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原文：http://zkui.blog.sohu.com/130918812.html

第三节、斯隆模式的启示。

邓小平有一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注)

此言一出，扫尽笼罩在社会主义意识上的重重阴霾，因为它以自然社会的最为本质的特性为基点，所有的理论都不能不重新界定自己的取向，或者说，它指出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标准。

邓小平之说含有两层互为的意思，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是一个富裕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多元而共富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社会学意义上是从“良序”的社会进入“多元”的社会，它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政治学上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作为发展过程的指向。

现代中国面对的现实课题，重要的是如何从经济层面进入政治和文化层面，实现本质性的进步，抛弃庸俗唯物论。

研究马克思主义，应该有一个前提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两种文化的产物：犹太文化和欧洲文化。前者予以革命性，后者予以实践性。只有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传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主要地产生了欧洲式马克思主义、俄罗斯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式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理论上就是彻底抛弃落后自闭的俄罗斯式马克思主义，而返回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本身。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具有根本性对立的特性，在老子、孔子学说与基督教之间能够找到许多共同点，尤其是老子、孔子学说对启蒙时代的西方哲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理论产生过重要性的影响。这种联系是一类良性的联系，近代主流中国社会从来不拒绝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向产生了两代超级大国的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学习。如同马克思对于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兴趣，来自落后的德国的伯恩施坦看到英国的感慨，现代中国人到了美国也一样有了看到光明的感觉。

把通用汽车模式与陈国君模式相比较，即源于对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兴趣，也源于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

－、斯隆模式的社会主义属性：

通用汽车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体现于斯隆模式。

斯隆模式是美国企业家斯隆于1923年创立和实行于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模式。它直接决定了通用汽车公司指数型的成长速度、良好的盈利状况及其在产业领域里逐渐取得的主导地位。探讨斯隆模式，感受一类与良性社会保持一致性的企业文化，而这种企业文化也直接影响着社会。

比较于斯隆模式，陈国君的企业管理模式，或曰苏南模式，或曰台湾的大陆模式，是一类掠夺型的模式。内涵一种不信任、不稳定的外来者心态，是一类能捞多少就捞多少的想法。陈国君模式，即使与目前中国普遍存在的粗放型的管理模式相比较，也具有野蛮落后的性质，如果与斯隆模式相比较，却又有三代差，或者说，它几乎处于原始状态。

如果能够结束陈国君的“中钢模式”，然后完成粗放型模式的实践，也许能够和美国式19世纪的模式相衔接，也就是实现保罗－克鲁格曼的建议，进入依靠“先进科技和提高效率”，创造“核心竞争力和创新精神”的经济模式。

19世纪的30年代，西方社会，尤其是作为世界工厂的美国面临席卷所有的经济大危机，美国社会的生命力体现于，美国的观念在改变的，在实践上产生了斯隆模式，而在理论上，产生了罗尔斯的《正义论》。笔者已经进入罗尔斯的《正义论》思考，对于斯隆模式的认识也就乐在其中了。

美国的观念在改变表现于：

1、从知识型向专业型转变：

1895年，当斯隆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他们赋于时代一个理念：“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有运营公司的头脑”（《里程碑》）。但是，到了20世纪初页，整个汽车产业，尤其是通用汽车公司，公司首脑们认为，只有那些真正和汽车底盘、刹车打过交道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汽车人，例如创建凯迪拉克的亨利－莱兰、创建道奇公司的道奇兄弟和创建克莱斯勒公司的沃尔特－克莱斯勒。

在这里个人的兴趣被引导向实业，人的潜能得到尽量的挖掘。虽然在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的学习，使斯隆的思维“如同工程设计一般具有缜密的逻辑条理性。”斯隆本身却“是靠自我学习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管理者。”

向专业型的转变是更加广阔和深入的生产力的解放，人才并不局限于文凭，个人的兴趣才是真正的老师和创造的动力。在这里，我们事实上已经意识到，我们现代的生产力的开发水平与美国的生产力的开发水平有近百年的差距。

吉林国资委为什么不愿意把通钢交给通钢的员工，而宁可交给外来的私有者，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对生产力的开发在意识上的缺陷――因为他们认为通钢员工是愚昧的，却看不到通钢员工是专业的――如果他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脉，将迸发最大的专业热情。

遏制三万多人的职业热情，而信任一些特高课型的人物，这是封建官僚的属性。

2、从发明型向管理型的转变

在斯隆出现前的美国，获得巨大私人财富的惟一途径是发明新的产品或首创新的工作程序。美国早期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正是那些伟大的发明家和革新者，诸如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电气大王托马斯－爱迪生和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到了斯隆时代，管理已经成为企业发展中的动力了。

当代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写道：斯隆“绝非一个自谦的人物，他对自己在美国经济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充满信心。”

