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我

　　

　　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基本的条件。”

　　

　　话说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及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以后，又带领前委秘书谭政与贺自珍等人回到永新西乡的塘边村搞调查研究。永新方言特别难懂，毛泽东每一次下乡，都需要有“永新通”之称的贺自珍帮忙。在贺自珍等人协助下，他先后深入夏幽、南城、厚田、三房等地，对这些地方的田亩、劳力数量和农民、土豪等各占多少土地等情况，弄了个清清楚楚。由此，他了解到湘赣边界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土地占有极不合理：占边界人口5%的地主豪绅阶级占有67%以上的土地，而占边界人口90%以上的农民却只占有40%以下的土地。地主豪绅凭借着土地所有权，以50%以上的租利率，残酷地剥削广大贫苦农民。因为背上了地主豪绅的阎王债还不清，背井离乡、沉潭自杀的事，各村每年都有发生。农村中流传的歌谣说：“种了万担粮，农民饿肚肠;织了万匹布，农民无衣裳;盖了万间屋，农民住草房”，这歌谣所描写出的景象，正是边界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曾在调查笔记中写道：“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80%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70%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多数，约60%，农民占40%。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70%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他感觉到：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决定了千百万农民在政治上的受压迫地位。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必须使农民在政治上获得解放，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只有领导边界农民开展土地斗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摧毁封建剥削制度，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调动广大农民支前参战、保卫边界根据地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为坚持边界武装斗争和红色政权的日益巩固创造前所未有的最坚实的基础。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基本的条件。”

　　

　　毛泽东通过一系列调查研究，还发现了农村在过去的土地革命中存在着许多毛病：一是所谓分田并不是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农和雇农，而是让富农、中农和贫农、雇农一样，平均分配地主的土地。二是除莲花、茶陵比较好一点以外，其它地方并没有实行赤色恐怖，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及其走狗依然逍遥法外。三是忽略了富农和中农、贫农之间的阶级斗争，以致在白色恐怖下贫农无团结无力量，中农动摇，富农反水。

　　

　　毛泽东为了帮助各地更好地开展土地革命，指示第4军抽调一大批部队干部，深入到各县的区、乡、村，协助地方党组织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指导分田。永新县人口多，分田的地区也比较大，而且赣军在永新接连两次败走必然会来反攻，因此，他决定“大力经营永新”，必须尽快建立根据地，争取在1个月内把永新根据地搞起来。

　　

　　在毛泽东和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下，一个声势浩大的全面分田运动高潮在各地迅速地掀起来了。

　　

　　县、区、乡3级“土地委员会”成员，都是经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出来的，由5到7人组成。分配土地的步骤是：先由土地委员会调查研究，提出方案，尔后具体实施。

　　

　　此时分田并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以什么区域为单位进行分田为好各地的做法极不统一：莲花县是以乡为单位分田;宁冈县多数地方以乡为单位分田，个别地方以区为单位分田;遂川县多数地方以乡为单位分田，黄坳区是以区为单位分田，也有一些地方是以村为单位分田;永新县有的地方以乡为单位分田，小江区以3、4个乡为单位分田，也有些地方以村为单位分田。实践证明，以村为单位分田是不好的。因为村有大有小，地主往往集中在大村，土地也多集中在大村。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小村的农民不仅田分得少，而且还是分差田。另外，边界地区往往是一村一姓，以村为单位分田，豪绅地主阶级易于利用封建宗族观念制造矛盾，破坏分田。而以区为单位分田也有缺点，因为区域过大，互不了解，有的人趁机瞒田;有的人则因为所分之田在他乡，不便耕种。

　　

　　分田遇到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按劳力分配土地，还是按人口分配土地开始时，边界各地也有很多种做法，多数地方是按劳力进行分田，结果在群众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同时，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宗族之间的矛盾以及中间阶层反水、消极延宕等等，也使分田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和破坏，不少地方形式上分了田，实际上落实不到位，有的最后只分得了青苗或水谷。

　　

