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两级分化：工人群众贫困的社会背景

　　

　　陈 寒 鸣

　　

　　与普通工人劳动群众的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20余年来现实社会生活中骤然形成了一个暴富群体。当普通工人劳动群众不仅为自身生存，而且还要为其家庭购房、子女就学、购房等问题而忧愁的时候，在上海，紫园以最高单套售价高达1.3亿元而名列世界地产研究院评先的2004年《中国超级豪宅排行榜》的榜首；在北京，一位27岁的富豪以92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世界顶级赛车。……可以说，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构成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现实背景。所以，我们有必要先从背景角度谈起。

　　

　　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是社会矛盾一的个重要方面，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党和政府如何正确评估和处理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而贫富差距扩大的现实，不仅与广大工人群众的生存现状息息相关，而且成为了当代工人生存处境的重要社会背景。经济学家黄如桐同志根据近年来各方面发表的研究成果和一些道分析，对此问题撰成了一篇综述性文章，现特将之节录于下：

　　

　　1、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扩大。基尼系数是测算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定量指标。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为相对平均，或属于平均状态；0.3.—0.4为比较合理，属于正常状态；0.4为警戒线，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0.4—0.5为差距偏大，0.5—0.6为差距悬殊，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状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85年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341，1990年为0.348，1995年为0.389，1999年为0.397，2000年为0.417。另据有的学者估计，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自1994年以来就已经超过0.4这个警戒线，为0.434；此后，逐年攀升，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每年递增一个百分点。这种状况，致使专家惊呼：“我国的基尼系数已严重超过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比美国（0.434）还要大！”如果按照这种递增速度测算，2001年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9，2002年已达到0.46。

　　

　　2、按五等分法测算的贫富差距扩大。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告》，1990年我国收入最高的20%居民在全部居民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是收入最低的20%居民所占份额的6.53倍，明显大于发展中资本主义人口大国印度和印尼同年的同一差距（4.19倍和4.86倍）。该年，我国收入最高的20%居民占全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份额为48.1%，几乎与发达资本主义大国美国1985年的情况（41.9%）相等。又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1994年抽样调查，城乡合计，我国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国全部家庭收入的50.14%，最贫穷的家庭则仅占有4.27%；前者为后者的11.74倍，大大高于上述世界银行统计的我国贫富差距1990年6.53倍的数据。社会学者许欣欣的调查表明，城镇居民中，从1990—1997年，20%最高收入户与20%最低收入户每年收入的差距由4.2倍扩大到17.5倍；若将10%最高收入户与10%最低收入户比较，差距显然会更大。20%最低收入户的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重由9%下至到了3%，而20%最高收入户的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则从38.1.%上升到53.7%、10%最高收入户的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重达到了37%。许欣欣对此评道：“这种收入差距从国际比较来看也是很大的，更何况我们这样一个以‘公平’过渡作为改革起点的社会主义国家！”进入21世纪，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总所进行的城市居财产调查，占总数10%的最低收入的贫困家庭财产总额只占全部城市居民财产的45%，另外80%的家庭占有全部居民财产总额的53.6%。又据国家统计局、劳动保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三个部门对1.5万户拥有金融资产的家庭所进行的调查，有1.3%的家庭拥有54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占全部家庭拥有金融资产的31.43%；7.3%的家庭拥有5—20万的金融资产，占全部家庭拥有金融资产的29.04%；再向下一个层次，即47.54%的家庭拥有5000—5万的金融资产，占全部家庭拥有金融资产的36.53%；最后一个层次，即拥有5000元以下金融资产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43.73%，却只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2. 99%。这就是说，最富裕的家庭拥有金融资产的60.47%，而91.2%的家庭拥有金融资产的39.12%；其中，最富有家庭占全部家庭总数的比重过大，达43.7%，并且，最富裕家庭户幸免占有金融资产是最贫穷家庭的359倍。可见，财富已向少数家庭集中。

　　

　　3、富人与穷人的状况。1999年，学者弋云枢撰文称：十多年来，从总体水平和平均数看，我国城乡居民确实逐步摆脱贫困，步入温饱，奔向小康。但是，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由于按资分配的领域和力度不断扩展、加大，而按劳分配的范围却相应缩小，并且渐受按资分配的渗透和影响，在逐年递增的居民平均数下，掩盖着日趋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目前，我国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有500多万户，个人家庭财产在百万元以上的约有100万户；而年收入在300元以下的有几千万人，个人家庭财产不足千元的也有上千万户。少数人富有与大多数人不富乃至贫困，已经形成非常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截至1996年底，我国农村还有5800万人没有脱贫，初步脱贫的也不断有因病、因灾、因市场行情变化而返贫的，平均返贫率在10—20%，而且，贫困线（按人均年纯收入）每提高100元，就会使贫困人口按几何级数翻倍。在城镇，随着近几年亏损停产或半停产企业以及下岗、失业工人的不断增多，也浮现出大约2000多万新增贫困人口；另据估计，1989年贫困人口为3480万人，1995年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费标准的城镇困难职工比重已达8%，这比1992年增加了三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减少面则已达41%，比1990年增加了11.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也在普遍增多。1988年的相关道披露，中国大陆有百万富翁5000多人；1995年的信息则称，据统计，目前我国的百万富翁已超过400万人。在大中城市中，16%的私营企业主年收入在60万元以上。1996年国内有关刊载文道，据近年来的估算，大陆亿元以上的富翁至少有500个以上；又有消息称，1996年我国亿万富翁已超过1000人。2000年，学者吴波撰文说：有人测算，中国目前百万富翁有300万人、亿万富翁已超过1000人。暴富阶层中，除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和其他通过不同途径暴富的社会群体餐，还包括党和政府的一部分官员以及国有集体企业的一部分经营管理者，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和化公为私，在极短的时间里骤然集大量财富。以权钱交易和化公为私为主要特征的暴富者，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暴富阶层中十分显著的组成部分。与之相应的，则是贫困阶层同暴富阶层所形成的鲜明反差：截至1998年底，我国农村还有4200万人没有脱离绝对贫困状态；据国家统计局城镇调查队的调查显示，全国城镇贫困居民占全部城镇非农业居民人口的比例为8.6%，约为2428万人；全国城镇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已分别达到1242万人和3329万户。到1996年底，全国城镇低收入人口约为3200万人。由此不难看出，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最为本质的特征乃是在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中国社会已明显分化出资产者和无产者两大群体。

　　

