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震:正气浩然颂苍生——访著名作家浩然
正气浩然颂苍生
——访著名作家浩然
刘国震
浩然先生签名赠我的照片(70岁生日留影)
在当代中国文坛,浩然是一个颇有几分传奇色彩的著名作家。
凭着对文学事业的虔诚和热爱,凭着持之以恒的刻苦自学,怀着为农民立言、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写史立传的雄心壮志,他由一个仅上过三年半小学的翻身农民成长为以《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反映中国农村伟大变革的长篇巨著而名播海内外的作家,被誉为创造了一个亘古未见的奇迹。“文革”中,因了江青的推崇和青睐等诸多因素,使他成了“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中的那个作家而“大红大紫”,蒙上一层浓郁的神秘色彩。经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度沉寂和被冷落,八十年代中期,他以一部反映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长篇小说《苍生》再一次震动了文坛,被海内外多家媒体誉为“又一次崛起”。而近年,围绕浩然及其作品的种种争议又一次次掀起波澜,至今余波未息,成为文学界引人瞩目的焦点。
一个细雨霏霏的夏日,笔者叩开了位于京郊三河市桃源小区的浩然先生寓所。
立志当一个农民作家
见到浩然先生时,他刚从外地参加一个社会活动回来。看得出,已逾古稀之年的浩然先生心情和气色都很好,只是近年因两次患脑血栓而使语言表达有些障碍、步履略显蹒跚。得知笔者近年到邢台市工作,他高兴地说:“邢台我曾去过,给 我的印象不错。”那是1993年3月,浩然在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岳宗泰陪同下,应邀赴邢台考察讲学,被邢台市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谈话间,笔者注意到,在浩然先生的书桌上,放着几本连环画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根据浩然小说编绘出 版的《车轮飞转》、《艳阳天》、《金光大道》、《一担水》、《赶猪记》、《铺满阳光的路》、《欢乐的海》等。一问才知是外地读者寄来请浩然先生签名的。这些作品曾滋养过整整一代人的心灵,是一个时代的见证,给人留下难以泯灭的记忆,今天更显得弥足珍贵,成为收藏家的珍爱。
忆及自己走过的漫长创作道路,浩然显得很激动。他说:“当一位为人民大众而写作的作家,是我早在十七岁时就立下的志向。写农民、给农民写是我自觉自愿挑起的担子,我要把这付担子挑到走不动、爬不动,再也拿不起笔时为止。”
浩然原籍河北省宝坻县(今属天津市),1932年3月25日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在蓟县王吉素村长大。他出身贫寒,10岁丧父、12岁丧母,在悲愁和凄苦中度过了不幸的童年。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浩然的命运,使这个可怜的孤儿绝路逢生。浩然从内心感激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14岁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本名梁金广,“浩然”是他从事革命活动时的化名,取“浩然正气”之意,后来竟伴随着他的作品而名扬四海。建国前后,他做过8年村、区、县的基层干部。在新生活的感召下,从小就是个“戏迷”和“书迷”、受过民间文学熏陶、对文艺天生就有灵气和悟性的浩然萌发了当一名革命作家的强烈愿望。在收到上百篇退稿后,1950年10月20日《河北青年报》刊出了他的一篇千把字的短文《姐姐进步了》,使他进一步坚定了立志文学创作的信念。1954年,他的反映农村新生活的两篇小说习作发表于《河北日报》文艺副刊,使他被选拔到该报任记者。两年后,他又奉调入京,先后任《俄文友好报》记者和《红旗》杂志编辑。1956年,他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发表于由老舍主编的《北京文艺》上,引起首都文艺界的关注。1959年,在浩然相继出版了《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等三部表现农村新人新事、充满浓郁泥土气息的短篇小说集之后,鉴于他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的影响,著名诗人、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秘书长的郭小川主动介绍浩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经过十年的刻苦自学、顽强拼搏,浩然在共和国十周岁生日之际,圆了自己的作家梦。那一年,他27岁。
1964年底,浩然调北京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他创作出版了《新春曲》等10个短篇小说集、《小河流水》等4部儿童文学集和散文集《北京街头》,并推出了他的代表作、120余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巨著《艳阳天》。
《艳阳天》一问世即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泛好评,浩然收到全国各地热心读者的来信一万余封。后来,同名电影的上映更使这部作品家喻户晓,影响深远。1999年,面向全球华人世界的香港《亚洲周刊》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1949年至1976年的中国大陆小说,只有浩然的《艳阳天》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榜上有名。
谈到自己的创作成果,浩然先生激动地说:“自从立志从事文学创作起,我的青壮年时期没有睡过一次午觉,晚上12点以前没有上床休息过,从未贪恋享乐、虚掷光阴。即使卧病在床,也要读书、自修、翻笔记,或闭着眼睛构思故事,琢磨怎么写得更好些。”
浩然十分怀念他那勤劳、善良而又苦命的母亲。母亲一生要强,却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便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牵挂,抛下一双年幼的儿女,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人要有志气、有正气”是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对浩然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至今铭记在心。浩然感慨地说:“我们这一代工农出身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我从内心感谢党、感谢革命、感谢时代,要永远走正直路,做正直事,当正直人!”
