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美国对华“西化”、“分化”战略
张海涛
　　第一节 黑云压城城欲摧——美国对华“西化”、“分化”战略之一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美国统治集团从1989年起对我国大肆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这件事；用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产生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方励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全盘西化”战略。

　　在谈到此事时，有必要首先交代几点背景。

　　第一点，毛泽东同志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即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政治远见，反复强调美国统治集团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性，要求全党同志提高警惕。按照本书作者的记忆，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发表这类讲话曾经有过多次。

　　吴冷西同志在他撰写的《中苏关系回忆录》里正式记载了两次。

　　第一次是1959年l 2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国际形势的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这次讲话的有关要点是：

　　帝国主义的战略目的是保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也要消灭民族独立运动。这就如同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一样。帝国主义现在使用两套办法，一套办法是用战争手段，另一套办法是用和平手段。这就是一方面搞原子弹、导弹，搞军事基地，准备用战争的办法来消灭社会主义，但它打的也还是和平的旗帜。这点要看清楚。另外一套办法也是打着和平的旗帜，发展文化往来，甚至经济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的办法，从内部搞演变的办法来消灭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总是这样的，能够消灭的就立即消灭，暂时不能消灭的就准备条件消灭之。这两套办法可以同时并用，也可以交替使用，根据对象不同采取不同的办法。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拉拢的对象，帝国主义尽力扩大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从内部通过和平演变搞垮社会主义。[1]

　　第二次是1964年7月在中共中央讨论九评中的最后一评《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时的讲话。毛泽东同志这次讲话的有关要点是：

　　一切新生事物，无产阶级专政也一样，都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过程，中间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们现在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既要看到那种遭受资产阶级武装镇压和失败的无产阶级专政，像巴黎公社、匈牙利苏维埃那时的样子，又要看到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而这是更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更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危险，这就是和平演变。

　　赫鲁晓夫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2]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在中国共产党内而且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早提出要警惕和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第一人。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世界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遭受严重挫折的严酷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位伟人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理论的正确性。

　　第二点，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戈尔巴乔夫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苏共中央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否定苏联国内外阶级斗争之风在苏联再次刮起，后来甚至发展到否定列宁和他的学说。苏共在思想、理论上自我解除武装，在党内、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戈尔巴乔夫刮起的这股歪风不仅最终葬送了苏联，袭击了东欧，首先是在80年代末期在波兰、匈牙利造成了政局动荡；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中国社会上、特别是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也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第三点，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确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都是正确的。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党的两任前总书记后来“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他们把毛泽东同志关于警惕和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助理论置于脑后，没有全面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只埋头抓改革开放，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搁置一旁，一手软，致使一些领域中出现了偏离党的基本路线的问题，出现了一些混乱，如官商勾结，物价飞涨，民怨沸腾；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初期在中国社会上已经绝迹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内和社会上再度涌现。这就给美国统治集团对华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有利条件。

　　设在华盛顿的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1989年8月公开发表的这个研究中心的政策分析员安德鲁。布里克当年6月15日在葛底斯堡学院的一篇演讲，很值得我们一读。这位先生说：“美国在培养中国的政治意识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在过去10年中，美国在中国作了广泛的经济投资和社会投资，结果使中美两国在科学、技术和文化上有了广泛的接触。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在向毛先生致意大利老式敬礼的地方竖立的那座民主女神像与自由女神像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这绝不是偶然的。”他说：“中国领导人在制订发展方针对未能想到：……当你从别的国家买来烤箱和电视机的时候，你同时也带进了它的思想和观念。”[3]

　　这位先生的讲话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客观事实：美国统治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在中国播种“和平演变”的种子。在外交新局面打开、国际条件具备以后，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然要实行对外开放。但是，如果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忘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反复警告，如果脑子里根本没有了国内外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根弦，对外开放就会偏离正确方向，从而给我国社会带来严重恶果。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两任前总书记所犯的错误，主要在此。

　　我们自己的失误，是造成我国1989年政局动荡的主要因素。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不展开说这一点，而把主要篇幅放在美国统治集团对那场动荡所起的作用上，是因为本书的主题就是讲美国统治集团对华的战略与策略。

　　第四点，我们现在回述一下中、美两国在1972年、1979年和1982年先后发表的三个《联合公报》关于两国关系应遵循的各项原则的有关内容，看看美国统治集团是否遵守了这些原则。

　　1972年第一个《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的有关部分是这样写的：“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4]实际上，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政策方面一贯主张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政府现在同意了这些原则。

　　1979年1月生效的第二个《联合公报》中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5]

　　1982年的第三个《联合公报》写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上海公报确认了这些原则。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生效的建交公报又重申了这些原则。双方强调声明，这些原则仍是指导双方关系所有方面的原则。”[6]

　　那么，美国统治集团在处理中美两国关系上，是否遵守了这些原则呢?