　　各地的分田工作告源源不断地汇总到毛泽东手上。他根据这些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结合在塘边、夏幽等村的调查研究，制订了一个指导各地分田工作的临时纲领——“十七条”，并在塘边村枫台里草坪上召开有各县各地“土地委员会”代表和本地贫苦农民参加的大会，正式公布了“十七条”。

　　

　　“十七条”一是确定以乡为单位分田;一是确定按人口平均分田。方法上多以原有田为基础，抽多补少。鉴于出现的小地主、富农“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的现象，“十七条”将原有的分田方法改为“好坏搭配”，将不给地主分田或只分给差田改为也给地主分一份田。另外，“十七条”规定少数地方可以留一部分革命军“公田”，由革命军耕种，或由农民代耕，粮食归工农兵政府保管，充作军用和优抚之用。

　　

　　“十七条”还规定了各地分田工作的基本步骤：1、开群众大会，宣传分田的道理。2、清查田亩，划分等级。3、按人口或劳力均田造册。4、宣布分田结果。5、插牌分田。6、召开庆祝大会。

　　

　　曾经参加过宁冈县分田的革命军战士王紫峰回忆说：

　　

　　“我在手枪队只有一个多月。后来地方上要干部，就从军队中抽了一部分人去。因我在家乡13区苏维埃政府工作时曾搞过分土地，所以把我调出来了。这次一共从军队中抽调了20多人，都是些有文化的年轻人。抽出来时，陈老总讲了话，说是抽到宁冈去，帮助分配土地。到了宁冈，我们这些人就分散了，我到葛田村帮助分土地。乡里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登记人口，登记土地。土地有好有坏，不好打乱重新分配，但是发现了隐瞒土地的现象，就必须打乱重新分配。当时对‘抽肥补瘦’还不懂，我们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没地或少地的农民，以一个大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多少土地，在这个范围内调整补足。地主的土地全部被我们没收，富农的土地没收多余部分。分好了，就登记地名、亩数和规定归谁使用。然后插牌子，牌子上写明这块地有多大，分给谁。插好牌子，就召开庆祝分配土地胜利的大会，把旧田契烧掉。开胜利会时，土地委员会的委员、主任都讲话。我们在葛田村帮助农民分配土地，每人分了3亩多田。”

　　

　　就这样，仅在1928年5、6、7三个月内，宁冈全县，永新南乡大部分地区，遂川的五斗江、黄坳，酃县的大院、东西坑、青石岗一带，莲花大部分地区，农民都普遍分得了土地。翻身成为土地主人的农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他们唱道：

　　

　　“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分了田和地，穷人笑哈哈。跟着毛委员，工农坐天下。”

　　

　　且说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一方面指导着各地的分田工作，另一方面还需要整理他的两个调查研究资料。

　　

　　原来早在1927年11月，毛泽东就曾在宁冈进行过一次细致的调查研究，搜集到了不少第一手资料，由于战事频繁，一直还没有时间进行加工整理。这一次在永新西乡塘边等处的调查研究材料，也还没有誊写出来。他心中始终有一份牵挂。

　　

　　在一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看到贺自珍还没有走，就想起要写调查研究资料的事。他知道贺自珍在学校时就是一个高材生，又写得一手好字，正好可以让她帮帮忙。于是，毛泽东叫过贺自珍，说道：

　　

　　“贺自珍同志，这几天我想腾出手来到象山庵住几天，好静下心来把《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继续写完。想请你这个‘永新通’、‘宁冈通’继续帮忙，还可以帮我誊写一下材料，你看怎么样”

　　

　　贺自珍一听说要她帮忙，非常高兴，便说：

　　

　　“只要毛委员不嫌我的字写得差就行。”

　　

　　她跟着毛泽东来到了茅坪东边7里多路的象山庵。这是一座古庙，工农革命军在这儿设有一个后方留守处，住着20余名指战员。

　　

　　毛泽东拿出两份材料，一边整理，一边加工，遇到那些还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就请教贺自珍。贺自珍自然是倾囊相助，把她所了解的情况详细讲给毛泽东听，有些自己也搞不清楚的就去找本地的同事，了解清楚了再告诉毛泽东。