　　黄如桐同志综合有关学者文章及资料而得出的结论，绝非危言耸听，当今中国，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确已从温饱向小康水平迈进了，从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来看，城镇居民家庭从1978年的57. 5%降为37.7%，但与此同时，城镇职工和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贫富差距急剧拉开。2004年第5期《中国国情国力》发表了孙学文的长篇文章《从城市人贫富差距有多大》，以大量数据从三个方面较为详尽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一）关于职工平均货币工资的差别。（1）从国有单位行业平均货币工资来看，最高与最低行业货币工资差距越拉越大，2002年与1978年相比较，高、低相对差已扩大到了3.7倍，绝对差已达到元，比1978年扩大47.9倍。（2）从全体职工行业平均货币工资来看，最高与最低行业货币工资差距先有所缩小，然后逐年扩大。2002年与1978、1985年相比较，高低待业相对差由1978年的1.7倍扩大到1985年的2.46倍，绝对差由1978年的458元增到1985年的629元和2002年的元，绝对差比1978年扩大了27.8倍，比1985年扩大了20.2倍。（3）从地区职工平均货币工资来看，最高与最低地区货币工资差距基本上是逐年扩大。2002年与1978年相比较，高低相对差扩大了2.06倍，绝对差2002年高达元，比1978年扩大了37.3倍。（4）从国有、集体和其他企业（包括外企、责任与股份公司等混合经济，但不包括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职工平均工资来看，开始时，国有职工平均货币工资高于集体企业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但从1984年起，其他企业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就一直高于公有制企业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2002年与1978年相比较，外企和其他私有制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比集体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相对差高出2.67倍，绝对差高出40.2倍。（二）关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差别。2002年与1985年相比较，最高收入户人均全年收入与最低收入户和困难户相对差扩大了3.74倍和4.07倍，高低相对差由1985年901元扩大到2002年的元，扩大了19.6倍；高低绝对差由946元扩大到元，扩大了19. 18倍。中国城镇有多少贫困人口？按照联合国划定的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的最低贫困线标准，全国城镇人口平均每天有2.7美元收入，高收入户人均每天有6.69美元收入，而最低收入户和困难户人均每天只有0.84美元和0.68美元的收入，其收入连联合国划定的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线都达不到。截止到2002年，中国城镇最低收入户和困难户全部陷入贫困状况。按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队按收入大小划分，其中最低收入户占城镇总人口的10%、困难户占城镇总人口的5%；2002年，城镇总人口为万人。据此，最低收入户约有5021.2万人，困难户约有2510.6万人。就是说，到2002年底，全国城镇涌现出500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至少有2510万贫困人口亟须救助才能解决生存问题。哪些人或其家庭成员包括在这贫困人口范围呢？一是下岗职工，二是失业人员，三是无业人员，四是停产、半停产或经营困难企业的职工，五是因病或致残不能工作的人，六是无亲龙抚养或赡养而又无储蓄的人，七是多子女家庭，八是重灾重病户家庭。这些困难人员及其家庭，消费水平低，生活质量差。另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调查，城镇贫困人口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零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和建筑业等低工资低收入行业。至于从地区分布情况来看，2001年所显示的城镇贫困人口分布如下表所示：

　　

　　地 区　　城镇最贫困人口（万人）　　占全国城镇最贫困人口比重（%）　　占当地城镇居民总人数比重（%）

　　

　　全国统计　　2510　　100　　8.1

　　

　　东部　　497　　19.8　　3. 8

　　

　　中部　　1288　　51.3　　11.7

　　

　　西部　　725　　28.9　　10.2

　　

　　[资料：国家统计局《2003年中国发展告》第189页]

　　

　　（三）从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来看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据测算，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6逐步扩大到1990年的0.23、1995年的0.286。世界银行计算，中国到1998年的基尼系数已达高0.403，超出了0.4这个允许警戒线。贫富差距过大、分配不公和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平均为0.34和世界平均0.4的水平，接近或超过美国0.42的水平，仅比拉丁美洲0.49和非洲0.47的水平略低。又据道，2003年中国人均GDP已达1090美元，早已超出800美元的小康水平，但为什么在中国城镇还存在着3000万—5000万的贫困人口（其中，2002年仅享受国家补助、救济的人员就已达2434.6万人）？这是因为城镇居民收入结构呈宝塔型，塔顶上少数暴富者和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少数地区平均收入很高，如2002年高低城镇人均收入相对差距高达7倍，高低之间相差8.8倍，地区高低也相差1.23倍，这就把平均数拉高难度。也就是说，平均数中包含着高、低收入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等严重问题。那么，在平均数以下占多大的比重？以2002年为例，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全国平均为7972元，超过平均数的地区有京、津、沪、浙、广（东）和西藏等六个省市区，占全国三十一个行政区的19.4%；这六个省市区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按算术平均数测算）为元，高出平均数47.3%。而低于平均数的则有二十五个省市区，占全国行政区总数的80.6%。二十五个省市区平均消费水平约在6000元左右，低于平均数24.7%。其中在6000元以下的地区有12个（占行政总数的38.7%），最低的贵州、山西只有4000多元，低于平均数41.2%，仅为最高的上海市（高出平均数1.06倍）的28.5%，人均少消费元。而这低于平均数的二十五个省市区，其总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6.9%，就是说全国最大多数人是处于平均数之下的。再按贫富比较，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差距越来越大。2002年与1985年比较，最高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比最低收入户的消费支出相对差为2.88倍，绝对差扩大了15.07倍；最高收入户与困难户的相对差扩大了2.96倍，绝对差扩大了24.71倍。2002年，城镇最低收入户和困难户的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2388元和2080元，只相当于1978年的499元和434. 7元。在目前食品及住房、水电煤气和交通、医疗、子女上学等费用上涨数倍甚至十几倍、几十倍的情况下，对年消费2388元、月消费199元、日消费6.54元的城镇最低收入户来说，生活十分艰难；而对年消费2080元、月消费173.3元、日消费5.7元的城镇困难户来说，其生活就更加难熬了！城镇最低收入户和困难户，不依靠亲友资助或政府救济，实在是很难维持生存的。那么，城镇贫困人口究竟有多少呢？按消费物价上涨指数和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从人民币兑换的汇率来看，从1978年的1美元兑换1.68元人民币贬值到1994年的8.62元，再回升至2003年的8.277元，二十五年间贬值了79.7%，比1980年的1.49元，贬值了82%。按此测算，现在的500元人民币比1978年和1980年100元人民币兑换的美元还要少。）以及国家统计局历年调查确定的城镇最低收入户和困难户占城镇总户数10%和5%的比例推算，中国城镇贫困人口（城镇总人口×10%，为最低收入户占总户数的比例），由1985年的2509.4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4590.6万人和2002年的5021.2万人。其中，急需救济的特困人数由1985年的1254.7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2295.3万人和2002年的2510.2万人，这几乎相等于民政部统计的城镇救济的总数。目前全国城镇需要救济的人口当在2600多万人以上，这与中国农村需要救济的贫困人口3000万人左右相差不多；城镇中最低收入的贫困人口在5000万以上，与农村（按人均年收入625元、每月收入52元、每日收入1.71元，合每天0.2美元划界）相对贫困的9000万人相比较，只有4000万的差距。

　　

　　据载，“贫富差距”曾是2005年全国“两会”的热门词汇之一：

　　

　　缩小贫富差距和消除两极分化的必然选择

　　

　　实现改革利益的公开分配

　　

　　本记者 沈刚

　　

　　这是当今无法回避的一个社会现象------

　　

　　当富豪们坐在饭店里吃着几万元一桌的盛宴时，中国西部深山里的父母还在为筹措孩子的学费而发愁。

　　

　　当上亿元的豪宅开始出现在大都市时，外出谋生的农民工们仍在为追讨自己被拖欠的薪金而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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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组被广为引用的数字显示，中国目前大约有1000位亿万富翁，300万位百万富翁。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数以千万计的群体尚未根本解决温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的历史性飞跃，贫富差距拉大的严峻现实也开始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的一个隐患。