　　应当说，由于主要是面临的美苏矛盾，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4届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上基本上遵守了这些原则。当然，如上所述，以里根为总统、以布什为副总统那一届政府的两个任期期间，美国统治集团已经在中国努力播种“和平演变”的种子；然而主要问题是在于我们自己方面的有些人解除了思想武装，没有对美国统治集团的“和平演变”战略采取充分必要的防范措施。

　　从乔治·布什先生1989年1月上台执政时起，美国统治集团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公开地违反、践踏中美两国关系应当遵循的这些原则了。

　　第五点，说一点乔治·布什总统的个人特点。

　　布什先生的独特之处主要是：

　　第一，他为双重巨富家庭出身。从美国东部著名的长春藤大学——耶鲁大学拿到毕业证书以后，他就跑到刚刚发现大油田的西得克萨斯去淘金，从事石油开采业，随后在东得克萨斯石油城——休斯敦开了一家公司，经营石油业务。在这个过程中，布什先生与华尔街金融资本和得克萨斯石油资本都结成了盟友，在美国轮流执政的驴、象两党的象党党内建立了自己的势力。凭借这些资本，他踏上了华盛顿国会山，从1966年到1970年，他是在联邦国会众议院里活动。有关他的这一段经历，我在有关拙著里已经较为具体地介绍过了[7]，不再赘述。

　　第二，他比其他美国总统的独特之处，还有如下几点：

　　一是曾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71、1972年)。1971年l0月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关于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上，代表尼克松政府直接与我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对抗的，就是这位先生。

　　二是曾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1974年秋到1975年)。在任期间，他曾经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大街小巷里转过，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通。

　　三是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1975年冬到1977年初)。在位于与哥伦比亚特区隔河相望、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上任之初，他即曾指挥策反我国长驻一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

　　四是1981年出任美国副总统，直到1988年。在此期间，他直接参与对华政策的决策。

　　由此可见，布什先生在美国资产阶级政界生涯中的主要时期，一直是在直接、间接地与中国打交道。

　　布什总统事后在与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共同撰写的回忆录里，除了中央情报局那一段以外，上述经历他都提到了。[8]

　　我们说这一段往事，不是说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对中国大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完全取决于布什总统个人的愿望和意志，完全属于布什总统个人的行为。他当然是具有这种强烈的愿望和意志，而且是带头推行这种战略的。然而对中国竭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主要是由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作为一个整体的战略利益所决定的。布什总统只是这个集团在政界的首要代表，他执行的主要是这个集团的要求和意志；他本人在政界的经历和他的总统职位，不过是使他更具备推行这种战略的条件。

　　1989年1月，乔治·布什先生当上了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这时，波兰、匈牙利的政局已经开始发生剧变；苏联政局发生剧变的条件也已基本成熟。这位美国新总统断定对中国正式开始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时机已经到来。

　　于是，他决心把赌注全部押上，孤注一掷了。

　　这是1971年以来美国统治集团对华战略与策略的一次最大幅度的转变，即由利用中苏矛盾、重点对付苏联转到大张旗鼓地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

　　二

　　1989年2月，美国新总统乔治·布什赴东京，出席刚刚去世的日本天皇裕仁的葬礼。随后，布什总统旧地重游，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身份访问北京。2月26日，布什总统笑里藏刀，在北京长城饭店举行此次访华的答谢宴会时，公开邀请方励之出席。

　　总统举行的这次宴会，是为了答谢谁呢?按照外交礼节，他是要答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对他此次访华的热情接待。总统明明知道，这位方励之先生是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中国一小批“民主个人主义者”的首席代表。然而总统却公开违反外交礼节，给方励之发了请帖。总统的这一张请帖明显发出了两个公开信号，一个公开信号是表示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立；另一个公开信号是鼓励中国的那一小批“民主个人主义者”利用有利时机，进一步起来煽动群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布什总统在与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事后共同撰写的回忆录里说：“基于我在此以前14年里看到的情况，我认为中国是在缓慢地变化中。我认为已经形成的改革力量是强大的。”[9]

　　这就是布什总统决定在1989年孤注一掷的基本原因。

　　当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在以方励之为首的一小批人的鼓动之下，一场学期开始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爆发。4月15日到5月20日，布什总统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政局的发展，然而他却一言不发，而是由其政府的对外宣传机构——“美国之音”电台和美国新闻处(以下简称美新处)带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所有舆论制造工具随之倾巢出动，竭力煽风点火，推动以方励之为首的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们策划于密室，煽动于基层，动员群众与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对抗。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这时，布什总统虽然正在美国东北角缅因州大西洋岸边肯尼邦克港[10]的一座夏季别墅里休假，但仍一直在与在万里之外的美国驻华使馆保持联系，直接掌握中国政局发展的第一手材料；并责令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11]将军不断从白宫向他传递有关中国政局发展的信息。5月20日中国政府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宣布戒严后，布什还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召到他在肯尼邦克港的夏季别墅里，当面向他汇报中国政局[12]。

