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中几个观点的质疑

王志光

吴敬琏老先生的《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一文已经在国内许多主流媒体报刊上流传。作为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改革起重大影响的经济学者，吴敬琏老先生此篇文章的观点所起到的对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价值自然是十分明确的，其文章的思想导向更是一清二楚。　　

笔者读后对老先生的一些说法总感觉到有些不太舒服，并且也存在有失历史客观逻辑之处。因此，有必要讨教于老先生，冒失之处只能祈求谅解了。　　

一　　

“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急剧下降。由于处于国家计划机关附属地位的‘生产单位’失去了经营自主权和生产积极性，国有经济的领导人对从苏联引入的新体制尤其感到不满。面对党内外对苏式计划体制的批评，党政领导考虑对这一体制作出调整。至于调整的方向，则有很不相同的考虑。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陈云主张在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和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引入某些市场经济的因素。而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则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行政化的计划经济，而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于是，中国政府在1958年发动了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体制下放’运动，形成了一种分权型的命令经济体制。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支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极‘左’思潮，发动了把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　　

这是吴敬琏先生在这篇文章的开始时就让读者读到的一段很关键的文字。用短短的不到400字洞悉和揭露了当年毛泽东在发展中国经济上所犯战略错误。这也就太不严谨和科学了。也违背了最基本的历史根据性和逻辑性。　　

关于中国的经济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问题，按照吴敬琏老先生的意思就是建国之初就应该走市场经济之路，而不应该照走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之路。笔者认为，吴敬琏老先生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历史客观逻辑。若新中国一成立就走“市场经济”这条道路，就走与前苏联社会主义的计划经相悖的经济发展之路，那么，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能允许吗？　　

在20世纪上半叶，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造成的世界经济危机，并有这些经济危机而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的灾难，广大的获得新生的中国人民能接受吗？能适应得了吗？　　

另一方面，如果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那毫无疑问地在当时条件下人们便会看得十分清楚，那就是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还有推翻的必要吗？ 　　

如果新中国延续旧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搞市场经济，就意味着在经济发展道路上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就会失去社会主义阵营的在经济上的援助和进行正常的经贸往来。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般道理。同时，因为经济发展模式不采取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势必就要走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必须依靠西方的市场来发展新中国的经济。但是，在中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点上，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资本主义阵营水火不相容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如何能搞得成、搞得好呢？ 　　

退一步来说，即便世界上这两大阵营都允许新中国搞市场经济，但在背离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肯定要被苏联否认；同时，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有必然遭到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封锁和绞杀。在这样的一种外部环境包围下，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国情背景下，如何发展得了如　吴老　先生所谓的“市场经济”呢？　　

也可能吴敬琏老先生在提出他的这篇文章观点时，忽视了笔者所做的上述客观描述，只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待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国际环境环境了和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了，更忘记了两大社会阵营的残酷对垒的历史事实了，也不记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发动的旨在推翻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了，更不记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新中国进行的长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残酷封锁了。因此，　吴敬琏　先生感觉到，在20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固执地不搞他这种“市场经济”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实在是对中华民族的未来犯下了一个不可宽恕的罪行。　　

看来，吴敬琏老先生确实是一个地道的经济学家，并且是很通晓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但是，可惜吴敬琏先生不是一个地道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如果老先生在是一位地道的经济学家的同时，还是一位地道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那就不会在写他的这篇经“济宏图论”文章的时候，竟没有一点历史的客观逻辑，在指责和埋怨毛泽东“为什么不在20世纪五十年代就搞吴老先生所说的‘市场经济’”的时候，就不会脱离了那个时候的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史实。这实在是一个不应该在吴敬琏老先生那里出现的“纰漏”和“疏忽”。　　

二　

在谈到“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成就时，吴敬琏老先生贬低甚至否认建国后第一个三十年的获得的巨大成就，似乎“改革开放”是在一个“空白地”上进行的。抹煞毛泽东时代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奠基作用，似乎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就是地地道道的“僵硬的”、“死气沉沉”、“毫无活气”的时代。吴敬琏老先生这种武断地、不顾历史事实地否定“毛泽东时代”在建设社会主义上的巨大成就的做法，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动机。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任何人都篡改不了、否认不了的”这个“真理”，我们不知道吴敬琏老先生是否也可以给于否定呢？　　

