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咸平：放任资本逐利造成严重通胀

　　

　　2008年05月09日 ：广州日

本月进入宏观经济数据公布的敏感时期，外界均认为，即将公布的CPI数字将是检验从紧货币政策抑制通胀是否奏效的关键。

　　

　　昨天（8日），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交通银行于广州举行的百年庆典活动中发表演讲时认为，在国内生产不足和国际通胀冲击下，我国要抑制通货膨胀，仅依靠简单的宏观调控无法实现。

　　

　　对于众所关注的股市问题，郎咸平则直言奥运会对股市不会有什么实际效应。他同时强调，保护中小股民的利益是政府应尽的义务。

　　

　　对话郎咸平

　　

　　不要盲目炒作奥运股市概念

　　

　　记者：有分析认为奥运前后是中国股市重上高位的时刻，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近期股市有所反弹，您认为红5月是否已经到来？

　　

　　朗咸平：不要简单的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奥运会上，对于一个从制度上没有根本改观的A股市场来说，奥运会对股市并没有什么实际效应，不要盲目地炒作概念。

　　

　　对于5月股市是否能够继续上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证监会是否会救市的问题，而是证监会对股民的信托责任是否尽责的问题。制止股市下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是政府应尽的义务，政府有责任救市。即使在资本主义最为成熟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政府都会出手救市，以保护中小股民的利益。

　　

　　记者：在全球通胀没有明显好转的情况下，中国能否独善其身？

　　

　　朗咸平：据我观察，目前各国公布的数据都显示通胀是呈逐渐恶化的趋势，这其中除了本国供需失衡之外，大宗物资如石油、铁矿石等遭遇国际炒家狙击是一个重要因素，以致很多物资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价格不降反升。

　　

　　过去国际炒家是对地产和货币进行狙击，但我判断今年国际炒家的目标是大宗商品物资。面对这种情况，单纯靠压制最终产品价格，如电价，会造成经济的严重扭曲，使最终产品无法反映市场的实际需求。

　　

　　以成品油价格为例，广东的油价非常便宜，以至于很多香港人都到广州来加油。这就会造成一种误导，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

　　

　　由于这轮通胀的背后带有国际炒家狙击的背景，因此中国很难做到独善其身。

　　

　　记者：在楼市、股市火爆的情况下，您如何看待资金从冷门行业流出的现象？

　　

　　朗咸平：从资本逐利角度看，将资金注入地产等热门行业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放任资本逐利，则会导致大量资本从制造业流失，集中涌入地产、股市等领域，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家应对此有所控制。

　　

　　● 主要观点 ●

　　

　　二元经济环境下从紧政策难抑通胀

　　

　　郎咸平认为，目前从紧货币政策是建立在流动性过剩的观点之上的。但在他看来，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二元经济”环境中，即过热和过冷的行业同时存在。“过热行业主要是与地方政府为GDP而推动的工程有关的行业，包括房地产、钢铁、水泥，以及给这些行业发放贷款的银行，给他们融资的证券公司等，大盘股与这些过热行业是相关的。而过冷行业主要是民营企业特别是制造业。”

　　

　　郎咸平认为，在“二元经济”环境下，从紧货币政策只会产生“过热的继续更热，过冷的继续更冷” 的三种现象。首先，银行授信将从过冷的行业转移到过热行业，例如从事基础建设的行业。中国经过近4年来的宏观调控，广义货币和信贷增长仍然维持在16% ~18%的高位，就可说明这一点；其次，制造企业面临营商环境的恶化，于是将原本用于投入再生产的资金投到了楼市和股市；再次，产生“海尔现象”，即由于利润率日益低下，制造行业把大量的资金从过冷的领域投入到过热的行业，例如投入到房地产开发上去。

　　

　　中国通胀主因：生产不足+国际通胀

　　

　　郎咸平认为，“二元经济”必然导致宏观调控失效和通货膨胀。以猪肉价格上涨为例， “猪肉涨价是因为流动性过剩？那是胡说八道。”郎咸平指出，在“二元经济”环境下，养猪户又同时面临着进口饲料价格大涨和疫病，最后都不养猪，跑去炒股炒楼了，生产不足最后导致了后继无“猪”的怪现象。

　　

　　一方面，国内“二元经济”环境导致多个过冷行业生产不足，另一方面，国际通货膨胀也在冲击着我国市场，而这主要是国际金融炒家炒作的结果。郎咸平表示，国际上的石油等多种能源现在都是供过于求，但价格却不跌反涨，连续创高。“只要看到中国需求旺盛的商品，国际炒家就会先在国际市场中大幅拉高这种商品的价格然后再卖给中国。”