正是“充满信心”的斯隆把“管理”推上王者的位置。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主体内容是向国外先进科技学习和模仿，现在只不过刚刚站在发明的门槛上，因此有了克鲁格曼的警示与劝戒。在管理上也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不过陈国君模式的管理与斯隆模式的管理有质的差别，是野蛮与文明的对白，是匪性与人性的判别。

3、斯隆管理模式的要素：

1）事实和数据既是做出决策的主要决定因素，也是惟一的决定因素；

2）公司应该鼓励分歧和不同观念的出现；

3）成立委员会以集中控制公司的分权体系；

4）要任人唯贤而绝非任人唯亲；

5）出现不同意见时，公司总裁或首席执行官拥有最后决定权。

斯隆模式充分显现人文特性：

其中“1”，斯隆对于依靠直觉做出决策的方式不满，也映衬出中国式的“拍脑袋”决策的荒唐；

其中“2”，这是美国自由主义文化的产物，对于中国的家长式的管理而言，无异于缘木求鱼；

其中“3”、“5”，是对权力的运用，在企业运营领域中建立起职权线，即管理人员权限之间的关系，同时协调各部门的关系。不过，在中国文化中难觅其踪迹，所有的，也无非说说而已。

其中“4”， 斯隆对于任人唯亲的专制管理体系不满。但是在中国即便最有肚量的人也做不到，因为它充满了轻视、怜悯和背叛――对于一个缺少自我约束的社会，总是如此。

应该说，从管理的角度，斯隆提出的模式条理清晰、极具说服力，它为通用汽车集团提供一个组织架构方案。

4、斯隆模式的本质：

斯隆模式实质上是基督教信仰在企业文化中的揭示，斯隆本身就是一个大慈善家。斯隆善行：

1）斯隆基金会成立于1934年，它的慈善事业范围涉及科学、经济、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到2003年年末，斯隆基金会的资产已经达到了13亿美元。

2）斯隆于1946年出资建立了斯隆-凯特林癌症纪念研究中心，该中心为世界顶级癌症治疗和研究中心之一；

3）斯隆出资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著名的斯隆管理学院；

4）由斯隆资助成立的、位于福林特的斯隆博物馆，是密歇根州历史上划时代的汽车和区域历史的中心。

5、斯隆模式在社会实践中：

1）企业向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2）通过厂商广告和改善公共关系建立一个积极的公司形象；

3）通过海外生产或出口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

4）实行多元化经营，形成除公司核心产品及服务以外的辅助业务。

斯隆的理念与20世纪初期汽车市场上的霸主福特公司的管理者福特的理念有一个巨大的差距，福特有一次声名不佳的评论，他说：

“顾客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汽车颜色，但我只提供黑色T型车。”

福特的独裁观为通用汽车的后来者居上奠定了基础。其实对于一个公司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6、令人关注的是通用文化中的劳资融合的文化：

斯隆时代的通用汽车公司是一个高报酬、高福利的企业，工会的因素总是能够排在最重要的位置之一，这一切都被后来的无能者认为是认为是拖垮通用汽车的罪证，可是另外一些人却把它看成是通用发展的根本动力，因为企业的意义在于人，这一点在美国企业文化的演变中充分的证明。

斯隆时代的高报酬、高福利：

1）人员结构成本，员工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在，通用公司成本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使每辆车的包含1783美元的医疗福利费用成本，2008年这项成本将增至1904美元。让后来的CEO瓦格纳觉得“不堪重负。”

2）公司为社会分担更多的责任，提供多且好的就业机会和福利待遇，甚至超出了企业能力。在工厂因故停业期间，必须付给工人几乎全额工资；

3）工人的权力得到充分的尊重，如果没有工会的同意，这些公司不能无限期地关闭工厂。同时规定在合同谈判中，所有的变动都必须保护正在失业的工人们的巨大利益。

斯隆之后，斯隆理念支配了九任CEO，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上世纪中叶的石油危机，还是日本汽车的挑战。在斯隆理念支配下，通用建立和巩固了世界汽车行业中的霸主地位。

二、瓦格纳的反证：

进入瓦格纳主政时期，2005年通用亏损，2008年让霸主地位于日本丰田，2009年申请破产保护。

瓦格纳也许精力充沛，但是绝对不是一个高明者，尽管他表现得比中国的那些高管或国资委们要文明得多。09年3月30日，通用汽车换帅，韩德胜取代瓦格纳出任首席执行官，瓦格纳的下台是合理的。我们因此见证了瓦格纳的反动和斯隆模式的正确。

瓦格纳失败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的应该是他无法维持前任的责任，他致力于两项企图强化企业管理制度却同时又伤害工人利益的行动：

