家的狗却有。”
迟子建在这里有意识地引入了狗和人的对比。打工者来到城市里，其地位比不上一条宠物狗。它有自己的居室，而他们却只能蜷缩在一间阴暗的地下室里，还要花上二十五块钱过上一夜。迟子建的小说被誉为有“淡淡的感伤之美”。迟子建在这篇小说里，依然采用她那种特有的忧伤之美，并有意识地抹去那种激烈的冲突，然而这种关于打工者的忧伤，时时见于文中。那么这种绵延不断的悲伤从何而来？正是打工者不断将自身和周围的城市相比，把自己人的身份和城市人相比，产生了巨大落差，进而敏感而悲伤地发现和认识到了自身的处境，把读者引向人的本质性思考。
陈应松发表在2005年第10期《人民文学》上的《太平狗》，把人城的对立推到了一个极限，把这种人和城市的陌生与距离描写地极为深刻，全文渗透着一种刻骨铭心的悲痛感，在悲痛和质疑诸多情绪基础上，建立了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小说讲述的是进城打工的农民程大种，在即将到达城市的时候，赫然发现老家那条忠实的太平狗，跟着汽车奔波了几百里地，跟随自己来到了城市。之后，主人屡次抛弃太平狗不得，只有带着狗在城里打工。
人来到城市里活得不像个人，狗来到城市里活的也不像条狗。程大种带狗上电车的时候，车上的城里人讥讽他道：“狗啊狗，这是只乡里的狗！这狗多脏，这狗肯定有狂犬病！”很明显，在乘车的城市人看来，这个打工者带上车的狗，是条乡下的狗，既然是乡下的狗，那么肯定就有狂犬病。为了缓解这些不怀好意人的愤怒情绪，程大种最后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手塞到太平狗的嘴里，让它尖利的牙齿刺破自己的皮肤，让殷红的鲜血流出来，以此证明这条乡下的狗并没有狂犬病。乡下人进城不是搞行为艺术——来了就行，更不是为了陈奂生那样把进城当作个体炫耀的资本，他们来到城市是为了谋求生存。如何在城市里生存？这是程大种面对的最大问题。带着太平狗的朴实农民不得不为自己打工的道路担忧，眼见城市里容不下这条狗活下去，他不得不亲手杀掉太平狗。太平狗命大，每次奄奄一息的时候总能起死回生。程大种决定把它卖掉……狗面对“凶残”的主人依然一次次神奇般地重回他的身边。
人狗来到城市里，体验了一番城市生活，过了一段人不像人狗不像狗的生活后，小说的最后程大种病死在一家可怕的黑工厂里，而那条忠实的太平狗则越过千山万水，孤独地回到乡村。在这篇小说里，城市是可怕的，是个巨大的墓场，所有的忠实善良都失去了起码的作用，周围的一切都是冷冰冰的——城市人，包工头，黑工厂。城市集中地表现出最为黑暗和陌生的一面，它是冰冷的现代化产物，它适合那些城市人幸福地活着，却并不适合卑微的打工者生存，甚至不适合一条狗生存。公共汽车一幕，甚至给人一种“打工者与狗，不得入内”的凄凉感觉。太平狗，这样忠于主人的动物，这样懂得恩义情仇的畜生，完全看不懂城市，它虽不会细想，却也明白自己只适合生存在乡村。狗的遭遇，表明了城市比乡村更加残酷无情，更加冷漠，缺少最起码的人性关怀。在文本中，城市的陌生被刻意描述成梦魇、绝望，犹如一个疲惫至极的人，头上却被扣了顶厚重的大棉帽子，几乎不让人透出一丝气来。
近两年的荆永鸣在来京农民工身上下足了功夫，他习惯把进城者放到复杂的城市环境下，让他们“融入”城市，进而再发现他们的故事和遭遇、讲述他们的想法和内心世界。无法进入和永远陌生就成了他们挥之不去的心病。其代表作品为发表在《人民文学》2003年第7期的《北京侯鸟》和2005年第9期的《大声呼吸》。在这两篇小说中，荆永鸣刻意把打工者安插在城市人之间，让他们“和谐”地相处在同一片天空下，然后再从深层次的发现打工者和北京城之间的无力抗争。
在《北京侯鸟》中，荆永鸣把进城者比喻成侯鸟，让他们尴尬而又悲惨地活在城市的缝隙里，北京只是他们暂时的寄居地。中年的乡下农民来泰，“膝盖处竟聚了一个碗大般的疙瘩，疙瘩以下的小腿很细，细得几乎没肉了，只剩下骨头了”，虽如此，他却不得不蹬三轮，扛布包。苦心攒下了一笔小钱，如愿盘下一家小饭馆，却遇到了城市的拆迁，血汗钱被原先的饭馆老板卷走了。小说“用血和泪来控诉城市文明给这群候鸟带来的肉体与灵魂的双重痛苦”，意在提醒读者“不要指望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和新的生活，就会赢得城市和城市人的青睐”[22]他们为城市建设付出了血汗，却并没得到城市人的尊重，他们只是苦力，是靠自己的血汗来赚取物质生产资料的，但是在地位上，他们永远算不上一个城里人。
为了突出进城者和城市人身份的差别和人城分离的尴尬处境，荆永鸣在《大声呼吸》里，对打工者的位置做了精心的安排。在京城开小饭店的刘民，平日里喜欢拉拉二胡，吼上两嗓子。热心的刘民加入了公园里那帮唱歌跳舞的老年人群体，正当他陶醉在“刘老师”的甜蜜回想中，城里人老胡忽然问起他是干什么的。刘民迟疑了一下，说自己是开餐馆的。
“老胡点点头说，这就对了。
彭梅不解地看着老胡，问他什么叫‘对了’。
老胡说，您没瞧他指挥时的架势呀？一掂一掂的，嘿，他妈整个一掂勺！
老胡一边说，一边摹仿着炒菜掂勺的动作，还一挺肚一挺肚的，特别滑稽。
众人哄然大笑。
刘民顿时怔住。”
刘民本以为自己像城里人那样在公园里蹦蹦跳跳，唱唱歌跳跳舞，有人称呼自己是刘老师，自己的城市人身份就加重了许多。可惜在老胡咄咄逼人的“这就对了”的话中，刘民的城市梦顿时破灭了。此后，他垂头丧气，硬着脖子离开了公园。刘民走后，留下的那帮老头老太太，开始认真讨论起这种身份差别，最后一个老太太站出来，说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她的意思是并不要把城市和乡下区分的那么清晰，最重要的是要站在人的角度和立场上，去真诚地对待彼此。对此，老胡嗤之以鼻：“我干吗要尊重他？他是谁呀？啊？我就看他是掂大勺！怎么啦？”身份的尴尬和生存的坎坷，将刘民这类在城里过的不错的乡下人的境遇刻画得入木三分。
阿宁的《米粒儿的城市》[23]里，善良淳朴的乡下姑娘米粒儿来到城市打工，先给人当保姆，接着去了发廊，之后成了银行行长的情妇。她的不幸恰恰缘于她的纯真，她的不幸恰恰因为她一直以为自己在城市里不再是陌生的一员。最后熟悉了城市规则的米粒拎着她刚来城市里的手提箱，返回乡村。在家乡，米粒儿看到月工资五百的哥哥手上伤痕累累，放声痛哭，带着一包老鼠药重新回到“陌生”的城市。这次进城的米粒儿，要用死这样的终极方式和她所熟识的那些城里人做一次针锋相对地探讨什么是人和人生这一哲学问题。
此外，近两年用力在底层文学上大下功夫的小说家罗伟章，对这种人城之争和打工者人性的压抑也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他的《我们的路》[24]和《大嫂谣》[25]一经刊出，就引起了文学界和评论界极大的关注。在这两篇小说里，他将进城打工者的生活细致全面地罗列出来，在独特的视角和视野里，对城市发难、对冷漠的城市进行无穷的鞭挞和讨伐。年过不惑的大嫂为了将自家小儿子送上大学，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她居然踏上了前往广州的火车，在工地上同那些壮年男人一起赚点血汗钱。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人生壮举，年过不惑出门则恍然发现世事无情。罗伟章笔下的大嫂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力量与美，她忍耐勤劳，她质朴无华，她通情达理，她追求世俗的好生活，饶是如此的一个大嫂，在面对城市的时候，还是产生了疑惑，还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城里的好人和乡下的好人一样多，可是，究竟是什么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分得这么清楚的呢？’大嫂永远也不会想明白。”这个对于大嫂来说永远想不明白的问题，对于当代的作家和当下的社会来说，同样很棘手，至少在当下一段时间里，这个关于人与人之间地位的反差，人性的思考，人城分离的问题，普遍而广泛地出现在我们的城市里。
尊重人，尊重来自乡下的打工者，不以出身论成败，不以穷富论英雄，让城市站在人的立场上和这些异乡人做一次真诚的对话：这是小说家在诸多作品中提出的基于人和人性基础上的文学理想。他们在小说中讲述这些“悲惨”和“苦难”的故事同时，都有意无意地把打工者的人性写得很美，试图在和城市人的对比中，突出强调人性的反差和受到待遇的不公：老扁担的执着和追求；大嫂的勤劳和善良；刘民的小市民幸福生活的期盼和不辞劳苦的工作；米粒儿的天真无邪，这一切意在用对比构建极其复杂的现代性反思——什么才是真正的城市文明？什么才是最美的人和人性。在这些作品里，作家们采用的笔调和态度惊人的一致：“他们（打工者）改变了城市的容颜，城市的风花雪月也同时改变了他们的肉体容颜，更改变着他们的心理容颜;农耕文明的陋习使得城市文明对他们鄙夷不屑，而城市文明的狰狞可怖又衬托出了农耕文明的善良质朴。”[26]
用现代性的反思去探讨我们当下的社会和生活，去分析当下城市里尴尬地生存着的打工者，是作家大胆而无奈的尝试。人与人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竟然会有如此大的差别，简直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程度。这些异乡人一砖一瓦地建设着城市，把城市推向更加繁华的同时，城市对他们却视而不见，这可怕而令人惊恐的事实，构成了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反思。可以说，在这些作品构建出的众生图景中，反思成了救赎的前奏，反思成了希望的火种——只有将这种身份之差和人城分离的现象革命到底，我们的城市才会更具有包容性，才更富有迷人的魅力，才是真正的发展。在这里，城市的“陌生”自然而然就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和期望：作家希望通过陌生，通过农民工对城市的迷惘和不解，把我们带入另外一个城市空间，或者说把我们带入更广阔的城市空间，以一个外来人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和定义我们的城市，穿过二十多年的雨雪风霜，我们在文学场里再次与陈奂生这样的人相遇，我们发现，陈奂生依然穷困，依然在城市里遇到种种困难，但却不再会有那个县委书记把他送到宾馆，因为城市人早已变得不再是当初的城市人了。可以这样说，站在现代性批判的立场去看待文本里客观存在的这种“陌生”，是当下作家一次崭新的尝试，他们讲述苦难并不是目的，唤醒人们对苦难的认识，对处在苦难之中的人给予关怀和帮助，这才是目的。因为对很多城市人来说，他们是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城市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通过农民工的眼睛去看这个城市的时候，我们欣然发现了隐藏在表象下的那些真实；同时，我们也发现了隐藏在那些真实下的人和人性的淡淡哀愁。
第二节 压抑的人和变形的城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矛盾在《子夜》的开头，用这段五光十色的句子描绘了感观上的繁华都市。李欧梵在《都市文化与现代性》一文中同样引用了这段话，从物质文化的现代性来表达当时社会对城市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影响，并引用了本雅明的“震惊而着迷”来形象地描述物质文化的现代性[27]。
“震惊进而着迷”可以说正是农民工对城市的最初、最直接的理解，对都市物质性的震惊使得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同时，对于物质性的现代性的迷恋，使得农民工群体在困苦的都市底层生活着，而不愿意离开城市。个体疯狂地追逐着城市的物质生活，使得城市的形状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从而让追逐着的个体随之变化，人性个体在剧烈变化面前变得支离破碎，残破不堪。
奔向繁华的城市，加速个人的富裕之路，已成为广大农村地区人的现实向往。“2000年，全国农民的工资性劳务报酬占其纯收入的比重已达到31.1％，比1985年上升了15个百分点。其中打工收入为240元，已占农民纯收入的10.7％”[28]而农民对于打工之路的认同其实就是对城市生活的认同，社会上流行着“一年土、二年洋、三年盖上新楼房”的顺口溜旗帜鲜明的表明了乡村对于城市生活的认可，土到洋的转变，其实就是身份的转变，而楼房做为城市的象征，在这个顺口溜里代表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在珠三角信阳籍农民工万人问卷调查资料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0255人中，在第一次外出动机一栏的选择上，78.2％的人选择了“提高生活水平”选项，有87％的人选择“改变生活方式”，67％的人选择“不想务农”，75％的人选择“想成为城里人”[29]。
由此可见大多数农民工来到城市，是持着改变生活方式的目的的，是想把自己的农民身份改变，真正融入城市，过上城里人的生活。虽然，这个结果是美好的，但其过程是伴随着各种苦难和辛酸的。他们在从乡村到城市这条道路上艰难地跋涉、困苦地生活，身份的压抑和城市的冷漠使得他们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随之，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内容发生了令人咂舌的变化。虽然当下农民比以前农民更为了解城市，但是同文学史上以前进城的那些农民相比，当下的农民工在精神上更自卑，因为，他们第一次发现自己前所未有的穷困，在经济社会里，他们的主流价值观飞灰烟灭，以往那些引以自豪的场景，瞬间变得破烂不堪甚至有些搞笑。1959年，赵树理在《下乡杂忆》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即从物质享受方面来说，城市和农村也各有千秋的。”[30]赵树理如此说，固然是有那个时代的道理和心理认同的：那个时候的城乡泾渭分明，乡村人同城市人隔江相望，各自守着自己田园里的瓜果，两者是互补的集合。而现在的乡村在经济社会里，完全成了城市的附属物，乡村早成了城市的子集。一个富足的城市人可以回归乡下，去农家乐重温乡村之梦，而一个进城打工者则很难奢望会到五星级宾馆住上一晚。在当下城市化的进程里，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农民工会像赵树理那样，来到城市的大剧院里，对人侃侃而谈麦秸胜过椅子的好处。世事变迁，改革开放，经济社会最大的残忍之处，在于它用物质的现代性彻底剥夺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一直延续着的安静的乡梦权利。农民工不再也无法把自己的注意力全部放到衣食住行、子孙命脉之上，他们必须来到城市以求不被社会完全抛弃。在进城的过程中，他们丧失了那些曾经拥有过的优越感和宁静生活，变得一无所有。在现代性四溢的城市里，在日常的故事和生活当中，一直关注着油盐柴米酱醋茶的个体开始觉醒，开始自觉地去审视自身的人性，要知道，在以前他们从来没有如此深入思考自身，思考人和人的差别以及活法等哲学问题。可现在，当他们走入城市时挣钱的同时，也收获了现代性对于人性的反思——人与人竟是如此不同，我们为何就要忍受这样的困难？城市为何会是如此一不近人情的面孔？当下作家，敏感地捕捉到这一农民心理和乡村精神的变化，在进城者压抑的人性和可怕而恐怖的城市上下足了功夫，试图从另外一个侧面唤醒人们对打工者的清醒认识，唤醒社会对人的尊重，对人权的崇尚。在这个过程中，描写打工者身心的被伤害和毁灭就成了文本的核心要素之一，打工者叙述摇身一变成了苦难叙事，打工者进城的历程也就成了个体不断体味城市伤害的过程。
刊于《山花》2005年第1期的《接吻长安街》是近年来专写底层苦难的作家夏天敏的一篇力作。小说以进城打工者“我”作为叙述视角，用现实主义的笔调去描述打工者一个奇特的梦想——在长安街和自己心爱的姑娘接吻。小说开篇第一句就是“在长安街接吻是我这些年最强烈的愿望，我不晓得我到底犯了什么邪，老是想在车辆首尾相接，人流如发了山洪水的长安街上与柳翠接吻。”在街上和心爱人接吻，在城市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举动，却成了打工者难以逾越的门槛，他一次次地来到长安街上，却一次次地失败而归。为了突出强调无形的压抑和变形的空间对人性的摧残，夏天敏特意把打工者的女友柳翠塑造成传统乡村女性，她对在公共场合亲嘴的做法感到羞愧、不解。她拒绝甚至大声叫喊。结果，“我”被误认为流氓，被围上来的市民痛打一顿后，带进了派出所。现实的残酷告诉了打工者理想的破灭，虽然在城市人看来简直不当回事的愿望，却让冷冰冰的现实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压下去。精神和形式的融入城市都不可能，何况真实地进入城市？在这里，打工者开始对所谓的城市包容性进行反思，开始对自身的遭遇进行反思：
“我的命运大概是永远做一个城市的边缘人，脱离了土地，失去了生存的根，而城市拒绝你，让你永远的漂泊着，像土里的泥鳅为土松土，为它增长肥力，但永远只能在土里，不能浮出土层。”
身份上的“飘”和心理上的“飘”成了打工者的真实写照。在他面前，城市是一副冰冷残酷的面孔，是一副将人拒之门外的嘲讽姿态，是一种固有的规范和制约。接吻理想的破灭其实是打工者对于城市幻想的破灭，是从想象之城到现实之城地变更。虽然，文章的最后，打工者如愿以偿在长安街上和自己的女友接吻，在簇拥着他的民工团的热烈掌声中，“热烈而真挚地亲吻起来”，但是人的压抑和城的变形让我们不得不对这个结尾的可信性商榷。丁帆在谈论到这篇小说时说：“我还不相信城市有这样的包容性，我还不相信像柳翠这样代表着千千万万农民工的农耕文明的伦理道德秩序就会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而一步踏进城市文明的门坎。因为民族的劣根性也还残存在这个群体之中。永远的乡土和瞬间的城市，可能是农民难以进入城市的最后一道精神屏障。”[31]
走向城市和追逐物质是农民工走向城市的最基本的目的与要求，然而等他们一旦接触到城市，却发现城市并非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甚至是残酷的丑陋的，不能容忍的。理想之城和现实之城的巨大反差，给他们带来了强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冲击。