　　

　　中共十六大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但是，正在北京出席政协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邓浦东警告：“我国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存在着以牺牲弱势群体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强势群体利益、社会财富朝着少数人一方聚集的现象，这与中共十六大提出要让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显然，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历史任务，首先必须解决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问题

　　

　　对比触目惊心

　　

　　社会生活质量指数的提高，更多地来自高收入者的“贡献”

　　

　　2005年1月7日，北京市统计局公布了当地社会发展七大领域发展指数评价分析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这一告显示，北京高低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3.1：1扩大到2003年的4.7：1，生活质量指数则从20.46提高到了29.55。

　　

　　人们遗憾地发现，生活质量指数的提高更多地来自于高收入者的“贡献”。也就是说，低收入群体生活质量的提高远远滞后于生活质量指数的提高。

　　

　　此前，南京市举行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政府公共服务”民意调查显示，市民在2005年的第一要求是“富民”。

　　

　　据称，南京市2004年下半年的统计数字证实，占10%的高收入者与同样占10%的低收入者赚钱之比为8.3：1。这也就是说，“穷人”每挣1元钱，“富人”就挣了8.3元。

　　

　　来自北京和南京两大城市的数据，共同折射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严峻现实。

　　

　　尽管中国富豪普遍“不愿暴富”，人们依然可以很轻易地从公开道中感受到他们的富裕程度-----

　　

　　在世界地产研究院评选的2004年《中国超级豪宅排行榜》上，名列榜首的上海紫园最高单套售价达1.3亿元。

　　

　　在北京，一位27岁的富豪以92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世界顶级赛车；尚未开张的名表店已经订出去单价600万元的手表。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国西部的贫困大山里，还有很多农民从来没有见过百元钞票的摸样。

　　

　　毋庸讳言，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的“马太效应”不可忽略。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城乡收入差距曾经缩小到1：1.8。到了2003年，这一比例已经扩大到1：3.2。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实称：“如果把各种福利因素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五六倍。”

　　

　　当然，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共同贫困”，中国各个群体的绝对收入都提高了，但是，观察家们依然提醒说，在乐观看待每年统计公布的居民收入增长平均数的上升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低收入者收入增长缓慢的事实。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中，20%富有的居民占去66%，20%低收入居民只占1.3%，两者相差50倍以上。

　　

　　囯际上对贫富差距的通用表示法是基尼系数。199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282，属于较低水平。到2002年时，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成为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囯家。

　　

　　中国人民大学公布的社会研究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称，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下岗职工、农民工、残疾人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汇聚到一起，再扣除相互重叠部分，可以估算出目前中国弱势群体大约有1.4亿---1.8亿人左右。

　　

　　相关研究同时显示，倘若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弱势群体的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弱势程度将进一步加深。

　　

　　“过去先强调发展，这是必须的。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分配问题，比不发展的时候还要多，还要困难。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被少数人得到了，大多数人没有，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将来要发生大问题。”邓小平当年的谆谆告诫，正在显示出伟人的远见卓识。

　　

　　警惕“零和”游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就要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

　　

　　26年来，中国公民经历了并仍在经历着强烈的社会转型。

　　

　　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群体的社会地位、利益、权利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制度规则还不够健全，不同群体的利益得失并不均衡，一些社会群体更多承担了改革发展的成果、一些人造钻政策和体制漏洞敛取暴利。

　　

　　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李文博认为，国内的富人发展途径呈现多样化，“有靠智慧变富的，有钻空子投机富起来的，还有贪污腐败、官商结合致富的，还有靠搞黑社会乍富的，这些都是矛盾点”。

　　

　　一篇题为《接受贫富差距，不接受掠夺》的网文，生动地反映出这种深深的忧虑：“我们接受贫富差距，就像接受人的智力高低、胖瘦美丑一样。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是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利用贿赂、暴力、诈骗、掠夺来发财致富。”

　　

　　引人注意的是，涉及富豪的各类案件出现上升势头……

　　

　　有关专家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就要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政府不能以发展经济为自己的惟一职能，必须致力于维护公正的社会秩序，公平地对待不同群体的权利与利益，不能靠牺牲一个群体的利益去满足另一个群体的利益。

　　

　　利益公平分配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产生富豪的过程

　　

　　在一个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岀现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政府不能想办法妥善解决，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赵国通说：

　　

　　近两年来，贫富差距始终是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

　　

　　2003年3月，陈明德委员代表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进行大会发言，猛烈抨击一些暴富现象，指称垄断行业通过高定价或不合理收费取得暴利，一些机构和个人利用手中权力“寻租”，一些人以偷税漏税、制假贩假、敲诈勒索贫污受贿等非法手段大发横财。

　　

　　2004年3月，萧灼基委员代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在政协十届二次会议进行大会发言，强调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既有分配制度改革、资源拥有、市场机遇、个人素质和社会贡献不同等正常合理的原因，也有一些是通过掠过性、腐败性、欺诈性、垄断性等不合理甚至非法收入形成的因素。

　　

　　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指出，实现更高层次的普遍富裕，肯定不能把富人重新拉入穷人行列，重回共同贫穷，也不是用行政等手段来变相地“杀富济贫”，而是要大幅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毫无疑问，如果社会上多数人能够通过诚实劳动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即整个社会极富的人和极穷的人是少数，多数人是“中间阶层”时----社会收入差别就会大大缩小，社会安定感就会大大增强。

　　

　　因此，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更应该是“中间阶层”培育和发展的过程。

　　

　　“重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使社会利益分配朝着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方向发展，是我国社会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必然选择。”邓浦东委员建议，应该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努力通过财政、金融、税收、利息等重要经济扛杆来调节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使之趋于更加公平、合理。

　　

　　范宝俊等委员认为，目前中国己形成三个层次的财富分配，第一层次以市场分配、劳动所取得酬为主，讲求效率；第二层次是国家财政再分配为主，实施国家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第三层次分配即是社会慈善救助，以道德、爱心为基础的分配机制，“富”帮“穷”。

　　

　　针对缩小贫富差距、理顺分配的关系问题，萧灼基提出“扶贫”、“扩中”和“保高”三条建议。

　　

　　所谓“扶贫”，是提高贫困者、低收入者的收入。所谓“扩中”，是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例。所谓“保高”，是对高收入者的合法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予以保护。

　　

　　采取多种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尽快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十几亿人”，这是来自全国两会的急迫呼声，也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2005年3月7日《工人日》）

　　

　　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们终于也看到贫富差距，承认这是“当今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了。但他们又认为这是“一个国家经济起飞阶段”所出现的“正常现象”，并在那儿高谈阔论地讲什么“我们接受贫富差距，就像接受人的智力高低、胖瘦美丑一样”；要“扶贫、扩中、保”，这“更应该是‘中间阶层’培养和发展的过程”。他们不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造成当今中国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以致出现两极分化的原因，不从社会主义制度立场出发来提出解决问题的主张。他们担心的只是如此下去将会使社会不稳定，会出现“把富人重新拉入穷人行列”即发生工农劳动民众为攺变自己的贫困状况和捍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而同那些“钻空子投机富起来的”、“贪污腐败、官商结合致富的”、“靠搞黑社会乍富的”斗争的局面，而不是陷入贫困境地、遭受资产者剥削的雇佣劳动者的可怜生存状况！唯其如此，2005年春季，我们听到这些先生们在大谈“分配三层次------市场分配、财政再分配、社会慈善救助”，而到年底，我们看到人类发展告显示我国基尼系数已达超过0.4、可达到0.45了：