　　

　　产业链战争时代中国制造业日子难过

　　

　　郎咸平的结论是，不能以简单宏观调控来解决复杂的二元经济问题。其观点是，全球性的“产业链战争时代”已来临，中国制造业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郎咸平说，我们每制造出一元的价值，同时就替美国这样的大国创造出9倍的价值，我们越制造，他们就越富裕，因为他们掌握了最有价值的软环节，也就是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这六大环节，而我们只掌握了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价值最低的一部分。

　　

　　中国制造想在国际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这两只“秃鹰”的虎视眈眈下生存，就应该重新定位产业链，高效整合产业链的“6+1”环节，把握行业本质，这才是根本。（孔华、纪晨璐）

　　

　　郎咸平：寻找缺乏竞争力的答案

　　

　　2008年05月09日 财经时

　　

　　郎咸平

　　

　　 中国企业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谁好谁坏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力一起大幅度衰退的问题。以往专家、学者所倡导的是国退民进，但这不能解决国企问题。根据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中国总体竞争力(包括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四大指标组成)告显示， 2000年以前中国的总体竞争力大体与菲律宾、巴西、希腊等国差不多，但是2000年以后差不多跟捷克、匈牙利、波兰、泰国处在同一个水平，还比不上智利、比利时、马来西亚这些国家。这些数据显示，这几年民营经济似乎不能带动总体竞争力的发展。

　　

　　中国企业家所面临的问题到底出在哪？我认为我们这个经济体系本身有几个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

　　

　　1.自由竞争总是好的吗？

　　

　　我们过去总认为自由竞争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我们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一些思维简单的专家学者们也不断提倡这个理念。但是纳什提出了反思维——自由竞争总是好的吗？

　　

　　纳什讲了自由竞争的负面因素。它解释了自由经济泛滥的第一种现象——低水平重复浪费的恶性竞争，使得资源被大量浪费。

　　

　　举个例子，如果在美国你开发出来一个新产品，大家都以股东身份给你投资，你就能越做越大，这是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功能。但是中国企业不是这样的，中国企业的现状跟Chinatown(唐人街)一样，在纽约、洛杉矶、伦敦到处都有Chinatown，当你把一家餐厅做好了之后，其他人不是一起投资你的餐厅，跟你一起做大，而是在你隔壁另外开一家。如果做得好，又会有人跑到隔壁再去开一家，结果一定有人因做得好再开一家。突然之间 Chinatown就有了一大堆餐厅进行互相竞争的局面，这就是中国企业的状态，也叫“饿狼现象”。这种竞争的最终结果会使得大家都无法生存。我记得一个数据，它显示中国80%的民营企业的寿命年只有29年。这使得资源被大量地浪费。在我们生活中，这种恶性竞争造成的资源浪费现象比比皆是。

　　

　　越想规规矩矩努力做好产品质量控制和研发的公司就越可能先被淘汰。为了说明中国企业不重视研发的畸形现象，我们用“每10万个居民拥有的有效专利数量”这一指标进行说明。结果，我们发现这一数字在中国只有4件，排在37位，和马来西亚、泰国的水平差不多，但排名第一的卢森堡却有7094件。中国在专利生产能力指标(本国居民所获专利数量与企业研发人员的比率)的世界排名成绩为36位，和爱沙尼亚相当，而排名第一的韩国的成绩却是中国的57倍多，这充分说明了韩国三星等公司为何能够超日赶美了。-

　　

　　2.与国际接轨的困惑

　　

　　如果你去问一个农民如何开闸灌溉，农民就会告诉你开闸之前要先挖沟渠，把水引到你需要它去的地方，缺水的农田不应是随便开闸的。什么是目前的国际化呢？那就是随意开闸让洪水漫流淹没了大片农田。难道我国大力主张完全国际化的专家学者不知道要先挖沟渠吗？什么是沟渠呢？法治化的游戏规则就叫沟渠。

　　

　　目前国外资本市场对中国十分看好，但是为什么国际化越彻底大家日子越难过呢？为什么人均产值增加这么快，却没给老百姓带来更多实惠呢？因为这个产值很大一部分是外商投资的。根据资料统计，每年以合法利润形式流出中国的资金就高达2000亿美元。现在问题出来了，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给予了土地和税收优惠等，这些优惠最终形成了利润流出中国。如果优惠是给内资企业的话，这个利润——还有转投资的可能，也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不断的转投资可以创造出乘数效果。以江浙地区而言，乘数效果可以创造出数倍的产值。但是优惠一旦给了外资企业就往往最后会流失出去了，这样就再也无法通过转投资创造乘数效果了。

