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收入差别扩大问题的批判

——论《中国发展新阶段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

一向沉默的吴敬琏先生在《中国改革》杂志上抛出了《中国发展新阶段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一文。拜读完毕，浑身发麻，对吴敬琏先生的强词夺理和“崇高的学术头衔，低级的学术分析”感到一丝趣意。

为了维护左派的声誉，回击吴敬琏氏在分配收入扩大问题上释放的烟幕弹，谨在此处对这位经济学“大师”的分析作一“分析”。

一、 批判《如何对待现代社会中的中等阶层》

1、所谓中产阶级重要问题的批判

“如何对待在现代社会中崭露头角的中等阶层(西方统称为“middle class”，在中国，有时也译为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层)，对任何一个现代政党而言都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重大政治问题”。

对工人阶级的党来说，这确实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但是这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如果一个真正工人阶级的党因为要对待这个“性命攸关”的“崭露头角的中等阶层”而过于认真，对自身的纲领反应过激的话，必然会导致修订党的纲领，努力去迎合这部分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从而消弱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必然在社会生活中失去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

中国所谓的中等收入阶层，恰恰是官僚资产阶级的附庸。在早期的改革初期，中产阶级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上升为有一定资产的小企业主。这些小企业主由于一般地较少地雇佣工人，对工人的待遇也往往具有社会主义“阶级兄弟”的色彩，因而其剥削的程度较为轻微。但是到了90年代的中期，大批掌握政治资源的官员、知识分子开始投机经济，利用政治制度的漏洞合伙瓜分人民大众的财富。注意，这种经济地位的上升是以和吴敬琏先生所谓的权贵阶级“联盟”的结果获得的。

中产阶级的附庸地位决定了其动摇性和巨大的过渡性质。一方面，他们不满腐败集团对他们利益的过渡瓜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要利用腐败分子在市场中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和钻营制度漏洞的能力。他们沮丧于工业资本投资、生产环境的普遍恶化，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持有幻想地跟在权贵资本的后面，企图从他们手中获得“准生证”和分配一些可能的利益。

2、所谓“新中等阶层逐渐成为中坚力量” 的批判

“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新中等阶层(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取代传统社会中的权贵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展，这种趋势在中国社会中也开始表现出来。包括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的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大。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执政党必须依靠的基本社会力量”。

正如前文所说，所谓独立的、有自身阶级意识的新中产阶级实际不过是一种外国资本、金融资本和权贵资本的附庸。让共产党代表这些腐败分子附庸者的利益，不过是暴露了吴敬琏先生的马脚。

所谓“各类专业人员”不过是一种昏话。如果什么都是专业的话，那么腐败分子也可以说是“专业经营权力腐败”了。

看看吴敬琏所说的新中产阶级都是哪一部分人吧——“包括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这就是实质。

高兴去吧，技术人员，你们已经上升为中产阶级。过去对你们工人阶级属性的认定不过是一种侮辱。现在名正言顺了，是中产阶级，而且是社会的中坚。

经理人员更应该高兴了。一向自认为是老板“高级打工崽”的企业管理人员成了社会中坚，真是光宗耀祖。

反对教学科研人员是中产阶级？真是一帮神经病。当然是中产阶级了。他们从国家手里获得科研经费，进了个人腰包，分到一杯羹，自然也“高级”了起来，可以自然而然地登堂入室，成为了社会中坚了。

“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可笑的天方夜谈。

按照所谓专业不专业来分析判断其在社会中的经济利益和对待社会问题的观念，是最荒唐的理论依据之一，根据一种工具来判断其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地位，是试图抹杀同一专业系统中不同的分配差别。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个人，在排除特殊情形的情况下，其经济利益的诉求往往按照社会资源占有和社会分配利益的结构而划分的。同一系统中的人员可能会有不同的诉求，但是必然对社会经济结构有一个较为一致的共同意见。而这种共同的利益意见恰恰是阶级标签的重大区分性标志。

中国目前的社会分配系统恰恰抛弃了吴敬琏所谓的“中产阶级”。目前中国的高房价、高医疗支出、高教育收费正在驱使已经形成的中产阶级继续发生分化，而有潜力的中产阶级受到盘剥。举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为例：