在突出强调人的压抑性以及变形之城给农民工带来灭顶之灾的代表作家是陈应松，他发表在《人民文学》2004年第3期的《马嘶岭血案》，讲述的是两个乡下人跟着一队来自城市里的地质勘察队进山做挑夫的故事。他们为了挣点苦力钱，挑着极重的设备和石头标本跟随在勘察队的左右。他们吃着城市人给他们的巧克力，稀奇地看着城里人的随身听、手机。他们想和城市人交流却被拒之门外，最后，两个乡下人在金钱的诱惑和人性的压抑下，血红着眼举起了斧头，把整个地质勘探队员，全部杀死。城市为它的冷酷付出了代价，而两个农民也为他们压抑的人性付出了代价。变形之城给农民工带来的焦虑、彷徨、无助，进而是迷惑、焦虑、反击、报复，直至付出血腥的生命代价。在现代性的空间里，城市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繁华的城市是留给城里人的，他们趾高气扬、兴高采烈地奔行在金光大道上；脏乱差的城市才是留给农民工的，他们低三下四、疲惫不堪地穿行在城市肮脏的缝隙里，这是现实，也是人性压抑的根源所在。在陈应松的小说里，这种现代性光环下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面孔被反复强调。在小说《太平狗》中，陈应松反复强调城市人和乡下人所面对着的城市的差别。对于打工者来说，他们的城市是肮脏的，无秩序的，可怕的，梦魇的，是美丽花瓣掩饰下的致命罂粟，是沼泽地青草下的地狱泥淖。城市的规则性和原则性差别无疑加剧了农民工人格的分裂，进而让他们为之付出血的代价。陈应松的小说《像白云一样生活》[32]同样阐述了在变形之城的压抑下，农村人的人格分裂和最后所付出的血的代价。长年生活在山腰的齐家，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从城市里来的购买化石的人。在金钱和手机的刺激下，原本纯洁无暇的儿子居然将来人推下山崖。父亲和儿子顺着藤蔓来到山崖下，找到那个快摔死的人，拿了钱和手机后，居然对那人不闻不问，将他用厚厚的山草掩盖起来了事。之后，为了逃避随之而来的追捕，父亲让儿子到城里去。儿子细满平生第一次踏入了城市。从金钱和手机以及死亡里认识了城市的细满，却发现城市根本不是人可以生活的地方。在现实之城的挤压之下，他开始疯狂想念原来那种远离城市的生活状态：“在家里，在此时——假如没有发生那事，现在，我在杉木坪那红棕壤的坡地上赶牛犁地，旁边有狗和羊子，有白云……”最后细满在城市里受尽磨难，还被感染了梅毒。即使如此，他最终被警察缉拿归案。被城市这个词语完全毁掉的细满，失望至极，在警察抓住他的时候，几乎癫狂的他，咬掉了自己的半截舌头。当然小说的结尾是富有戏剧性的：细满被释放了，因为他杀死的那个人是个用假钞骗人的惯犯，只可惜细满不能说话了。梅毒是细满来到城市的收获，而半截舌头则是细满为了靠近城市所付出的代价。陈应松在《归来•人瑞》[33]中描述农民工工伤死后说：“摆脱贫困，总是要一代人做出牺牲的。”
如果说，在上述这些作品里，变形的城给这些来自中国农村的异乡人带来了血和泪的摧残。在另外一类作品中，被突出强调的是精神的丧失和沦陷；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是以反人性的面目出现的；对于个体来说，肉体之痛已经不是第一要义，可怕的是灵魂无奈的挣扎和心灵的彷徨无依。这类作品在叙述的时候，大多把目光集中到女性打工者身上，试图从女性对事件特有的敏感和细腻的感情等视角，来讲述异乡人精神的压抑和心灵觉醒后随之而来的悲剧性幻灭。
项小米发表在《人民文学》2005年第3期的《二的》将进城者心灵的深刻反思和痛苦挣扎刻画得十分深刻，发人深省。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小白，她来到城市并不简单地为了赚钱，她是为了摆脱在乡村重男轻女的传统习俗的折磨。二的是小白的妹妹，她美丽漂亮，聪明伶俐，却在重男轻女的陋习下，生病得不到医治而芳年早逝，这给了青春期的小白带来了沉重打击。于是她来到了城市，希望能在一个开放开明的环境下生活，在现代思想观念中摆脱二的之死给她带来的阴影。然而她来到城市后却发现：不仅二的的死亡阴影没有摆脱，同时，又被可怕的变形之城笼罩起来。她本以为自己来自农村，生活条件差点可以忍受，然而随着她和男主人的关系更进一步之后，她开始不由自主地去思考“城市”这个词，如何进入城市生活开始成为小白生活中的首要问题。两种不同的精神折磨，让小白的生活变得十分压抑，随后，她不得不开始反思诸如命运、人生、城乡和苦难等现实的问题，小白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个体精神觉醒了。精神的觉醒之后，是可怕的幻灭感，是“难以抑至的愤怒”。如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男人们对不公社会声嘶力竭的呐喊，那么女性内心世界的种种细腻的感觉，以及痛苦和悲伤，正是她们对城市和自身遭遇的血泪控诉。在产生这种巨大的悲愤之后，小白开始有目的的试图代替女主人的位置。她相信如果自己出于爱情和真诚贡献出肉体的话，便可以“鲤鱼跃龙门一样，从此过上体面的城里人的生活。”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小白周全的思考了一下这样做的代价和收获。“关键是，这样一个结局，本来并不需要自己付出什么，不需要付出鲜血、生命、苦役，甚至，不需要付出尊严，便可以体体面面得到这一切。”在即将做出人生重要选择的时候，小白是乐观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白发现，这个想法在现实的城市里近乎天方夜谭得不切实际。她和女主人并不生活在同一平台上，她们面对的城市是不一样的。最后倍受乡村和城市双重压抑、折磨的小白离开这个让她觉醒了的城市家庭，而无处可去的小白，最后的归依地就成了个谜：“小白后来到底去了哪儿，谁都不知她的下落，谁也没有了她的消息。”小白的失踪，在于其精神的觉醒之后，没有实际意义的肉体逃逸。她已经无处可去，在乡下，她用掐自己弟弟小鸡鸡的粗暴方式对男女不平的乡俗进行反抗。在城市里，她用冷遇主人家的孩子果果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紧张而压抑的情绪，并试图靠这种对抗的方式来争取身份的平等。最后这些具体的行为并没有让她摆脱心灵和精神的折磨，那么，她只能选择出走？到何处去？城市和乡村，都不能容纳她，小白只能选择流亡，靠肉身的流浪，去寻找心灵的宁静。现代文学里那些女性觉醒之后，要么毁灭，要么回归，到了打工者女性身上，觉醒之后唯一的出路就是人生逃亡。
小白和米粒儿都没有真正进入城市，在她们进入城市之前，心灵已经觉醒，现实让她们的精神世界倍受折磨。在《明惠的圣诞》[34]里，乡下女孩明惠比小白和米粒儿幸运，她最后进入了城市的家庭，当上了家庭里的少妇，然而当她处在城市少妇的位置去思考自身的处境和现实的遭遇时，她的苏醒更为彻底，她的代价也更残酷——精神的毁灭带来了生命的丧失。对于乡下的年轻人来说，进入城市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进城上学得到启蒙，然后告别乡村留在城市；或者是进城打工，多赚钱，碰运气留在城市里，做个城市人。明惠是读过高中的，读高中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进入城市。那时明惠心里的城市是温暖的、明亮的、干净的、让人激动的场所。然而她最后却落榜了，城市梦随之破灭了，连她自己的母亲徐二翠也看不起她，有事没事就奚落明惠，村里的人对她的态度更是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明惠只能选择第二种方式进城。一个女孩子进城能干什么？明惠很清楚。明惠是读过书的，更容易接受农村女孩进入城市的潜规则。她学的知识没有用，她所有的资本只是自己那双空灵的让人心动的眼睛和散发着初春幽香的身体。所以在客人第一次把手伸向明惠的乳房时，她“没有任何反应。就好像一个汽车司机，心无旁骛地行走在前面道路上，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管认真地驾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是明惠在内心世界里告诫自己的处世态度，是进入城市的不可缺少的门票和砝码。当明惠第一次出卖自己的肉体时，她的感觉更让人惊讶和痛心：明惠觉得“一切都平平淡淡的，就连她身下的处女血都没有让她惊讶”。这种匪夷所思的精神沉默是可怕的，明惠读过书，觉悟比平常的农村女孩要深刻的多，然而这种深刻在解读城市的时候，是梦魇般的，是绝望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她得到的启蒙和教育，其结果是让她更容易接受出卖肉体这一事实。当然，明惠是聪明的，她做这种事情的同时，切断了和家乡所有人的联系，她给家里信上说自己给城里人当家教，教两个城里的小孩。她的母亲对明惠做家教赚钱的消息激动不已，四处告诉村人，我女儿读书是有用的，她在城里做家教赚钱的。表面上，明惠是在欺骗母亲，实际上，明惠是在欺骗自己。对明惠来说，她有自己的看法。在肉体上，她沦陷了。但在精神上她依然富有。她的沉默是对肉体的沉默，她的精神依然是清醒的，是纯洁的。明惠沉默的精神，其实是自身所处压抑空间的后果。她的沉默背后是个体无奈的呐喊，是狂人似的叫嚣：“我要比徐二翠更有出息，我要把我的孩子生在城里!我要他们做城里人，我圆圆要做城里人的妈！”然而当明惠做了她期盼的城市人之后，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可怕的失落中。当她明白自己永远无法安心理得地做一个城市人之后，做出了让自己永久解脱的决定：喝了一瓶致命的药水，穿上大红的衣裙，姿态端庄地躺在床上，脸色艳丽，十分安静地离开了人世。追逐城市的物质现代性的明惠，靠着肉体和情感的双重付出，最终得到了她想要的。然而当她得到了她想要的生活后，却从一场黄粱梦中醒来，最终现代性的主体反思让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在得到城市身份的同时，却永久地失去了做为主体的自我。在明惠的身上，压抑的人和变形的城是互为依托的。得到了城市却发现了个体的压抑，个体的压抑源于变形的城。在打工者的世界里，这两者是很难同时得到拯救的，个体和城市永远是个不能同时得到的悖论二元体。
方格子的《上海一夜》[35]，把这种心灵和肉体、物质和精神的现代性的悖论带入一个更为复杂的环境中。乡下妹子杨青来到城里，无奈地出卖自己的肉体，在她厌倦了城里的生活后，决心彻底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回归过往物质贫穷精神丰富的生活。正当她为痛下觉心，高兴地坐在火车的靠窗的座位上等待着欣赏回乡的美景时，却收到了好友阿眉的短信：“阿青，我又回来了，我又要回到上海来了。”阿青试图逃离城的压抑和个体的压抑，回归乡下，然而在她做出决定的时候，却发现，之前先她觉醒的阿眉，最终逃脱不了城市的现代性吸引，重新回到了城市。而坐在火车上的阿青，不过是在重复着阿眉所走过的路而已。
李铭的小说《幸福的火车》[36]里刻画了一对在城市的郊区开小饭店的姐妹，姐妹二人都有着纯真无邪的乡村生活经历，来到城市经历一番周折，最终走上出卖肉体之路，当然，她们想摆脱这种生活，于是用卖身的钱盘了小饭馆，却发现，，倾斜变形的城市依然压在她们柔弱的身上。对乡下人来说，在城市里开小饭店，依然要靠自己的身体，是“变相地出卖肉体”[37]，从公开转到隐蔽；从公开的场合到私人的场合而已。到最后，饱受折磨的姐妹之一巧玲说：“不回来了，我们不属于这个伤心的城市。” 她们期望自己能够坐上小饭店旁铁道上那些呼啸而过的火车，返回故乡，因为在最初的乡村里，有她们精神的最后守望之地，有那个“真正关心她们的农村大哥”[38]。
罗伟章在《我们的路》中感叹，现在“中国内地的城市，彼此间又有多少区别呢？北京没有四合院了，成都没有宽巷子窄巷子了，从县城到大都市，建筑式样都是差不多的，大家都在比试着牺牲个性，据说这就是现代化———但它的内部，却涌动着一股暗流，这股暗流影响着甚至左右着人们的生活。”[39]在这里，所谓的暗流就是指城市的欲望，是一种不计代价不计后果的追逐现代性的聒噪场面。在浩浩荡荡的暗流中，处在漩涡深处身处，在努力挣扎的，正是这些贫苦的农民工。
处在两种不同空间的作用力下，农民工个体身上就有了抹不去的致命创伤。他们面对的城市是变形之城，因而他们的生活里就有了许多挥之不去的阴影。从现代性意义上说，这正是工业时代城市扩张的历史现代性和个体生存空间及意义的精神现代性的剧烈冲突。在这个过程中，人不可避免地被挤压。80年代的文学场中进城者说的封建和文明的二元对立图景，几乎再也看不到了。在当下的农民工文学写作中，城市和个体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封建和愚昧被更尖锐的矛盾代替，人和城构成了新的二元对立。在这个二元对立中，人是压抑的人，城是倾斜的城。以往的乡村被刻画成封建的，反人性的，城市同时作为现代性的、人性化的场所出现：公路，铁路（《哦，香雪》）；牙刷，无线电广播等象征着城市的小物件（《爬满青藤的小屋》）无不散发着迷人都市的现代性魅力，那种现代性魅力是从感观的物质升华到个体灵魂深处的，是一种向传统说再见、向陈旧封闭的个体告别的豪言壮语。
然而，随着现代性在中国不断渗透，令人吃惊的是，曾经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的二元对立元素——乡村和城市，反人性和人性，居然不可思议地互换了位置。在进城打工者的世界中，当下的城市被刻画成反人性的，是物质现代性对个体身心的摧残。而乡村摇身一变，成了打工者的灵魂依托地，成为他们精神的家园。以往那种愚昧和文明、封建和文明的二元对立叙事失去了话语中心和特定时期产生的力量，代之是城市和乡村、物质和精神、城市和个体的尖锐对立。在叙述这些二元对立的故事时，繁华的城市在文学空间中变了形。而对这些打工者来说，变形的城市就成了一场可怕的梦魇，是道德沦陷地，是望不见白云蓝天的阴晦潮湿的峡谷，是一个看不见硝烟却遍布着死亡的广阔战场。在潜规则遍布的城市里，在物欲横流的现代性空间中，对那些贫困而焦虑着的农民工个体来说，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夜夜笙歌、朱门肉臭，这仅仅是城市的表象。正像朱自清的《荷搪月色》里的那句话：“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第三节 焦虑的人和救赎的城
“尽管战后人们所期待的清醒和解放没有伴随着胜利一起到来，但在战后的所有年代里，自由的征兆仍然弥漫在空气中，并构成这些年代唯一的历史内容。
已经变老的两位朋友坐在窗前还是觉得，心灵的这种自由来到了，正是在这天晚上，在他们脚下的街道上已经能感触到未来了，而他们自己也步入未来，今后将永远处于未来之中。想到这神圣的城市和整个地球，想到没有活到今晚的这个故事的参加者们和他们的孩子们，他们心中便感到一种幸福而温柔的平静，而这种平静正把幸福的无声的音乐撒向周围……”[40]
上面是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尾声里的一段话。
作者用了“虽然”和“但是”的转折句子——“虽然他们期盼的生活没有到来，但他们已然感觉到了自由和未来。”对农民工来说，他们进城之后的生活也存在这个转折。虽然他们饱受个体的煎熬，饱受着身心的双重创伤，但是对城市温暖的期望，以及他们对未来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农民工心理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也正是用这种心中的“幸福和温柔的平静”去面对陌生的城市，去面对繁华的城市带来巨大的冲击。让他们在城市底层困苦生活的同时，对城市抱有简单的幻想。对进城打工者来说，现代性带给他们创伤是不可避免的，遭遇陌生城市的不公待遇，受到变形城市的倾轧是情理之中的。城市给他们带来了诸如冷漠迷乱恐怖等难以忍受的情感，与此同时，为了安抚这些情感，为了让这个群体能够忍受这些煎熬，城市也给予了他们温暖的希望，给予了他们从一开始就追逐着的物质现代性。从这一点上说，很多作家，在写作农民工题材的作品时，没有过分的悲观，他们试图从焦虑的农民工个体身上，展现出一座温暖的救赎之城。
罗伟章的《我们的路》中，对农民工在城市的遭遇细致的描述。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是可怕的，非人的。在讲述这种梦魇遭遇的同时，他提出了农民工甘愿忍受这种生活的原因：
“里面有二十多个工人，其中还有女人，一天十六个小时，站在污水遍地的地板上，腰深深地弯着，双手握住一只手臂似的电刷为石料抛光。电刷的声音尖厉刺耳，再加上旁边石磨房的电锯声，整个简易的牛毛毡房里鬼哭狼嚎。抛光之前，需给锯成各种形状的石料上胶，那是树胶，有毒，电刷一挥，白色的有毒粉末扑得我们满脸满身……我们一边拼命，一边想着花花绿绿的钞票，心里充满了美好的向往。”
在电锯的鬼哭狼嚎中，在遍布身体的毒粉中，农民工心中想着花花绿绿的钞票，依然向往美好的生活。经历的生活无疑是艰辛的，然而未来是美好的，这便是他们内心的独白和写照。在很多作品中，作家们没有把农民工所有的希望给屏蔽掉，没有把所有的温情都抹杀掉，留给读者一个冰冷的没有人情味的世界。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仍然能感受到生活带来的朴素的淡淡的温暖，甚至有些悲天悯人的力量感。作家试图在此用力，让现代都市人重新认识外来的农民工，认识他们繁重的工作当中依然保持着朴素善良的心灵，借以唤醒都市人麻木的内心，重新建立一个崭新的城市秩序。
在荆永鸣的《大声呼吸》里，刘民在繁琐劳累的生活里，抽空跑到城市的公园里放声歌唱，他靠着自身的才华，在指挥业余歌唱队的时候，赢得了城里人的赞赏：
“刘民指挥得确实是不错。看，随着旋律的变化，他的表情也在不断地变化———他时而眉头紧蹙，非常痛苦；时而双眼一闭，如同陶醉……”
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中，妻子林秀珊平日里辛辛苦苦赚钱，日常生活中一分钱要掰成两瓣花，却舍得掏出几十块钱给丈夫买一个口琴：
“她给王锐买了一把价值一百三十元的口琴……林秀珊抚摩着口琴，就像触到了王锐柔软温热的唇。她要给他一个惊喜。”
同林秀珊给丈夫买口琴一样，丈夫王锐也给她买了一条丝巾。