　　

　　毛泽东工作累了，就丢开材料，与贺自珍一起闲聊。他们谈工作，谈理想，谈生活，也谈一些各自的情况。

　　

　　毛泽东爱读书，和青年人一聊天就离不开读书的话题。贺自珍说她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不喜欢《红楼梦》。她还说：

　　

　　“《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

　　

　　毛泽东说：

　　

　　“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鬟，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

　　

　　贺自珍见毛泽东的书法很好，就向他请教如何才能写好字。毛泽东说：

　　

　　“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砺。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帖，学帖要发挥。”

　　

　　贺自珍想到毛泽东时时都要用毛笔写字，行军办公多有不便，就用江西农村的蓝土布，专门为他缝制了一个很特别的挎包。毛泽东见这挎包里面设有几个大小不一的袋子，可以分装笔、墨、纸、砚，高兴地说：

　　

　　“好，我的传家宝——‘文房四宝’可以装放携带了。”

　　

　　贺自珍很想多了解一些领袖的事情，就忍不住提起毛泽东的家事。战争年代，很多革命者都有过与亲人千里阻隔，音讯断绝，生死两茫茫的经历。毛泽东此时正是这样，他已经无法了解到家乡真实的情况了，曾经听到了一些传言，一是说杨开慧被国民党抓去了，一是说杨开慧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他就如实地把自己的家事一一告诉了贺自珍。贺自珍是一边听，一边叹息，看着这位衣衫褴褛但却神采奕奕的革命领袖，心中顿时生出了一份浓浓的爱意。

　　

　　毛泽东虽说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但他毕竟不是苦行僧，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也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需要爱情，需要温暖，需要家庭生活的男人。长时间的接触，毛泽东对贺自珍已经有了好感。这些天近距离在一起工作，对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面对眼前这位能干的妙龄女子，毛泽东也不免产生了怜爱之心。

　　

　　毛泽东写了又写，贺自珍抄了又抄，两个调查告总算整理好了。毛泽东看着自己与贺自珍辛勤酿造出来的甜蜜成果，非常高兴。在他一生诸多调查告中，《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是他很满意的两个。后来，他曾多次提及此事，并说“永久也不会忘记”(请看后边将要叙述的《寻乌调查》前言)。

　　

　　这天晚上，毛泽东让警卫员买来了两只鸡、两瓶酒，犒劳贺自珍。两个人有说有笑吃着夜宵，喝着米酒，不知不觉间已经过了大半夜，二人都微微有些醉意。贺自珍留下来没有走。

　　

　　次日清晨，毛泽东毫不隐瞒他与贺自珍之间的关系，在吃早饭的时候对身边的人说：

　　

　　“贺自珍同志和我相爱了。”

　　

　　隔了一天，袁文才如约来见毛泽东。谈完正事后，袁文才微笑着向毛泽东表示祝贺。毛泽东爽朗地笑了，问道：

　　

　　“哪个说给你听的”

　　

　　“军营里的喜讯，哪个不知道怎么样，邀我来庆贺一下”

　　

　　1928年5月26日，象山庵里非常热闹，毛泽东与贺自珍在大家的祝贺声中成婚了。说是成婚，其实也没有举行婚礼，没有摆酒席，没有鞭炮鼓乐，更没有花轿。

　　

　　此时，朱德和陈毅等人在永新，不能来。袁文才头天晚上只通知了王佐、龙超清和朱德的妻子伍若兰等人。他们一早便来到象山庵，向毛泽东贺喜。

　　

　　伍若兰，1903年3月出生于耒阳县城南九眼塘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8岁入私塾，12岁入耒阳县女子职业学校，192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第3女子师范学校，和毛泽建同班读书，结为挚友。1925年秋，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任共产主义青年团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县农会妇女部部长;1928年2月耒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她当选为妇女界联合会主席，此后便认识了朱德。伍若兰泼辣的工作作风深受朱德赞赏和喜爱，经县委负责人介绍，同朱德结为夫妻，成为朱德的第5任妻子。伍若兰脸上有麻子，而朱德则留有胡子，朱德戏称他们夫妻是“麻麻胡胡”。老战友们一起聚会也免不了要说笑戏谑一番。部队中流传着一首笑料性的歌谣，说是：“麻子胡子成一对，麻麻胡胡一头睡。惟有英雄配英雄，各有各的总指挥。”后来在湘南暴动失利后，伍若兰随军上了井冈山，先后任第4军政治部宣传员、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妇运科长、4军政治部宣传队长等职。