公共机构同一个单位的不同年龄的工作人员，不仅收入不同，而且发展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差别。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早期政策的原因，很多的工作人员免费获得了房子、公费医疗和对子女教育的优惠政策。在他们有较为闲暇的资金以后，他们利用他们已经得到的社会关系进行投资。当然这种投资多数是虚拟和投机的。他们很多人从社会的不公正中获得了利益。

但是该机构的其他人员同时面对着的却是与他们相反的、悖逆的过程。他们从社会高收费教育中走到这个公共机构。由于取消住房分配制、公费医疗和对子女教育的优惠政策，他们不得不提前消费，透支生命。在这种无保障的社会制度只能把他们重新抛至下层阶层。这就意味着作为一个中产阶级他的衍生、新旧更换的机制是恶性的，根本上是不健康的。

因此，所谓中产阶级根本上无保障的，因而可能只是一种阶层过渡的形式。不仅“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依照其经济利益和从改革中得到了分配利益结构的不同而划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其自身也缺乏坚强的所有制支撑。

“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的基层人员，不过是一种新兴买办阶层和大资本家的“高级打工崽”而已。由于目前的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他们不得不将大部分的收入奉献给大资本家和官僚资产阶级。

这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依靠自身的劳动成果获得的工资收入最后不得不以高房价等形式返回给资本家，成了隐藏在买卖游戏中的一种最悲哀的掠夺形式。

因此，所谓“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逐渐取代权贵阶层上升为社会中坚，如果单纯就管理生产力这种关系而言，乃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就所有制而言，不过是一种可笑、幼稚的假设。无论如何，这种表面抬高专业人员地位，实际上转移斗争视线的做法不过一种狡诈的障眼法。

3、关于左派“异己的专业人员“问题批判

“但是，一些顽固坚持‘左’的错误思想的人继续把专业人员看作一种异己的力量，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或者‘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对象。在1989--1992年的改革大辩论中，市场化改革的反对派甚至宣称，‘中产阶级’是‘最危险的异己阶级’，主张对他们采取限制和压制的政策。只是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对那些反改革的‘理论家、政治家’的言行痛加批判以后，他们才有所收敛。不过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这种‘左’的错误观点。”

再也没有吴敬琏这么无耻的歪曲了。

工人阶级反对的恰恰不是这些“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而是拥有“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身份的，但是却依靠自身管理权力来掠夺国有资产，侵吞科研经费、制订反人民政策的公共机构人员。难道吴敬琏认为这些人也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我们恰恰说到问题的实质了。吴敬琏所谓的专业人员逐步成为声社会中坚理论不过是想告诉我们：依靠贪污腐败、依靠残酷资本非法掠夺、依靠权力非法转移国有资产的、社会败类的那部分“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了。

他们要求分享政治权力，于是他们在党的体制里要求代表他们的利益，在经济权力上要求保障私有财产。而这部分私有财产，不过是在权贵资本腐败式的纵容和支持下，依靠隐性地剥夺多数基层、无权的“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而形成的局面。

难道吴敬琏赞成的是这部分人的权利和民主？

事实上，工人阶级从来也没有赞成过所谓“中产阶级”的荒谬言论。如果从阶级分析法来考虑，所谓中产阶级不过是资产阶级美妙的、虚幻的假象罢了。不过是掩饰他们剥夺工人阶级、掠夺人民财产的可耻行径的面具罢了。这种中产阶级的说法， 不过是和“下岗”、“新社会阶层”、“企业家”等现代词汇一样，是掩饰资本主义经济实质的动听语句罢了。

说工人阶级反对“知识分子”？不过是无耻的污蔑。工人阶级反对的是失去社会良心、站在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反对人民利益的小部分“知识分子”罢了。如果说对这部分人进行“专政”也是反对了党的政策，那才真正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挑拨。

可能吴敬琏说的是他这种无良的知识分子吧。那么我们承认这种“罪行”。我们就是要将这种赞扬腐败和掠夺的虚伪知识分子扫出历史的舞台。

最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的是，他居然认为小平同志是站在他的立场上的。这真是对小平同志最荒谬的污蔑了。