这对在城市里追求美好生活的夫妻，虽然会在谈到一条宠物狗时，自卑得泪流满面，却也会在口琴和丝巾这样象征着城市的物件中感到欣喜和激动。他们在痛苦的缝隙里依然会感到幸福；在苦涩的路途里也偶尔会尝到甜蜜。
荆永鸣的《白水羊头葫芦丝》[41]中那个来城市里打工的男孩阿欢，靠着吆喝嗓子，找到一分工作，他十分满意。不久，他意外喜欢上了一个卖葫芦丝的乡村女孩，靠着自己的执着和努力，最终两人在优美的葫芦丝声中走到了一起，他在城市里生存下来的同时，也寻到了自己的爱情：
“他经常和阿英对坐在一起，为买葫芦丝的人吹奏他最喜欢的《月光下的凤尾竹》和《婚誓》。在世俗的喧嚣声中，一种优美的葫芦丝声显得是那么轻柔、曼妙，好听极了。”
这些就是打工者在城市空间中享受到的残存的温情，这些温情支撑起了打工者的最后一点信心，他们在悲苦的生活中，却执着的认为悲苦不是生活的全部。在日常生活中，打工者是作为焦虑的主体出现的，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活、身份和处在城市空间里的种种想法，无不让他们坐立不安，痛苦不已，然而困难永远不会是他们的全部。正如90年代初的电视剧《外来妹》主题曲《我不想说》中所唱的那样：“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看看可爱的天，摸摸城市的脸，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许多的爱，我能拒绝，许多的梦，可以省略，可是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想想长长的路，擦擦脚下的鞋，不管明天什么季节，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一样的我就在你的面前，一样的路，一样的鞋，我不能没有你的世界。”可爱的天和你的笑脸，以及心中不能拒绝的感觉是打工者的别样心声。“这些打工者并不认为自己的处境无法忍受，相反他们仍然对生活怀有信念，对世界有一份坚定和乐观的抱负。他们相信凭自己艰苦的劳作和机敏的争取，完全有可能为自己开创一个美丽的未来。他们并不想绝望地走向社会的反面，也并不激烈地抨击当下的生活，而是在困难中互相慰勉，在挑战中从容面对。”[42]
打工者在城市中的喜怒哀乐构成了折射在他们身上的现代性碎片，正是这些现代性的碎片给打工者的苦难带来了一丝温暖和一缕阳光，也正是这苦难和悲痛缝隙之间的关于救赎和希望的真实感，才使得书写农民工群体的作品具有了真正的力量。“当我们身处所谓后现代社会之中，理论上讲绝对无法避免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影响，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可以感受到某种哪怕是极微小，片面，甚至于瞬间即逝的真实感，我想，也许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些真实感，我们才最终得以生存下去。”[43]
在农民工追逐着物质城市的过程中，城市给个体带来物质之外，还带来了压抑和伤害等副产品。这些苦难的碎片和血泪史自然而然构成了当下文坛中的大规模的现代性反思和批判。从80年代封建/传统的现代性对立到现在的对个体命运不公和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这表明现代性在当下的中国文学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在现代性的反思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批判性”[44]，“激烈地批判传统与现实，批判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这在前代社会是不可能的。”这种声嘶力竭地批判呐喊，反映出文学叙述者和他们代言的农民工群体[45]“对现实的强烈不满的情绪”。
对于农民工主题文学的叙述主体来说，他们是用文字和故事来发泄这种强烈的不满。在当下中国城市化轰轰烈烈的进城中，叙述主体敏感地捕捉到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失衡，社会各个层面权力和待遇的不公，他们感慨和悲伤地看着现实城市的文明给城市个体带来生活上充分富足、心理上的优越同时也带来了精神上的溃缺，部分人甚至是道德的全面沦丧。处在现代性中的他们，对现实变得过分焦虑，而批判这种不公的现实和可怕的现代化就成了表达他们焦虑的特殊方式。对叙述者来说，讲述打工者的故事不仅仅停留在“讲”和“说”上，他们意在用故事和文字唤醒社会的良知，意在扭转这种不公和可怕的现实，意在让城市化发展得更健康更人性。他们希望在叙述冷漠的城市和变形的城市之后，得到一个救赎之城。因为对于社会精英分子来说，批判永远不会是第一要义，在现代性的批判背后，隐藏着他们对社会危机的敏锐察觉，以及对这种危机的过分的神经质。在这种过分的敏感中，时刻透露出他们改造社会和现实的强烈愿望[46]。
当然，并非所有的作家和作品在涉及到农民工主题时，能够在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救赎和改造的期望，这也正是当下许多反映农民工主题小说以及底层叙事作品的缺点所在。众多的文学评论家敏感地察觉到这类题材的历史局限性。
邵燕君在《“底层”如何文学？》[47]一文中强调，部分底层叙事，已经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底层叙述摇身一变，成了许多人追逐的时髦主题和畅销主题，底层叙事就了苦难叙事，成了功利叙事，“把‘为底层说话’变成了‘拿底层说事儿’”。对于上述的写作者来说，底层叙事和农民工主题的写作只是应时之作，是顺潮流而动的结果。他们只是在简单的叙述一个故事，没有涉及到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更谈不上建立在反思和批判基础上的救赎和改造现实的愿望。邵燕君在该文里，突出强调了作家在底层写作中，应该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虽然文学的任务不是去找出路，但是与民主公平相关的底层写作应该本着朴素和诚恳。
李云雷在他的《“底层叙事”前进的方向》[48]中，同样也对当下的一些底层叙事表达了不满。在李云雷看来，那些乏味的作品中，虽然也在叙述着底层的生活和事件，却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它们只是简单的人道主义同情，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叙述，是一种脱离了实际的无病呻吟。他结合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底层叙述前进的方向，要为群众的问题的同时懂得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仅做美学的先锋，也要做历史的先锋。
建立在对城市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之上的农民工主题写作，虽然其最终目的不能功利性的和救赎和变革联系在一起，但至少在作品中应体现这种情绪。对于此类作品来说，叙述救赎之城的存在，说轻了是人道主义的关怀，给打工者一点豆大的烛火，说深刻了是对盲目城市化的修正，意在引起当下社会对打工者群体的深入了解与关怀。
如邵燕君所说，解决问题不是文学的任务，文学的任务意在朴素和诚恳地反映现实。艺术和社会在现代性领域内的激烈冲突的现实也清楚的告诉我们，改造现实不是那么容易，变革社会也非简单地成为可能[49]。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美学现代性如果表现地过分积极，对现实进行了过分的干预和批判，那么它就可能会对社会实践和具体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这无疑是反历史的，是一种消极的悲观主义[50]。农民工来到城市并不是为了受到这些非人的待遇，体验种种困难和艰辛，对他们来说，从离开乡下那一刻起，是怀着美好的愿望；而且同那些依然留守在乡村的人来说，城市中的农民工是更为进步的，是农民中的精英分子[51]。
那么文学场里的救赎之城还需要吗？这个答案毫无疑问是需要的。从理论上说，救赎和改造是现代性美学对社会领域的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结果；从现实需求来说，塑造一个救赎之城是农民工进城的精神支柱和现实需要，哪怕救赎之城仅仅是一个梦想——因为“梦想是打工文学的灵魂”[52]，梦想是打工文学的希望，我们从打工者主题文学的救赎之城中，隐约感到文学的良知和时代对此类题材文学内在的深层次呼唤。这不是任务，是态度；这不是方法，是良知；这不是简单的写作技巧，是深刻的人道主义风范；这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解决问题，是文学场中的永恒精神魅力。
第二章 乡村
乡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原场和原动力。毕竟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是以农业大国身份出现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五四时期，被鲁迅称为“乡土文学”的那些作品中，知识分子对农村农民给予了敏锐和富有深度的观察，并夹杂着复杂的情绪书写和记录特殊的乡村。在现代文学众多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城市和乡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文明和封建针锋相对。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学要“为工农兵服务”，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农民题材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当代文坛里，那时文学场中的乡村主体意识强烈，对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城市有种无可比拟的优越感，“城市被视为异己，而农村则意味着家乡”[53]。新时期文学场里，乡村的象征性更为丰富，有汪曾祺式的田园牧歌，有古华式的封闭落后，在文学场的城乡关系中，乡村开始逐渐失去以往那种中心地位。等到落后的乡村和国民劣根性再次完成了结合之后（《陈奂生上城》），建国时那个带有浪漫主义和革命主义的伟大乡村已经完全失去了自身的魅力，并被视为急需改造的对象。
随着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和家园，涌入城市，让当下的乡村世界发生了质的变化，乡土经验日复一日被改变，被重写。在农民工主题写作里，乡村再一次成为思考的中心，乡村在文学场里中的位置开始变得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一方面，从人性和文化角度去看，乡村依然被保鲜膜覆盖着，它时刻等待着农民工从疲惫的城市返回母体，用自己伤痕累累的乳房，慰藉乡村儿女滴血的伤口，重新带给他们希望；另一方面，现实的农村和城市相比，依然是破落的，这种客观的差别不能视而不见，同一片天空下，巨大的鸿沟让人触目惊心。一方面，是物质的现代性不断地对原有乡村面貌侵蚀吞噬，重新塑造出一个历史意义上的现代性乡村；另一方面，乡村的审美现代性表现出惊人的力量，它们倚靠在质朴的人性，神秘的乡俗，以及追忆逝水年华的淡淡哀伤来捍卫自己深层次的地位和尊严。因此，在当下的乡村写作中，我们可以听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富的多的声音：感叹、赞扬、批评、怀念、眷恋、愤怒、悲伤……但同以前文学场中的乡村相比，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下的乡村，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写作当下农村必然也要随之发生变化。
李敬泽说：“现在写农村、农民或民工的小说那么多，我认为绝大部分作者都严重低估了这个时代乡土经验的复杂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什么纯粹的乡土了，一个农民或民工的经验也是混杂的、未经命名的，可是作家对此看不到、很隔膜，很少有人能够进入对象的内部。”[54]这句话暗含着几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当下的乡村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乡土写作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客观世界。二是停留在书斋里的作家，靠着想象去写乡村，写打工者的故事，无疑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有了一层天然的隔膜。结合这两点，就对当下写作乡村和打工者提出了问题：我们该写什么样的乡村和打工者？我们该如何去写乡村和打工者？冯敏在《倾听大地的声音——评罗伟章的小说<我们的路>》[55]一文中说，他个人同意李敬泽的看法——中国当代文学已不再需要汪曾祺。冯敏用告别汪曾祺这样的方式来回答该如何写当下的乡村这个问题。
其实“如何写当下乡村”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现代性已经完全渗透到当下农村的肌体里，解读乡村也就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从任何一个方面去评价和回答，都会遭到另外一个甚至是几个方面的反击。在现代性的洗礼下，当下的乡村是敏感的，它前所未有的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为自身的命运焦虑——事实上，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化面前，它只是一个附属物，是一个累赘；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挤压，受到文明和文化的双重挤压，受到外界和内部的双重挤压。当然，在当下乡村特殊的变更时期，有些人别有用心，赋予乡村特别的意义，作为对抗城市文明的武器[56]。这一切繁杂令人深思的表象，这一场生旦净末丑同时登台亮相的大戏，最终构成了当下文学场中最真实的乡村。
第一节 主体缺失的乡村
“太阳无情地炙烧着，车站上十分拥挤，水泄不通：平原上各地来的运粮马车……粮食是我们用双肩一直从地里拉来的，在那里，女人、老头子、小孩把它一粒粒地培植长成，收割下来，在那里，就这会儿，在这热火朝天的农忙时节，康拜因手正驾着破烂不堪、早该报废的康拜因在苦战，在那里，女人们日日夜夜弯腰握着火烫的镰刀，在那里，孩子们的小手珍惜地拉起每一颗掉下的谷粒儿。”[57]
吉尔吉斯斯坦的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名作《查密莉雅》里的这段话，暗含着对战争的控诉：战争让乡村的主体——壮年男子集体缺失，留下的是一个妇女，儿童，老人组成的新乡村世界。
换种角度去观察我国转型期的农村，和《查密莉雅》中的乡村几乎是惊人的相似——乡村的主体集体缺失在乡村生活里——现代性重组了个人和地域的空间，农民工入城自然也可以被看成是在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离开家园，走向远方。
随着打工潮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城市。农村大量劳动力的转移，加速了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弊病。农田上剩下的最多的人为老人，妇女，孩子，由此有了“38（妇女）61（儿童）99（老人）”部队的戏称，农田荒芜，男耕女织的传统乡村图景在打工大潮中支离破碎。“从8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都有至少1000万亩以上的耕地撂荒，其中大约60％——80％是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引起的”。农村的主体离开乡村，大规模地进入城市，给当下农村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农村生活从外在到内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乡村秩序完全瓦解，血缘地缘、传统道德等原有的维系乡村稳定结构的内容已经不再是乡村生活的第一要义。打工潮流对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也影响颇深：农村的教育因成人的缺失而急剧滑坡，越来越多的家庭放弃孩子的教育，甚至有的举家外出打工，乡村由此而呈现出一片萧瑟的景象。鲁迅笔下的“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力”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
当下作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对打工者出走之后，遗留下来的乡村进行了人道的关照和现实的记录；他们在写作中，有意无意构建起城乡二元对立，构建了文明和反文明的对立，构建了留守者和城市现代性之间的对立；作家们试图透过事实，反映其背后的实质与人性，试图从另外一个侧面来回应他们对现代性的看法；同时，以乡村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中心不再是乡村那些壮年男子，妇女、儿童和老人甚至动物开始粉墨登场，成为文学场里的主角，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偏斜的文学场，是一个失去了重心的奇特世界。
