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氏“经济学”——华西秘籍
吴氏“经济学”
--华西秘籍
吴氏,吴仁宝也。
“经济学”,既有当今经济学的含义,又不止于此,狭义的经济学不足以展示吴仁宝的韬略,故不妨也借用一点“经济”的古义--“经纶济世”。
小小的村官也有韬略?也有经济学?
当然!没有吴仁宝的韬略,没有他自创的吴氏经济学,哪会有今天的华西村?
华西村从当初的600多人,0.96平方公里,一穷二白的小农村,发展到今天的5万多人(3万多村民外加2万多外来职工),35平方公里,70多亿集体资产,10多家公司50多家企业,年销售额400多亿的大华西村,非常人所能为!
而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家家住别墅,户户有汽车,没有贫困户,没有黄、赌、毒的共同富裕社会,千百年来被当做乌托邦空想,却在华西村化为现实。
胸无韬略的人,是断断做不到这一切的!
当然,吴仁宝本人是不会承认他有什么经济学的。只是吴仁宝几十年来所致力的成功事业,着重点在于经济,我们不妨把他的一些套路归之于经济学这个名词。
因为吴仁宝确实有自己的一套东西,相对于某些自己没有一套,只会贩几句外国名词的人也称经济学家,吴仁宝这套既有理论又有实践且相对完整的成功经验,称之为吴氏“经济学”,好像也未尝不可。
市场经济的经典之作
说吴氏经济学,先从企业谈起。
企业是华西的命根子、钱袋子,没有企业,吴仁宝的事业无从谈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吴仁宝就开始寻找“市场”,他的粮食加工厂、小五金厂,都是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起步,市场化运转的(没人给计划,在被计划经济遗忘的角落里,自己找饭吃)。如果说“市场化”改革,毫无疑问吴仁宝属于先行者。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办几个人的粮食加工厂,直到今天的拥有10多家公司数万员工的大华西集团,吴仁宝在办企业管企业上表现出惊人的才干(如果不为建设共同富裕的乌托邦,相信中国会出现不亚于李嘉诚的另一个吴氏家族集团)。
但当别人高举市场化“改革”大旗,鼓吹“私有化”的时候,吴仁宝却坚持集体经济不动摇。并且以集体企业发展的辉煌业绩,给了所谓“冰棍”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在别处纷纷贱卖私分国营企业的时候,华西村却出现了外来私有企业老板自愿交公归顺集体企业的“奇闻”,这可算是吴氏经济学的经典案例)!
由此可知,吴氏经济学是离不开公有制的,没有集体全民所有的企业,就没有吴氏经济学;同时吴氏经济学也是离不开“市场”的,没有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也不可能有吴氏经济学(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是无法成长的)。
只是吴氏经济学的公有企业,已经不是原来计划经济中的公有企业。
计划经济中的“公有”只是一个空名,其实老百姓什么也没有;而吴氏经济学中的公有,是老百姓真有、共有、直接有,这才是真正的公有!
吴氏经济学的市场化,也不是某些人鼓吹的“市场化”。
某些人鼓吹的市场化,只是以钱为纲而已,其实并不尊重市场。
引进外资,把外国人当大爷供起来,把国人国企当做二等公民,这是市场化吗?
以行政权力乱推“优惠”政策恶性竞争,官商勾结大搞权钱交易,这是市场化吗?
外贸高价进低价出,把价值10元的货1、2元就卖出去,这是市场化吗?
把国有资产三文不值二文地贱卖私分,为少数人侵吞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这是市场化吗?
垄断公共资源大搞“创收”,搞得医疗、教育、住房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公路、公园也成了为少数人牟利的“私”路、“私”园,这是市场化吗?
这些统统都不是市场化,而是亵渎价值规律的“伪市场化”!
吴仁宝说得好:“向钱看”、“私有化”这些东西,汉、唐以前就有,不是什么新东西。
真是一针见血!
那么吴氏经济学的市场化是什么概念?