4、所谓“仇智”的批判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党政领导一再重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和发挥专业人员积极性的政策，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已经确定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正确方针，但在几次‘左’倾思想回潮中，传统路线的支持者仍然利用一些人的民粹主义情绪蒙蔽‘弱势群体’，挑拨他们与中等阶层之间的关系，煽动‘反精英’和‘仇智’。这种宣传鼓动，已经造成部分社会关系(例如医患关系)的紧张状态，严重损害了专业人员发挥聪明才智、服务社会和企业家群体艰苦创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威胁。对于这种社会动向，必须郑重对待”。

吴敬琏真是具有官僚经济学家的派头，居然以一种权力的身份宣布左派是“反精英”和“仇智”。这真是骇人听闻的道义迫害。

左派并不反对无产阶级的权威，而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动派的“精英”。中央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是绝对不是尊重那种“权力腐败经营学、官场生存法则、投机钻营一百法、关系学”等的知识，也不是尊重那种“与金钱联盟的知识、向权贵谄媚的知识”，更不是要什么“对人民是老爷，对上级是奴才”的人才。而所谓“发挥专业专业人员的积极性”也不是发挥他们投机、盗窃国家财产的才能。

如果他们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特别是为着中国的老百姓服务。那么这种知识分子才是可贵的。

难道吴敬琏反对我们对堕落知识分子的批评？

吴敬琏摆出了一付专业人员“受到伤害”的无耻嘴脸。告诉中央政府说，我可怜，所以中央要保护我。从而以弱者的姿态来恳求新一轮政治权力分配中照顾他们的利益。什么利益呢？就是骑在人民头上继续作威作福、继续当资产阶级权贵们走狗的权利。

吴敬琏号称反腐败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他把反腐败的良心一词据为己有，反过来向左派反戈一击。

事实上，左派是反对腐败的主要力量。国有资产大流失、对工人阶级迫害的露出水面、对拆迁户的保护、批判物权法，无不以反对权力的腐败为重要基础的。

什么？“利用一些人的民粹主义情绪蒙蔽‘弱势群体’，挑拨他们与中等阶层之间的关系”？真是最恶毒的挑拨了。他把群众看的太幼稚了，恰恰相反，左派的理论和现实分析恰恰恰来自对社会现实材料的分析和思考。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这里他污蔑9亿人民群众的智力水平，是他作为经济学家最可耻的叛卖。

二、批判《如何处理收入差别扩大的问题》

1、对计划经济的污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党政领导针对‘左’的路线下，分配的平均主义极大地损害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抑制了经济效率提高的严重情况，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我国在赤贫人口大幅减少和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的情况下适当拉开了收入差距。这种变化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主要由于腐败和垄断等非市场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后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全体居民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突破了0．4的公认警戒线。十六大根据这种形势，对我国的分配方针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提出要在‘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同时，采取‘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的政策，以期更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正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这段材料是吴敬琏经济思想的证明，也说明从改革开放以来，在吴敬琏经济理论的影响下，中国是如何排斥社会主义思想的。

平均主义不是社会的反动力量，恰恰是资本的反动力量。在相当程度上，一定的平均主义恰恰保证了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吃一小碗米，吃一碟菜的周总理仍然在现代社会为人民所爱戴，而且在后代仍然是爱戴的理由。

历史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社会分配达到极端不公的时期，人民会使用暴力强制实现“平均主义”。这只是结果的分配问题。这说明在社会分配领域，一直隐藏着试图平均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时常在东方的革命中展现出来。而生产资料、机会均衡的“平均主义”是完全必要的。他保证了人和人之间在初次机会中的平等起点和公正地位。

这段材料根本没有指出时间界限，如果人们说，改革开放以前难道全部都是“‘左’的路线下，分配的平均主义极大地损害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抑制了经济效率提高”？这种模糊的战略恰恰是在否认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工业、国防体系的巨大成就。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相对的平均主义恰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而参与工厂民主管理的机会平等的“平均主义”恰恰促进了工业的大发展。不然怎么理解“铁人王进喜现象”？