原载《上海小说》2006年第4期的王大进的《花自飘零水自流》，开篇第一句就是“这个村子里的大部分男人都走了，去外面的世界打工。”作者通过这句话要表达的是小说发生地是在一个几乎没有男人的村里，这是一个男人集体缺失的历史性文本；而题目“花自飘零水自流”也隐约透漏出作者那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情绪，表明他发现了事实，却改变不了事实的心曲。故事讲述的是父母外出打工，留下两个读小学的女儿在家陪奶奶度日。两个女孩同奶奶相依为命，在没有大人的乡村世界中，同成人生活和乡村苦难做抗争。然而一起始料未及的“偷钱”事件，让姐妹二人卷入其中。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姐妹二人最后留下一封遗书，双双跳水自尽，留下了一个令人眩晕的反思漩涡。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小说里，王大进没有沿袭他以往的欲望主题进行写作，这里面的人物几乎没有什么欲望，他们都是在特定乡村环境下挣扎的人，解决温饱都尚成问题，离欲望之路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王大进把自己叙述的位置往后拉了一大段的距离，尝试用原生态的实录白描手法，叙述乡村和苦难，目的在于引起读者和社会的注意和反思。他用大秀和二秀两条年轻的生命旨在引起人们对当下失去男人的乡村的注意，字里行间，透露出作家对当下乡村悲惨境况的反省，以期引起人们对于打工潮的思考。小说将两个小女孩置入巨大的现实和可怕的“污蔑”面前，让她们过早的进入成人世界，承担方方面面的压力。与此同时，作者将两种不同的苦难生活并置：城市的打工生活和乡村的日常生活。在左右为难的无奈现实中，阐发特定时代下，城市化进程对乡下人身心的摧残。大秀二秀的父母“一心一意在外面打工，挣钱。他们是在外地的一个码头上干活。赵大林干的当然就是最苦最重也最累的活，抬石头、挖沙子，样样都干。（于莉兰）蓬头垢面地拼命干活，有时简直把自己弄得不像个女人。”十一岁的大秀不仅要照顾奶奶，还要照顾九岁的妹妹，奶奶身体不好，大秀把自己私存下来的八块七角钱拿出来给奶奶买药，“作者把人物置于如此尖锐和残酷的现实中，让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完成整个心灵历程，年幼的两个女孩，在突如其来的“小事情”面前，是“担心，忧虑，恐惧”，是“茫然，尴尬，无助”，是“疼痛，苦痛，凄凉”，进而女孩内在情绪就变成了“仇恨”，对人的仇恨，对生活的仇恨，对家的仇恨：“仇恨在她（大秀）的心里，就像一颗种子落在了温暖而潮湿的泥土里，而她的委屈就是滋养种子的绝好肥料。种子在肥料的滋养下，迅速地发芽……它以一种疯狂的速度生长，以致把大秀的整个胸腔都填满了，撑炸了……”到了最后，这种情绪就变成了虚无和毁灭。
乡村主体的缺失导致了家的名存实亡。在以“家”为单位的乡村生活中，家的破碎意味着日子的破败，和生活陷入了琐碎和不谐调。以往的乡村个体觉醒是通过对家的叛逆而实现的，如古华笔下的盘青青毅然告别一把手和自己林场的家，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和小芹。现在的打工者个体的觉醒却是对家的渴望和回归，在物质现代性的洗礼下，男人被迫离开了家，这是表层的觉醒，不出去，就没活路。但一旦出去后，却发现缺失主体的家已经破烂不堪，回归和重建家园就成了他们最大的希望。挣钱是为了家，但在追求钱的过程里，却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家：这是当下乡村的现实，是发生在打工者身上的两难选择，守在家里，家将会被贫穷击垮；离开家到城市里去打工，家会被自己击垮。那该怎么办呢？在历史面前，这是个问题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但人们往往必须从现实出发，回来赵大林一对夫妇，但更多的人仍在离开乡村走向城市。大秀二秀跳水之后，留下的阵阵涟漪，将慢慢的消失在历史的湖水中。接下来，花依然会落，水依然会流，这是一个时代的实录，谁也改变不了。但作者在这里还是把打工挣钱和安静幸福的生活并置，提出了一对对立的发人深思的问题：有钱就好吗？贫寒就不幸福吗？
如果说在《花自飘零水自流》中，主体的空缺导致了年轻生命的消失，引出城市和家园的尖锐对立；那么在罗伟章的《大嫂谣》中，作者所要表达的是人们观念上的改变，引发出的固有价值观念的改变和丧失，是对乡村主体缺失现象背后的深入思考，并对乡村主体的明天提出质疑。《大嫂谣》中，“我”是一个写作者，来自乡村，是通过刻苦学习考上大学实现当个城里人的梦想的。曾在过去一段时期，“我”一直被作为村人崇拜的对象，并成为乡村孩子模仿的榜样；然而在打工潮中，靠着当建筑队工头发家的胡贵，代替了“我”成为了村人顶礼膜拜地对象。
在这里，主体缺失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乡村现实，更多的是，主体缺失的背后所透露出的现实隐忧和问题意识——如此下去，乡村的主体会沦落成到什么样的地步？中国乡村的明天路在何方？当然罗伟章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这篇小说里他给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胡贵在最后锒铛入狱，在现代性的一夜暴富中建立起来的个人神话瞬间瓦解。而大嫂的二儿子考上了大学，再一次给乡下主体的明天给予了希望和关怀。但是，这种希望和关怀毕竟是带有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的影子的，现实状况是，在打工潮流中倒下一个胡贵，还会有更多的胡贵立起来。对这些离开家乡的壮年男子甚至童工来说，问题只在于跟着谁，而不在于选择什么样的路。对他们来说，现实境遇已经让他们明确了自己所要走的路，就是尽可能早的进城打工；回去学习，靠读书走进城的另外一条路，是不切实际的，是保守的，是绝对不能忍受的。
在上面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乡村主体的缺失让写作中心偏到了妇女儿童和老人身上，描写对象不得不随着主体的缺失而缺失。表面上，这种缺失是一种现实，描写缺失就成了反思现实、应对现实的做法。实际上，主体缺失的背后，更应该注重的是“人”，离开的人和守望的人；注重的是乡村的出路、明天和未来。乡村是人构成的，人的缺失，让乡村忽然失去了生机和力量，那么乡村的出路是什么呢？李进祥在他的《狗村长》[58]中，用一条恋乡的狗代替了人的位置，用忠实懂人性的狗来做那些本该是村长做的事。当了大半辈子的村长的德成老汉，最终无力拯救大批青壮年和男人集体缺失的村子。在面对着嚣张的盗牛贼，对小媳妇不怀好意的货郎时，他一筹莫展，反倒是黄狗显示出了它人性的温暖，咬退了盗牛贼，咬走了压在女人身上的卖货郎。而当老村长病倒在床上，无人问津的时候，黄狗叼回一只染血的野兔，默默地来到了老村长的床前。李进祥采用如此夸张并带有黑色幽默的笔调却让人笑不起来。从形式上来说，这样颠倒人狗位置是令人捧腹的，但从描写内容来看，作者的笔调却是冷酷无穷的，是饱含着疼痛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狗当起了村长，这是一滴带笑的眼泪，是一个浪漫不起来的玩笑，是一个近乎残忍的花哨事件。德成老汉把他的这种村人反思置到黄狗的具体行为中，以期在日渐陌生的村子里，寻找最后的依靠和温暖。小说表面是对冷漠的人和城市化进程中畸形人性的控诉，其内在实质是对当下乡村问题的回应。狗真的能拯救乡村吗？显然不能。但作者希望有这么样的一条狗，希望这条狗能给当下乡村带来最后的慰藉与温暖。
同《狗村长》相比，迟子建的小说《花牤子的春天》[59]，同样也对主体缺失的乡村给予了足够的描写与思考。在《狗村长》中拯救村子的是条黄狗，而在《花牤子的春天》中，拯救村子的是一个叫花牤子的人。花牤子得以被放到拯救村子的位置，关键在于，他的裆部被树捣烂了，丧失了男性能力。他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主体和男人，是一个畸形的人。在正常的男性全都离开村子的时候，花牤子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从边缘的生活状态里迅速被置到乡村中心位置；他的作用在特殊环境中，被瞬间放大：
“花牤子穿着中山装，白天时走东家串西家，看女人们都干些什么。晚上呢，他就像夜游神一样，在街巷中游荡，对那几个重点对象进行监视。”
“花牤子不仅管女人，还管田地的事情。”
“他不但管女人和庄稼，连牲畜也管了。哪头猪该劁，哪只鸡该杀，哪只羊该卖，他都要参与。狗见了他要是不摇尾巴，他会上前踹上一脚。”
在奇特的乡村世界里，一个丧失男性生殖能力的人却成了王。本质上他不是个男人，但现实中，他比所有的男人都男人。他不仅具备了传统乡村的村长角色，相比之下，花牤子还是权力的拥有者，命令的决策者，村人的保护者。甚至连哪条羊该卖，哪只鸡该杀，这样带有象征意味的“生杀掠夺”都由他来掌管。这种别具匠心的设置，有着强烈的反讽意味。在主体缺失的乡村，乡村的发展失去了核心力量和方向，传统封闭似的村落受到了来自外界的挑战，女人的身体成了现代性直接进攻的目标，如何保护村子和留守的女人，就成了一个现实问题。作家在处理这个特殊现象时，使用了奇特的角度，选择了匪夷所思的描写对象，于是一条不习惯城市生活的狗和一个失去男性能力的人来到了村落的中心，并成为了乡村的保护神。
客观上说，当下中国乡村主体的缺失，并大规模地进入城市，目的是为了追逐物质的现代性，而追逐物质的现代性最大的目的是为了建设自己的家园，然而在主体缺失的乡村，其原有的家园本质上是被荒芜了的，这是现代性席卷下，乡村人所面对的一个显著的悖论。在经济落后的事实面前，农民下了很大的决心，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他们来到城市的初衷是回去建设自己的家园，但在农民工离开乡村的瞬间，乡村荒芜了，被冷漠了。出去——回来——再出去，在这样轮回复始的现代性漩涡，乡村的主体不得不长期离开家园，生活在远方的城市里。这些具体的细节和现象，是在主体流入城市，旧有的乡村图景出现大片空白的情况下，重新组合文学力量和内在的张力，以一种敏锐地对当下生活的反应出现在农民工主题文学视野里的。当下的作家不得不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目光进入此类主题文学的写作。
在《马桥词典》里，韩少功试图追求乡村生活的内在平和与严密，将一种原生态的乡村世界用文学语言呈现出来，近而讲述一个庞大严密且丰富多彩的乡村世界。在《马桥词典》中，韩少功面对的是一个主体充沛的马桥，在他的主要人物列表里，传统的乡人形象十分完整，近乎囊括了乡间所有代表性人物的可能。然而，到了他重返湖南下乡所在地八溪乡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当年繁华的乡村已近萧瑟破烂之状：“近些年，青壮年又大多外出打工，去了广东、浙江、福建等以前很少听说的地方，过年也不一定回家，留下的人影便日渐稀少。山里更显得寂静和冷落了。很多屋场只剩下几个闲坐的老人，还有在学校里周末才回家的孩子。更多些屋场家家闭户，野草掩封了道路，野藤爬上了木柱，忙碌的老鼠和兔子见人也不躲避。”[60]在新作《山南水北》中，韩少功这种对于乡村现状的察觉，并渗透其中的淡淡隐忧时见文中，他突出强调当下乡村的“寂静和冷落”。那种“村破山河在，房春草木深”的悲伤、没落的情绪，很自然的从文中浮现出来；而“忙碌的老鼠和兔子”的场景似乎也让我们看到了杜甫笔下的三吏三别的现实残酷。
从韩少功写作内容的变化可以看出，主体的缺失让传统的书写乡村的经验和习惯失去了力量。传统写乡村生活，通常会在回忆和赞美——记忆的歌颂和现实的批判中徘徊，这两种乡村情节是纠缠在一起的，陈村在他的小说《蓝旗》的结尾说：“我没有想到，当我能抬起头来看你时，这块曾经被我千百次诅咒的土地，竟然这样美丽。”
一部分作家离开乡村之后，用想象的世界重新塑造乡村特殊的文学美感，是一种感情的寄居地和精神的归依地，以一种审美的现代性，矛盾地把乡村生活纳入当下生活中，以乡村为中心，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另外一部分作家是将乡村纳入一个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在不同文化态势中进行比较，从而发现它的不足和缺憾，作为反现代性的形式出现。
这种关于乡村的两种书写形式，在农民工大量的流失的乡村，开始变得不那么自信起来。因为对于文学来说，人物一直是书写的中心，而人物在文学场的流失，对于文学来说，无疑缺少了许多基本的素材和动力。留白的现实让这些写当下乡村生活的作品，必须做出适时的调整。作家们无疑要重新确定自己的角度和立场，他们要试图从留守的那些人身上发现更多的内容，试图改变那种习惯了丰富人物的大写的乡村，从残碎不堪的现实中重新寻找意义完整的乡村世界。
以《商州》系列写出那个时代乡村生活和自然状态的贾平凹，在谈论自己的长篇小说《秦腔》时，不无感慨地说：“这几年回去发现，变化太大了，按原来的写法已经没办法描绘。农村出现了特别萧条的景况，劳力走光了，剩下的全部是老弱病残。原来我们那个村子，民风民俗特别醇厚，现在‘气’散了，我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的形状在现实中没有了。农民离开土地，那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将无法继续。解放以来农村的那种基本形态也已经没有了，解放以来所形成的农村题材的写法也不适合了。”[61]
贾平凹所谓“气”散了，正是对文学场中乡村巨大的变化地敏锐捕捉。主体缺失的乡村给乡村叙事带来了新的挑战，过往的诗性写作似乎离当下越来越远；单纯的苦难叙事和感伤怀旧之作不足以写出当下乡村精神面貌的实质；而试图以老人、孩子、妇女为中心的叙事也仅仅是一条“狡猾”的逃避之路，毕竟对于广阔的书写对象来说，某一类人的书写不过是连绵起伏群山中的一座而已。
守土重迁，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固执的生活态度和方式，讲述家庭恩怨也就成了乡土文学的重头戏（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乡村文学经典人物，成了许多文学家苦苦追求的目标，那些整村整庄再现原汁原味的乡村人物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时常可见（如《平凡的世界》）。然而这些曾经出现的文学现象在主体缺失面前，不得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都走了，家都散了，乡土文学还该怎么写？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乡土文学的终结”的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这对当下的文学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城市现代性对乡村的侵蚀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原有的文学传统和习惯的侵蚀也是显而易见的。面对用自己最后一点力量和最后一批人殊死抵抗着城市现代性的乡村，如何文学的书写，无疑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避免不了的现实问题。
第二节 现代性侵袭下的乡村
“那时的马贡多是一个有二十户人家的村落，用泥巴和芦苇盖的房屋就排列在一条河边。清澈的河水急急地流过，河心那些光滑、洁白的巨石，宛若史前动物留下的巨大的蛋。这块天地如此之新，许多东西尚未命名，提起它们时还须用手指指点点。”[62]
这段优美的田园风光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的句子。在时间跨度长达百年的叙事到了终结的时候，上文清澈的河流不复存在，大地成了一片沼泽。当初的田园风光霉烂在雨季里，马贡多成了一个让人向往的回忆之地。马贡多在追逐着现代性的进程中，在吉普赛人的磁石的勾引下，最终消失在茫茫雨季之中。
“那时”两个字讲述的恰恰是一开始，马贡多的生存秩序：二十户的人家村落，许多没有命名的东西，清澈的河水，芦苇泥巴。一切跟中国传统的乡土有着梦幻般的神似。随着现代性的入侵，这些传统的秩序不断在被瓦解的过程中重组，最初的秩序随着马贡多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荡然无存。此魔幻现实主义的文本对当下的现代性全面入侵传统乡村秩序的今天是一种“真实的写照”。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以及美国人明思的《中国乡村生活》里都把中国乡村归于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留下的明显的民族特征。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乡村秩序都在一种常规的状态中发展。然而，随着打工者的出走，乡村主体缺失，固有繁华呈现出倒退的萧瑟，这表明传统的乡村秩序正在一步一步的瓦解。乡村在追逐着现代性，迈向城镇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被现代性重新塑造了自己的面貌，新面貌的出现是以“温暖和透明”的乡村秩序为代价的，在打工潮肆意汹涌的乡村，原有的那种“超稳定的内在结构”面临着解体和重塑。
在近年以农民工为主题的作品中，乡村秩序受到最直接的冲击，是村落的形态面貌的惊人变化以及其固有的表面张力和秩序的反差体现出来的。在很多作品中，乡村从繁华走向破落，从热闹走向寂静，从家和万事兴的农人自乐走向家破草木深的时代忧伤。汪曾祺笔下的那种膏腴的田园风光，在这些作品中几乎看不到，甚至是不可想象、不可理喻的。理性反思代替诗性写作，现实场景驱走梦想空间，当下的乡村总体来说，前所未有的破落，也前所未有的被冷落。