　　

　　闲言打住，且说这天清晨，袁文才、王佐各带了一些人来到象山庵，连同留守处的指战员们，也有数十之众。大家围着几张方桌，吃着袁文才、王佐带来的一些油炸薯片、炒花生一类的东西，一边吃，一边说笑，一直到快晌午了，大多数人方才散去，只有袁文才、王佐、龙超清和伍若兰等人留下来吃中午饭。他们喝着袁文才带来的米酒，又轮番向毛泽东、贺自珍敬酒祝贺，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贺自珍和毛泽东结婚后，要毛泽东为她另取一个名字。毛泽东说：

　　

　　“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

　　

　　后来在中央苏区时期，贺自珍将“自珍”二字写作了“子珍”，一直沿用到老。此事因历史记载不详，致使不少人不辨时期一律写作“贺子珍”，虽属小误，倒也情有可原。笔者也无法查证贺自珍改名的确切时间，因此借她请求改名一事，在下面亦将“自珍”写作“子珍”，为避免误会，稍作说明，敬请读者诸君谅解。

　　

　　且说毛泽东在婚后谨言慎行，很少与贺子珍一起出门，一起散步，在公共场合也很少一起行动。有一次，毛泽东要去下面视察工作，临行前，要贺子珍送送他。僻静的山路上没有别的行人，马夫在前面牵着马，他俩在后面跟着，一边走一边聊。正行间，毛泽东突然说：

　　

　　“我先行一步，在前面等你。”

　　

　　贺子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感到莫名其妙。她走不多远，迎面遇到了一个拄拐杖的伤病员，再往前走，果然看见毛泽东在前面等着她。毛泽东解释说：

　　

　　“刚才要经过红军医院，我们走在一起怕影响不好，所以我先走了一步。”

　　

　　贺子珍听了，没有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他们在象山庵又住了两天，毛泽东因惦记着正在永新帮助农民分田的部队，就告别新婚妻子，独自去了永新。

　　

　　5月下旬，毛泽东为打破国民党军的经济封锁，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干部们向他汇说：

　　

　　“以前老表们有赶圩的习惯。在大革命时期，宁冈县党的负责人龙超清和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袁文才，就督促县政府在宁冈的大陇开辟了一个圩场。”

　　

　　大陇位于宁冈县南面，离遂川、酃县、茶陵都比较近，确实是开设圩场的好地方。毛泽东听了大家的介绍，便说：

　　

　　“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比如在大陇开辟圩场，沟通城乡贸易，活跃农村经济，解决部队和根据地人民生产问题的话，那么，在敌人势力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的情况下，割据地区势必要遇到很大的困难。”

　　

　　与会人员一致赞成毛泽东的分析和主张，决定在大陇开辟一个红色圩场。会议推举出由5人组成的筹建委员会，专门负责开辟大陇圩场。

　　

　　后来，大陇圩场在7月15日正式开圩，规定农历二、五、八、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为逢圩日，每月共9圩。大陇圩场的开办，方便了宁冈周围几县的农民。每逢圩日，他们携带各种农副产品，从四面八方赶到大陇，公平交易，互通有无，加大了根据地内外的商品流通，使根据地生产的竹、木、油、茶等商品能够运出去，根据地军民需要的食盐、布匹、西药等也能运进来，既活跃了根据地经济，又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食盐随着敌人的封锁日甚一日，圩场小商贩们运进来的越来越少了，价格也越来越贵，边界党组织和政府除了设法从白区秘密贩运食盐外，还发动根据地人民自己动手熬硝盐。

　　