据新华书店统计的资料,仅在国内,浩然的作品就有50多种、一千多万册广为发行。有人说他是中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他各个历史时期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有11部之多。60年代《艳阳天》首次出版时,他将所得稿费1万元全交了党费。近年,新加坡一个财团要出200万元买下他作品的所有版权,被他断然拒绝。他说:“将来如果有人要改编我的作品,还得到国外去购买版权,那叫什么事!”广西一个饮料厂,以100万元的酬金请他给某饮料做电视广告,他婉言谢绝了。浩然说:“我为人的标准是,不要有野心,不要有贪心,不要有害人之心。要热诚待人,厚道而正直。”他始终恪守着这一原则。
应笔者请求,浩然先生欣然题写了“怀浩然正气,抒苍生真情”几个字赠予笔者。这两句话,也是浩然先生为人为文的真实写照。
一度沉寂后的“东山再起”
谈浩然,似乎无法回避十年“文化大革命”。提到在“文革”中的经历,浩然说:“我是一个有贡献也有失误、受了伤的普通文艺战士。”
“文革”期间,一大批作家相继被打倒,失去了握笔的权利,有幸留下了浩然。虽然他也曾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受到过冲击、批判和围攻,虽然他也曾在深深的焦虑和困惑中忧国、忧民、忧己、伤时,虽然他也曾深受那个时代的伤害。所幸的是他毕竟没有遭受灭顶之灾,没有失去握笔的权利。在运动初期,他也和所有作家一样,下乡接受再教育,被迫中断写作5年。但进入70年代后,他又继续写作并相继发表作品了,而且出版了家喻户晓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一、二部,并被搬上银幕在全国上映。浩然的创作成果和社会影响一度被江青所看重,并试图将浩然纳入她的麾下,先后4次“召见”,有心“委以重任”。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浩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每次见面,浩然总是说:“只希望组织上多给我一些创作时间,我只有用笔才能更好地为人民做贡献。我水平低,千万不要让我做组织领导工作。”浩然的本分和对文学的痴迷,使他不肯从政为官,他只想当一名作家。然而,由于和江青有过接触,再加上曾出席中共“十大”和全国四届人大的“显赫”,“文革”结束后,浩然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视作江青的“红人”而倍受冷落和非议。
1978年前后,浩然一下从山巅跌入了谷底。
《金光大道》第三、四卷因受江青政治株连而被搁置,迟迟未能出版。根据他的小说《西沙儿女》改编的电影未及封镜便被打入冷宫。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8年会议开幕时却被取消了代表资格。
浩然从来没有整过人,而当时有人似乎只有整一整他才能达到心理平衡,他陷入深深的委屈、不解和苦闷之中。
客观地说,在那样特定、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浩然在创作上曾身不由己地走过一段弯路(走过弯路的绝非浩然一人)。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他创作发表的一些作品难免打上时代的印记,留下一些缺憾。这当然有许多教训值得吸取,但要作历史的分析,把帐全记在个人头上是不公允的。对于严肃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批评,浩然是虚心接受的,而且以实际行动纠正自己的失误。令他愤懑和不解的是某些人出于阴暗心理、怀着整人的目的信口开河地大讲不负责任之语,对浩然无中生有地造谣中伤。但浩然没有像时下文艺圈的一些明星大腕们那样热衷于以牙还牙地斗和打官司告状地争,他只想让作品说话,以作品来证明自己。他认为作品是作家灵魂的影像。为了总结过去,开拓未来,浩然采取了4项具体措施,即“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立下了“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生活、埋头苦写”的座右铭。经过一番对历史对文学的深刻反思,经过艰难的阵痛,几经拼搏,他终于“东山再起”。1979年,大型文学期刊《长城》分两期推出了他的“反思题材”的长篇小说《山水情》(又名《男婚女嫁》),次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很快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改名《花开花落》。此后,他又相继创作发表了中篇小说《弯弯的月亮河》、《浮云》、《老人和树》、《赵百万的人生片断》、《姑娘大了要出嫁》和长篇小说《乡俗三部曲》、《晚霞在燃烧》等一大批优秀作品。80年代中期,经过多年的孕育和思考,一部展现新时期农村改革宏伟画卷的长篇小说《苍生》从浩然笔下诞生。随后,广播电台在小说连播节目里播出了它,由赵丽蓉等著名表演艺术家主演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也投入了紧张拍摄。1990年,此书又先后荣获首都庆祝建国40周年文学作品征文头奖和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特等奖。敏感的海外传媒最先做出反应,以“《艳阳天》作者沉寂10年又一次崛起”为题,进行了突出报道。
1994年8月,京华出版社将《金光大道》第一、二卷予以再版,同时首次出版了该书的第三、四卷,使这部全景式地艺术再现建国初期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全过程的200余万字的长篇巨著首次以整体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谈到《金光大道》,浩然说:“尽管对这部作品目前还存在争议,但从个人感情上,我最偏爱《金光大道》。因为从人物故事到所蕴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我永远偏爱箫长春、高大泉这样一心为公、心里装着他人、装着群众的人。他们符合我的理想。至今我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无私地帮助刘祥那样的家庭遭了难而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时,还会禁不住落泪。”