　　

　　人类发展告显示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国升9位

　　

　　我国贫富差距破国际警戒线

　　

　　贵州的人类发展指数仅超过纳米比亚 上海则与葡萄牙相当

　　

　　昨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告2005》在北京发布，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与去年相比上升9位。但令人瞻目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中的受益者与落后者之间的鸿沟正逐渐拉大，这种不公平尤其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性别之间表现得极为突出。

　　

　　这份主题为“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的《中国人类发展告2005》是联合国开发计划暑委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联合国开发暑和告的们希望该告能成为针对如何进一步在中国推动均衡发展政策对话的催化剂，并为正在制定的“十一五”（2006至201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重要参考。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上升最快

　　

　　作为一个综合指数，“人类发展指数”是用来度量一个国家在人类发展三个基本维度所取得的平均成就：健康和寿命（主要以出生时的预期寿命衡量）、知识（以成人识字率及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毛入学率衡量）和体面生活（以美元购买力评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一般认为，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替代经济收入情况而用于综合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福祉的十分有效的指标。自1990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暑逐年在全球的人类发展告中发布人类发展指数，今年9月在联合国峰会前夕发布的全球人类发展告指出，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全球排名自1990年以来上升了20位，取得有史以来最快的人类发展速度。

　　

　　告还肯定了中国过去30年在减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如果不算上中国的进步，整个世界在减贫方面从总体上说实际上是倒退了。

　　

　　名次上升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

　　

　　2005年，城市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数为列前10位的国家是：挪威、冰岛、澳大利亚、卢森堡、加拿大、瑞典、瑞士、爱尔兰、比利时和美国。告显示，中国2005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17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5位，为中度人类发展国家，而去年中国排在第94位。今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与去年相比又提升了9位。告认为名次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

　　

　　贫富差距突破国际警戒线

　　

　　但告同时指出，中国的弱势人群，尤其是无地农民、下岗职工和农村人群，处于极端贫困的生活环境中。他们正是这种正在不极增加的不公的受害者。在城乡差距方面，目前中国城市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81，而农村人口的城市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67，仅是前者的83%。不公平在东西部之间和不同省份之间同样显著体现。

　　

　　此前联合国开发计划暑9月公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告》也表示，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仅刚刚超过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的话，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葡萄牙相当。

　　

　　根据经济学上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分析，如果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基尼系数以0.4为警戒线，当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基尼系数大于0.4时，便认为收入差距过大，出现了社会不公平。告显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甚至可以达到0.45。

　　

　　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

　　

　　告同时指出，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经济发展，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就是将其令人瞩目的收入增长转化为非收入方面的人类发展的可持续增长。

　　

　　“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在人类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说，中国要在2020年实现经济发展翻两番的目标，均衡的人类发展应该成为我们的政策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王梦奎在该告的序言中表示，在有13亿人口而又经济落后、发展很不平衡的中国，实现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是极其艰巨复杂的。完成这些任务，需要解决大量的政策问题和实际问题，而且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

　　

　　（2005年12月17日《北京晚》）

　　

　　不是在讲要认同人类的普遍价值并要与世界接轨吗？“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的《中国人类发展告2005》是由联合囯开发计划署委托中囯发展砰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这告说“人类发展指数”是用来度量一个囯家在（1）健康和寿命；（2）知识；（3）体面生活这样三个基本维度所取得的平均成就。而今日之中国，基尼系数已达超过0.4、可达到0.45，并且，主要由失地农民、下岗职工和贫困地区农村人群构成的中国弱势阶层（实即是当今中国工农劳动人民的主体）更处于极端贫困的生活境地，他们正是那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看似不断增长的“不公的受害者”。至于2006年的情况，则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12月下旬举行的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暨《社会蓝皮书》发布会上，《社会蓝皮书》的主编、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表示，中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与最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差距约18倍，且差距仍在向纵深发展；李培林说，在整体居民的生活改善当中，现在和改革开放初期不太一样，在多数人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时候，有一部分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变化，还有百分之十几的居民认为生活水平是下降的。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目前的发展和改革，它的普惠性要小得多了。差距在拉开，有一部分困难群体的生活在下降。由于分配带来了一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问哪两个区域差距最大的时候，50%以上的人都认为群体之间贫富差异最大。并且，对于中等及中上阶层，理论上向来认为，他们是社会稳定的最基本因素。然而，在中国却有这么一种特别现象，那就是中上、中等收入者缺乏认同感，甚至“看扁自己”。蓝皮书指出，据调查显示，中国城乡居民社会经济地位“中层”认同比例为39.6%，不但低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可见，不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问题远未得到解决，而且那种认为“培养和发展”“中间阶层”就可保证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这能不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吗？

　　

　　实现公平正义是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又存在呈日益加大之势的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问题，这显然与党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违背，必须引起高度关注。胡悌云同志曾有篇文章谈到这问题的严重性，很有意义，故特节录于下：

　　

　　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

　　

　　——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

　　

　　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命题至少包括如下涵义：1、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仅使初级阶段较为落后的生产力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在速度上、时限上要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快得多；2、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3、不消灭剥削，不消除两极分化，就不可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反映，是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所在。当然，实现这个历史任务也并不容易，坚持这个原则要克服种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困难不仅在具体的工作中，首先在认识上。思想支配行动，只要思想认识明确了，工作问题就易于解决。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经过中央作出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实施改革和开放等重大举措，已经深入人心，并取得了举世瞻目的成就。而对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认识，却由于建国以来这种现象的长期不存在而淡化。由于曾经出现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过左行为而让人心有余悸不愿提及。对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新一代人来说，剥削和两极分化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由此看来，从理论上、认识上弄清楚和明了什么是剥削和两极分化、什么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常识，对于自觉地贯彻落实邓小平的上述命题，从而在政策上、工作中有所注意和掌握，意义非同小可。

　　

　　（二）

　　

　　剥削，简单说，就是凭借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无偿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和产品。这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分析的基石。只要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就必然产生剥削。两极分化，简单说，就是由剥削造成的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这就是说，有剥削，就要导致两极分化。而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源，还是私有制。从程度上说，贫富差距可能是两极分化的初期，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就是两极分化。

　　

　　一部私有制的历史，其实就是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历史。只要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就会发生剥削，进而出现两极分化。这不存在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这是事实。不仅我国的历史如此，就是当今被一些人吹嘘为富得流油的美国等发达国家，也莫不如此。

　　