　　熬制硝盐的原料是老房屋、厨房甚至是厕所的老墙土。方法是：先把老墙土打碎，泡在水里，数天后将泡墙土的水放到锅里去熬，水熬干后，锅里剩下的便是硝盐。这种硝盐吃起来虽然又苦又涩，但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却起到了救急的作用。

　　

　　且说在5月底，毛泽东鉴于工农革命军枪械严重不足，给养困难，在开源的同时又提出了节流问题。他和朱德、王尔琢、陈毅等人研究决定：取消第4军师一级番号，保留第28、29、31、32团及教导大队，第30、33两个团由黄克诚及各县干部带领返回湘南，坚持地方斗争。

　　

　　这期间，毛泽东为了解决工农革命军的被服问题，委派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长余贲民从革命军战士中抽调了十几个会缝衣服的战士，又从农村请来了一批裁缝师傅，在宁冈桃寮村的张家祠办起了边界第一所被服厂，由余贲民兼任被服厂厂长，改变了原来把打土豪得来的布匹分发给缝纫工人拿回家去加工、按件付给工资的办法。为统一部队服装的颜色，被服厂还专门抽调了几个人，办起了一个小染坊，用茶籽壳、黄枝子、牛眼籽作原料，把布染成灰色，或者购买靛青把布染成蓝色。

　　

　　5、6月间，工农革命军又在塘边村办了一个修械所。

　　

　　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教育政府工作人员和第4军指战员要很好地领导、组织和支持农民发展农业生产。边界各级党组织和工农兵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宁冈县第3区第8乡工农兵政府在分田之后即出示布告，号召翻身农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布告中说：

　　

　　“属乡均已分好，务遂耕耘在前。倘有自由抛荒，察觉重责难免。时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

　　

　　边界各级政府为了解决劳力和耕牛不足的困难，广泛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组织政府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劳动;对军烈属实行包耕、代耕;对其他缺少劳动力的农户，发动群众互助耕种;还动员和组织群众实行耕牛、农具的换工互助;以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

　　

　　1928年6月初，农村进入了夏收时节。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第4军全体指战员发出指示，以连排为单位，到各地支援农民群众夏收。他也和战士们一样，每天天未亮便出工，帮助农民割禾，天全黑了才收工。

　　

　　塘边村在第31团部分指战员帮助下，在很短时间内就将稻谷全部收割完了。群众称赞说：

　　

　　“工农革命军真是我们的子弟兵，既会打仗，又会搞生产。”

　　

　　6月14日，毛泽东与贺子珍、谭政等人第3次来到永新西乡夏幽区的塘边村。贺子珍身穿灰军装，打着绑腿，一身戎装打扮。

　　

　　有史料说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在塘边村结的婚，其实这只是传说中的一个版本。有材料表明，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毛泽东与贺子珍第3次来塘边村是在他们新婚后不久，永新县委书记刘珍、副书记王怀与夏幽区区委书记胡波等人相邀一起去毛泽东的住处贺喜。胡波在“永新暴动”后曾与贺敏学一起坐过牢，还曾在湘赣边特委青年部工作过，与贺子珍、毛泽东也都很熟悉。刘珍说：

　　

　　“毛委员与贺子珍结合可是咱根据地一件有影响的事，听说他们在宁冈没举行什么仪式。这个仪式可不能少啊!”

　　

　　永新的旧习俗是新郎、新娘结婚，要到祠堂上拜天地，下拜父母，否则别人就不承认他们是正式夫妻，新娘日后要遭人耻笑。王怀是个性情爽快的人，一听就高声说：

　　

　　“我赞成这个主意。贺子珍是我们永新妹子，她父母逃难到吉安去了，她的终身大事当然要我们为她操办，结婚仪式在永新举行也是理所当然的呀!”

