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毛泽东，鼎力开展政治体制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给人民最广泛有效的舆论自由和民主权力，让人民永远有效监督党和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重要奋斗目标，是毛主席认定的，并矢志不渝的为之奋斗终身基本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理应依靠人民群众的参与，因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不竭的力量源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千里眼”，群众监督具有真实性、广泛性、公正性的特点，依靠群众进行监督，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最好的监督、最根本的监督。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广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取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重大成就的，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的事业将一事无成。

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国家的解体也有力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加强人民民主建设。苏联解体后，在分析研究其解体的原因时，中国的资改精英和相当一部分阿谀奉承的学者都图高层顽固派所好，一股脑儿说其解体的基本原因是经济发展缓慢所致。这完全是避重就轻、自欺欺人，那时的苏联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80%左右，许多尖端科技超过了美国，比现在中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所占的比重还要大，科技水平还要高。他们中又有人说：虽然前苏联的GDP大，但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人民生活改善不够。持这种观点的精英甚至在中央电视台是公开宣称：要不了多久俄罗斯的经济就会乾坤大转，会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至今也没有见到这种局面，说明这些人在胡说八道）。按照他们这种逻辑推理，现在俄罗斯的GDP只有美国的几十分之一，产业结构更加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了不知多少，它很快就要垮台不解体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实践证明这些人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随着多年俄罗斯在社会发展中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政治的混乱不堪，中国的非主流学者开始质疑，有些政治家和学者开始觉醒，他们开始在政治上寻找苏联解体的原因，尤其探索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缺少民主，民众缺少制约权力的权力，缺少基本的社会监督，形成了政治上的官僚主义和社会腐败，失去了国家赖以生存的人心，以至于被反动派一呼百应的利用起来。当那些党内叛徒、卖国贼起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推翻国家政权的时候，人民大都站到他们的队伍里，致使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倒下，这才是苏联解体的基本原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共产党应该以此教训，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更应该以前苏联灭亡为参照系数。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因而要进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攻坚”。本质上，说任何改革的重点难点都是政治改革，从古代孔子推行“仁义”、商鞅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王安石变法、再到近代的戊戌变法莫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攻坚”这个比喻很贴切。现在，人们所说的“攻坚”大体就理解为两种，一种是“攻”社会主义堡垒这个“坚”，彻底私有化，让资本寡头控制经济命脉，走三权分立之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实现对劳动者的专制；另一种是“攻”腐败的“坚”，“攻”封建残余官僚的“坚”，“攻”资产阶级法权的“坚”，消灭资本家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实现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做主。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人于六十年前开始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攻”第二种“坚”——实现人民当家做主，而现在的当代资改派的倡导者的是“攻”第一种“坚”要求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实现资产阶级民主。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
毛泽东历来重视民主和支持民主。早年参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等民主运动。在党内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相信群众、要依靠群众”的民主作风；在文学艺术领域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社会上坚持“让人说话，天不会垮；不让人说话，天总有迟早要垮”，坚持“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民主作风。毛泽东所追求、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所以，从民主上讲：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民主运动的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毛泽东追求民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首先要追溯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拓荒者陈独秀。1915年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就以“民主、科学”为大旗，在袁世凯的封建复辟逆流中、在军阀混战中展开的；新民民主义革命中“民主”是革命的重要目标，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有力体现了这一思想。

到了１９４５年，毛泽东专门邀请在延安访问的国统区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６０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人民网资料）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公然寻求探索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渴望通过民主方式跳出历史的周期率，并为之奋斗终身，不惜粉身碎骨。

在即将夺取全国政权时候，毛泽东更是以高度的注意力关注共产党自己所建立的新政权里人民的地位和权力问题。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此进行了透彻地说明，他讲到：“‘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并说“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完成消灭阶级和进入大同的历史任务。”

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社会主义国家，是毛泽东梦寐以求的追求，从建国前到建国后一直在有效地研究、实行、解决这一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和向全党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任务就集中表现了这个重大历史课题的研究成果。

