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史的角度回顾“来时的路”，我们发现中华文明在她的特定空间内完成了与历时空的世界各文明的对话，而成为历经时空变迁而“生生不息”的民族-文明自组织全球化主体系统。就历史的延续性、地域空间的辐射性，民族、文化的融合度而言，是人类进化史的复合样板，保存了最为久远、深广和多元的人类文明的信息集成。　　

商周时期的中国对应于现今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王权的“兄终弟及”，利比亚政权的部落联姻等），秦汉时期的中国对应于凯撒时的罗马、大流士时的波斯、阿育王时的印度，唐宋时的中国对应于阿拉伯人的地中海、突厥人的中亚草原，明清时的中国对应于意、西、法、英共同作用的欧美工业体。　　

中华民族的形成得益于蒙古草原、青藏高原、西太平洋所围成的中央大平原，首先是长江、黄河水系连接的众多部落在商周之际形成一个日益密切的网络（如《史记》里把历代的君王都编入以黄帝为始祖的谱系，所谓历史信仰当始于此）。也正如地理环境所暗示的，中原大地的外来冲击主要来自西北的草原和东南的海盗，但是也正因为这种“若即若离”的世界史摇篮，在保持中原文化的主体性之下得以同化异文化而成为一个集成体系。　　

与之相对应的，或者像日、朝、东南亚、印度、希腊、英国等成为一种岛屿文化，或者像俄罗斯、阿拉伯、波斯、日耳曼等成为一种绿洲文化。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一种无根的流民（匈奴、突厥、蒙古）或封闭的原住民（非洲黑人、澳洲棕人、美洲黄人），它们似乎更接近于迁徙的动物和扎根的植物。而中华文明得以集合以上的各文化生态而又不被外来侵略所毁灭，正如凤凰涅槃常来常往而历久弥新。　　

当今世界的时代精神或主导价值确认：纵向分层与财富和特权的分配有关，
属于是社会公平问题，因此应该缩小和消除。但横向分类却是社会开放和政
治文明的标志，应该给予承认、保护和尊重。总之，纵向分层和谐的管理目
标是控制和缩小差别。横向分类的管理目标则是保持多样性的活力。必要时，
各国还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濒危文化，包括其生态环境和无形遗产。（张海洋）　　

匈奴冲积期的亚欧大陆　　

秦汉时期的中国形成了一个“中原本位制”的民族主体性建构，春秋战国本身是商（部落制）周（谱系化）演化的集成，开始出现以郡县制为主轴、分封制为辐辏的民族共生的“涟漪”——多元一体。也正是这样一个起源于大禹治水（华夏）的社会网络（水系）才得以抗衡来自于西伯利亚寒流（游牧袭扰）和太平洋暖流（海盗掠夺）的双重夹击而均衡之，早期称谓为北胡、南越。　　

当上古草原的代言人匈奴在寒流的催逼下“南下牧马”之时，一个中央集权秦汉帝国已经出现在东南方、而在西南则是一个以地中海为内湖的部落联盟罗马帝国。在自然灾害和中华文明体的夹攻之下，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和南越为南北朝出现提供了新的基因，而北匈奴的西部分支则最终横越欧亚大草原到罗马帝国去过冬了（东、西罗马）。　　

萨义德《想像的地域及其表述：东方化的东方》：亚赛@柏林：“理解事物也就是感受事物的模式……”欧洲与东方——特别是伊斯兰——的接触加强了这一表述东方的体系，并且，正如亨利@彼列纳所暗示的，在此过程中将伊斯兰转变成了局外人的典型代表，中世纪以来的整个欧洲文明乃建立在与这一局外人相接触的基础之上。由“野蛮人”的入侵所导致的罗马帝国的衰退产生了一个悖论式的结果：野蛮人的生活方式被融入罗马和地中海文化之中；彼列纳认为……欧洲文化的中心从地中海——当时是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移到了北方。“日耳曼精神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此之前，是罗马传统一统天下。现在，一种新的罗马-日耳曼文明正在兴起。”　　