　　美国人口2.6亿多人，真正的富人并不多。据《福布斯》杂志道，1999年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大富豪为267人。另据有的资料说，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富豪家庭为35万户；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为790万户。将这些百万、千万的富翁人数加起来，不足824万人，即美国人口的不足3.2%。而他们却聚积了整个美国的大部分财富。世界500家大企业，美国占30%，一家公司的年最高利润可达50亿美元。美国工人的状况如何呢？1990年之后，非农部门的小时工资一般是10美元上下，职工年平均工资大致是1.5至2.0万美元。但是，有相当数量家庭的发入仍在1.7万美元之下，即4口之家的贫困线。职工与公司主管人员的工资差距，最大的可达100多倍。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公布的资料，1998一1999年，全国工人总数的近三分之一是临时工（清洁、服务、司机及办事员、技术兼职人员），即三千多万人。他们的工资比固定工一般低15-25%。有一部分家庭收入每年不到1万美元。人所共知，美国人生活中很多是欠帐（分期付款等）消费，家庭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一般用于还债的不少于40%。一个家庭每月只有500美元，如何生活？只好是旧债未清，又欠新债，终生还不完的债。

　　

　　由于两极分化，贫富之间的消费差距的确是天壤之别。住房、坐车、旅游不用说了，就饲养宠物一项就可窥见一斑。据联合国贸发会公布的资料称：美欧国家每年饲养宠物的花费为130亿美元。1998年，美国有3390万人家养狗。许多城乡的狗医院是24小时服务，狗美容院、狗餐馆、狗墓地等，生意兴隆。另据美国媒体道：一家公司正在出资230万美元为亿万富翁克隆一只牧养犬。与此相对照的是：全球60亿人口中，有30亿人每天靠不足2美元生存，其中有12亿人每天的生活费还不到1美元。这是世界银行行长詹姻斯•沃尔芬森的专访谈话，想来未必有多大水分。

　　

　　美国两极分化的趋势，80年代以来是日益加剧的。比如，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大富翁在20年代只有亨利•福特一人，1982年增至13人，1999年达267人；资产超过千万美元的富豪家庭，1990年为6.77万户，1999年增至35万户；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的个人。同一时期也足数倍增长。而广大的临时工，不仅职业不稳定，而且能够享受医疗保险的人数只占4%。现在，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为4300多万人。而美国医疗费用之昂贵，早已令人乍舌。美国的失业人口，最近几年一直是800——1000万人。这种两极分化的状况，就连美国的经济学家也深表优虑。哈佛大学的西达•斯科克教授说：“美国的财富和收入不均的现象，仍然是发达世界中最为严重的。”（《被忽视的中等阶层》）另一位被誉为管理学权威的彼得•法鲁克教授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指望的发展是消除贫困。”但即使在美国，“贫困现象依旧触目惊心”。“贫困，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现象，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现象。”由此看来，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的首富，但对其全国人民来讲，并不都是天堂。他们的智囊谋士们尚且如此忧心，我们还能视而不见并为其义务粉饰么？

　　

　　（三）

　　

　　私有制的历史，在我国已经有了几千年，堪称世界之最。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以至于就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我国私有制聚积的财富，与发过国家的富豪亦无法相比。但就是这样，由剥削造成的两极分化也是十分惊人的。中国的工人阶级，可以说是真正的一无所有；中国的贫雇农，的的确确是一贫如洗。压迫、剥削越重，反抗力越强。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成功，工人、农民的自觉参与并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无疑是根本性因素。

　　

　　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资料及资金的私人所有制，当然与我国历史上和国外的私有制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能够动员民间人才、资金为发展生产力作贡献；其次，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发挥优势、开发资源、壮大经济实力的力量；其三，成为社会就业的渠道之一；其四，在已经致富的私有生产经营者当中，有一些还直接为社会做了一些好事。这些积极作用表明，私营经济应该并且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今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私有制和其它所有制一样还要共同发展。为了支持和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许多省市区的中共党委和政府都相继出台了鼓励和帮助的政策。在国有经济改革中，改组、租赁、兼并、收购等措施也为私有经济的壮大提供了机遇。因此，私营经济发展迅速。……与此同时，也无可讳言，私有制还毕竟是私有制，它仍然靠无偿占有职工的剩余劳动或产品致富，仍然可能产生两极分化。这就是说，私有制在对社会主义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在这方面的问题也已显现。1、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为富不仁，对雇佣劳动者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不顾劳动保护与生产安全，甚至采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管理，以及使用雇工。为了利润，拿工人生命安全当儿戏的事件已经相当惊人。2、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不顾法律、政策和道德的约束，采用偷税骗税、掺杂使假、走私贩黄、坑蒙拐骗的手段。3、少数手握巨资者，并没有经历过如同历史上资本家那样创业的漫长过程，而是钻了体制转换的空子，有的则是贿买权力、巧夺国有资产，或者是勾结党政官员运用某些特殊手段敛财聚财，突然暴富。4、少数人致富以后，既不“思源”，也不“思进”，而是比阔斗富，崇奉金钱万能，倡导封建迷信，荒淫无耻，腐蚀拉拢国家工作人员，毒害、污染社会。这种现象，与建国初期相比早已过之！

　　

　　处于商品经济和公有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时期，私人资本聚积的速度是异常惊人的。短短十多年的工夫，全国已经产生了一批亿万富翁。为首者，据说已向百亿元逼近。至于手握百万、千万的老板，在县乡已是司空见惯。

　　

　　这些现象的出现，虽带有不可避免性，但实事求是地讲，也是始料不及的。由此而引起的社会一系列深刻变化，都被人们有较深的体会。今天理智地看到和认识这些，并不是见富眼红，并不是现阶段就限制和消除私有制。共产党人，坚信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人们，也不别回避和隐讳自己的观点，即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最终要与私有制及其观念的两个根本决裂。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家们，从来就不忘对我们进行分化、西化，就连经济贸易接触也看作是为了加快我们的“变革”。他们的信念和立场，从不隐讳和动摇；我们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全面维护工人阶级的劳动权益和生命安全，防止两极分化，恰恰是从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更好地支持私营企业依法经营、健康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发展的需要。讲明这个观点，可以使私营企业主依靠诚实劳动、放心地去发展。人类最美好的前景是在彻底消灭剧削、消除两极分化之后，创造政党、国家都要消亡的条件，私有制还有什么担心的呢？

　　

　　还应看到的是，贫富悬殊的状况已不是个别现象。而且，由于两个事实会进一步促进这一现象的恶性发展与扩大：一是若干私营企业主已经与某些党政官员结成了难解之缘。有的官员尽管工资收入有限，但其灰色收入却相当惊人。称病住院、儿婚女嫁、爹娘归西、工作调整、出外参观，甚至其他借口，就可收受花不完的钱；有的握有土地、企业股份、酬提成，实际上有的已经是事实上的老板。二是分配不公，也就是与其劳动支出或贡献无关的收入增大。一些垄断行业的中高级职员、效益高的企业承包人等的收入，比一般职工的工资要高出几倍、几十倍，甚至更多。少数影星、球星、律师、广告人、教授、作家的财富也达百万、千万。问题更在于，高收入者在暴富挥霍的同时，还会拿出一部分当作资本，通过代理人投向生产流通、参与炒股等，追逐资本增值。

　　