“人民当家作主”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治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人一如既往的追求民主。他没有像党内的某些人那样，感到辛辛苦苦打下天下了，革命成功了，是到了该躺在功劳薄上享受的时候了。毛泽东聪锐的眼眸始终不曾离开对社会底层大众的关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了，但该怎样才能保证处于权力高层的当权阶层永不变质，永远做到为人民服务？用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始终保证广大人民不受二遍罪，不吃二遍苦？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成就,基本建成了人民是国家主人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探索中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和最重要、最基本的来源。　　

都说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学的是苏联模式，如果这句话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话，那么毛泽东决不迷信苏联模式，决不是简单的囫囵吞枣的照搬照套苏联模式，而是采用了批判的、拿来主义的态度，使之洋为中用。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地反思、深入地探索和强有力地改革，尤其是进行了重大的政治上改革。如果没有这个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不会发展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早已四分五裂。党的十七大上讲：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这无疑是深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得出的科学结论。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强调了三个“永远铭记”,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创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解放后追求社会主义民主是从三反五反开始，这是一次小的演练，而1956年反右运动前的那次整风运动确实是准备一次大规模尝试。但56年的整风运动刚展开，就由于少数包藏祸心的极右分子的野心勃勃、阴谋败露和党内一些人的紧张担忧而半途而废，后又在某些人的掌控下致使反右运动扩大化，故这次整党整风，让人民监督政府、监督官员，让民主党派提意见帮助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没有能实现。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成为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新道路的开篇之作。57年代《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在探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怎样实行人民民主的思想理论的经典之作。此后，在上述基础上毛泽东又依靠人民、总结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探索中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实行人民民主的具体方式。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又说：“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毛泽东对党的高级干部，尤其不放心，他说，“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虽然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不倦、前赴后继的寻求社会主义民主，但是，由于中国民主革命过程短暂而且不够深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是在封建社会的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封建残余势力有市场，封建意识浓厚，官本位思想意愿强烈，所以真正要做到人民当家做主，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还需极大地努力，甚至是巨大牺牲。到1966年，从当时党内昔日战友的不同声音，从党内变质腐败分子的堕落，从国家政权机构的官僚化蜕变，毛泽东的思绪穿越时空在中国，在世界的历史中飞扬驰骋。他深感如果不能有效建立一套真正的人民大众民主制度，眼前的一切终会成为过眼烟云的，如同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政权周期率循环往复一样，随着统治阶层的日益腐化堕落，人民必将重新被置于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地位。毛泽东看到原来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和建设的目标难以成为现实，于是，他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民主在人间”的大无畏精神，发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化大众民主尝试，对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来个大扫除，动员人民积极参与、并从中得到锻炼成长，试图建立人民民主的长效机制，在他有生之年还中国共产党的初衷，还人民舍身忘死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夙愿。这场运动在反官僚主义精简机构方面就像中国革命的友人斯诺有所描述：毛的目标（发动文化大革命）之一，是“精简行政机构”和“消除机构重叠”。在首都，中央政府的精简尤其严格，在省会和大城市，我看到行政机构的削减是够剧烈的。1971年初，周总理告诉我，举例来说，现在只有两位副总理协助他工作，而以前有七位。他说，“过去，中央政府直属部门有九十个。现在只剩下二十六个。现在这些机构都由革命委员会管理，在每一个革委会中都有党的核心小组起领导作用，以前，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员有六万多人。现在大约有一万多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把农民陈永贵提升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把工人吴桂贤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这就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改革。这样前无古人创举，极大地提高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地位，使他们真正能当家做主，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这种大幅度提拔，非常耀眼，招人嫉妒，需要一往无前的斗争意志，需要排除万难去夺取胜利。陈永贵、吴桂贤得到的荣耀是许多一辈子跟随毛泽东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高级将领都没有得到的殊荣，这要过多少关，斩多少将（陈永贵、吴桂贤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失落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着力提高工人农民政治地位的壮举得到了工人农民的热烈拥护，极大地提高了工人农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迸发出空前的革命和建设热情；增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人民中，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中的威信。这是尼克松1972年到毛泽东书房拜访毛泽东时说：您改变了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美国说中国操纵了联合国的基本因素之一。这种破格提拔工人农民在苏联的经验里是没有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难以寻求的，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也是难以找到先例，这不仅是一次深入持久的政治改革，而且是不折不扣、恰如其分的一次革命。