在描写当下乡村的外貌上，下了很大力气的是作家罗伟章，他的《我们的路》和《大嫂谣》等作品中的段落，明显带有古代知识分子对乱世伤怀的感悟。在《大嫂谣》里，在城市里满面风光的胡贵，背后的乡村家园却破落不堪，在城市的进攻面前，乡村家园不可避免的沦落了：
“房子彻底垮掉，到处是朽木烂瓦，周围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茼蒿，我路过的时候，几只肥野鸡从那茼蒿丛里扑楞楞地飞起，嘎嘎地鸣叫着，飞到了遥远的树梢上。”
上面这段文字，恍惚让我们看到了白居易笔下 “田园寥落干戈后” 的面目狰狞，也产生了汉乐府《十五从军行》的现实感伤：“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在小说《我们的路》中，村落破败的场景更是处处可见。如果说人的离去是乡村这台机器丧失了运转的动力，那么景致的破败则象征着机器在可怕的梅雨中，浑身沾满了致命的铁锈，健康的肌体不断地被霉锈侵蚀。在小说中，罗伟章尝试在还原一个历史性的场景，他想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用老照片的形式惊醒世人：
“偏厦是父亲在世的时候立起来的，距今有三十多年了，梁柱被虫蚀得千疮百孔，轻轻一摇就要断裂似的。偏厦顶上覆盖的茅草，被风扯走了好大一部分，剩下的被雪长久地捂着，发出一股霉烂的气味。”
屋是茅草屋，尚被风扯走了一大部分。三十年未换的梁柱，早被虫腐蚀得千疮百孔。牛圈是散着霉味的，最要命的是同出门以前一样——空着的。如果没有历史产物——打工者穿梭其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二十年代书写没落乡村的截图。在乡村，家园是个人化的场所，带有私人性质，家的没落其实暗含着个人的没落。罗伟章将这种破败的景象从个人继续延伸，深刻地描写了具有公共性质的学校。当然，在他的笔下，象征着乡村集体图景的学校，依然是破败的：
“学校跟民居一样，全是木房，二十余年的风风雨雨，木板全都霉烂了，很多地方出现了裂缝，格子窗再也没有一根木条，白亮亮的大开着。”
学校的破败给人带来一种了无生机甚至死气沉沉的感受，在如此场景中，那种欢快地歌颂着乡村生活的文章忽然失去了力量，变得空泛无依。除了对具体的场景的破落的描写之外，罗伟章还着重写了人。当然，他笔下的人也同原有乡村记忆的人完全不同，人不再是原生态的人，也不是富有激情和个性的人。在小说中，乡村的人是以一种极其疲惫、困顿，精神状态差到极点、对生活没有丝毫热情的面目出现的：
“我的妻子金花，蓬松着头站在我的面前。她变得苍老了，与我记忆中的差距很大。她比我小两岁，现在只有二十六，但看上去怎么说也是四十岁的人了，额头和眼睑上的皱纹，一条一条的，又深又黑，触目惊心。”
家园破败、集体活动场所的破败加上人的破败是对当下乡村图景书写的“历史事实”，是对现代性入侵传统乡村带来的巨大变化背后的深思。然而这种表面的变化和破败只是浅层次的，更深层次的是原来的道德秩序和生存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颠覆式的变化。譬如，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中处处都有马桥人的生活潜规则，比如他们会晕街，会嘲笑城里人不穿土布，他们有着自己长期积累下来的生活经验，在和城市的对峙中，他们自足自得，有炫耀的心理。然而，这些曾经出现在当代文学场景中的乡村秩序和潜规则，在打工者主题文学的写作中，正在慢慢消失，甚至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原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被现实颠覆，传统的生活经验变得一钱不值，甚至被作为反面批评的对象。
《龙洞记》[63]里，富有诗情画意的龙洞曾是一村人的希望，随着日子的流逝，龙洞一点一点荒芜，不再被人重视，当作者再次返回故乡，却发现龙洞周围乱草丛生，一片荒凉，而村里也失去了往日的欢乐，四下萧条。龙洞的命运象征着原有乡村，它的没落和萧条暗含着乡村的没落和萧条。
《两间房》[64]中，传统的家族慢慢失去力量，而金钱决定地位在农村社会里慢慢凸现出它的力量。村长利用手中的权力，在霸占女性的同时，把城市里道德败坏的“现代性理论”植入农村妇女的心理，他想当然地认为，在城里端过盘子的姑娘就是不干净的，自然可以去分一杯羹的。主人公八里最后带着被村子冷落的姑娘珍珍，一同踏上了去往城市的道路。小说反映了传统道德观的沦落和丧失，原有的势力格局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分配。
《土炕和野草》[65]中，女儿代替被木匠领跑的母亲行使着权力，用固有观念对父亲娶新女人进行殊死抵抗。女儿态度坚定向父亲表明，缺少母亲的家庭绝不允许别的女人插足。为了续母的事情，女儿向父亲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一次偶然的机会，女儿来到镇里，找到一份有体面的工作，为了解决后顾之忧，女儿破天荒地赶回老家，“大义凛然”要为父亲操办了第二次婚礼。欧•亨利式的小说结尾是深刻的，小说在道德和现实的较量中不断变化立场，在乡村背景下，表达出外在的物对内在的人的影响，而女儿海棠在接纳了现代性的体面工作的心理变迁，无疑是发人深思的。
小说《锈锄头》[66]里，白手起家的农民为了不忘本，一直把自己耕田的锄头留在身边，锈迹斑斑，作为乡村的象征物放在自己的身边。另外一个农民进城做工，却因种种原因，走上盗窃的道路。农民的盗贼不相信大款会拥有一把普通的锄头，锄头在这里已经带上了城市的光环，一出喜剧的背后是一出悲剧，最后，盗贼命丧锈锄头下。在上面几篇小说里，传统的“物”失去了特有的作用，如锈锄头；传统的观念在现代性面前发生变化，如海棠对她爹娶女人前后态度的转变；固有的势力格局也产生了松动，对城市的错误解读影响着乡村人的基本观念，如《两间房》里的乡村世界。除了外在形式和内在传统力量在农民工的历史时期发生了罕见的变化外，更重要的是乡村整体的可怕颠覆，道德意义上的乡村、文化意义上的乡村、人性意义上的乡村都在被现实所颠覆。在吴玄的《发廊》[67]中，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乡村姑娘肉体和道德的沦落，在这种现代性的沦落背后，居然印着村人的集体认同，出卖身体被塑造成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卖淫的女孩被塑造成村人的榜样。
小说里关于发廊的讨论比比皆是：“发廊，并不是一种合法存在，它是城市最暧昧的部分，处于社会底部，就像弗洛伊德的潜意识。” “发廊这个词不干净，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可能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发廊几乎是色情的代名词”，作者反复提到发廊的暧昧和沦落，意在引起人们对于乡村价值观的颠覆的注意。在传统的乡村生活里，性的泛滥和随意历来被视为洪水猛兽，被视为最不齿的肮脏行为。然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的发廊轻而易举地代替了乡村的剃头铺，出现在乡村人的记忆和视野里。在铺天盖地的发廊观念中，剃头铺不可避免地被忘记，被抛弃；性的泛滥和随意被忽略，村人对此视而不见，抱有一种可怕的无所谓的态度。以至于我们看到，大庭广众之下，一个村妇无由端地放声大哭，当村人问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她说“她想起十五年前一生下来就被扔进尿桶淹死的女儿了，当时若不淹死，她现在也可以去发廊里当工人，替家里赚钱了。”在城市文明入侵下，乡村接受了现代性丑陋的一面，因为这是一条捷径，抛弃了道德的束缚，肉体的沦落就不再拥有任何负担。发廊的兴起，改变了乡村的命运。城市以接纳乡村女人的肉体为筹码，向乡村敞开了它宽广的胸怀。与此同时，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传统的重男轻女的陋习，居然在发廊大潮中，被颠覆、被改变，发廊生意不但改变了乡土的道德观念，而且以一种畸形的诱惑和现实的鞭策改变了几千年来农耕文明依靠儿子传宗接代、延续农耕神话的生育观念：
“发廊改变了我妹妹的命运，乃至全村所有女性的命运……从此，村人再也没有理由重男轻女，反而是不重生男重生女了。”
近年来，反映乡村秩序变迁的小说中，对旧秩序的变化、新秩序的确立；以及在新旧秩序的交替中，人的精神毁灭、道德沦落、价值变化描写的最为深刻的，无疑是陈启文的《逆着时光的乡井》。这篇小说发表在2006年《现代小说》（芒种卷）上，以极具象征意味的“乡井”为中心，深入地描写了乡井在不同时代的命运，以及围绕在井周围不同类型的人的个体命运。一开始，村井是美好的，是一村人生活的中心在以前的田园生活中，井代表了生存资料和权力。那个时代，村人也赋予了乡井一层神秘色彩，一个小孩在十岁之前，是不准走近石泉井的，新媳妇嫁到村里来，或者村里的姑娘出嫁的前一天被允许用井水洗一次澡。乡井“是山民们小小的卑微的世界。”随着时光流逝，煤矿的肆意开采导致了乡井的干涸，乡井干涸了，它被时代和它的臣民驱逐、抛弃。干涸的乡井，不再具有诗意，不再是人的精神向往场所，而是一个让人不能容忍的发散着霉味的场所。
围绕着井的干涸被抛弃是人命运和地位的变化。幺爸作为打出水井的第一人，面对着这眼神话般的水井，有着不可动摇的威信和权威。在记忆的乡村中，他是第一个喝井水的人。在长幼尊卑位位置清楚的村子里，“幺爸是第一个该喝这石泉水的人，这口井也维系着他在石泉村的威信。” 在天高皇帝远的石泉村，幺爸把自己同水井维系在一起，并建立起了至高无上的威信。他的地位被看作那口生机勃勃的水井。当水井干涸了，幺爸变得焦躁不安，当水井的干涸成为事实，幺爸的命运和位置不可避免地开始动摇，为了找回昨日甜美的记忆，幺爸开始全力拯救水井，直至到精神崩溃，行为癫疯。
同幺爸的命运孑然相反的是村里的姑娘麦秋。麦秋作为村人的一员，从小就对于井有着特殊的敬畏和向往的心理。在她十岁左右，面对着可以用井水洗澡嫁人的诱惑，居然会用“黑黑的眼睛”看着又傻又疯的丙松，鼓励丙松去偷水给她洗澡。在麦秋嫁给煤矿老板的前夜，她趴在井台上，一直不停地饮水，饮到脸色发白。因为在麦秋看来，嫁给一个浑身都是铜臭味的煤老板，是一种道德上的沦落，是个体追求的败退。她靠着饮井水表达自己的内在纯洁的精神向往。时过境迁，嫁给煤矿老板的村人麦秋，自己都没想到，现在的她居然有能力完全改变了村里就有的秩序和格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麦秋代替了幺爸在村人心中的位置。麦秋靠着自己的财产和煤矿代替了幺爸和他的水井，成为了村人新的崇拜对象和话语权力者。在乡村迈向城市化的过程中，这种新旧交替不可避免。乡村生活寓意被重新定义，乡村人的位置被重新安排，文学在反映这种交替和更迭时，表现出了无比广阔的丰富性：对记忆之井的眷恋，对现实之井的反思，对人物命运的感叹，对乡村图景的还原。放在宏大的当代文学乡村叙事背景中，去看这篇小说，会引发我们对乡村小说书写的反思。
现代性随着农民工来到中国广阔的乡村，开始了它天花乱坠似的布道，它用着自己的富有的物质财富、繁华的表征、前卫的生活方式、文明的幌子向传统的乡村发难。最先开始的是乡村的格局，主体缺失，繁华变为萧瑟；再次是固有象征物的被抛弃和丧失，如道德关怀；进而是人性的丧失和转变。把这三个层次的转变放到历史的背景中去看，无疑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和写照。事实情况当然不像一个简单的“代替”所能代表的，因为新乡村对传统和旧有乡村地更替和颠覆不是温馨的，缓慢的过程；而是血淋淋的，快到让人几乎不能接受的过程。旧有的乡村固执地同现实摆出一副不妥协的姿态，用自身残存的有限力量同巨大的城市化和现代性作出一番鱼死网破的斗争。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人性被重新被放大和定义，乡村细节被放在文学场中供人们重新观察。部分作家，在书写这种特殊的历史交替时，陷入了枯燥的苦难叙事的天地，并把这种交替带入了一种简单的悲伤怀旧氛围中。过去的乡村和现在的乡村被人为的对立，现在的乡村和现在的城市被置于两个永不妥协的极端，从而对现实表达了粗糙的不满，以期用这种简单的干预，表达自己对于诗意乡村的眷恋和向往，提升自己的格调和品味。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去审视这种写作态度，这种书写无疑是幼稚和概念化的。它没有写出当下乡村内在的特殊精神气力以及前后对比变化背后那些发人深思的现实与人性。
打工者缺失的乡村让乡村图景变得破落不堪，让家园在城市化过程中发霉倒塌，乡村不再是记忆里那个有社戏和罗汉豆的乡村，也不是满载着知青记忆的乡村，就像试图用“回到从前”这样的字眼，过着半隐居生活的韩少功，也无法用原先的方法书写当下的乡村。在打工潮席卷下的乡村，乡村的外在面貌和内在精神是实质都发生了质的变化，站在传统的乡村文学的观念上，这种价值观和道德的颠覆无疑是历史的倒退。比如，李忠在评价《逆着时光的乡井》时，在和现代化的比较下，运动了“乡村不可避免地沦落了”，“乡村的诗意空间正在消亡或已经消亡”和“乡村的沦落不只是经济上的，还有道德、伦理、人性的丧失”等醒目的字眼。[68]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乡村书写，往往会放在两种不同背景下展开书写：记忆的和现实的。记忆的乡村是遥远的，美丽的，是温馨的，苦涩的，是带有文人色彩的乡村。现实之井，是贫穷的，落后的，是带有中国痕迹的批判性质的乡村。在80年代的《热恋的故乡》歌曲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两种乡土交织在一起的情景：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依恋在小村周围……然而，二十年后，我们回望这首歌曲时，我们是否还能用曾经那种赞美而悠扬的声音歌唱？故乡之井是否会像幺爸的乡井那样已经干涸？连苦涩的井水都不再往外流淌？如果把井水干涸的瞬间带入当代文学史的大视野中，我们不禁会思考这样几个问题，过往的那种写记忆之井的作品，是否还会博得读者和社会的认同？在众多作家的笔下出现的那个温和又富有诗意的乡村是否还那么真实？当下的现实之井除了苦难之外，如何书写复杂的人性？除了讲述逝去和沦落，除了一遍又一遍走回墓地，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当然，在现代性侵袭乡村的过程中，我们期望的不是乡村的沦落，我们期待的是文学场里“新乡村”的兴起。但愿“新乡村”叙述不再是简单的困难叙事，不再是道德的沦丧地，是人性的毁灭场，我们希望能看到一点人性的温暖和生活的希望，哪怕仅仅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像飘在夏夜里的萤火虫。
第三节 返乡：有意味的形式
“到了冬天，那个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光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来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69]
重新修好的“白塔”在古老的“边城”中是一种含义丰富的意象——旧的逝去不可挽回，新的是否能真正代替逝去的（白塔）？时光逝去，那个年轻人是否还会回到白塔旁边？当他有一天真的从外面回来了，还能接受这新矗立起来的白塔以及白塔旁的那个曾经的翠翠和旧的故乡吗？
“返乡”在这些反映打工者生活和境遇的文学作品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离开家园的时候，大多交织在两种命运之间——漂泊抑或返乡。漂泊意味着离开家园来到城市，返乡则意味着告别城市返回家园。生活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农民工，乡村永远是他们的大后方，是他们精神的栖居地，加上传统中国恋乡恋家情节，回乡就成了打工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打工者来说——问题在于——他们在接受了现代性的洗礼后、在进城接触了现代化的都市风貌后，还会畅通无阻地回到自己的家园吗？在返乡的难度上，可以说，打工者同那个会唱歌的年轻人一样：“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会回来。”因为农民工的本体性决定了他们和故乡土地永恒的联系性；而另外一方面，“返乡”则表达了作家们对于城市现代化进城的物质现代性地深刻反思，同时对文学审美现代性的追求以及乡村、家园在审美现代性上的特殊意义，于是，“返乡”在这里就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打工者来到城市，在压抑之城和变形之城里，个体身心在主动靠近城市文明的时候，或多或少受到了一些创伤，有的甚至付出的是血淋淋的肢体和近乎绝望的精神代价。个体在城市的细节中觉醒，他们开始用比以前深邃得多的目光去重新审视人性和人生，去审视个体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现代性对乡村个体的“伟大”启蒙。在城市这种近乎残酷的启蒙中，他们自觉地开始回望自己的故乡，回望那个让他们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对于大部分打工者来说，在其真正返乡之前，个体在精神层面已经完成了一次返乡。正如90年代初电视剧《外来妹》主题曲《等你在老地方》中所唱：“年复一年/梦回故乡/天边的你在身旁/随那热泪在风中流淌/流得那岁月短又长/年复一年/梦回故乡/天边的你在心上/把那沧桑珍藏在行囊/独自在路上/忘掉忧伤/抓一把泥土在手上/塑成你往日的模样。”用泥土塑成往日的模样，意味着打工者在现实中无奈地而又避免不了地回望过往的岁月。他们在城市中，遇到所有的事情，都要用自己拥有的乡土经验去独自体味一番，而对他们来说，构成他们长期生活经验的便是挥之不去的乡土记忆，于是在有意识地对比中，他们开始重新回望自己的家园。同张炜、贾平凹等作家那种哲学层面归依乡土家园相比，农民工在精神层面的返乡则要平淡的多。同前者充满浓浓的文人味、诗化的语言、形而上的高度发现生活的意义等特点相比，农民工的精神层面的返乡则表现出了农民眼光的普通记忆、对家园的重新定义以及寻求治疗创伤的精神药方。