　　上面写的这一段历史事实发生时，本书作者在得克萨斯首府奥斯汀市从事学术考察，是在从美国报刊、电视、广播里观察布什政府在中国政局问题上的表现。从当年5月20日起，到当年8月初，我一直住在五角大楼所在地、与哥伦比亚特区隔河相望的弗吉尼亚州阿林顿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从事学术考察。因此，布什总统及其政府以及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舆论制造工具这个期间在煽动中国动乱方面的种种表现，我都是在现场直接观察的，也可以说是一个亲身经历者。

　　一直沉默不语的布什总统，美国东部时间1989年5月21日，即在中国政府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二天，突然打破沉默，公开站出来讲话了。这一天，布什总统在专程从华盛顿赶来的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的陪同下，离开他的夏季别墅，来到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举行记者招待会，用答记者问的方式，开始时使用第二人称，然后使用第三人称，直接对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讲话了。

　　下面是布什总统的这次答记者问的讲话要点：

　　“为了你们的信念，继续战斗吧。起来，为了你们的信念而坚持下去吧。

　　“对参加要求改革、争取民主的运动的许多人，许多学生和其他的人来说，肯定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我本人知道，那里追求民主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但是我不会从美国给这些学生下命令、或者试图告诉他们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此事由他们决定。他们知道美国对民主、对自由承担了义务，他们知道美国渴望所有的人们都生活在民主社会之中。

　　“我们支持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我们明确地支持民主。我不愿意免费提供建议，但是我愿意鼓励克制。我不希望看到流血。”[13]

　　布什总统的这篇讲话当天即由“美国之音”电台向天安门广场、向中国其他城市广播。5月23日，“美国之音”发表了一篇注明是反映美国政府观点的社论，用直接引语援引了布什总统的这篇讲话的要点，由美国驻华使馆出新闻公报[14]，散发到了天安门广场。

　　就这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依法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布什总统终于忍耐不住，赤膊上阵了。他口口声声说不会给北京“学生下命令”，说“不愿意免费提供建议”，然而他却公然违背外交惯例，大声疾呼，直接命令方励之等人组织北京学生与中国政府对抗，要他们在中国政府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之后“继续战斗”，“坚持下去”，反复强调美国政府支持这种对抗，并且实际上对中国政府发出威胁，即“鼓励克制”，“不希望看到流血”，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总统对与美国先后签订了载有“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三个《联合公报》的中国内政如此粗暴干涉，如此背信弃义，在国际外交史上实属罕见。

　　然而布什总统的话还没有说完。他要一鼓作气，趁热打铁，继续煽风点火，呈现出一种不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推翻誓不罢休的架势。

　　上述讲话两天以后，即5月23日，布什总统就直接面对中国政府发表谈话，说他敦促中国政府“保持克制”。布什说：“我们对全世界实行民主承担着巨大的义务。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总统进一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说：“我敦促(你们)不要于挠‘美国之音’的广播，并且让新闻记者随处采访。”[15]

　　布什这篇谈话当天即由“美国之音”电台向中国广播，并由美新处播发；美国驻华使馆也把这篇谈话刊载在使馆5月24日出版的新闻公报上[16]，散发到了天安门广场。

　　布什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我们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实行“民主”(反过来说，就是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承担着巨大的义务”，你们中国政府不得妨碍我们履行此项“义务”；你们对方励之等人鼓动、组织的争取“民主”的动乱要“保持克制”，不得制止；你们要让“美国之音”向北京和全中国自由广播，不得干挠；你们要让美国记者到处活动，不得阻拦。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如此无理、露骨地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下命令，岂不是今古奇闻吗?

　　布什总统以“中国通”自居，但却忘记了一件事，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在这位美国总统眼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岂不是与一贯向美国摇尾乞怜、唯美国之命是从的蒋家王朝一模一样的吗?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一个经过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时数十载的艰苦奋斗、取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伟大国家吗?

　　次日，即5月24日，布什总统不辞劳累，专程赶到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市，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发表公开演讲，再次煽动中国动乱。

　　下面是这篇演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正在目睹一种观念的终结：共产主义实验的最后一章。甚至是在共产主义世界里的许多人都承认，共产主义是一种失败的制度。……

　　“但是共产主义的奄奄一息只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的一半。另一半是民主观念已经取得支配地位。自由观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征服全世界男女们的思想。对自由的渴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召唤如此众多的人们：华沙的工会工作者，巴拿马的人民，正在与被统治者协商的苏联统治者。甚至就在我们讲话的今天，全世界都正在被天安门广场的戏剧性事件弄得目瞪口呆。

　　在所有地方，人们正在众口一词地讲着一种语言，发出了民主和自由的呐喊。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呐喊。美国将做出一切努力鼓励他们。

　　“因此，我今天想讲一讲我们在90年代的安全战略，一个推进美国观念和坚持美国目标的战略。……

　　“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机会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想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它是一个日益壮大的、使国际和平与稳定得以巩固的民主家庭，以及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繁荣与进步的、生气勃勃的自由市场制度。这个新时代的经济基础就是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自由市场，而培育这个基础是那些植根于自由和民主的观念。