　　

　　凡事有利就有弊。我以外资为例，美国麦肯锡顾问公司预测五年之后外资零售业将要占据中国80%的市场。如果恶性竞争成功，而且把中国零售业打垮了，那么五年之后会怎么样？

　　

　　中国是一个法治化规则不健全的国家。中国在法律制度的建设上已经日臻完善，但是在执法环节上依然有一定的缺陷。我常挖苦中国的公司法，它不但引进了欧洲的监事制度而且又吸收了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但如此一来，中国的公司法就形成了监事与独立董事重叠的尴尬局面，而且这两种制度的同时存在，又会使整个公司法的实施形成内在冲突，最后，自然会降低制度的原有功效。

　　

　　我们的大多数内资企业不但规模难以和大型外资企业并驾齐驱，而且我们的内资企业对外资收购还不甚了解，对收购的认识仍然显得有些幼稚。

　　

　　在没有法治化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如果让外资企业随便准入、随便收购内资企业的话，比如零售业、金融业，或者其他行业，内资企业都会因为大欺小、强欺弱的缘故被淘汰。

　　

　　与国际接轨到底接的是法治化的游戏规则。如果没有把这套游戏规则引进来，反而把那些表面现象引进来，包括零售业、银行、服务业等等产业的开放，那无异于是引狼入室，纵容外资企业大举进攻中国市场。目前内资零售业、金融业、服务业和其他产业在国际化浪潮之下陷于困境的原因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在国际化之前“放开水闸而没有挖沟渠”。

　　

　　但是又有专家学者说我们的金融改革是不得不做啊。做当然是应该做，但是我们的改革要三思而行。比如说央行曾经宣布人民币汇率要灵活浮动，要跟国际接轨，而且央行要把汇率波动的风险转移给企业承担。我想请问大家一句话，晓不晓得美国、日本和欧洲为什么可以实施浮动汇率制度？我想告诉大家，因为这些国家的公司大部分都知道如何对冲外汇风险，我想请问，我们中国的公司有多少知道如何对冲外汇的风险？中航油已经算是不错了吧，但是一出手就惨败而归，其他的公司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下还奢谈浮动汇率是不切实际的。

　　

　　既然很少有中国企业知道该如何对冲外汇的风险，你怎么敢把风险给企业承担呢？而且中国是加工型的制造业大国，平均利润可能还不到5%，汇率的小小波幅就会把利润全部掏空，所以这么重大的汇率改革对中国市场的影响是很重大的，并不是只要一执行就是与国际接轨嘛。否则，那又是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却完全不知道浮动汇率的背后是要有配套措施的。-

　　

　　3.浮躁和投机取巧的心态

　　

　　我在《标本》一书中，特别指出中国的地产企业负债过多、风险过高的问题。我们的企业家肯定认为高负债是很正常的，我认为这就是民族企业家的悲哀，因为我们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万科的王石每次演讲时，都不忘讲到香港的新鸿基，他说新鸿基比万科大100倍。事实上，香港的地产“四大天王”：新鸿基、恒基兆业、新世界、长江实业，最少都比内地的同行业企业大100倍。而且香港的法治化建设比内地好得多，信用体系也比内地健全得多，因此它们应该更有能力去借钱是吧？我想请大家猜一下，它们的资本负债比例是多少？内地的上市公司负债比高得惊人，而它们的平均资本负债比例是20%。

　　

　　和内地企业相比，“四大天王”的经营战略保守得多，难道保守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吗？各位请再想想，“四大天王”各项财务数据的类似度让我感到震惊。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和它们不一样的公司恐怕早就被淘汰了吧。它们为什么能够成长为比内地同行大100倍？“因为成功的原因只有一个，而失败的原因很多”。

　　

　　那么，中国的企业为何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呢？我想这和一些中国企业家特有的浮躁和投机取巧的心态有关。有的中国企业经营者的心态非常的浮躁，总想迅速的做大做强，而不注意企业经营细节的优化。他们所谓做大做强的最迅速而且投机取巧的方法就是通过负债融资，而这也是为何我国企业的负债率之高恐怕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的原因所在。-

　　

　　4.认不清行业本质

　　

　　我在《思维》一书中指出，观点、资金、人才和技术其实已经不再是现时企业主要的问题了。它们虽然是企业成功的三要素，但更重要的是符合行业本质的战略指导思想。怎么理解我这句话呢？