在项小米的小说《二的》中，主人公小白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她的记忆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回到乡村。她会拿乡村那些近乎唯美的自然画面和城市的压抑作对比，她靠着这种特殊的精神层面的返乡，来完成对自己所遭受的压抑的释放。在整篇小说里，项小米在描写小白记忆里的乡村，下足了功夫，类似乡村风景画的片断，在文中随时可见。记忆的乡村是充满着诗意的，但这种诗意背后没有文人回忆乡村的那种情不自禁地赞美、那种从审美角度出发的热烈捧吹。相反，主人公诗意地回忆背后，始终带着浓烈的哀伤情绪，对小白来说，乡村，是一种永远无法返回去的悲痛，回忆乡村就成了洒在伤口上的云南白药。此外，这种精神层面的回归过去，还代表了主人公对当下、对城市的强烈不满。要知道，当她生活在乡村的时候，她并没有多在意这些风景，甚至可以说她是有些厌恶这样的风景的，因为她生活的那个地方，是有着重男轻女陋习的乡村。当她在城市里累了，倦了的时候，她这才发现乡村的美好来：
“拾柴累了的时候，小白就会带着二的到这片山洼来。山洼里静极了，有鸟嘀里嘟噜的叫声，鸟振翅的声音，鸟从这棵枝子跳到那棵枝子的声音。甲虫躲在树莓圆圆的叶子底下，松鼠坐在树上张望，见到人来，它们就用尾巴将自己一弹一弹地跳开。”
作者在描述这些乡村图景之后，特别强调了一句“当然这些都是在二的的想象中”，现实中的乡村，在小白看来，也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那里处处都有二的死去的影子。但在想象里，故乡和家园是那么一个温暖的地方，是那么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地方。然而这种想象，不仅不能缓解个体压抑，反而会助长她的悲伤和厌世情绪。
由此可见，对于很大一部分打工者来说，精神的返乡，是为了寻求心灵的安慰，是为了弥补城市生活的巨大遗憾。他们回忆乡村，甚至带着诗意去回忆，并不是为了向城市证明他活的多崇高，他活的多诗意，而是为了将城市的压抑换种方式排解开来，给自己安慰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希望。
李铭的小说《幸福的火车》中，在城市中饱受折磨的二姐妹最大的梦想就是坐上饭店旁天天呼啸而过的火车，幸福地回到故乡。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始终睁开回望故乡的那双渴望之眼。故乡成了疗救困难的药，故乡成了她们继续活下去的方向和希望。到了最后，主人公在想象中完成了告别城市、回归故乡的伟大决定，踏上了回往故乡的火车。
陈应松的小说《像白云一样生活》中，细满在城市里走投无路，饱受身心煎熬，他开始不断在精神世界里重返故乡。他把自己放到记忆的摇篮里，沉醉得几近不能自拔。“现在，我躺在杉木坪那红棕壤的坡地上赶牛犁地，旁有有狗和羊子，有白云……我住在神仙住的地方，像白云一样生活……”细满这种类似阿Q的自我慰藉的回忆，让人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同情。这样的生活场景并不是细满不切实际的瞎想，以前在乡下，他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却从没发现过这种生活是神仙似的生活，是像白云一样的生活。当他来到城市，被现代性碰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他无力自救时，只有回望故乡。到了后来，细满在大排档里结识了红霞，他不知不觉喜欢上了她。让细满想不到的是，他居然遗精了，对象就是红霞。于是，细满开始了又一次的返乡，这次，同他一起驰骋在故乡风物里的人，又多了一个叫红霞的女子。他将自己的故乡描绘给红霞，“他发现他叙说的家乡如此之美，像一个童话世界——他也第一次从自己的叙说中，从别人的倾听中，发现了自己家乡的美丽。”
同精神的返乡相比，现实的返乡就沉重的多。现实中的返乡是没有诗意的，缺少了大段散文似的风景，有的只是沉重的心、以及和城市对比发现的那些巨大反差。当然，对于有些打工者来说，回乡的炫耀和夸赞自身在城市里得到的那些物质收获以及靠近“文明”的生活方式，也是其回乡动力之一。
在罗伟章的《我们的路》里，作者和农民工一起完成了一次回家之旅。同农民工热烈期盼回到故乡的心情相比，现实的家园是令人沮丧的。妻子老了，老到自己不敢相信，自家的院子更破了，甚至连学校也只有破破烂烂一面墙，迎着寒风瑟瑟发抖。在小说里，罗伟章用残酷的现实描摹的手法，刻绘了西部农村荒凉和贫穷的景象。于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那位满心希望回家过年的丈夫，踏上了村里路的第一步就丧失了久别重逢的喜悦。他的返乡之旅在现实的破落中很快结束，团圆与家的想象还没来得及细细体味，又不得不再次踏上打工的道路。
荆永鸣的小说《大声呼吸》里，在饭店里当杂工的王留栓和妻子带弟怀着巨大的伤痛离开了城市，坐上了返乡的火车。他们在城市中屡屡受挫，最让人绝望的一件事，是丈夫没有和妻子做爱，妻子居然怀孕了。王留栓在讨回公道的过程中，被抓进了派出所。极具讽刺的是，最后把他从派出所里捞出来的，竟然是让他妻子怀孕的那个城市男人。在王留栓和带弟的眼里，城市成了一团萦绕心间的黑雾，成了生活中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为了摆脱黑雾和阴影。王留栓只能带上带弟一起返乡，回到那片阳光灿烂的土地上：“离开城市的火车，逃跑似的奔驰在广阔的原野上，一直向西。”荆永鸣用了“逃跑”这个词，形象地表达出了主人公的无奈和处境，回乡对他们来说是一条逃避现实之路，是“出征”失败之后的个体回归之地，是现代性阴霾下的精神避难所。
在方格子的小说《上海一夜》里，那个先于主人公返乡的女孩，却在主人公准备返乡前，给她发了一条短信，说自己准备重返上海。在这里，返乡成了一次尝试，一次有目的的尝试——能不能找到心灵的寄托和那种进城之前的精神安宁。显然，靠返乡来达到这个目的，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对于打工者来说，最可怕的不是返乡的过程，可怕的在于结果——返乡之后。就像那位在《我们的路》中执着地返回故乡的民工却发现一个满目疮痍的故乡之后的绝望和悲痛一样，其他打工者的回乡之路也是充满了挑战和艰难。对于他们来说，现实毕竟不是诗意地回忆那么简单。生活中不能只是风景，油盐柴米酱醋茶同样重要。他们固执地离开城市，城市不会挽留他们，城市很清楚，这些返乡者最后还会垂头丧气重新回到它的身边，农民工对城市有生存的依赖。打工者离开乡村，来到城市，多少会受到城市生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城市现代化的便利，对他们来说，虽然他们不能亲身享受城市的繁华，但至少可以免费看到城市的繁华。况且离开穷乡僻壤一直是打工者最大的梦想，他们在接受了现代性的挑逗和诱引后，已经很难真正的回到故乡，回到自己那个破旧的家园了。荆永鸣的《北京候鸟》有这样一段话：“真正回家的有几个？据我所知，其中的许多人，到现在依然寄生在这个城市里。即使吃苦受罪，哪怕是满城流浪，他们也不想再回到乡下去。对许多外地人而言，城市是一块磁铁，城市是一张大网，把他们吸住了，网住了。就像一个女孩子流着泪对我说的那样，没办法儿，我已经回不去家了。”现代性是一块巨大的磁铁，而农民工在城市这块磁铁面前，只是一粒细小的铁砂。他们厌倦它，却离不开它。即使在其中吃苦受罪，伤痕累累，也始终不能与之完全割舍。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个细满（《像白云一样生活》）回到大山里的家之后，还会再次返回城市——这只是个或早或晚的问题。现代性用它自身各种繁华的物质，不停地向返乡者发出邀请，并做出一副随时欢迎他们归来的“宽容”姿态。就像在刘庆邦的《回家》[70]里，梁建明费劲坎坷才回到家乡，却很快厌倦了家乡的生活，他忍受不了那种带着霉味的生活，那种干啃困难的穷家破院，于是，他很快又再次离开了家，而且决定再也不回来。
“这一次梁建明说话了，不过他还是在心里说的：我再也不回来了！死也不回来了！！”
吴玄的小说《发廊》里，方圆在发廊里干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自己的恋人意外死亡，这让她心灰意冷。方圆决定返回故乡，希望在故乡温暖的怀抱里能寻到一点安慰，然而让她失望的是，她发现自己没有寻到任何的安慰，更可怕的是，她自己已经不属于那个养育了自己的故乡，甚至连她的肉体都自觉地同故乡抵抗：
“故乡西地，在她的心里已经很陌生，她还延续着城里的生活，白天睡觉，夜里劳作……更可怕的是，每到夜里二点，她的乳房就有一种感觉，好像李培林的灵魂也跟到了西地，照常在这个时候吸奶。
方圆在家呆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她去了广州，还是开发廊。”
一个月的返乡旅途之后再次踏上了去开发廊之路，返乡，对于方圆和梁建民这样的人来说，只是一个形式，或者说只是一次简单的没人注意的仪式。故乡成了客栈，漂泊的城市代替了家园，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第二故乡。
家园的丧失是当下农民工返乡主题写作的另一母题。家园的丧失从形式上分为精神家园的丧失和现实家园的丧失。同当代文学曾经出现的那些形态各异但结构完整的乡村家园图像相比，现在的农人家园则几乎要荒废掉了——在同当下城市的对比中。在《上海一夜》里，当有个研究生问到她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她不假思索地回到：“我最大的愿望是回到家。”当她接着被问到离家很远吗？她回答：“在天堂。”精神家园慰藉着进城者的心灵，却也让打工者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当他们在精神上完成了对故乡和家园的赞美之后，迫不及待地重返故乡，却发现故乡依旧破落，那些曾经出现在想象里的美好画面，统一被打上了落后陈旧的标签，散发着令人懊恼的霉味，于是精神里故乡家园轰然倒塌，那些诗情画意的图片只有被放在相框里装裱起来，作为逝去的风景和凝滞的精神，摆放起来。如进城者在城市里获得了成功后，把一把锈锄头挂起来，作为乡村家园的象征物，摆放到豪华的城市房子里。物质家园的失去是城市化进程对乡村最直观的影响。工业圈地、建厂以及农民大量进城，让家园孤独承受着自然力量的摧残，这一切，注定了物质家园的萧瑟和破落。
以“新闻小说”形式推出的熊育群的小说《无巢》[71]讲述的就是一个打工者，发现自己的家园梦想在城乡之间完全丧失，进而个体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最终导致了灵魂的扭曲。作者在谈论这篇小说为何被冠之“新闻小说”的头衔时说，他是做一次试验，一次用文学逼进现实的试验。故事来源于一则现实生活的新闻，一个来自贵州的打工者在广州把一个三岁的小女孩推下天桥后，自己跳桥自杀。“城市的疯狂扩张，对农村的鲸吞剥夺，城乡之间巨大而不幸的贫富差距，给人造成的生存和心理的灾难。”[72]来到城市里打工的这个乡村男青年，鞭策他的主要动力是能挣点钱回去盖房子，在故乡能真正拥有一个家。然而当他带着六年来攒下的血汗钱回乡后，才发现，家园梦想已成明日黄花。“不仅宅基地没有着落，就是砌屋的钱也还差了好几千元。”另外，在他眼里，故乡同城市完全没有法子相比，六年的城市生活让他无法安宁地同故乡“相看两不厌”。故乡的山比小时候“矮”了许多，“同深圳那些高楼相比，这些山真是些废物。”想到用房子和家园向女友承诺爱情的愿望破灭，打工者心灰意冷，对故乡产生了深深的厌恶，当他再次回到城市里，他发现，他已经没有什么梦想而言了，接下来，他在恍惚中，在“被害妄想症”的驱使下，把那个小女孩扔下天桥。家对于打工者来说，是最初的出发地，建设家园，就成了他们进城的最大动力。当个体发现了现实家园理想最终破灭，个体精神就失去了坚实的依靠，成为无源之水，并最终走向毁灭。
家园的丧失，让打工者的返乡之路变得异常艰难。对于一些人来说，返乡仅仅是种仪式，是表达自己没有忘记根本、没有忘记家园、并突出个体血缘意识而特意采取的主观行动。家园的丧失让这种仪式失去重量变得虚假，甚至，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精神负担和现实负担。精神家园的丧失表明了个体意识在城市生活中不知不觉间已被驯化，他们已经不能习惯用最初的眼光去看自己的故乡和家园，于是山不可思议地变矮了，河水不可思议地变窄了，故乡的人也就不可思议地变得没有活力，没有生机；物质家园的丧失则表明了他们的现实生活必可避免地陷入了苦难，成为了一个物质极大丰富年代的破产者。可以说，家园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农民工顺畅地回到故乡，它是如来佛祖在取经路上故意设置的九九八十一难中的最后一难。“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封建社会用来形容战乱后的“无家别”，对于打工者来说却有着同样的感情基础。
当下的文学场中，“返乡”在农民工主题写作里，已经是非常常见的场景。同那些文学场里回到乡村的叙述相比，这里的“返乡”呈现出自己的许多特点，首先，它是底层的返乡，同那些诗意地回归乡土和理性地描述乡土自然风貌的返乡有着本质的差别。它以打工者的叙述视角来开展叙事，以期从细节和变化中，发现农民工个体独特的返乡和家园感受。其次，这种返乡表达了对现代性的忧思，它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为何农民工来到城市，很多情况下，靠的是回忆故乡来慰藉自己卑微的灵魂？其实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慰藉，而是个体在受到压抑时，本能地寻找释放压抑的精神场所，于是，故乡面对这样艰巨的任务时，自然责无旁贷。“返乡”看似轻松的话题摇身一变为不可承受之重，返乡所要表达的便是个体无奈的抗争。在打工者的身上，精神层面的乡村同巨大的城市和无所不能的现代性做着最大限度的抗争，这足以让个体出于一种时刻矛盾的生存状态之中。再者，通过返乡之旅，发现问题，把书写当下农民工带入一种问题意识，他们究竟该怎么办？返乡的沉重和家园的丧失，让农民工叙事自然而然变得凝滞沉重，成为文学场里不能释怀的主题。以上三个方面之和，便是返乡面具下的真实面孔。如果说，以前文人式的返乡用美学和艺术向现代性的城市发难，那么农民工主题的返乡则靠的是困难和个体挣扎、人道主义向现代性的城市发难。
当然，不可抹煞的是，返乡中我们看到的不尽是苦难，毕竟人生不能全用苦难代替。打工者从城市里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同那些留守者相比，他们接受现代观念更为容易。在胡学文的新作《淋湿的翅膀》[73]里，进城打过工的马新回到乡村，面对着造纸厂可怕的污染，他居然带领乡亲们挑起了维权的大旗，虽然对抗最终失败，但也代表了蒙昧思想的觉醒；同时，同以前的农民和留守派相比，他们生活也相对富足，返乡时购买的那些礼物足以说明一切，这是打工者返乡的又一精神驱动力。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感人的一幕，那个丧失了自己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贵州年轻人，即使生活在巨大的困顿里，返乡时也给自己的亲人买了许多礼物，母亲有一件红色罩衣，两双塑料凉鞋还有一袋洗衣粉，两个侄子分到了糖果饼干和学习用品，父亲则得到了一顶黄军帽和一双黄色解放鞋。在赠与礼物的瞬间，我们相信，那个年轻人会暂时得到一些安慰，而他的家人也会陷入得到礼物的畅然欣喜中。（《无巢》）就连那个失去男性能力的花牤子也得到了打工者赠与的许多礼物：“香烟、鞋子、奶糖、糕点、刮胡刀、电子手表、腊肠、仿皮的腰带、毡帽、酥油炒面……”（《花牤子的春天》）这些象征着现代性的物品，在八十年代的文学场中，曾经散发出强烈的精神魅力，遥远而不可及。那时的农民们，面对这些东西，表现出的是一种“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精神状态。而今这些东西已经可以轻易地进入他们生活当中，成为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物证。对于文学家来说，在当下集中地选择苦难和底层，是因为苦难和底层给文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拓宽了文学的视野，也是文学对现实的责任与承诺。然而一味书写苦难必然将文学带入麻木境地，我们希望看到完整的人性，而不全是人性的极端，对于打工者来说：回家之路漫漫，回家之心上下求索，其回归之路上的苦难必不可少，然而温暖也依然长存，哪怕是在一个接着一个苦难的缝隙里，我们也能窥见一点人性的亮光——这是书写返乡主题的文学应该注意的——也是必须注意的。
结论：徘徊在城市和乡村中的现代性
1894年，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在《破碎的偶像》一文中感慨地说：“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中反映出来了……（这些）小说将在地方色彩的基础上，反映出那些悲剧和喜剧，我们的整个国家是它的背景，在国内这些不健全的、但是引起文学极大兴趣的城市，入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74]
赫姆林•加兰认为城乡在对比的空间里，产生了诸多喜剧、悲剧，接着这些悲喜剧引起文学的兴趣，在国家背景下，文学场里不健全的城市迅速成长起来。在当下，中国文学场里的城乡正如这段话所说。农民工的流动和游走，让城乡前所未有的发生了全方位的碰撞，中国的城乡也呈现出了它新的特点和内在诉求。中国当前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是在对过去和传统有选择地继承的同时，把目光投向前方。过去和未来在当下不断的中和，塑造着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总面貌，而起到这个催化作用的是现代性对当下城乡全面的渗透和冲击。