　　“……

　　“从长远一些着眼，我们将开发和部署一种新的、高速流动的、单弹头的导弹。……我们也将研究、并且已经承诺在研制完成时予以部署的一种简称为S．D．I．[17]的更为广泛的防御系统。”[18]

　　我们对布什总统的这篇讲话不拟多予评论，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以及美国统治集团要称霸全世界的意思都说得非常清楚了。此处仅仅指出一点，即布什总统是一个历史唯心主义者。他的通篇讲话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观念”决定一切。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予以衡量，他没有一句话是说得对的；如果用曹雪芹笔下的话来说，就是“满纸荒唐言”，通篇都是谬论。

　　“美国之音”电台当天就向中国广播了布什的这篇讲话要点；美新处同一天播发了布什这篇讲话的全文；美国驻华使馆并把这篇讲话全文刊载在自己出版的新闻公报[19]上，散发到了天安门广场。

　　在布什总统的带动下，美国联邦国会参、众两院的各位议员先生们也迅速行动起来，通过决议，支持方励之等人打着“民主”旗号在北京等地组织、指挥的动乱。众议院首先在5月25日通过了这个决议；参议院于5月31日通过了众议院的决议，因而这篇东西就成为美国联邦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合决议。决议责成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向中国领导人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对那些要求“民主”、“自由”、“公正”的示威者采用“暴力或压迫”措施，将“严重”损害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决议也采用命令语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建立一个具有自由和公开的政治制度的、公正和民主的社会，以保护生活在那个国家之内的所有人不可或缺的人权。”[20]

　　美国国会的诸位先生得意忘形，也居然认为自己有权指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是这些先生的权力也实在是有限得很。他们通过的这一类决议无论对谁都没有约束力。它只能用来吓唬人；除此以外，就是废纸一张，任何用处也没有。

　　然而“美国之音”电台在众、参两院先后通过这个决议的当天还是照样向中国广播；美新处也是先编发消息，在参议院通过之日即播发决议的全文；美国驻华使馆也相继把美新处的消息和决议全文刊载在使馆出版的新闻公报上[21]，散发到天安门广场。

　　此处还有必要提一下，即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詹姆期·贝克5月23日曾在白宫就布什总统即将前往西欧访问向新闻界举行过一次吹风会，其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内容。

　　在这个吹风会上，贝克国务卿曾就当时中国政局、北大西洋公约与共产主义谁战胜谁两个问题答记者问。问答原文如下：

　　“问：北京学生在游行示威时欢呼的是米·谢·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布什总统，你感到失望吗?

　　“答：那是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刚刚结束了一次对中国的访问。

　　“这些学生可能口头上呼喊着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但是在他们的思想里却是西方的政策方针。正是西方的政策方针正在激励着这些学生在干着目前他们正在从事的事业。他们目前正在宣传的正是西方的哲学，他们目前正在追求的正是西方的观念。

　　“他们正在要求民主。他们正在要求集会自由。他们正在要求言论自由。因此，我的感觉不错，一点儿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至于北大西洋公约与共产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贝克的回答是：“北大西洋公约正在意识形态领域战胜共产主义。

　　“西方的观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羡慕，这些观念甚至正在给成群结队的中国群众提供理想。

　　“我认为西方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强大。我们正在全面地取得胜利——我们正在经济领域里取胜，我们正在政治领域里取胜。

　　另外那种哲学正在承认失败，坦率地承认失败。我们从事的所有事业正在取得成功。”[22]

　　贝克国务卿在白宫吹风会上的上述答记者问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是他坚持认为，中国发生的这场动乱是美国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向中国渗透的结果。其二，是他宣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正在意识形态领域战胜共产主义”，“我们正在全面地取得胜利”。这种因暂时的胜利而冲昏了头脑、得意扬扬的情绪具有代表性，在当时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头面人物里普遍存在。

　　接着，贝克介绍说，布什总统就要启程赴布鲁塞尔出席5月29日、30日举行的北大西洋理事会成立40周年的首脑会议，尔后将访问罗马、波思、伦敦。总统在沿途与他的同事们会谈时和在公开讲话中将指出：盟国“是由共同的西方观念的基石支撑的”，这些观念包括信仰民主，人权，法治，自由市场，自由企业，以及尊重个人。[23]

　　贝克国务卿的这次白宫吹风会，当天即由“美国之音”电台向中国广播，并由美新处分为两条新闻予以播发；美国驻华使馆也把这些内容刊载在使馆5月24日出版的新闻公报上[24]，散发到了天安门广场。

　　就保贝克国务卿所介绍的那样，布什总统1989年5月底、6月初西欧之行，在沿途发表演说里，总是要强调西方必须抓住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所提供的机会，向“共产党世界推广民主制”；并且多次高声提醒听众：“看一看天安门广场吧”，趾高气扬地大肆宣扬美国的“民主”、“自由”观念在中国取得的进展和胜利。在西德的美因茨城发表演讲时，布什还说：对“民主”的追求“目前正席卷欧亚。这一种观念，就是从布达佩斯到北京的整个共产党世界发生骚乱的原因。”[25]在布什总统看来，仿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真的就要塌下来了，仿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要被推翻了。

