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老讲要建立法制社会，律条越来越多，效果怎么样呢？看看我们现在的腐败，贪官是一大串一大串！以至于草民感叹：反腐胜利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来看看毛泽东时代，为什么那个时代的腐败现象非常少？以至于有的老百姓都不知道贪官为何物；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们用他们的行动，证明了健全的国家管理除了法制作基础外，更重要的是还需要“人治”！一个领袖以身作则、敢于同腐败作斗争的“人治”，一个人民参与权力、监督权力的“人治”，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些唯法制论的弱智学者及政客，人类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怎么能不要“人治”呢？没有了不怕得罪人的“治人”，法制只不过是一堆废纸罢了！

　　

　　 最好的教育是榜样，最好的“人治”需要领袖以身作则。《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毛、周用他们的生命解释了那个时代，诠释了那个时代为什么那么廉洁。他们的工作一丝不苟、从不举重若轻，即使像毛泽东那样的天才人物，也会有表示很紧张的事情，甚至有几天几夜不睡觉去斟酌同一件事的事情；他们谨小慎微、事无巨细，就连送礼这样的小事情都尽显他们的智慧，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礼尚往来的国度，“礼多人不怪，不打送礼人”几乎成了所有中国人的共识。送礼不一定是行贿，却容易成为行贿的借口，若任其泛滥，既败坏了社会风气，更会造成行贿受贿的猖獗！

　　

　　 如何对待送礼现象，是战略大师毛泽东非常重视的事情。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不做寿、不请客、不送礼、不用人名作地名。1952年8月，毛泽东再次告戒：“一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把工作做好；二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不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要少拍掌，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

　　

　　 但是，有了规定并不是说就没有人去违犯，对于有人送礼，毛泽东的处理方法也非常灵活，总结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种：一.事前声明不收。1953年10月25日，毛泽东给表侄文九明的信中说：“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二.事后退还礼物。建国以后，毛泽东经常外出巡视，每到一地，总有人送些礼品物件的，都全部退回。三.必要的收礼（极少数不适合作退还、付款、交公等处理的）。这种情况极为少见，都是些具有象征性人物的小礼品，并且私交也不错，如西哈努克亲王送的公文包、齐白石送的砚台、郭沫若送的手表等被毛泽东留作自用。四.不方便退还的礼物，付款。湖北云丹山山麓出产一种名叫“水葡萄”的优质稻米。用它做的饭洁白透亮，松软可口，香味扑鼻，而且营养特别丰富。因产量极少(每年仅产数百公斤)，自唐宋以来，历代王朝都把它规定为只有皇亲国戚才能享用的贡米。解放后，农民翻了身，分了地。当地农民于1951年10月把刚刚收到手的“水葡萄”米包出50斤，寄往北京中南海，送给领袖毛泽东。没有想到，一个多月后，他们竟收到毛泽东委托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汇款和一封令人感动的信。信中写道：“钱寄上，以后不要向中央领导人寄赠任何物资，这是我们的党纪所不能容许的。”这一番话，语重心长，掷地有声，清晰地告诉人们：在党纪面前，没有特殊公民，任何人都不能违反党的纪律。 五.不方便退还，也不方便付款的，上缴国库（比如外宾送的一些珍贵礼物，不可能退还、更不可能给钱）。由于形成了制度，许多礼品未经毛泽东过目便上缴国库。刚开始的时候，有时工作人员认为这些礼物是送给主席个人的， 为此，毛泽东回答说：“不行，这是送给国家主席的。如果我不是国家主席，就不会有人给我送礼了。如果你当了国家主席，他们也会送你的。”语言之深刻、真挚让人动容。

　　

　　 对于送礼现象，周总理做的也非常好。江苏淮安周恩来故居中，陈列着1961年1月16日周恩来指示办公室同志写给淮安县委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还这样做是不对的。现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等以后有便人带给你们。总理并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信不足二百字，却意味深长。除了这封信反映出的周恩来清廉风格值得我们称道和提倡之外，信的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拒礼”的艺术，也值得我们细细咀嚼和品味。

　　

　　 郝治平是罗瑞卿夫人，在2001年，说起周、邓、罗三人对有人送礼的处理方法时，她提到： 有人给周恩来送礼，周恩来说：“礼可收，要付钱。” 有人给邓小平送礼，邓小平说：“礼照收，事不办。”有人给罗瑞卿将军送礼，将军回话说：“礼退回，人处分。”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事情的方法，不同的方法也反映了他们的性格与智慧。因为送礼的人各是各样，送礼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所以，我认为，毛泽东的多样化方法最好，体现了其“深思熟虑、科学安排”的精神，既可引导社会风气，又可防止腐败；而周总理的方法则“情法兼顾、刚柔并济”，具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成分；罗瑞卿将军的方法显示了他“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风骨情怀；毛、周、罗三位对送礼现象的处“礼”虽都不同，但却都强烈地显现他们的无私精神！他们都是新中国有别于古今中外任何政权的标致，是当今官员学习的榜样，也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却的骄傲！

　　

　　——部分材料：《毛泽东拒礼》《周恩来的“拒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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