吴氏经济学的市场化首先是遵从价值规律,根据市场的需求安排生产,根据市场的需求灵活决定企业的取舍。华西村从几个人的小厂发展到几万人的大集团,唯一的决策依据就是市场。其企业运作也是以符合经济规律的“少借债、少库存,快周转”方式进行。
华西企业的特点就是按市场规则规规矩矩地做生意。讲信誉,守诚信,公平竞争,是华西企业的灵魂,也是吴氏经济学的灵魂,同时也正是市场经济的灵魂。
丢掉了信誉、诚信、公平这个灵魂,还搞什么市场经济?那只能是封建经济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
华西村股票上市之前,华西领导层对要不要上市进行表决,表决结果是12:1,这唯一的一张反对票,就投自吴仁宝。这一票清楚地表明,吴氏经济学不欢迎股市。
股份制与“上市”炒股不是一个概念,股份公司不一定要“上市”。“华西村不缺钱,为什么要上市”?
吴仁宝坚持的做实业,做本分生意,不搞投机的理念,不但使华西村在几十年跨度的风风雨雨中规避了形形色色的风险,而且也正与经济学中规避风险、避免泡沫经济的理念相吻合。
两个卖烧饼的人,只要互相对倒,就可以把烧饼卖出天价。但这种人为的价格游戏,根本不符合价值规律。
认为“上市”可以规范企业的管理,只是一个梦想,股市的重重黑幕和上市公司频频爆出的丑闻,都说明想靠股市来规范企业管理是不切实际的。
真正规范管理的企业,不需要到别处去找,只要看看华西村。
华西村企业几十年来发展壮大,且从未发生过今天中国十分常见的腐败和重大失误现象,这不能不是个奇迹!没有过硬的管理功夫是不可能的。
和国企“改革”的什么“放权搞活”不同,华西村企业是“八统一”,即人、财、物、重大决策都是统一的,会计集中办公,物资统一采购,人员统一调配,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只有日常经营权放给各企业。
这样做听起来有点象计划经济,但实际上计划经济基本上还是各自为政,没听说会计、采购、人员都统一的。
但此举却与国外一些现代化管理的大公司异曲同工。华西人自创的土办法,实际上与现代企业管理的集约化不谋而合(这也是笔者推出吴氏经济学的原因,没有真正科学依据的东西是不能称作什么“学”的。如果象某些人鼓吹的“放权搞活”之类就能搞好企业,那所有经济学、管理学都可以不学)。
一个企业,并不是靠个别领导人的“积极性”就能搞好的。搞好一个企业,必须群策群力,上下一心,全员努力。华西村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华西村的用工制度,竟然类似于日本的终身雇用年功系列工资制度(面对某些洋化学者,笔者也来个挟洋自重,多少引用点外国的东西)。这里的职工不用担心下岗、失业,即使企业关门、停产了(这样的事也常有,华西的企业根据市场不断调整更新),也会被安排到其他企业继续工作,工龄连续计算,工资待遇根据工龄不断增长。但也不是大锅饭,有特殊贡献或特殊技能可以额外增加,如学会外语或普通话都另加工资。
与国外或国内大部分企业不同的是,华西的工资是小头,奖金是大头。一年的工资不过一万元左右,奖金却达到数万元或10万元以上。这看起来有点不合常规,但放在华西的具体情况看,却正是市场化的表现。
华西的工资差不多是定数,奖金却是根据企业的效益来的,企业效益好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分钱,企业效益差的时候,企业的负担也可以减轻。如果是高工资,低奖金,弹性系数小,一旦效益差,企业的负担就会加重,企业的风险就比较大。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吴氏经济学的智慧。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同时把风险控制在最低,这对于市场化的乡镇企业至关重要(这与某些国营垄断企业的高奖金低工资完全是两个概念,这些国营垄断企业根本不考虑风险,只考虑如何把属于国家和全民的利润装进自己的口袋)。
还有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华西村的奖金不是全部发给个人,而是必须把大部分奖金投入企业做“股金”,“强制”职工做老板。这样不仅增强了企业发展的后劲,也把企业和职工的利益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用心良苦啊!
这样的企业,想不搞好都难。
华西人人都有企业的股份,多少不等。但不是凭股份说话,仍然坚持集体决策,一人一票。这种以民为本的民主决策方式,应该说比以钱为纲的大股通吃、少数人凭借金钱股份把大多数人玩于股掌之中,更符合市场经济原理。
吴氏经济学,属于正宗的“吴市场”(另一个著名的“吴市场”则存疑)。华西村在市场经济中的卓越表现,难道不能说明这一点吗?