社会转型的都市化虽不是以反乡村为代价，但在客观上长足地影响了当下农村的发展，塑造了当下乡土的新面貌，与此同时，乡土出现了新面貌的同时，城市也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让底层人、让农民工也能清楚的看到城市的细微之处。同西方的城市化相比，中国的农民工没有在现代性的侵袭下失去自己的家园，失去自己的土地；从整体上来说，他们没有遇到羊吃人的运动和圈地运动，他们在本质上仍然是农民，是中国乡土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但在目光和心理上，他们已然超过了农民的界限，追随着城市里的物质的现代性，重新塑造自己的一生。城市在一点一点消解传统的农村秩序的同时，也变得庞大细腻，变得“平易近人”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农民工群体的出现，让中国城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走到了一起；而维持着当下中国想象的共同体基础性联系的，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农民工群体。
农民工群体的兴起，表达了传统乡村对于城市和物质的现代性的渴望，这是农民工入城的最直接的动力，但是“农民进城之后如何生活？”“农民工的出走，让中国乡土走向何方？”这才是当下文学所关注的核心内容，而这两个问题又可以归结为面对着现代性这些现实问题：中国的城乡和农民将迈向何方？中国的农民进城小说将迈向何方？中国的乡土小说是否会随着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变质甚至消亡？
如果说新时期文学一开始，农民进城，是在“欣赏”现代性碎片的万花筒时产生的新奇和迷恋，如盘青青对于城市的迷恋是从迷恋一把手的收音机的开始的（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陈奂生对于城市的理解是5元钱一夜的旅馆（高晓声：《陈奂生进城》），留小儿对于城市的想象则是通过下乡知青“我”的嘴里而形成的（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了当下，文学场里出现的农民工，已经放下隔膜着的万花筒，开始用自己的目光去观察当下的城市，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判断当下的城市。
同当初支离破碎的城市想象相比，农民工眼中的城市细化到了枝叶和每一条马路上，而城市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包容和宽阔——现代性完全侵入了城市的躯体当中，包括对它的追捧和追求，对它的焦虑和期盼，对它的守望和质疑，对它的反思和忏悔。现代性的步伐不仅仅表现在城市当中，它随着农民工群体的迁徙流动，也开始全面的进入乡村，重新塑造当下的乡土，传统的乡土文学在面对这一社会转变时，不得不做出自身的调整，以期更好的反映“真实”的乡土。
展示方方面面、无处不在的“现代性”成为当下书写农民工形象的本质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和乡村水乳交融，无法分割，也没有必要分割，这让全面的展示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有了可能。反过来说，现代性在当下中国的充分展开，在当代文学里的呈现，让城市和乡村“真正的”走到了一起。
如何“文学”的书写而不是“社会”的书写给当下的农民工题材的文学写作，提出了一个技术性的思考。因为在文学场里，我们需要真实地反映社会的同时，还必须文学地反映社会。任何规范化和类型化的写作都会引起文学的反感，这是需要注意的。过强的目的性和模式化写作，是目前此类题材的一个通病；“哭诉苦难”和“展现底层”成了此类题材的主流；箭垛式人物的刻画和书写可能让刚刚出现的文学空间迅速萎缩；文学的工具性和意识形态性在在书写农民工群体的作品时展现出了过于强大的力量，上述这些都不得不让我们小心翼翼的面对这棵现实主义大地上新生的“幼苗”。
同时，部分作家在这部分叙事中，有意识地引进城乡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把城市和乡村有意识的安放在两个对立的价值层面，城市和乡村被简单的抽象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农民工进城务工就自然而然的被刻画成了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牺牲品。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显而易见的是当下的城乡已不能简简单单的仍停留在二元对立的价值和观念的判断上，而对文学场中的农民工同样也不能仅仅用苦难和毁灭的抽象思维去定义。一方面，当下的城乡已经前所未有的融合在了一起，现实生活中，两者已经不是单纯的对立，在对立的时候，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另一方面，农民工在这个大的融合场里不仅仅体味着苦难和艰辛，现代性带来的喜悦、刺激、悲伤、忏悔，在他们身上同样也能够体现出来。
从农民工这里，当代文学新的文学场仅仅才开始，它需要展现的还很多很多，因为无处不在的现代性在召唤着更多的作家来到当下的城乡，来到我们真实的生活周围，这足以让文学的河流第一次从乡村的中间穿过，顺着铁路和公路，顺着农民工的足迹，流到高山外面的城市，流到大海旁边的城镇，在繁华的城市里悠悠流淌：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城市出现在了我们周围，它带着文学和农民工走向一条不知方向的路。
罗伟章在小说《我们的路》结尾说：
“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城市和乡村是如此对峙又如此交融……所有乡里人，都无一例外又无可挽回地被抛进了这对峙和交融的浪潮之中。为此，我们都只能承受。必须承受。”
无一例外且不可挽回——为此，我们都只能承受。必须承受。
论文涉及的文学作品：
1．《踏着月光的行板》，迟子建，原载《收获》2003年第6期。
2．《红梅花儿开》，王松，原载《收获》2004年第4期。
3．《托尔斯泰围巾》，池莉，原载《收获》2005年第5期。
4．《马嘶岭血案》，陈应松，原载《人民文学》2004年第3期。
5．《二的》，项小米，原载《人民文学》2005年第3期。
6．《大声呼吸》，荆永鸣，原载《人民文学》2005年第9期。
7．《太平狗》，陈应松，原载《人民文学》2005年第10期。
8．《大嫂谣》，罗伟章，原载《人民文学》2005年第11期。
9．《回家》，刘庆邦，原载《人民文学》2005年第12期。
10．《绣锄头》，乔叶，原载《人民文学》2006年第8期。
11．《一树槐香》，孙惠芳，原载《十月》（双月刊）2004年第5期。
12．《明惠的圣诞》，邵丽，原载《十月》（双月刊）2004年第6期。
13．《卧底》，刘庆邦，原载《十月》（双月刊）2005年第1期。
14．《白水羊头葫芦丝》，荆永鸣，原载《十月》（双月刊）2005年第3期。
15．《无巢》，熊育群，原载《十月》（双月刊）2007年第1期。
16．《淋湿的翅膀》，胡学文，原载《十月》（双月刊）2007年第3期。
16．《黑口》，葛水平，原载《中国作家》2005年第5期。
17．《地铁站口吹箫的女人》，徐锁荣，原载《中国作家》2005年第7期。
18．《孤岛史》，肖克凡，原载《中国作家》2005年第9期。
19．《女乡长》，何申，原载《中国作家》2005年第10期。
20．《装在瓦罐里的声音》，胡学文，原载《中国作家》2007年第4期。
21．《对你大爷有意见》，叶广苓，原载《北京文学》2005年第7期。
22．《米粒儿的城市》，阿宁，原载《北京文学》2005年第8期。
23．《赶尸匠的子孙》，曹征路，原载《北京文学》2005年第12期。
24．《卖米》，飞花，原载《当代》2004年第4期。
25．《子弹》，张国庆，原载《当代》2005年第5期。
26．《接吻长安街》，夏天敏，原载《山花》2005年第1期。
27．《天河洗浴》，孙惠芬，原载《山花》2005年第6期。
28．《城乡简史》，范小青，原载《山花》2006年第1期。
29．《乡土人物》，韩少功，原载《佛山文艺》2006年第6期。
30．《花牤子的春天》，迟子建，原载《佛山文艺》2007年第3期。
31．《土炕和野草》，胡学文，原载《青年文学》2005年第1期。
32．《蜘蛛》，江少宾，原载《青年文学》2006年第11期。
33．《去往银角》，林白，原载《上海文学》2004年第6期。
34．《花自飘零水自流》，王大进，选《上海小说》2006年第4期。
35．《地气》，葛水平，原载《黄河》2004年第1期。
36．《月光二题》，韩少功，原载《天涯》2004年第5期。
37．《两间房》，赵光鸣，原载《绿洲》2005年第1期。
38．《上海一夜》，方格子，原载《西湖》2005年第4期。
39．《保佑》，东西，原载《红岩》2005年第3期。
40．《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原载《钟山》2005年第3期。
41．《老乡》，郑午然，原载《天涯》2005年第3期。
42．《弟弟回家》，文清丽，原载《安徽文学》2005年第6期。
43．《画在树阴地上的刀》，李义，原载《六盘山》2005年第4期。
44．《我们的路》，罗伟章，选自《长城》2005年第3期。
45．《晋安河》，北北，原载《红豆》2005年第11期。
46．《城里的好光景》，曹多勇，原载《都市小说》2006年第1期。
47．《发廊》，吴玄，原载《花城》2002年第5期。
48．《烟农》，杨继平，原载《滇池》2006年第3期。
49．《我想听听你唱歌》，刘卫平，原载《百花园》2005年第1期。
50．《窑洞顶上的白刺花》，姜贻斌，原载《时代文学》2006年第2期。
51．《蚂蚁上树》，马秋芳，原载《芒种》2006年第6期。
52．《大伯》，曾平，原载《四川文学》2006年第5期。
53．《逆着时光的乡井》，陈启文，原载《现代小说》（芒种卷）
54．《木偶》，马学文，原载《贵州作家》2006年第2期。
55．《屠户》，李进详，原载《回族文学》2005年第2期。
56．《乡姑李玉霞的婚事》，叶梅，原载《民族文学》2005年第4期。
57．《龙洞记》，晓苏，原载《长城》2005年第2期。
58．《麦穗金黄》，蒋韵，原载《大家》2005年第3期。
59．《憨老的光荣任务》，向本贵，原载《民族文学》2005年第5期。
60．《狗村长》，李进祥，原载《回族文学》（双月刊）2007年第2期。
61．《稻草》，津子围，原载《芒种》2007年第5期。
62．《像白云一样生活》，陈应松，原载《芳草》2007年第1期。
63．《幸福的火车》，李铭，原载《满族文学》2004年第3期。
参考文献：
相关的文学论著及其文艺刊物
1．《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美】卡林内库斯著，商务印书馆2002年5月出版。
2．《文学的中国城乡》，高秀芹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
3．《表意的焦虑》，陈晓明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4．《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陈晓明主编，2003年1月出版。
5．《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孟繁华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6．《无望的叛逆》，陈晓明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
7．《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谢冕、张颐武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
8．《中国乡土小说史》，陈继会等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9．《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丁帆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
10．《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文化意蕴》，周水涛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1．《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 新时期乡土小说论》，崔志远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
12．《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曹文轩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
13．《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曹文轩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1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15．《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年出版。
16．《路遥研究》，马一夫、厚夫主编，中国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17．《未完成的现代性》，李欧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18．《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孙隆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19．《文学与现代性批判》，邵建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20．《现代性中国》，张颐武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1．《无边的挑战》，陈晓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22．《“现代性”的文学进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动力与趋向考察》，耿传明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3．《底层叙述 现代性话语的裂隙》，刘旭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24．《山南水北》，韩少功著，作家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25．《九十年代中国乡村小说精编》，段崇轩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23．《人民文学》2003年——2006年现刊。
24．《收获》2003年——2006年现刊。
25．《十月》2003年——2006年现刊。
26．《当代》2003年——2006年现刊。
27．《小说选刊》2003年——2006年现刊。
28．《山花》、《天涯》、《上海文学》、《北京文学》2003年以来部分期刊。
29．《当代评论》、《作品与争鸣》2003年以来部分期刊。
社会学部分参考论著：
1．《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费孝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2．《中国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杨思远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
3．《中国城市化进程》严书翰、谢志强著，中国水利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4．《中国农民工——历史与现实的思考》，陈安民等著，华龄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5．《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李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6．《中国农民工》，沈立人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7．《中国民工潮的经济学分析》，王洪春等著，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
8．《非农化与农村社会分层》，卢福营等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9．《社会变迁中的农民流动》，曾绍阳、唐晓腾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10．《中国农民工问题》，刘怀廉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