　　但是，作为社会另一端的贫穷者队伍不断增加。他们是下岗人员、停产半停产以及所谓“放长假”人员、提前退休尤其是在地方小企业和大集体单位的人员、贫困地区和因无法抗拒原因而产生贫困的农民等等。虽然不少地方公布过最低收入保障标准及救济标准，但实际上很难兑现。他们的实际收入，最低的不要说养家，连个人生活也难保证。医疗的困难就更为普遍。这个庞大的人群，与灯红酒绿、一掷千金的富人相比，十分显眼。

　　

　　由此可以看到，贫富悬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进而联想到两极分化，决不是无病呻吟！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可以说是三番五次地讲过，比如他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算是走了邪路了。”难道这还不算是淳谆教导吗？

　　

　　（载《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2001年第1期）

　　

　　那么，在当今中国是哪些人构成了贫者呢？“低收入者主要包括城市下岗职工、退休职工、进城务工人员和大部分农民及其家庭，是人口最多、钱袋最瘪、竞争能力最弱而又最不应忽视的群体，如果加上勉强摆脱衣食困扰的更低收入者，这个群体更庞大。”（雯子：《让低收入者有能力消费》，载2004年8月23日《人民日》。）其实，这里没有提到的全国在职的工人阶级群众，月工资平均到不了1000元，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就算夫妇俩都工作，供应一个三、四之家的生计，还要解决老人的瞻养、子女上学、购房、看病等诸多问题，同样紧吧吧的。这样加起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中的绝大部分都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贫者。具体说来主要有下列七种人构成了当今社会生活中的贫困阶层：

　　

　　（1） 长期失业者。一般每月发50----100元生活补贴，许多地区不发失业费；

　　

　　（2） 下岗失业人员。一般每人每月发80----320元生活费，不少城市未按最低生活费标准发放，有的以“自谋职业”为名将其推向社会。

　　

　　（3） 其他靠社会救济者。因有病及残疾不能工作的人、无亲友抚养或赡养的人，一般按每人每月60----230元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至于农村“五保户”原则集体保证供应，“大包干”后，开始由每户轮流供应，现在不少地区、尤其是那些贫困村，已无人顾及而任其“自生自灭”了。

　　

　　（4） 自然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在一些最贫困农村地区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

　　

　　（5）早年退休人员。不少退休人员每年只有3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自然很艰辛。

　　

　　（6）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的职工。黑龙江森林工人每人每月补助15元，其他靠自己在土里刨食吃。

　　

　　（7）多子女家庭和重灾重病户家庭等。据民政部统计，2003年上半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已增到2182.7万人，1---6月累计支出“低保”资全71.04亿元，每人每月平均补助金额，最高的北京市231元、最低的河北省仅35元，全国平均每人每月55元、每人每天1.77元。

　　

　　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在接受《中国青年》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以工人和农民及其亲属为主的贫困人口的数量很大，大量的工人和农民生活十分窘迫。”“对工人、农民来说，他们关心的是付出的劳动没有得到公正的回。”（肖云祥：《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公正社会》，见2004年8月1日《中国青年》。）工、农劳动群众普遍处于贫困境地，这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们的关注：

　　

　　和谐社会勿忘困难群体

　　

　　王伟 关明 郭强

　　

　　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富裕社会。

　　

　　然而，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在走向富裕和谐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个人数颇众的困难群体。他们艰辛的生活境遇，时刻牵动着两会代表委员的心。

　　

　　“关注百姓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劳动者合法牧入”、“解决西部城乡居民增收”……今年全国两会上，关注贫弱者的提案、议案和建议明显增多。

　　

　　“构建和谐社会不能忘记困难群体”，这是代表委员们发出的急切呼声。

　　

　　绝对和相对的贫困者

　　

　　尽量不买或少买肉禽蛋水产品，在收市时买价格较低的粗菜……在关注中西部城镇低收入人群体的生活状况时，蔡玲、王少阶委员特别注意那些食品消费占整个消费近6成的低保家庭的餐桌。

　　

　　一位人大代表曾到东北调查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看到一个家庭夫妻双双下岗，丈夫蹬三轮车，好的时候每天能挣上10元钱，不好的时候整天没有客人。妻子每天出去找工作，总是没有着落。这样的家庭还要供养上学的孩子，境况可想而知。

　　

　　汪正法委员告诉记者，南京有的企业内退人员每月只能从企业领到240元生活费，扣除养老金个人应交部分，实际剩下的只有100多元。尤其是那些因工致残人员，大多丧失劳动能力，还要看病吃药，生活困顿不堪。

　　

　　在庞大的城镇低保家庭各单之外，还有一部分困难职工正在低保线前徘徊。

　　

　　相对于城镇贫困现象，农村贫困现象依然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在西北某“经济强县”，竟然“还有19万群众未脱贫”。一个1800多人口的村子，收入在625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500多人，153户居住在土窑洞里，将近20%的学龄儿童交不起学费。

　　

　　正如段丽卿代表所指出的，住房难、看病难、孩子上学难成为压在农村贫困人口头上的“三大难题”。

　　

　　在绝对贫困人日数居高不下的同时，“相对贫困”日渐突出。来自浙江的人大代表反映，浙江的人均收入等“富民指标”连年高居全国前列，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样十分突出，并且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

　　

　　据介绍，截至2003年底，浙江省年收入在1000元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37.6万人，比上世纪90年代末减少了20多万人。但是，当地2002年的基尼系数达到0.372，2003年已经接近0.4。

　　

　　贫困现象影响社会和谐

　　

　　对农村贫困人口来讲，自然条件的恶劣常常是他们致困的主要原因。

　　

　　然而，对于整个包括城镇贫困人口在内的困难群体而言，造成贫困以及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则十分复杂。其中，既有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因素，也有社会转型期的特定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也有腐败、市场失序等非正常因素。

　　

　　一些代表委员提醒说，严重的贫困现象以及致困的非自然、非正常因素，都会导致不良的社会影响和后果。

　　

　　严重的贫困现象首先使经济增长受伤害。

　　

　　经济界的委员指出，目前，贫富差距达大的后果日益明显——国内需求受到严重影响，富者有钱但消费增量小于收入增量，贫者无钱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

　　

　　由于非规范、非正常收入占相当比重，越来越多的人对由此导致的收入差距拉大愤懑不平，严重影响工作和生产效率。失业问题更使相当一部分资源得不到利用，影响宏观资源配置效率。

　　

　　同样严重的是，贫困现象以及贫富差距拉大正在导致社会心理的失衡。

　　

　　代表委员指出，随着群体贫富分化日益明显，阶层差距日益加大，社会分层的加速和贫富悬殊的拉大，贫困群体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从而使社会心理被扭曲。

　　

　　事实上，贫困群体最容易感受到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本与代价。如果将自己的弱势地位和社会因素联系起来，必然会感到自身利益相对受损，产生不公平感并对社会不满。

　　

　　政协工会界委员注意到，因贫富差距引起的心理失衡比较明显。

　　

　　少数帮抚对象对政府的帮抚措施不买帐，一些困难人员嫌工资低，宁愿放弃政府的就业援助而要求享受低保金。在一些困难职工帮抚中心，常有下岗失业人员指着鼻子说些很难听的话。有的人一边领取救助款、一边拒绝履行签领手续，甚至砸坏接待窗口玻璃。

　　