“根据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1985年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国务院在1986年3月提出了以价格体制、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为重点进行配套改革的设想，要求改革在1987年迈出决定性的步伐，以期在1990年代末实现1985年《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要求，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为了进行这次改革，国务院在1986年8月制定了以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和贸易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准备从1987年开始实施。”“然而在1986年10月，国务院领导改变了原来的设想，转向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改革的主线，并在1987年和1988年实行了‘企业承包’、‘部门承包’、‘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和‘信贷额度切块包干’等五大‘包干’制度，回到了维持市场经济与命令经济并存的老做法，希望靠一些小修小补来改善国有部门的状况。由于丧失了大步推进改革的时机，结果造成了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1988年的经济危机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某些对改革不满的‘理论家’、‘政治家’把出现的经济政治动荡归罪于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改革大辩论。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作了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南巡讲话以后，才迎来新的改革开放浪潮。”“在经历1984－1987年的探索和随后1989－1991年的曲折以后，愈来愈多的人明确地认识到，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用市场取代计划来进行经济资源的配置，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微观经济问题。”　　

这又是吴敬琏老先生对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的前十年的一种概括。用不到800字就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都推到了那些所谓的保守的、思维僵化的、对改革不满的“理论家”、“政治家”的身上；这实际上也就是将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都归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所致。一句话，就是中国应该完全地进入西方式的市场经济的轨道，再也不能用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那一套来发展中国的今后的经济了；在发展中国市场经济的时候，再也不能受到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的干扰和制约了，更不能回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灾难的毛泽东的“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时代。　　

吴敬琏老先生讲“毛泽东时代”，就笼统地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就讲“文革”、就讲“政治运动”、讲“反右”等等，似乎他老人家讲得这些就是对“毛泽东时代”的高度“凝练”和“浓缩”，就是被他批得体无完肤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代名词”！在一个被满是“洋”字充盈的神州大地上，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的废墟上，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启了中国几千年来从没有过的震惊世界的“工业化经济时代”，把一个封建落后、倍受列强欺辱的“旧中国”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怎么到了这位吴敬琏老先生那里，“毛泽东时代”就成了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十恶不赦的“旧时代”了呢？　　

三　　

在吴敬琏老先生开来，“破除计划经济思想”是搞好中国市场经济的必要步骤；同时，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为了保证思想解放运动取得成功，需要营造自由和务实的讨论氛围，提倡具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理性思考，良性互动。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因此，不应当采取‘一分为二’、‘阶级斗争为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的办法，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是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达，然后通过协商和博弈，形成社会共识和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　　

吴敬琏老先生的这一席话的意思也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不要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评头品足了，只要按照　吴老先生的’图纸”去盖“大楼”就是了。凡是目前中国经济社会所发生的一切问题，要么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阴影”或“后遗症”；要么就是在推进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并且因为是在推进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而都是正常的、是可以在继续推进“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加以克服和解决的！同时，吴敬琏老先生还进一步给出了解决有可能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案和策略。　　

吴敬琏老先生还语重心长地说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19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是无止境的，在我国社会正在快步走向现代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赶上时代的潮流。更何况在近几年“左”的思想的回潮中，若干早已被党否定的旧思想、旧观念又力求利用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缺乏了解而重新流行起来，在部分人群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亟待澄清。此外，还要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避免由于缺乏统一认识导致的思想混乱和不准确的理解。因此，最近一些地方正在兴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求冲破不适合于现代化发展和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旧思想观念的束缚，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根据30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要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这就需要政府，首先是党政领导干部要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治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就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　　

看来，　吴敬琏先生是要历史地坐稳中国的“市场经济之父”的位置了。既然要坐稳“中国市场经济之父”的位置，就容不得人们对市场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说三道四，就得按照这位吴老先生给定的方向坚定地走下去！并且，吴老先生给指定的这条路肯定是一条光明的大道。　　

　 　

　2010年02月08日　于心明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