突厥冲积期的亚欧大陆　　

在雷海宗先生看来，中华文明的“第二期”的出现使得她成为（第一期）文明古国里幸存下来的跨世代“物种”（如大熊猫）。西罗马帝国在西匈奴的催逼下亡于日耳曼人，东罗马帝国则在是蒙古的催逼下亡于西突厥人。而此间，因为草原民族在东方得以部分收编（鲜卑汉化），使得欧亚大陆中部出现了一条的“丝绸之路”，佛教向东、伊斯兰居中、基督教向西得以广泛传播。　　

隋唐时代的中国之所以成为第一次全球化的发动机，首先是南北朝时期佛教（众生平等）对儒、道“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改造，然后是科举制度在南北门阀之间建立起来的“新陈代谢”。而与此同时，唐王室中鲜卑-汉的混血基因在草原游牧民族与东南农业民族之间提供了催化剂，这一时期实际上是商周模式的某种复归（藩镇类似于汉早期的分封制）。　　

从突厥到契丹以致女真，实际上形成了欧亚大陆的“春秋战国”时代：宋、辽（金）、吐蕃、南昭、突厥、波斯、阿拉伯、东罗马。而所谓唐宋之变也在此时发端，从“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唐宋八大家到宋明理学实际上又是文化上的汉（朝）族复兴。在西方则表现为以“耶路撒冷”为标志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相互确认（十字军东征与阿拉伯西征），正如佛家与儒家的合流而为道学。　　

蒙古冲积期的亚欧大陆　　

元、明、清又似乎是秦、汉、唐的集约化版本，这也反映在元曲对唐诗、宋词的连缀（西厢记），以及戏曲、小说对历史事件的自我觉知（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传），甚至宗教、个体生命的探索（阳明心学与西游记、牡丹亭、金瓶梅的“雅俗共赏”）。或者可以说，在佛学于心灵上冲击儒学之后，蒙古人的铁骑在身体上也造成同样的震撼。（缓刑的淝水之战：辽-金—元）　　

于是明朝的复归就不仅仅是汉、宋的重演，而是在绿洲和岛屿之间同时出现了新的长城和互市，可以说是欧亚大陆一体化版本。此时，蒙古汗国、东南亚、东非国家似乎成为新形势下的明朝藩镇，而汉唐时期的疆域已是郡县制的扩大版。所以清朝的出现就不再是唐、元时期的旧制了，从康熙时期三藩、台、蒙、藏的“分封”到鸦片战争后粤、湘、徽的“中兴”已是“五族共和”的时代了。　　

而此时出现的草原代言人已逐渐的为沙俄、伊斯兰部落所取代，在海上则是葡萄牙的澳门、荷兰的台湾、西班牙的东南亚乃至日本的朝鲜……法国的非洲，西班牙的拉美，英国的北美、澳洲、印度，以及八国联军的中国，世界大战的欧亚大陆，核恐怖危机的地球……　　

海陆冲击期的全球文明　　

马克思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是《资本论》在世界史上的经典运用，而当此之时（1860年代），德、意的资产阶级革命，日、美的南北战争，中、俄的城乡地主资产化运动，以民族国家资本的形式颠覆了英镑殖民体系。此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则是各民族资本在一个全球产业分工内的同质化竞争，或者说主要是殖民体系的内斗的结果，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竞合关系。　　

也就是说不是分工协作式的竞争，而是在原材料基地的掠夺、过剩同质产品的倾销、关税-汇率的无序定价上的海盗式兼并。而且也正是在这种国际贸易的无政府状态之下，才产生了像IMF、世界银行、WTO、联合国等一系列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组织和定价机制，这也为人类从纯粹的狩猎经济（掠夺战争）向生态经济（多元共生）过渡创造了条件。　　

而这些全球一体化的协商机制，并非由所谓“自由经济”的海盗式殖民经济内部所产生，而根本上是由于战争所造成的负生产和共同毁灭的（核）威慑下的妥协。这种妥协对于二战后出现的欧盟一类组织来说似乎是破天荒的一个新鲜事物（千百年的军阀混战），然而对于像中华文明这样有着数千年“久合必分、久分必合”基因的共同体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区域历史经验的国际化过程。　　