2、对问题症结情况的批判

“可是近年来，由于预定进行的改革推进乏力，限制行政权力和打破垄断等有利于缩小贫富差别的措施没有到位，腐败活动有增无减，使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成为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恰恰相反，行政权力应该弥补市场的不足。但是问题是权力出现在它不应当出现的领域，则形成了这个制度下的新生资产阶级和新生官僚垄断集团。

吴敬琏否认是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而是把原因归结到“改革推进”过程中的问题，不过是把次要原因替换为主要原因。

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之所以会出现“操作不到位”等层面的问题，根本原因是官僚利益集团不愿意为“口头承诺”和“口惠”配置相应的社会条件与操作措施。这种改革不过是在瓜分国家财产过程中的一道安慰人民的灵水而已。

当人民跟在这些貌似和善改革派的背后时，发现他们的屁股上贴着“私有”、“掠夺”等字样时，他们就一轰而散了。这真是对吴敬琏的绝妙讽刺。

3、对左派攻击的批判

“然而在最近几年的争论中，少数人极力散布他们对贫富差别过大的原因所做的歪曲解释，把大众对于腐败的义愤引向错误的方向。他们说，目前贫富差别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腐败和垄断，而在于市场化改革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他们以此蒙蔽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转移视线，把大众‘仇腐’的正当感情引向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的歧路。在政策取向上，也不是针对贪官污吏和‘红顶商人’的非法收入，而是针对专业人员的合理报酬和企业家的合法利润；鼓吹对高层经理、教授、医生、高工等的工薪收入进行限制或课以重税”。

反对腐败只是左派的当前目标之一。恰恰是腐败分子收买了专业人员，收买知识分子为他们鼓吹。而且恰恰是腐败分子通过各种“洗钱”活动成了“高层经理、教授、医生”。也是他们支持着他们的子女成为受到腐败恩惠的“高层经理、教授、医生”。

我们并不反对自食其力、正直、依靠自身能力的“高层经理、教授、医生”。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这些戴着“高层经理、教授、医生”的人员是很复杂的，其中有腐败人员，也有贫苦人。

将左派的目标歪曲成对某一“高层经理、教授、医生”集团和职业角色的反对，不是有意的歪曲，就是幼稚的无知。

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分配问题都是头等大事。社会主义认为，社会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不把生产作为工具，而把生产作为社会的头等目标和价值观。因此，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把异化、扭曲的社会生产调整过来，使它为了分配而进行生产，从而在共产主义阶层为消费进行生产。

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反抗将社会全部资源的私有资本化，从而使生产资料成为个人享受的奢侈品。因此，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为了公平分配而进行生产，绝不是为了生产而分配。

对高收入进行限制是保障弱者权力的最基本要求。如果一个社会放纵强者，而强化对弱者的税收，就必然导致最可怕的暴政。但是吴敬琏却污蔑左派要对工薪阶层的重税，简直是一种污蔑。难道他把自己归结为工薪阶层？他的实质不过是想说，对我这样的“工薪阶层”高收入是不合理的。

总之，吴敬琏大师的逻辑充满了对左派荒谬的曲解和仇恨，是其文革因素发酵的必然结果。这一文章可以说是右派对左派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反抗的结果。也是在17大召开前夕，向政府提出要求的一个重要步骤。下面引用一位叫元方的网友批论作为结束：

“吴大师以首个提出反对‘权贵’而洋洋自得。其实所谓‘权贵’之说是十分片面的，讲得透彻一点，他是在反对这一部分‘剥削’，而保护那一部分‘剥削’。请看：以权谋私，将‘权’化为‘资本’者可成为‘权贵资产阶级’，资本以各种手段勾结或诱惑权力下水同样是杰出的‘资产阶级’，更有甚者，是资本与洋爹的结合，或资本与权力和洋爹的结合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则更具掠夺性和剥削性。吴大师拉一帮打一群的手法，昭然若揭——这反映着资产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虽然打着‘仇智’的幌子，也丝毫掩盖不了事物的本质。主文，以反“左”为名，极具诬陷和煽动之所能，表达出他那‘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声嘶力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