毛泽东要在中国这样一个由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大国建设人民民主，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这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在野党起着天经地义的监督作用；而中国队共产党长期执政，又处于核心地位，存在着谁来民主监督共产党这道难题。为了破解这道难题，毛泽东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高屋建瓴，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从理论到实践，千方百计的总结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从而摸索出难能可贵的科学的成功经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效。

讲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我们还是首先从毛泽东自己的讲话中去认识体验。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讲：“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大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执行。”“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毛泽东还指出过: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　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要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　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实践具有五个方面的重要特征和影响：

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毛泽东首次提出资本主义复辟问题，首次采用大民主的办法向走资派夺权，拿起笔，作刀枪，釆用大批判、大串联的方式组织动员群众，并号召群众斗私批修、大联合，采用三结合的形式组成领导班子，大力培养工农兵进入各级领导班子，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抓革命、促生产，改革教育，。这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这都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一个个伟大的尝试，是一次广泛的宣传，这一伟大的实践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宝贵财富。　

二、毛泽东创立的大民主是在大民主基础上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这是最科学的体制，人民群众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基本上完全不受资产阶级法权影响，都能够平等地发表意见，其他为私的一切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全部被压制，什么宗教宗族，根本没有市场，整个社会就存在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大民主的对立统一中，运行成本非常低，监督制约也非常普遍及时，无所不有，无处不在。有利于最快地消灭民族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差别。

三、毛泽东总是把实现和捍卫人民民主的思想同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人民群众如果不能参与管理上层建筑，而只是处在一种被领导被管理的状态，就不但使官僚主义得不到遏制，而且政治上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经济上的公有制基础也难以得到保证。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并强调在党和政府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同时，还要积极创造条件使人民群众能够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四、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民主方式，不仅对促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而且对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起着启发引导作用，导致欧美国家出现了普遍的人民民主运动，使他们取得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民权。毛泽东的民主还无可置疑的影响了世界被压迫民族人民的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成为世界人民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

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民主领先于美国，人权状况优于美国。即便有人攻击说毛泽东时代的民主不完善，但毛泽东时代的民主实践和人权状况还是大大优于当时的美国。这一点，连基辛格博士都承认毛泽东时代的人权是原告而美国人权是被告，至少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民主进程是走在美国前面的。毛泽东时代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其主要成员是工农大众，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大众民主，且与中国人口结构比例之多少相符，因此又可称为全民民主！　

但由于官僚主义的势力过于强大，资产阶级法权未能从根本上动摇，毛泽东时代的民主在探索过程中，遇到了重重破坏和阻挠，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努力都随着毛泽东离世，最后的现实还是画上了休止符。　
从根本上否定改革是错误的，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封建社会儿子继承了老子的皇位还要大赦于天下，这是儿子对老子的所作所为采取否定态度，从而采取措施进行改革。中国社会各种改革屡见不鲜：慈禧太后的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搞新生活运动也是改革，中国共产党的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就要进行土地改革。在世界历史中也能随时随地找到鲜活的例证：释迦摩尼针对印度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提出“众生平等”那就是一场伟大的改革，彼得大帝的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也是这样。今天的改革，如果你的出发点是站在上层官僚的立场上保护他们的官僚利益、官僚裙带关系、保护他们“处庙堂之高”，那肯定是错误的，如果改革是为了实现个人抱残守缺、横下一条心的思想、个人的理论那也是错误的，如果改革是为了感恩戴德、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那也必然是历史的倒退。不能用“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出现问题是难免的，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这样不负责任的态度敷衍了事。现在，中国社会有些不可理解的是：有些人想把“改革开放”这个词当作其护身符，当作中华民族永远的“宗教教义”，当作西方基督教的“圣经”，当成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当成佛教释迦摩尼的真传，以期其成为中国人未来永世不变的信仰体系，这就有些文不对题了。改革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实现党的宗旨，为了国家的强盛，为了人民的幸福。正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我们从事的事业就一定会发达起来。”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本质上和过程中讲都是完成毛泽东当年未完成而被中断的“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事业，就是“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之东流？”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做主。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中国共产党角度来说是实现人民民主，是走群众路线，“从群众自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重建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党。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是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实行人民对政府、对官员的有效监督，重建一个货真价实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
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党当前最需要的是，按毛主席说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纠正以下几个方面已有燃眉之急的缺陷：