　　

　　胡波笑着说：

　　

　　“你们的意思是想在塘边给毛委员、贺子珍举行个仪式，算是他们正式结婚，对吗”

　　

　　刘珍点点头，说：

　　

　　“现在我们搞工农革命，不兴老一套了。不过，我想结婚搞个仪式还是可以的。”

　　

　　他们一路说笑着来到毛泽东住所，先是向毛泽东、贺子珍道喜，然后提出要为他们搞个结婚仪式。贺子珍是土生土长的永新人，知道永新习俗，见刘珍、王怀等人如此盛情，深受感动，红着脸说：

　　

　　“我随便，你们问他吧!”

　　

　　说着瞟了毛泽东一眼，毛泽东已知贺子珍的意思。他是个豁达之人，笑了笑说：

　　

　　“完全是形式主义嘛!你们要搞，我这个郎婿也只好入乡随俗了。”

　　

　　刘珍等人见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便满心欢喜地去准备了一番。结婚仪式就在毛泽东的住所举行。按永新习俗，两个塘边的姑娘给贺子珍当伴娘，刘珍做主婚人。来参加婚礼的乡亲很多，结婚仪式举行得既简单又热闹，厅堂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在乡亲们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和贺子珍一起唱了《国际歌》。

　　

　　乡亲们第一次见新郎新娘在婚礼上唱《国际歌》，觉得很是新鲜，所以在几十年后还记得这事。也正是由于这个“补办仪式”，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塘边村结婚的说法，便流传甚广。

　　

　　且说在“补办仪式”后，毛泽东把31团团部的指战员分成几个武装工作小分队，到塘边和邻近各村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发展党员，先是成立了塘边乡党支部，随后又成立了塘边乡工农兵政府和厚田、夏幽区工农兵政府。

　　

　　有一天，毛泽东吃过早饭，在塘边村处理了几件事后向三房乡走去，要去参加一个干部会，来到三房村口，忽然从大樟树下转出两个儿童团员，挡住了去路，童声童气地问：

　　

　　“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毛泽东说有重要事情来三房乡。

　　

　　“有路条吗”

　　

　　两个儿童团员异口同声地问。毛泽东说：

　　

　　“哦，路条忘记带啦，以后补一张给你们行吗”

　　

　　“没有路条不准过去!”

　　

　　毛泽东笑着说：

　　

　　“小同志，我是来开会的，现在回去拿路条来不及了。”

　　

　　一个儿童团员把同伴拉到一边，悄声说：

　　

　　“哎，看来是自己人，让他过去算了。”

　　

　　“不行!乡干部经常说，毛委员要我们提高警惕，我们可不能粗心大意!”

　　

　　“对，听毛委员的话!”

　　

　　两人意见一致了，回转身问毛泽东：

　　

　　“还有别的证件吗”

　　

　　毛泽东摇摇头。一个儿童团员说：

　　

　　“你想过去，就先跟我们到乡苏维埃去一趟。”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说：

　　

　　“好嘛!你们就派一个人同我到乡苏维埃去吧。”

　　

　　到了乡苏维埃门口，那个儿童团员才知道他们盘查的人就是毛泽东，有点不好意思了。毛泽东赞扬他说：

　　

　　“你们的警惕性很高，做得很对嘛!”

　　

　　此时在塘边村有不少来自外地的干部。有一天，爱唱山歌的永新汤溪姑娘李右莲对毛泽东说：

　　

　　“我要请毛委员去我们那里打土豪，汤溪有好多土豪呢。”

　　

　　毛泽东笑着说：

　　

　　“我一个人能打尽世界上的土豪吗要打尽天下的土豪劣绅，还得靠你们自己，靠广大劳苦群众。”

　　

　　他让李右莲和另一个姑娘在一旁坐下，接着说：

　　

　　“来，我教你们唱一首歌。”

　　

　　说罢，就一句一句地教两个姑娘唱：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毛泽东一句一句地教唱，又一句一句地给她俩讲解《国际歌》的词义。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有何打算，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始终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正像他所说的“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基本的条件。”历史证明，毛泽东正是依靠中国农民打败了蒋家王朝，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官、封三座大山。他才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农民王”。和毛泽东相比，那些要依靠“焦土战略”把人们变为无产者，用惨无人道的方法促使人们站到革命一边的“左”倾主义者们，又是何等的愚不可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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