　　在那些日子里，布什总统该是多么兴高采烈啊！

　　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89年6月4日依法清理了天安门广场后，布什总统的幻想终于破灭了。

　　布什总统下的赌注全部输光了。

　　三

　　从在好莱坞充当二流演员起就把自己的一生投入美国资产阶级反华、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事业，老奸巨滑的里根总统退休不到5个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清理天安门广场12天以后，即1989年6月16日，就对美国统治集团这一次对华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失败的教训做了总结。他的结论是：“可能学生们在推进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方面走得太远，走得太快了一些。”然而他断定，中国共产党人今后还会面对“一种不同的革命”。[26]

　　里根先生口头上讲的是北京学生，实际上指的是他的继任人布什总统。在他看来，布什总统处理此事劲头有余，慎重不足，这一次“走得太远，走得太快了”。不过不要紧，以后还可以在中国发动“一种不同的革命”，亦即用不同的形式重新干。这就是说，尽管这一次遭到了惨败，但美国统治集团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整垮，是决不会罢休的。

　　布什总统遭到这次惨败，怒不可遏，迅速对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手段。

　　第一，1989年6月5日，布什总统宣布对中国采取5条所谓“制裁”措施。其中包括：中止美中之间政府对政府的一切销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中止美中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重新研究两国双边关系的其他方面。[27]

　　但是，布什总统留了一手，没有切断中美两国企业和民间的商业交往。

　　布什总统事后在回忆录里对他作出的上述“制裁”决定做了解释。他说：“我以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商业交往已经导致了更多的对自由的追求。如果人们获得了商业利益的刺激，追求民主的运动就会形成不可阻挡之势，无论是在中国或者其他实行极权制度的国家都是如此。正是因此，我决定避免切断所有商业关系，而只是中止武器销售和军事交往。重要的是，要让中国领导人懂得，我们不能若无其事地保持正常关系；要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懂得，我们希望他们克制。完全切断1972年以来我们一直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关系，我是肯定不会干的。我们即使是要保持任何影响，或者为使他们克制并与我们合作而保留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就不得不与中国政府保持联系和接触；更不要说人权和民主的问题了。”[28]

　　由此可见，布什总统对这次失败并不甘心。正像前总统里根所言，他要留下种子，以便以后在中国发动“一种不同的革命”。

　　第二，同年6月8日，布什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谈到美国因此次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失败而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时，布什总统说：“我们不得不为保卫人权而呐喊。

　　我们并不是在改造世界，但是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某些立场。在那些学生的头脑里，美国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是知道的，对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在谈到方励之逃进美国驻华使馆并得到保护的问题时，布什总统说：“首先，让我提醒在座各位，我们并未讨论政治避难的问题。这差不多是像一场关于情报问题的公开辩论。”“这件事情非常难办。当一个人走进了我们的使馆，此人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说若把他交回去，他的生命就受到威胁，这件事对美国来说就非常难以处理。把他交回去，这不是美利坚合众国赖以建立的前提，或者前提之一。”[29]

　　布什总统的这次谈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说“我们并不是在改造世界”，这与布什总统在当年6月4日以前的十多天期间高唱美国“观念”战胜共产主义的调子已经有所不同了。另一点他说要“为保卫人权而呐喊”，接着就说明了美国向中国挥舞“保卫人权”旗帜的实质，即保卫方励之之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权利”。

　　第三，同年6月20日，白宫新闻秘书菲茨沃特发表声明说，总统今天指示暂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高级政府官员的互访；此外，美国还将力求推迟考虑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30]

　　第四，同年6月，甚至连一个小小的华盛顿黑人市长马里恩·巴里先生也数典忘祖，竟然公开站出来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中止华盛顿市与北京市结成的友好城市关系。他为了表现自己反华、反共，向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献媚，甚至不借进一步采取行动，在市区唐人街他本人与北京市长共同竖立的一个象征两个城市之间的友好情谊的牌坊上围上了黑纱。本书作者每行至此处，都不禁为这位黑人市长对美国广大黑人群众解放事业的背叛而深感气愤和遗憾。

　　尽管巴里先生反华、反共表现得如此坚决，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还是不能容忍一个黑人当华盛顿市长，随后不久就由联邦调查局特务抓着了他的一根小辫子(吸毒)，把他从华盛顿市长的座位上拉了下来，投进了监狱。

　　第五，同年7月中旬，布什总统在西方7国集团首脑会议上从事活动，促使这次会议发表的政治宣言的第二部分专门写了一段关于所谓“制裁”中国的内容。其中包括：中止与中国的部长级接触和高级别接触，中止与中国的武器贸易，世界银行应当推迟审查对中国的新贷款。[31]