　　

　　最近一些日本企业相继衰亡，包括日本日产、三菱集团、索尼，都出现过极大问题。从日产到索尼的变化你就看得出来，他们要挽救公司，要重新取得它的竞争优势，它所改变的既不是我们国内企业要上市、要融资，也不是技术升级，也不是寻找人才，不是说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寻找一个能够符合行业本质的战略思想，日本人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在这方面是要反思的。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开辟高新技术产业区，但是如果科技新区只是单靠土地以及税收的优惠就能搞高科技的话，那么世界各地都可以搞高科技了。发展高科技并非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不是政府批一块地，或给一些税收优惠就能搞的。因为大家根本就不知道高科技行业的本质是什么。

　　

　　任何不符合行业本质的政策都会遭致失败，例如以前政府所推出的“市场换技术战略”，最后结果却是市场丢了，技术也没换来。

　　

　　也许最后，你会发现我们大力推行的产业升级可能是错的，为什么呢？西班牙的纺织业水平比中国落后好多年，那里有些工厂还在使用我们一辈那个时代的脚踩缝纫机，但人家不但超越了咱们，还超日赶美，为什么？因为他们把握了纺织业的行业本质，而我们的政策制定则没有把握行业的本质。

　　

　　有些人问我，国内大多数企业应该还是很清楚行业本质的吧，否则他们如何生存呢？但是我的观察刚好相反，我认为我国大部分企业家是不知道行业本质的。我在上课的时候经常问企业家——你们做了一辈子的行业，请你们告诉我，你们的行业本质是什么？大部分企业的经营者是答不上来的。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我对中国企业与企业家们的看法是挺悲观的。我想这么说，难道我批评企业就一定表示我悲观吗？大家应该把我的批评当成严厉的期许。但是我必须说，在我前述的竞争过于激烈，国际化深化，企业风险加大，以及企业家和企业政策脱离行业本质的种种压力之下，你说我们企业家怎么可能好过？

　　

　　炮手郎咸平

　　

　　
文/曹世中

郎咸平称自己是《皇帝的新装》里说真话的孩子。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不断在企业界和经济界掀起阵阵波澜。然而，他的言论、他的理论，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和质疑
说起郎咸平，时间要回放到2001年，那时他在内地还没什么名气。他出生于台湾，毕业于美国著名的沃顿商学院，获得金融学博士学位后，先在美国、台湾当老师和搞研究。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定居香港，依然默默无闻。2001年初，他与刚创刊不久的《新财富》杂志合作，开始在内地经济界走红。
可以说，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大环境，是中国企业成长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众多问题，给了他施展专业技能的机会。这个机会，成就了郎咸平。

首战轰德隆
郎咸平爱“放炮”，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但敢放炮，还会锁定一个目标持续不断地炮轰。
2001年，中国股市陷入了彷徨期。4月初，正值北京春暖时节，一篇名为《德隆系：中国独特的“类家族企业”敛财模式》的文章在财经圈子不胫而走，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此文的，就是郎咸平。
郎咸平赖以起家的招数，是在杂志上推出了一种针对境内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解读的全新范本，这个范本被称之为“研究型道”，每期以几十个页码的篇幅，对市场中活跃度最高的资本系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财务解剖。财务专家出身的郎咸平，“解剖刀”不能说不锋利。他依靠缜密的财务分析，将一个个看似强壮的企业放在他的解剖刀下，透过其纷繁的财务数据和复杂的股权结构，洞穿一个个公司真实的运营情况和潜在风险。郎咸平以这种方式，先后对“北大系”、“清华系”进行了解剖，但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因此，郎咸平剖析德隆的文章一出，立即遭到了市场的质疑：“德隆这么好的企业，会出问题？”
2001年，德隆帝国正如日中天。经过一系列呼风唤雨式的资本运作，德隆系掌门人唐万新控制了湘火炬、合金股份、新疆屯河三大绩优上市公司，把170多家分公司开遍全国，拥有可支配资产据说高达1200多亿元，成为国内最大的民营企业。
可是,郎咸平对德隆表面的光鲜并不买账，他底气十足地断言：不出半年，德隆一定会出问题！
事态的发展，没有他预言的那么快。但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一有机会就不断重复自己的观点，并坚信不疑。
2003年7月，汇源果汁董事长朱新礼在与德隆合并后不到一年时间，发现德隆从汇源账上调走了上亿的现金。这让朱新礼感到了恐慌，他暗中作出了与德隆分手的决定。朱新礼耗尽心力，在经过复杂而充满危险的汇源股权转移和回购后不久，德隆系便轰然倒下，汇源也由此逃过一劫。
郎咸平一句“大家投入德隆的钱是拿不回来的！”果成现实。
导致德隆坍塌的直接原因，是漫漫熊市中，德隆系为维持三驾马车股价，而导致资金链越绷越紧，最后彻底断裂。
德隆一役，郎咸平一举成名。