1、学习丰田精益生产方式；

学习丰田的精益生产方式成为瓦格纳时期通用的必修课，他企图通过学习丰田方式提升了生产效率。

丰田在推行精益生产方式的时候，遭遇到了丰田工人强大的阻力，保时捷在学习丰田方式的时候，甚至发生德国工人与日本教官之间大打出手的恶性事件。

通用居于世界霸主地位，唯我独尊的文化会对外来文化有天生的抵御惯性，但是瓦格纳的通用却企图因之改变自己的困境。作家威廉－荷斯坦说明了通用人在两种文化冲突中的矛盾心理，他说：“鲁兹还在克莱斯勒的时候，就常常听瓦格纳苦恼地讲，那些更小更快的汽车制造商总是能战胜那些又大又慢的汽车制造商。”瓦格纳的苦恼来源于对文化惯性上的不理解。

2、与工会在退休金等方面进行谈判。

瓦格纳与工会在降低退休金等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

1）2005年10月，瓦格纳与工会领导人就减少通用的医疗保健支出达成了一项协议，将通用医疗保健支出每年削减30亿美元；2007年，通用与工会又达成协议，在通用10多年时间内转移550亿美元的医疗保健成本到雇员互助会后，医疗保健费用的支付就转移到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那里，最终，通用将完全摆脱医疗保健业务。通用一般每年都会在医疗保健支出上支付70多亿美元，70多亿美元几乎相当于通用全球的工程技术预算。

2）买断了大量员工的工龄，将通用的在职员工削减了35000人。瓦格纳为此而兴奋，“从05年下半年到06年整年，我们使得成本下降了90亿美元，主要是劳动力或者说和劳动力相关方面的成本下降”。

3）通用在工会的同意下，可以雇佣每小时15美元的工人以代替早期签下的每小时28美元的工人、正常离职的工人以及某些项目的特签人员。

放弃斯隆模式的人性化特性，瓦格纳注定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坎坷路径。从2000年起瓦格纳就任通用CEO，到了2005年底瓦格纳就不断面对股东要求他辞职的压力，前后不下十次。尽管在08年年底，瓦格纳表示愿意将年薪从1000多万美元降至1美元，以继续他的工作。但是，对于美国这个社会而言，无须让工人选择暴力，即有正确的信念，也有合适的方式，让一个不合潮流的人物黯然退出。

三、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观：

有一篇介绍《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文章这样描述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思想演变及其主张。

德国人爱德华－伯恩施坦是一个火车司机的儿子，当过学徒、职员、私人秘书和报纸主编，成了国会议员，也成了社会主义思想家。当我们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知道一个工人儿子的成长历程是完全必要的，它与这样的一些问题相关：

为什么马克思把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力量？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我们没有必要去寻找权威理论的赋予，只能从社会的自然属性中明白工人使命的合理性和它内涵的意义。

伯恩施坦生存于1850—1932年，这是一个欧洲大变革的时代，尤其是对于稍为落后的德国而言。从1901—1928年是伯恩施坦政治活动的高峰期，也是德国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对于近代人类社会大变革，中国更是一个落后者。如果1901—1928年的德国，还能够容忍伯恩施坦这样政治、思想家的存在，而中国式的容忍也不过是近些年的事情――思想和言论尚未达到自由的程度。但是，这种比较――实在不忍往后走了，以免让人心灰意冷。

伯恩施坦首先是拉萨尔主义者，拉萨尔主义主张：

第一，反对暴力革命和任何的“专政”，主张改良国家政治，通过普遍的直接的选举让工人阶级参与国家政治，实现全社会的权利平等；

第二，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是在于雇佣劳动，而在于分配的方式。

1879年，伯恩施坦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认为社会主义不应当只成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而应该是“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他认为，社会主义要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伯恩施坦成为费边主义者：

1888年伯恩施坦随《社会民主党人报》迁往英国伦敦。当其时，英国经济比德国要发达得多，生产技术和工具比德国要先进得多，第二次技术革命给英国社会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工人的收入普遍提高了，劳动条件改善了；经过自由竞争阶段后的英国企业出现了“大合并”，商品生产的社会成本降低了，私有制下的商品生产社会化程度得到有效的提高。

在英国伯恩施坦亲眼目睹了德国尚未出现的景象，于是充满热情地关注费边主义――英国的社会主义――主张渐进性社会主义改良，走民主主义的、合乎道德的、合乎宪法与和平的变革之路。

1899年2月，伯恩施坦以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全面的修正，并系统地整理成书出版，即《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伯恩施坦在书中强调了“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民主”概念包含着一个法权观念：

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

他认为，“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他写到：“我并不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似的力量的合作也是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

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具有自我更生的能力。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在于通过积极的行动推动它的发展，以此逐步实现社会主义；

他提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社会模式，而是一种社会进程，社会主义也并没有一个最终阶段，它总是在不断进步。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出版后，经过多年的激烈辩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即得到了完全的贯彻。我们在斯隆模式中可以看到它深刻　的影子；把伯恩施坦观与现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同列，我们能够感觉出，后者是多么贫乏和阴暗。

壶公评论写于09－09　发表于《壶公评论》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