　　这里附带再说一句，所谓7国集团，除加拿大外，其余6国，即美、英、法、德、意、日，都是1900年入侵中国、占领北京的八国联军的成员国。时间过去了89年，他们又再度纠集在一起，摆出了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架势。

　　第六，在布什政府的操纵下，当年6月12日，世界银行宣布中止向中国发放新的贷款；6月26日，该行再次宣布推迟考虑对中国提供新贷款。[32]

　　我们现在说一点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舆论制造工具在此期间与布什政府密切配合的有关中国政局的歪曲宣传。

　　从1989年4月15日起，包括美国政府的对外宣传机构“美国之音”电台和美新处在内的垄断资本集团的所有舆论制造工具，如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通讯社，等等，一起出动，实行舆论一律，对方励之等人在北京、上海等地组织、指挥的动乱竭力煽风点火，促使他们竭尽全力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89年6月4日晨，中国政府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平息了这场动乱。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舆论制造工具便乘机掀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疯狂的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运动，包括制造、传播各种离奇古怪的谣言，无所不用其极。

　　美国垄断资本的各大电视台，包括CB5[33]、NBC[34]、ABC[35]在内，他们平时都只有早间新闻、晚间新闻(相当于我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夜间新闻，其余时间都是播娱乐节目。现在，他们一反常态，一天到晚每隔一小时，即以《中国在危机中》[36]、《中国在紧急状态中》[37]等耸人听闻的标题，播放中国局势的专题新闻节目。

　　此外，还要加上一家以专门播放新闻和评论的CNN[38]。20世纪70年代“水门案件”期间，这几家巨型垄断电视公司(除CNN，当时它尚未成立)也曾经大肆宣传，本书作者也曾在现场看过那场大规模电视宣传。但那次电视宣传的规模与1989年这场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电视宣传相比较，就好似小巫见大巫一般。这些电视台的此种专题节目的独特之处是在于：其一，是频繁、反复、重复播出，每个小时一次；其二，他们每一次开始播出时，屏幕上出现的第一个镜头，就是经过他们运用技术手段特别制作的北京火光冲天、枪声四起的场面，一言未发，就给观众一种异常恐怖的可怕景象。其三，在节目开播后，他们又挖空心思，运用技术手段，制作一种特别镜头，让观众毛骨依然，仿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批坦克正朝着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头顶上压来。各大广播电台每隔一小时的新闻节目，头几条新闻也总是中国政局，或者整个一小时都是这一种内容，似乎世界上什么其他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各大报纸，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从第一部分头版到下面多版，充满了使用大字或黑体字标题的有关中国政局的种种谣传、歪曲评论，以及使用夸张手法制作的图片。

　　我们现在说一下美国垄断资本舆论工具制造和传播的一系列谣言中最重要、最典型的几种。

　　第一种，就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各种舆论制造工具大肆宣传的所谓“天安门广场大屠杀”。

　　1989年6月4日晨中国政府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整个过程中，并非同情中国政府的美国人权组织“亚洲监督委员会”调研工作负责人罗宾·芒罗始终在现场。他事后公开发表文章，说天安门广场上没有发生过死人的事件，“没有恐慌的迹象，也没有一点迹象表明刚刚发生过任何大屠杀。”[39]

　　但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各种舆论制造工具却一口咬定，绘声绘色地说是发生了“天安门广场大屠杀”。ABC在6月4日早间新闻节目中说，天安门广场被杀死的人在2600到7000人之间。CNN还煞有其事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对面的肯德基烤鸡店附近用刺刀刺杀平民。各家电视台、广播台、报纸、杂志，纷纷播报和刊载这种谣言。“美国之音”自然也没有落后。

　　1989年12月，为了推翻罗马尼亚政府，以美国政府国务院设在慕尼黑的“欧洲自由电台”为首的一些西方宣传机构曾经在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临时挖了一个所谓“4630人被集体屠杀”的假“杀人场”，将这条假“新闻”广为传播，收到了煽动群众的效果。遗憾得很，天安门广场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中心区域，“美国之音”和美国垄断资本的其他宣传工具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上临时挖一个假“杀人场”，为他们的所谓“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作证。

　　可是，尽管连一点儿假证据也没有，美国垄断资本的舆论制造工具却具有把“无”说成“有”的本领，具有睁眼说瞎话的本领，硬是说发生了“天安门大屠杀”。不仅当时这样宣传，直到10年之后的今天，他们仍坚持这样宣传。这些先生们的脸皮也真厚就是了。

　　第二种，就是他们当时大肆宣传所谓“邓死、杨走、李伤”。

　　不过，随着这几位领导同志陆续出来与群众见面，这种谣言便不攻自破了。

　　第三，就是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与27军打内战，并且说得似乎有根有据，娓娓动听，说是为了保护北京城里的文物，两军达成协议，把部队拉到城郊去打。《纽约时报》在6月6日、6月7日连续两天用该报通常不用的大字标题刊载长篇报道，宣传这条谣言；两天都配合刊登了巨幅图片，6日图片的画面是一个人阻挡我军坦克前进，7日图片的画面是用特写镜头制作的我军一辆停在中途的坦克。[40]这样，这种子虚乌有、引人发笑的谣言就似乎变成真实的事情了。