　　徐锡澄委员说，由于拖欠克扣工资、经济补偿金等劳动争议持续上升，上访和突发性事件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在贫富差距过大的背后，社会公正正在遭受伤害。

　　

　　有关人士警告说，如果不能在消除社会绝对贫困的同时，逐步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这种“相对剥夺感”可能使失业率上升、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治安恶化，从而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消除贫困是全社会的责任

　　

　　贫困问题不是仅仅与贫困群体相关的问题。消除贫困现象，是全社会、全体人民共同的大事。

　　

　　针对那种把抚贫帮困看作救济或道义行为的现象，萧约基委员提出抚贫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补偿，不能看作单纯的救济。

　　

　　萧灼基委员认为，贫困人员也是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各种社会资源的所有者，他们有权享受利用这些资源所创造的成果。那些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失的贫困人员有权向社会取得补偿，政府则是扶贫帮困的主体。

　　

　　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经济学家厉无畏指出，国家应该通过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吴敬琏委员建议，可以向职工划转国有资产以缩小贫富差距，消弱社会矛盾。

　　

　　此次全国两会上，和谐社会勿忘困难群体的声音越来越多——

　　

　　“要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等社会不公的问题，根本在于大力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市场竞争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因其优胜劣汰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动力，因此，需要通过种种非市场的社会政策措施对其加以修正。”

　　

　　“建立城镇居民基本生活品价格监测系统，进一步完善调价补贴机制，切实加强市场价格监管，适时调整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

　　

　　“尽快确立新的政绩评估体系，衡量地方政绩还要看所在地区低收入家庭或贫困人口的生活能否得到保障。”

　　

　　“作为流动人口创造价值的主要受益者，流入地应该为确保这一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支付必要的社会成本。”

　　

　　……

　　

　　代表委员呼吁全社会共同努力，消除贫困现象，让全体人民起建设和谐社会，共享和谐社会的温暖阳光。

　　

　　（见2006年3月7日《工人日》）

　　

　　这较之上一年只是在清谈“贫富差距的扩大”，显然是一大进步。

　　

　　与工、农劳动群众普遍贫困相对照的，则是在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暴富阶层。据美林集团统计，2003年中国内地有百万美元以上富翁23.6万个，比上年的21万个增长12%，拥有总财富9690亿美元（合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2003年GDP.2亿元的68.3%；每户平均财富410.6万美元，合3398.5万元人民币，相当可当年全国人均GDP9101元的3934.2倍。。到2005年，中国内地拥有百万美元的富豪已达32万个，比上年增长6.8%。关于这些富豪的生活状态，下录两份资料可见一斑：

　　

　　36栋“亿元别墅”9月现京

　　

　　庭院面积至少4500平方米，户型信息只对已付部分房款的买家开放

　　

　　9月开园不销售；一些特质问题已申请专利，但“亿元”身价尚未公开

　　

　　本讯（记者张学冬） 记者日前从业内获悉，将高端住宅“私密性”作为产品主打牌的京东某超贵别墅将于9月开园，届时社区园景对外开放，目前开发商表示销售价格未定且暂不对外销售。但据有关知情人士透露，该项目每栋别墅售价接近亿元，将成为目前国内首个售价接近亿元的别墅社区。多数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该项目能否得到市场的认可目前不好评说，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望。

　　

　　户型面积约2000平方米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京东近郊，周边座落有不少高档休闲娱乐场所。项目总规划用地近400亩，规划有36座独栋别墅，每栋别墅的户型面积在2000平方米左右，其独栋别墅私家庭园面积多达4500---6000平方米。据开发商方面透露，该别墅室内户型信息只对交纳一定数额房款的买家开放，在产品“惟一性”等特质问题上已积极申请专利保护，同时根据业主的不同需求，还可接受定制。但至今开发商尚未正式对外公布产品价格。

　　

　　5000万元/栋别墅已少见

　　

　　由于该项目9月份只开园不销售，因此别墅售价至今还是个“谜”。但有业界人士推测，按照该项目的设计标准，每栋售价可能近亿元。北京别墅市场迄今为止尚未出现销售过亿元的项同，此前上海紫园别墅曾售出上亿元，但也仅此一栋，如果9月这一坊间传言被证实，该项目有望成为国内首个售价接近亿元的高档别墅社区。

　　

　　有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京城别墅市场中销售价格较高的几个项目，如西山美庐和东山墅，都是得益了产品位置的优越性。“一个位于老城区的四合院卖到1亿元有可能性，但别墅出此高价还十分罕见。目前北京别墅总价约2000万元/栋的就属高档产品，5000万元/栋的别墅已是凤毛麟角。”该人士表示。

　　

　　（2005年7月27日《新京》）

　　

　　全世界的豪华车品牌正接踵而至，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池塘”的水很深，潜藏的“大鱼”更多

　　

　　豪华车市场的狂欢

　　

　　本记者 武卫强

　　

　　9月9日，浙江中誉汽车公司在抗州推出了5款奔驰凌特改装车。该公司副总裁张建华介绍说，这些装配了全球卫星导航、多媒体视听、无线通讯网络，并可选配卫生、办公用品的豪华商务车最便宜的一款售价也要70多万元。

　　

　　张建华告诉记者，在未来1年中，他们的销售计划是2000辆。用3万多元的吉利轿车来衡量，2000辆凌特改装丰的销售额与近5万辆吉利轿车相当。这对于一个刚刚进入汽车业的民营企业来说，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而且利润空间显然比低端轿车丰厚得多。

　　

　　能否完成这个目标，当天前来祝贺的杭州市市长孙忠焕比中誉汽车公司的销售人员更有信心。他对记者说：“前些天，有人告诉我杭州进了一批3万元一条的女士牛仔裤，我说怎么能卖得出去，可不到一个星期，一抢而空了；还有7.5万元的男式皮包，我也叫不上什么牌子，竟然旺销到无货可卖。”他说，当一个城市的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会出现两种转变，一个是产业从轻化向重化转变，一个是消费向中高端走。目前，国内有多个城市的GDP人均超过3000美元，高档、豪华产品的消费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来自全国乘用车信息联席会的最新统计显示，今年8月份汽车市场继续呈下滑趋势，销售环比下降8.5%。与此相对应的是，整个豪华车市场却一直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在国家倡导构建节约型社会的同时，在业界对限制小排量汽车口诛笔伐的时候，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处于车市“金字塔”塔尖的豪华车市场却在狂欢。

　　

　　北京博瑞雷克萨斯4S店的顾问姚晓军告诉记者，他们今年开始营业的时候，预计每个月的销量也就20辆左右，但从目前看，销售最差的一个月也卖出了60多辆。售价600多万元的奔驰迈巴赫在北京燕沙设置展厅以来，开业仅3个月就售出了7辆。主管迈巴赫销售的何其乐说，中国每年在超豪华物品上的消费能够达到20亿美元，是全球奢侈品消费大国之一。

　　