一、重新端正社会主义方向，重返毛泽东思想的指引。
二、清理资本主义腐朽文化，扫除封建没落文化，恢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三、重塑党的形象，重建政府威信。
四、实行人民民主，恢复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让人民能够名副其实的享有监督党和政府，监督各级各种官员的权利。
五、在各级单位尤其是基层单位选拔干部、选举代表、评先先进过程中，以群众意见为基础，实行民主集中制。
六、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恢复党的群众路线。
七、精简党政机构，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效率。
八、坚决反对腐败，打倒官僚资产阶级。
九、力破韬光养晦，重振国威、军威，做一个令世界人民信服的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
十、清除卖国汉奸。
十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综合治理社会治安，降低社会犯罪率。
十二、执法必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缩减三公消费，消除腐败。
十三、加强宏观调控，公平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十四、回归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接班人。
十五、在有条件的地方，首先恢复集体所有制，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合理使用土地，实现农业机械化。
十六、在城市逐渐收回国营企业，实行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实行“两参一改三改造”。
十七、国家集中管理资源，保护环境，绿化自然，缩减荒漠化。
十八、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无疑是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中的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撑控了国家的舆论媒体，在政治经济领域也有极为雄厚的资源，而且有能力左右着国家的政策法规。这些人既有领导干部，又有学者商人，活跃在国家的许多领域和部门。由于他们的财产来源大多并不干净，因此心里总不踏实。在一些外部势力的威逼利诱下，及有可能配合其对国家实施颜色革命，以达到彻底洗清自己的目的。对他们不作政治改革，人民群众将永远遭受他们的剥削和压迫，那“人民当家做主”就是一句空话。
十九、在过去的国营企业里“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这是过去我们国家很多行业延续多年的一个优良传统。原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05年就说过：“我搞工业搞一辈子，过去叫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我们石油系统也好，我们其它工业部门也好，工人身上有多少汗，我们干部身上有多少汗，工人身上有多少油，我们干部身上有多少油。当时石油部叫‘三个面向，五到现场’，这本来是我们的传家宝”。然而这个传家宝在“与时俱进”的精英们眼里，早已弃之如弊履。所以在国营企业里也要进行这方面确定无疑、立竿见影的恢复改革。

“政改”不同于“经改”，“政改”的关联效应特别大，中国不是没有过教训，中央政府曾经试图搞过政府内部改革，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呢？关联度太大，没有做好改革的充分准备，改到最后越改越糟。政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考量自己的意志、胆略、勇气最佳方式，也是考验中国共产党决策层精神境界的重要标尺。毛泽东当年就不惜粉身碎骨。毛泽东说过：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又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杀张子善、刘青山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谁要搞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是要有不怕割脑袋精神的。像薄熙来同志唱红打黑那样有一股虎气，有一个敢于牺牲的精神，这一点正是传承了毛泽东的硬骨头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与鲁迅相通的精神，也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可能有希望。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绝非轻而易举，改革的方式应该是毛泽东的运动式的。要搞大规模的整党整风运动，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打一场旷持日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民战争。　　

直觉告诉我以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久拖不决，议而不定，决而不行，信誉扫地，失道寡助的状态，改革者缺乏毛泽东、薄熙来那种虎气，那样一种粉身碎骨的彻底革命精神，所以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已经出现了“三而竭”的局面。例如：政治体制改革高喊了二十多年，还在隔靴搔痒；干部财产公示制度，也嚷了十几年，而且某些高层领导还在公开的大环境中向公众表过态，但也是虎头蛇尾，竹篮打水一场空；盘大的三公消费，越改越大、尾大不掉；反腐败从小腐败反到大腐败，从贪污受贿几百万元反到贪污受贿几亿元；生产安全事故如多米诺骨牌，怎样调查怎样处理就是屡禁不止；白色垃圾塑料袋仍然是满天飞。

而今重举“攻坚”大旗，再开政治体制改革战火，重建人民当家做主，希望破釜沉舟、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不能让人民麻木，更不能让人民失望，这样才有凝聚力、公信力！

胡锦涛总书记还说过：“核心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要不要改，而是朝着什么方向改”。

张夷2010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