　　所有这类谣言，“美国之音”电台都对中国广播了。它蓄意要在中国进一步制造混乱。

　　在当时的美国，垄断资本的舆论制造工具竟然造成了这样一种气氛：谁也不能给中国讲一句公平话，谁也不能就中国政府清理天安门广场事件讲一句真话。基辛格博士给《治杉矾时报》辛迪加[41]写了一篇文章，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容忍自己首都的主要广场被占领达8周之久。”当年8月29日，《华盛顿邮报》就发表文章，攻击这位博士。9月15日，《华尔街日报》及其亚洲版又发表报道，攻击基辛格博士，说这位博士之所以为中国说公平话，是因为这位博士与中国政府经营的一家公司有商业往来，“赚取数以十万计美元的利润”。[42]基辛格博士事后接受新闻界的采访时说，这种对他的攻击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的再现。[43]台湾学者熊玠教授1989年6月4日前后刚好住在北京饭店，对北京街头作了现场观察。6月10日，他到了香港后，说了他当时亲眼看到的长安街上的情景。他说：“我首先说明，此次事件应将学生与暴民严格划开。暴民中可能有少数学生，可能有一两个学生，可能连一个学生都没有。学生归学生，暴民归暴民，不能混为一谈。我到香港后，发觉海外，包括香港在内，绝大多数报刊所作这次事件的报道与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完全不同。”他说，“6月3日夜晚亦即6月4日凌晨时分，我正在住宿的北京饭店顶层凉台上，亲眼看见有许多解放军头上既未戴钢盔，身上也未带武器，从北京饭店东边向天安门广场方向跑步前进。忽然间，大批暴民蜂拥上前阻拦。解放军被形势所迫，只有向来路跑回。其时解放军与暴民并未发生任何流血事件。

　　过了不久，又有解放军乘坐军车，携有武器，军车行走方向显然是天安门广场。斯时，又有大批暴民蜂集，先则用铁栏杆、脚踏车等物设置路障，继则将军车轮胎放气，以阻止军车开进天安门广场。军车因前有路障及轮胎放气而慢速行驶。此时有些暴民居然把汽油浇到军车上，放火焚烧，解放军乃朝天开枪予以吓阻。”“外传的死亡人数都不可信。”返回纽约后，他还是这样讲，并且再次强调要把暴徒与学生分开，“一切问题都是暴徒先动手造成的。”由于他坚持说明事实真相，结果引起了一阵阵围攻。[44]

　　本书作者当时在现场阅读、观看、收听美国各大报刊、电视台、广播台的报道、评论、节目时的感受是，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这些舆论制造工具在1989年夏掀起的这一股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狂潮，是这些舆论工具的固有阶级性的最露骨的表现。一切以所谓“新闻媒介”、“媒体”、“信息传播”等掩盖资产阶级舆论制造工具的阶级性的说法，都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都是不科学的。

　　四

　　1990年以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外交上做了出色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卓越的成就，西方包围中国的联合阵线被逐一突破，对中国的所谓“制裁”纷纷解除。布什政府虽然在对华“制裁”方面有所松动，但仍然独家坚持它对中国实行的若干主要“制裁”措施，不肯放弃。

　　然而布什政府的对中国也不是只有高压、“制裁”的一手；即使是在1989年，它实行的仍然是两手政策。1989年7月，布什先生即曾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秘密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会晤。贝克国务卿事后承认，他为了严格遵守总统关于保密的命令而向新闻界隐瞒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此次访华之行。[45]当年12月，总统再次派遣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访华。总统此类举动，一是为了直接摸清中国领导人的意图；二是为了试图使他一手制造的中美紧张关系有所缓解。

　　1990年到1992年布什政府在任期间，仍然实行这种两手政策。

　　布什政府这样做，主要原因是：

　　第一，尽管压力重重，似乎有点泰山压顶、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样子；然而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经过干锤百炼而成长、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精神，坚决顶住了重重压力，奋发图强，坚如磐石，毫不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似乎是“敌军围困万千重”的严峻形势面前依然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无论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压力有多么严重，都压不垮、压不倒。布什总统对此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第二，1989年，虽然戈尔巴乔夫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已经形成，但苏联仍然存在，中、美、苏“大三角”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依旧发挥作用。1991年年底以后，苏联虽然瓦解了，但俄罗斯政局走向不明；而处理俄罗斯和东欧事务又是美国的战略重点，美国统治集团要消化俄罗斯和东欧仍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使用很大的力量。

　　因此，美国统治集团一时间难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第三，20世纪90年代初期，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布什总统被这场危机困扰得焦头烂额。

　　1989年存在于美国统治集团里的那种美国“观念”战胜共产主义、兴高采烈的气势为之一扫，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沮丧、绝望的情绪浓重笼罩在美国上空。我在有关拙著里较为具体地叙述过这一点。[46]

　　因此，美国统治集团已经翘上了天的尾巴突然坠落到了地下。

　　他们垂头丧气，神气不起来了。

　　第四，随着苏联瓦解和资本主义世界一场严重经济危机的发生，西方世界内部的矛盾也随之上升。美国继续使用高压手段对付中国，难以继续得到西欧各主要国家和日本的支持。

　　再说，布什政府本身对华实行的就是两手政策，因而也就不可能阻止别国同样使用两手政策。

　　第五，美国统治集团对华奉行的仍然是“和平演变”战略。既然他们要推行这种战略，就不能不与中国保持接触。如果不保持这种接触，他们怎么能对中国社会继续从事渗透呢?