　　何其乐对中国豪华车市场的估计显然过于保守了。宝马7系售价在94万---177万元，从2002年初到2005年5月，该车系在中国大陆的累计销量超过1.4万辆，约占同期宝马轿车在中国总销售量的三分之一。就此，中国在2004年成为美国和德国之后世界三大7系销售市场。此外，记者从奔驰骄车三家国内代理商公司了解到，今年奔驰骄车国内市场销售量保守估计也会突破400辆；而奥迪A8今年在国内的销售也会突破500辆，再加上凌志及少量的林肯、劳斯莱斯、本特利和保时捷，预计我国豪华轿车的销量今年会突破9000台，销售额高达80多亿元。

　　

　　一个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国家，豪华车市场竟然有这么大的容量，这是很多“老外”都不能理解的。去年北京车展上标价888万元的宾利728被神秘中国买走后，又有两辆同价格车型被预订。宾利公司的相关人士介绍，在全球售出的5辆宾利728中，中国内地售出了3辆。在这样的销费驱使下，今年4月的上海车展，宾利展出了1188万的雅致Mulliner728，比一般宾利轿车长728毫米，结果有4名中国客户提出购买。

　　

　　劳斯莱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伊思.罗伯森4月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劳斯莱斯去年推出的新车型幻影受到了非常强烈的欢迎，同时客户跟我们提出，希望有更豪华的版本，所以我们推出的新幻影加长了25厘米，这是专门针对亚太和中东地区的消费期望设计的。”

　　

　　纯手工打造的世爵是来自荷兰的豪华车品牌，今年9月份开始，他们准备加快中国市场的开拓。其相关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去年宾利在全球市场上大幅度下滑，是中国市场拯救了宾利。该人士说，豪华车的全球增量主要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尽快进入中国市场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但让这些豪华车厂商头痛的是，他们无法统计中国豪华车市场的需求到底有多大，即便是最有实力的调查公司也无能为力。奔驰中国区总裁韩力达之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零花钱”有100万----500万美元的人就是“超富人”。在中国，这样的人群同样存在，但数量是未知的。他说：“根据我们的市场调研，中国人对豪华车的需求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并凸现出超越美国的前兆。”

　　

　　上周，北京奔驰挂牌成立，并准备年内推出奔驰E280。与此同时，奔驰凌特商务车也淮备在福州生产，凌特的改装权利交给了新出道的中誉汽车。戴姆勒.克莱斯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黎信在杭州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誉的奔驰凌特目前是在进口车的基础上改装，等凌特在福州国产化后，将由他们为中誉提供车辆。他说，中国高档休闲游行房车目前还是空白，市场潜力很大。

　　

　　与中低端汽车市场的恶性价格战相比，豪华车市场一枝独秀，稳坐钓鱼台，并开始从轿车领域向商用车扩张。现实的态势是：全世界的豪华车品牌正接踵来到中国，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池塘”的水很深，潜藏的“大鱼”更多。

　　

　　（2005年9月15日《中国青年》）

　　

　　又是上亿元的豪华别墅、又是狂欢的豪华车市场；另据有关媒体道，北京颐和目听鹂饭庄西安分店一桌豪华“天龙御宴”就吃掉36.6万元（折合黄金8斤），相当于贫困农民3660人全年总收入。2004年8月，云南昆明一盒月饼售价31万元、一部手机售价21万元，一个8个8字的电话号码拍卖价70万元。2005年国庆期间，上海金荗大厦举行过一场超“百万元婚礼”。至于中国赌徒到澳门和美国赌城豪赌，一次就输掉几百万上千万美元，已非罕见之事。……这与数以千万计的普通工农劳动民众处于贫困状态，在为生计而苦苦煎熬的情形相比较，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呵！真不知当今中国究竟是谁在做主人的社会？

　　

　　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及其产生的原因引起起来越多人的关注的忧虑，2005年8月30日的《中国青年》所载邓聿文文章就反映了这种心理：

　　

　　中国应从世界贫富扩大中有所警惕

　　

　　联合国8月25日公布的一份有关“全球发展不均”的告称，尽管许多地区、特别是亚洲正享有空前的经济增长，但80%的世界财富是由世界的20%人口控制，今天的世界要比十年前更加不平等（8月27日中新社）。具体而言，世界80%的国内生产总值由发达国家的10亿人口掌控；其余的20%由发展中国家的50亿人口分享。

　　

　　可以说，财富由少数国家的少数人攫取从而导致世界比十年前更加不平等，是过去十几年来国际垄断资本蓄意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结果。

　　

　　所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知道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处理金融危机及经济改革时，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强迫推行的一整套经济政策，包括汇率、价格、外贸、利率等一系列价格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资、金融、外贸、产业等一系列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等。其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宰作用。

　　

　　这个以新自由主义为精神旨归，服务于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华盛顿共识”，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行的后果，便是使这些国家发生了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出现 大幅度下降。

　　

　　比如，在实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国家，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而在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依据的“休克疗法”的前苏东欧等转型国家的经济到现在还未能恢复到1989---1990年的生产水平。更为严重的是，经济的停滞甚至后退导致这些国家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联合国的上述告就指出：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已越来越严重。年轻人失业的机遇已增加了两三倍，占全球1.86亿失业人口的47%。此外，由于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不平等问题，全球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就业人口所赚的薪金无法使他们或家人脱离以每天一美元为准的贫困阶段。

　　

　　反思“华盛顿共识”为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等转型国家开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药方”，其华丽的外表包装下窝藏着四个“陷阱”，必须引起警惕：第一，极大地“解放”了跨国公司的生产力，为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自由纵横驰骋铺平了道路。第二，建立了严重依赖外资的外向型经济，使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受到国外资本的重大影响乃至控制，从而为外国资本进入其市场创造一切必要条件。第三，保障这些国家根本利益的有效制度被废弃和突破，导致外国资本成为其财富的“抽油机”。第四，窒息了这些国家生产结构的活力。

　　

　　世界贫富的扩大昭示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由此想到中国，中国的改革虽然不是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或多或少也受到了其影响。比如，1988年发起的价格闯关与货币主义大师佛里得曼的建议直接相关。而这次价格改革因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只维持了半年就宣告失败。时至今日，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还是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影响经济政策，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今日严重的贫富分化，即使不能把责任推到“华盛顿共识”上，它至少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连德国技术合作公司总裁埃森布莱的也坦言：“在德国，在西欧，现在主流的市场经济理论，叫做‘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而不是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即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经济发展会变慢，但是比较平稳，有可持续性，与社会发展也不互相冲突。”他呼吁“中国不能只有富豪和穷人”。（引自2005年12月29日《中国青年》）

　　

　　曾读2005年8月18日《中国青年》刋载的洪巧俊《还有多少可以一夜暴富》，该文先引述别人的文章道：“相当部分中国富豪并不是通过勤劳致富或者资本经营而成为富豪，他们大多通过‘发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并且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国有资产，从而在一夜之间获得巨额利益。”接着举了一些事例后说：“富豪们极富戏剧的暴富经历，也使我们社会中的一些弊端暴露无遗。追溯原因，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其个人主观因素的考量上，更应该注意制度层面的思考。”我们确实应该深刻反思近年来为什么会以年增长1---5倍的速度造就出如此众多的富豪，又为什么会产生出约1.92----5.05亿左右的贫困人口，以及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在贫富差距方面与资本主义美国相比毫不逊色（1994年美国《商业周刋》道，美国最穷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7%，最富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6%。而在中国，最穷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最富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