这实际上也可以从凯恩斯把苏联的列宁式新经济模式移植到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中可以看到，美国已不只是英国岛屿模式的简单移植而是综合了欧亚大陆集体经济的历史经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美洲人的美洲”这一口号本身就是对“自由主义”经济的直接否定，所谓的“门户开放”只是针对英国的垄断式殖民体系而言的，华尔街-五角大楼（wall-war）联体模式又是怎样的自由主义呢？　　

他（杉原熏）还认为——从长远看，正是一个西欧与东亚发展类型的结合，而不是单一的西方成就的传播，对世界GDP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因为前者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得以在更巨大人口的社会中应用。 “世界现在已经再次‘调整方向’（Re -Orienting），中国再次准备占据它直到1800年以后一段时间为止‘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无论从人口规模（世界民主）民族结构（种族平等）还是人均资源消耗产出比（生态效益）来看，中-和模式(mid-mix)都比美元-导弹(mon-mis)模式更具有普世价值。　　

　　

从训政到宪政：明朝@ 西方内阁制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1 0月1 7日文章】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比美国的民主制更灵活（作者成为资本创始人李世默）

对于人类社会面临的无数似乎难以处理的问题，人们不断在热议：什么才是“最佳”统治制度？

弗朗西斯·福山在最新巨著《政治秩序起源》以及相关论著中指出，中国一党制的显著成功没有解决“坏皇帝”的问题：如果当皇帝变“坏”，你如何让他离开？

一位新闻评论员甚至断言，尽管中国共产党享有广泛的民意支持，中国体制的致命伤是一旦共产党失去人民的支持，没有办法促其放弃权力。

但这是一个伪命题。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今天，民族国家已经更替了帝国和王国。在这个比喻中，水依然是人民，但舟不再仅仅是帝王和他的王朝，而是组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更庞大、更复杂的政体。

与美国的选举民主制一样，中国的一党制是载入宪法的。如独立民意调查一贯所显示的，中国人民对共产党领导压倒性和持续性的支持是以中国一党制政治组织结构为背景的，因此只能被解读为对这一基础政治体制的支持。

有些人提出在共产党失去民众支持的假设情况下它应该下台，并认为只有确保这一点人民对党目前的支持才是合理的。按照这一观点的逻辑，那么在目前美国的选举制失去人民支持的假设情况下，美国必须取消选举，废除人权法案，建立独裁或其他形式的政体。

这显然是荒谬的。统治者可能和平地被继承或更替，但政治体制本身无法顷刻更迭。几乎无一例外地，政治体制的迅速变化只有通过革命才会实现。

很多人指出，西方民主政权更优越是因为选举产生的政党交替令政府拥有足够的灵活性，制定不同的政策来适应变化的时代，从而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愿。相反，中国的一党制是僵硬的，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将其与人民分离。

只要稍稍思考就能证明这种说法有多荒谬。自从1949年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在同一个政党的领导下，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政治环境变化之大有目共睹。从土地改革到文化大革命再到市场改革以及“三个代表”，中国不同时期的国内政治简直翻天覆地。

在外交政策上，中国20世纪 50年代曾是苏联的密切同盟， 70、80年代与美国建立事实上的联盟关系。今天，中国在日益多极的世界里寻求一条独立路线，在全球独树一帜。

60年的历程中有过错误也有相应的路线修正，中国从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事实证明一党制拥有卓越的适应变化和自我修正的能力。另一方面，全球选举制政权的记录显示，党派通过选举轮换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灵活度或自我修正。

在美国，选举可能选出了新的总统和国会多数党，但他们似乎没有为应对美国的长期挑战做很多事。

在欧洲，没有任何选举提供解决这些国家最大麻烦所需的最低限度修正。在首相一年一换的日本，选举和党派更替未能将该国带出20年的停滞期。

在这个全球政治更替的季节，在中国、西方、日本和阿拉伯世界，水是载舟还是覆舟？水真正希望载哪种舟？少一点意识形态的偏见，多一点诚实的思考，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些简单事实：选举轮换制不一定产生灵活性或合法性：一党统治不意味着僵化或缺少民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