　　本书第二、第三两章已经说明，美国资产阶级是世界上最没有资格讲“民主、自由、人权”的阶级。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美国资产阶级讲“民主、自由、人权”都是假，在国内任意踏践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国外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民族解放运动与实行侵略、扩张则是真。

　　布什总统从反面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再一次说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警惕和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理论是革命真理。

　　从布什政府如此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干涉中国内政的确凿无误的大量事实来看，它遵守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了吗?

　　没有。恰恰相反，它彻头彻尾地违反了这三个《联合公报》。

　　从上述美国资产阶级1989年高举“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对中国大张旗鼓地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种种事实来看，难道它真是要关心、保护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吗?

　　不是的。

　　美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大肆鼓吹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不相干。恰恰相反，它是要剥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已经取得的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

　　美国资产阶级真正要保护的，是方励之等一小批人从事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罪恶活动的“民主权利”；

　　美国资产阶级真正要保护的，是这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生的少数“民主个人主义者”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由权利”；

　　美国资产阶级真正要保护的，是这些少数中华民族的败类把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变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殖民地、附属国，把广大中国人民重新投入水深火热之中的“自由权利”。

　　当这少数败类作为美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在中国内部从事颠覆活动失败、遭到中国政府依法通缉以后，美国资产阶级真正要保护的，就是这些人的所谓“人权”。

　　难道这一切不是清清楚楚吗?

　　[1]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第231页。
　　[2]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下册第781页。
　　[3]美国传统基金会1989年8月出版的一期公报。
　　[4]《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570一589页。
　　[5][6]同上。
　　[7]拙著《再说美国》，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8]乔治·布什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合蓉：A world Transformed，1998年英文版，第90、91页。
　　[9]乔治·布什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合著：A world Transformed，1998年英文版，第98页。
　　[10]Kennebunkport。
　　[11]Brent．Scowcroft。
　　[12]1989年5月22日《纽约时报》第一部分第11版。
　　[13]1989年5月22日《纽约时报》第一部分第11版。
　　[14]美国驻华使馆出版的Wireless File，wednesday，May 24，1989。
　　[15]1989年5月24日《纽约时报》一部分第11版。
　　[16]美国驻华使馆出版的Wireless File，Wednesday，May 24，1989。
　　[17]S．D．I．指里根政府时期开始研制的“战略防御方案”(或称“计划”)。
　　[18]1989年5月25日《纽约时报》第一部分第8版。
　　[19]美国驻华使馆出版的wireless File，Wednesday，1989年5月25日一期。
　　[20][21]美国驻华使馆出版的wiretess File，wednesday，1989年5月26日、6月2日出版。
　　[22]美国驻华使馆出版的wireless File，wednesday，1989年5月24日。
　　[23][24]美国驻华使馆出版的Wireless File，Wednesday，1989年5月24日。
　　[25]1989年6月1日《华盛顿邮报》第一部分头版转第32版。
　　[26]路透社1989年6月16日华盛顿电讯。
　　[27]合众国际社1989年6月5日华盛顿电讯；同年6月6日华盛顿邮报》头版转第18版。
　　[28]乔治·布什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合著：A world Transformed，
　　1998年英文版第89页。
　　[29]1989年6月9日《纽约时报》第一部分第23版。
　　[30]合众国际社1989年6月20日华盛顿电讯。
　　[31]美联社1989年7月15日巴黎电讯。
　　[32]法新社1989年6月12日、6月26日华盛顿电讯。
　　[33]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34]全国广播公司。
　　[35]美国广播公司。
　　[36]China in Crisis。
　　[37]China in emergency
　　[38]Cable News Network，1980年成立。总部设在亚特兰大，属于特纳广播公司。
　　[39]1989年9月23日英文版《南华早报》。
　　[40]1989年6月6日《纽约时报》第一部分头版转第14版，6月7日第一部分头版转第8版。
　　[41] the Los Angeles Times Syndicate。
　　[42]1989年9月15日《华尔街日报》及其亚洲版。
　　[43]1989年12月14日《华盛顿邮报》。
　　[44]1989年6月13日纽约《中报》头版；同年6月19日纽约《世界日报》。
　　[45]合众国际社1989年12月20日华盛顿电讯。
　　[46]拙著《三说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