浩然是农民的儿子,用小说给几亿农民树碑立传、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写一部史,是他的雄心壮志和美好理想。《金光大道》圆了他的梦。
高举起“文艺绿化”的旗帜
浩然先生在他的著作上为我题签 王宝森摄
浩然是著名作家,却从来不端大作家的架子,始终保持质朴、宽厚的农民本色。对慕名求教的业余作者,多年来他总是热情地给予帮助和指导。中国是有着几亿农民的农业大国,他盼望着庄稼院里多涌现一些农民自己的作家。近年来,浩然为培养和扶持农村文学青年而实施的“文艺绿化”工程,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文艺界有口皆碑。
浩然在北京市文联和作协担任着领导职务,但他不习惯京城的舒适生活,他深深眷恋的,是有着金黄色泥土、翠绿色秧苗的农村。1986年秋,花甲之年的浩然拖着多病之躯,到北京东部的河北省三河县定居。在深入生活为新时期农村纵情讴歌的同时,一如既往地视培养文学新人为己任,于1990年6月倡导建立了三河县(1993年撤县设市)文联,创办并亲自主编了《苍生文学》季刊,义无反顾地举起了农村文艺绿化的旗帜,在贫瘠的文化土壤上播撒下绿色的文化种子,使一棵棵文学小苗破土而出,绿意浓浓。《苍生文学》以“让苍生写、给苍生看、抒苍生情、立苍生传”为宗旨,为广大渴望成才的农村文学青年提供了一试身手的园地,如今已出版48期。《苍生文学》的每期稿件,他都认真审改、严格把关。即使在1993年和1996年两次突发脑血栓住院期间,他还执意要来刊物需审定的稿子,认真细致地阅读修改。笔者有幸见过几篇他为青年作者修改习作的手稿,那从文字到标点符号的不厌其详的精心修改润色,令人叹服和深为感动。为了集中精力培养青年作者,他不得不拖延乃至放弃了许多自己的创作计划。他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原计划写5部。至今只完成了《乐土》、《活泉》和《圆梦》3部。到三河定居十多年来,他拖着病体先后接待了600多人次业余作者的求教来访,亲自走访了市内和周边县作者150多人次,光是对业余作者进行指导、帮助的回信,就高达50多万字。在浩然的关心扶植下,三河市先后有160多名文学新人脱颖而出,陈利争、朱立弘、阎少先、张桂茹等十几名已在文坛崭露头脚的青年作者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并被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和河北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改变了三河自唐开元四年建县以来未出一个作家的历史。他克服重重困难筹划主编的《文艺绿化丛书》、《北京泥土文学丛书》、《三河泥土文学丛书》、《潍坊泥土文学丛书》先后将一大批土生土长的青年作家推向全国,为许多有才华而出书无门的文学青年圆了出书梦。
如今,年逾古稀、疾病缠身的浩然已难以进行大部头的创作了,但他仍在乐此不疲地为他的“文艺绿化”工程默默奉献,不辞辛苦地应邀为文学青年作序、写评、看稿、题字。他说:“我自己就是历尽艰难从农村业余作者成长为作家的,我深知文学青年最渴望最急需有人伸出热情的手给以扶持。我现在有了这样的能力,就要竭尽全力,悉心呵护这些有希望成为文学绿树的小苗。”
浩然先生有一枚闲章“颂苍生”。历尽苍桑,痴心不改,情系苍生,无怨无悔。浩然满腔热情地讴歌人民大众和他们为创建幸福美好生活所进行的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无情地鞭笞阻碍历史前进的丑恶势力,以1300多万字的作品,献给了他深爱着的芸芸苍生,献给了生他养他的这片热土,献给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从《艳阳天》到《金光大道》,从《山水情》到《苍生》,浩然在共和国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留下了记录时代风云的史诗般的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多姿多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新时代农民形象。读浩然的作品,不能不为他字里行间洋溢的对土地、对农村、对父老乡亲的深挚感情所深深感染,不能不为他笔下的一个个绽放着崭新的崇高的思想光彩和浩然正气的农民形象而肃然起敬。
几十年来,浩然将他的艺术之根深深地扎于京郊和冀东的广大农村之中,正是他的文学生命之树常青的奥秘所在。如今,浩然老了,但他的作品永远闪耀着动人的艺术光彩,他呕心沥血实施的“文艺绿化”工程,必将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地里分外瑰丽动人的风景。
写于 2002年
浩然先生为我词留念
作者简介:刘国震,河北南宫人。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著有诗集《那个女孩喜欢雪》、《心雨潇潇》、《凝思与歌唱》等,并有文艺评论、散文随笔、纪实文学多篇散见于《人民日报》、《人民公安报》、《工人日报》、《人民公安》、《文论报》、《河北日报》、《燕赵都市报》、《作家报》、《家园》、《河北作家》、《散文百家》、《共产党员》、《乡音》、《燕赵警视》等报刊。1994年1月加入河北省作家协会,2000年加入中国诗歌学会、河北省摄影家协会。系《百泉诗词》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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