再战顾雏军
成名后的郎咸平，开始天马行空。从一炮击倒德隆开始，他又搬出一个个重磅炮弹，向格林柯尔、TCL、海尔、长虹、万科等一批中国著名企业开战。郎咸平之所以敢向这些一直被市场景仰的企业开炮，是他手里握着的那张财务分析“王牌”。什么都可以造假，但再高明的造假，也会在财务表上留下蛛丝马迹。
2004年8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拉开了他与顾雏军的对决。之后，他又抛出被称之为“七板斧”的长篇文章，将顾雏军兼并科龙电器后，以科龙为平台进行的一系列国有企业收购行为，通过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等七个环节层层解开。
2004年的顾雏军同样如日中天，正在忙于缔造他的“家电帝国”。面对郎咸平射来的炮弹，他不屑一顾，还向郎咸平发出了应战的律师函。然而,也没想到，也就是一年之后，严友松和三个科龙高管突然被捕。科龙黑洞曝光，顾雏军也身陷囹圄。
在郎顾之争中，郎咸平使用的仍然是他最擅长的“财务解剖刀”。他从顾雏军收购科龙前后,运营费用变化的大起大落切入，揭开了顾雏军的资本腾挪之术，抓住了他借科龙掏空上市公司资金的手。

大嘴说天下
如今的郎咸平，宛如一个春秋时代的剑客，兴趣开始从微观经济转向宏观经济，宏观调控、汇率、房价、股市、中国制造等等他都关注，哪个话题热，他就在哪个问题上大讲特讲，且讲起来口无遮拦。于是，市场送他一个雅号“郎大嘴”。
郎咸平的形体与形象，远比照片上或电视上酷得多：个子不高，但结实匀称，一身考究的西装里，是一件棉质花格子衬衣。他在演讲时，从不用电脑演示，不看讲稿。滔滔开讲，逻辑清晰，有板有眼，有章有节，一讲就是几个小时。
最近一段时间，他走到哪儿都要讲他的“6+1”。什么叫“6+1”？就是产业价值链。
郎咸平说，“1”就是纯粹的制造业，我们称自己为“制造业大国”，其实完全搞错了。真正的制造业大国不是中国，是美国。他们是把价值最低端的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那一块放在了中国。为什么不放美国呢？因为它会破坏环境，它会浪费资源，剥削劳工。
“6”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这六块都掌控在美国人的手里，叫“软的生产环节”。“1”是硬的“生产环节”，在中国。在这样一种产业链定位下，中国就沦落在产业链的最低端。
他以去年引起轩然大波的中国出口玩具为例：美国商务部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玩具含铅量超标，逼迫我们大量召回玩具，甚至造成贸易纠纷。这怎么能怪中国呢？产品是他们设计的呀。
他又以芭比娃娃为例：芭比娃娃在美国沃尔玛的零售价是近10美元，在这个产业链里，我们只能创造1美元的价值，而美国人由通过“6”，获得了9美元的价值。我们的加工业自动地帮美国人创造了9美元没有污染、没有剥削、没有破坏环境、没有浪费的商业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创造1万元的价值，就给美国创造9万元的价值，我们创造100万元的价值，美国人就会获得900万元的价值。我们越制造、越生产，美国人越富裕。
采访中，他多次提起：“我不当经济学家了，说了很多也没用。我要去当明星。”
他说：“我现在不想做教授了，想去做明星了。所以，我现在最大的理想就是明年上春晚。取代赵本山，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了。”
“我要上了春晚，就没赵本山什么事了。”言及此，他喜形于色，像个开心的大男孩。
此时的郎咸平，几许淳朴，几许天真，没有了人们传言中的“可憎”形象，完全是一个本色的人。

郎咸平简历
郎咸平，著名经济学家，1956年生于中国台湾。
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畅销书《公司治理》的。
曾在沃顿商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现任香港中文大学首席教授。有四篇论文被《金融经济学期刊》评为“明星论文”，并被列入2002、2003年的“世界经济学家名人录”。
著有《操纵》、《整合》、《运作》、《科幻》、《思维》、《标本》、《模式》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