11．《农民工反贫困城市问题与政策导向》，袁平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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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云雷：《转变中的中国与中国知识界——<那儿>评析》，左岸网：“曹征路先生的小说《那儿》在《当代》2004年第5期发表以来，曾被《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选载，并收入《2004最佳小说选》，在网络上也被大量转贴，同时在批评与理论界，也引起了一些激烈的讨论与争辩，有着广泛的影响。”
[2] 王晓明：《对现实伸出尖锐的笔，《上海文学》2006年第1期，“当曹征路先生以一篇《那儿》聚集八方视线的时候，他其实并非孤军突起。最近一年半的文学杂志上，差不多有一半小说，都是将‘弱势群体’的艰难生活选作基本的素材的……直接触及了现实中最令人感觉沉重的事情：穷苦人的不幸。两三年前，读者还广泛地抱怨作家，说他们钻在一己的小悲小怨里，漠视严峻的现实，可转眼之间，情形大变：作家并非都不长眼睛，文学到底还是不能自隔于人间疾苦的。”
[3] 邵燕君：《“底层”如何文学？》，《小说选刊》2006年第3期，“2005年以来……‘底层叙述’不仅已从一种‘冷门叙述’，变成一种‘热门叙述’，也开始从一种‘异质性叙述，变成为一种‘主流性叙述’。”
[4] 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这是一个直接指向‘弱势群体’的直观概念：所谓底层，就是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人群。这是个不需要思索的概念，处于‘最下层’就是划分的标准，这个标准的内容如果再详细一些，可能包括政治地位低下、经济上困窘、文化上教育程度低等，被称为底层的，可能是三个条件全部满足，也可能只满足其中的一个条件。”
[5] 倪伟：《并无传奇的尴尬》，《读书》2006年第11期，“‘外地人’——尤其是到城里找活路的农民们——在城市里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这是当前许多作家关心的一个话题，他们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不少小说。这类作品的日益繁盛所凸现的，是一个严峻的社会现实：‘三农问题’积重难返，城乡差距愈益扩大，快速现代化所导致的社会的结构性裂变潜藏着巨大的危机。”
[6] 《中国农民工问题分析》，第1页，第18页；杨云善、时明德著，中国经济出版社。
[7] 2003年10月24日，国家总理温家宝，在重庆三峡库区考察期间，特意了解当地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情况，面对温总理的询问，当地妇女熊德明告诉总理，她爱人李建明外出务工，2000多元的工资被拖欠一年多，温家宝当场要求：“欠民工的钱一定要还。”
[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2003——2004中国农村情况报告》一书中所录：“截止2004年1月18日，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未上报）排查统计，拖欠农民工工资3165332.28万元，偿付2289367.31万元，偿付比例72.33％，其中，2003年内拖欠1602629.97万元，偿付1484437.98元，偿付比例92.63％……”这个惊人的数字也仅仅反映了农民工诸多问题的其中一个方面。天文数字一样拖欠的工资，无疑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9] 高秀芹：《文学的中国城乡》，第1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
[10] 同上。
[11] 卜树春：《抒写城乡融合的独特感受－路遥小说作品的精神特征》，《路遥研究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12] 路遥、王愚《关于<人生>的对话》，《星火》1983年6月刊。
[13] 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第185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4]阎晶明：《城乡：在暧昧和敌意之间》，《小说选刊》2005年第11期。
[15] 严书翰等著：《中国城市化进程》，第1页，“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200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6.09％，2001年为37.7％，2002年为39.1％，2003年为40％，2004年为41％。”《中国水利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16] 陈晓明在《现代性的尽头：非历史化与当代文学变异》一文中指出：“现代性规划确实使人类的生产实践提升到空前的规模，但现代性最根本的特质还在于它反映了人对其自身的认识评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引自陈晓明主编的《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一书，第224——22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17] 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第76页，“喧嚣热闹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它的各种符号--包括城市地图、街区分布、各种标牌明示的场所：商店、饭馆、剧场、咖啡店、酒店以及处理公共事物的政府部门，这些不同的城市符号仿佛都在向你发出邀请和暗示；一方面，城市的这些符号又是一种冷漠的拒绝，它以"陌生化"的环境--建筑环境、语言环境、交往环境等拒绝了所有的"城市的他者"。因此，城市以自己的"规则"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暧昧的、所指不明的场所。”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18] 卡夫卡：《城堡》，《卡夫卡小说全集》Ⅱ，第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19] 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20] 迟子建：《踏着月光的行板》，原载《收获》2003年第6期。
[21]池莉：《托尔斯泰围巾》，原载《收获》2005年第5期。
[22] 丁帆：《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23] 阿宁：《米粒儿的城市》，原载《北京文学》2005年第8期。
[24] 罗伟章：《我们的路》，原载《长城》2005年第3期。
[25] 罗伟章：《大嫂谣》，原载《人民文学》2005年第11期。
[26] 丁帆：《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27] 李欧梵：《都市文化与现代性》，第129页，“《子夜》一开场就是老太爷被上海的繁华喧嚣所震撼以至于惊吓过度而身亡。这种震惊事实上是现代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根据本雅明的研究，他用了一个词，英文译作disfraction，主要指当时物质文明的兴起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意即‘震惊进而着迷’。”引自《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28] 《中国农民工问题分析》，第13页，杨云善、时明德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29] 以上数字引自《中国农民工问题》一书。
[30] 赵树理：“即从物质享受方面来说，城市和乡村也是各有千秋的。例如农民晚上在打麦场上开会，坐在打过麦子的麦秸上。这种座位使人另有一种舒服感，要换成北京工人俱乐部的椅子，恐怕还是要差一点……”，引自《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31]丁帆：《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32] 陈应松：《像白云一样生活》，原载《芳草》2007年第1期。
[33] 陈应松：《归来•人瑞》，原载《上海文学》2005年第1期。
[34] 邵丽：《明惠的圣诞》，原载《十月》2004年第6期。
[35] 方格子：《上海一夜》，原载《西湖》2005年第4期。
[36] 李铭：《幸福的火车》，原载《满族文学》2004年第3期。
[37] 陈晓明：《小叙事与剩余的文学性》，在城市里“两个弱女子只有出卖肉体才能有立足之地。过去她们是纯粹出卖身体（做小姐），现在则不过是变相出卖身体。对于二姐妹来说，只有来自农村的‘大哥’才真正关心她们。”原载《小说选刊》第2004年第10期。
[38] 同上。
[39] 罗伟章：《大嫂谣》，原载《人民文学》2005年第11期。
[40] 【苏联】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第493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41] 荆永鸣：《白水羊头葫芦丝》，原载《十月》2005年第3期。
[42] 张颐武：《在“中国梦”的面前回应挑战》，原载《中关村》，2006年08月号。
[43] 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引自《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第10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44]陈晓明：《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在现代性反思诸多思维特征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批判性。如此激烈地批判传统与现实，批判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这在前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的。批判性依据特定的社会理想和目标，以此来推进社会进步发展。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总是奇怪地包含着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情绪，它的社会理想也不只是单纯地朝前看。现代性反思传统中，就有不少思想家怀着对传统的温情脉脉的眷恋，带着美化传统的想象来批判现实。”引自《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第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45]尾崎文昭在他的《底层写作—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一文中把“底层写作”的叙述主体分为四类：（1）社会中上层小说家、诗人的叙述。“底层”是叙述的对象和题材。有时当“底层””的代言人(或“替代”)。（2）虽出身“底层”，如今已跻身社会中上层的小说家、诗人的叙述。（3）出身“底层”如今依然身居“底层”的写作主体的叙述，如“打工文学”。（4）“无法表述自身”的“底层”。对于本文来说，作为文本叙述者的通常为第一类和第二类，对这两类人来说，他们叙述打工者的故事，应属于“代言”。此文引自2007年4月18日左岸网站，www.eduww.com。
[46]陈晓明：《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批判性体现着现代性思想活动超越性的和激进的特征，它蕴含着知识精英变革现实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强烈愿望。现代性思想总是伴随强烈的危机感与变革意识，始终对现实不满，以及对未来的理想化，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在其激进的顶点当然诉诸于社会革命。” 引自《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第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47] 邵燕君：《“底层”如何文学？》，原载《小说选刊》2006年第3期，第26页。
[48] 李云雷：《“底层叙事”前进的方向》，原载《小说选刊》2007年第5期，第27——30页。
[49] 卡林内库斯在《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化——现代主题的变奏曲》一文中突出强调了艺术和社会关系中的现代性冲突：两者的关系为一方面是社会领域中的现代性，另外一方面是本质上属论战性质的美学现代性。
[50] 张颐武：“作者仅仅将底层的 “苦”加以反复渲染，对于贫困问题进行了非常简单的表现，似乎贫困仅仅是社会变化的结果，中国近年的高速发展,除了给底层带来苦难的结果之外就一无所有了。这些想象似乎除了将底层构造成一个关怀和同情的对象之外，也就别无意义了。这种文学的关键之处在于它某种消极性的存在。”引自《在“中国梦”的面前回应挑战》，原载《中关村》，2006年08月号。
[51] 严书翰等：“说农民工群体是精英群体，一方面，是指农民工现对于农村农民而言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李强在1996～1997年做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完全不识字的人的比例，在农村农民中是相当高的，竟有24.1％之多，相比之下，农民工中不识字的人的比例仅仅为9.5％。”引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52] 同注51。
[53] 高秀芹：《文学的中国城乡》，第39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
[54] 李敬泽 洪治纲 朱小如：《艰难的城市表达——“城市叙事”三人谈》，《文汇报》2005年01月05日。
[55] 冯敏：《倾听大地的声音——评罗伟章的小说<我们的路>》，原载《小说选刊》2006年第1期。
[56] 冯敏：“我们把“乡土”人为地赋予许多意义，用于对城市文明的对抗和批判。热衷于用西方工业社会中产生的现代主义，套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现实﹑特别是农村的现实，这就更加可疑。这种套用往往把农民作为冰冷的变异的符号来对待。说穿了是一种类型化的简单处理，而非典型化的有力概括。”《倾听大地的声音——评罗伟章的小说<我们的路>》，原载《小说选刊》2006年第1期。
[57] 【吉尔吉斯斯坦】艾特玛托夫：《查密莉雅》，第21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58]李进祥：《狗村长》，原载《回族文学》2007年第2期。
[59] 迟子建：《花牤子的春天》，原载《佛山文艺》2007年第3期。
[60] 韩少功：《耳醒之地》，引自《山南水北》，作家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61] 贾平凹、郜元宝：《秦腔和乡土文学的文来》，《文汇报》2005年4月10日。
[62]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第1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
[63]晓苏：《龙洞记》，原载《长城》2005年第2期。
[64] 赵光明：《两间房》，原载《绿洲》2005年第1期。
[65] 胡学文：《土炕和野草》，原载《青年文学》2005年第1期。
[66]乔叶：《绣锄头》，原载《人民文学》2006年第8期。
[67] 吴玄：《发廊》，原载《花城》2002年第5期。
[68] 刘忠：“曾几何时，乡村是一个十分温暖的词汇，它不仅是一种生活形态，而且也代表了一种精神，在它的淳厚、宁静比照下，城市的拥塞、喧嚣极度放大。乡村成为人们想象与向往的乌托邦家园，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沈从文、废名们的灵魂，就栖息在乡村。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到来，乡村不可避免地沦落了，它的贫穷、落后、愚昧被现代化的丰饶、舒适、高效所取代。乡村的沦落不只是经济上的，还有道德、伦理、人性上的。”《穿越时光的“乡井”》，原载《小说选刊》2006年第7期，第48页。
[69] 沈从文：《边城》，第122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70] 刘庆邦：《回家》，原载《人民文学》2005年第12期。
[71] 熊育群：《无巢》，原载《十月》2007年第1期。
[72] 熊育群：《一次直接的介入》，原载《小说选刊》2007年第1期。
[73] 胡学文：《淋湿的翅膀》，原载《十月》2007年第3期。
[74]【美】 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引自《美国作家论文学》，第92页，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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