共同富裕的开路先锋
谁都不能否认,华西村是市场经济中的佼佼者。但华西最值得骄傲之处,却在于共同富裕。
人类几千年来对于共同富裕的追求和梦想,在华西村化为现实,这是何等的不同寻常!
无论古今中外,这都是开天辟地的事业!
与各类乌托邦不同的是,华西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
吴氏经济学把按劳分配与共同富裕进行了有机的结合。这里既有人人都有的衣食住行(包括汽车、别墅)、医疗、教育、就业的全面生活保障,又有等级工资、奖金、按股分红按劳分配。马克思的“劳动者共享”与凯恩斯“两只手”的市场经济理论在这里得到了统一,几乎是天衣无缝。
在华西看不到什么“劳动力市场”,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可以安排力所能及的劳动,没有任何就业歧视,残疾、智障、老年人受到特别关怀。就业在华西村成为政府的责任和工作,决不把就业和工资福利推给“市场”,推给私人老板。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凯恩斯的“有形之手”、“挖大坑”理论在华西村得到充分的运用(所以华西村虽然也有占20%的私人企业,但看不到什么黑砖窑、黑奴工、血汗工厂)。
而坚持集体经济,职工“强制”入股的做法,则是马克思“劳动者共享”理论的体现。
可以说吴氏经济学的宗旨,正是全民共享经济发展劳动成果。
比较有争议的是外来工的待遇。
华西村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兼并了周围十几个村,同时吸引近两万外来职工,这些后来者外来者的待遇,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些华西剥削外来打工者的议论由此而生。
确实,目前华西的本村人和后来、外来人的待遇还是差别很大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马上给予外来职工与本村人同等的工资福利待遇,是否就合理了呢?那样好像更没有道理。
因为你还没有做出多少劳动贡献,凭什么享受别人多年劳动积累的果实呢?所以即使吴仁宝答应,村民们也不会答应。这也不符合价值规律。
华西村目前的做法是,给予外来职工高于周边平均水平的待遇,并随着工龄增长贡献增加逐步提升外来职工待遇,最终可以实现共同富裕。一个92年来到华西的外来工,从扫地抹机床干起的杂工,今天已经是华西的党委副书记(孙海燕),住着欧式大别墅,开着私家小轿车,富裕程度已经超过华西的普通村民。这一现象不是个别的,华西村党委30多个领导成员,其中20多个是后来、外来的。可见华西的共同富裕理念,并不是只对本村人的。
笔者认为,吴氏经济学要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让更多的人共享经济发展劳动成果(而不是想更多的奴役、剥削别人),并非虚言。其具体做法既符合现阶段中国国情,也符合经济学价值规律。
清平世界小试牛刀
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西不但有丰富的物质财富(村民少的有100多万,多的有1000多万),还具有非比寻常的精神财富。
新老三无(无赌博、无犯罪、无封建迷信,无上访、无告状、无暗斗),三守(守法、守约、守信誉),勤劳优教,尊老爱幼,劳动光荣,蔚然成风。
这样的文明程度令人惊叹!
中国大地上常见的腐败现象、黄赌毒现象、上访现象,竟然在这里无疾而终。令人不可思议!
这一切在吴氏经济学(不限于狭义经济)中做何解释?
古人言,衣食足而知荣辱,有恒产者有恒心。由富裕而提升思想境界,是有道理的,但不是自然或必然的。
于是在吴氏经济学中,我们还看到这样的两手,一手是道德说教,这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另一手是挥舞经济之剑,重奖重罚。
在华西,老人只要年过80,其家人都可以得到奖励。一位老人年过百岁,其家人每人得到1万元,全家几代人共获37万元奖金,轰动一时。
而对赌博等丑恶现象,不但重罚,而且重奖举,举奖金从1万元,据说涨到了100万元!
办法虽“土”,但是管用。
另外象华西企业的8统一,不允许一家两制,集体决策,财产公布,强制入股等,对腐败而言也都是简明实用的杀手锏。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正是华西自创的土办法,造就了华西一方新天地。
虽然理论家们可以对华西的做法说三道四,但理论家们的宏篇大论一旦放到实际中,可能连一只鸡也抓不住。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理论,是绝对比不上群众自创的见血封喉经济实用的土办法的。
吴氏经济学,集各种土办法之大成,同时又蕴含科学,蕴含哲理。
也有一点韬晦术
吴氏经济学绝对不是“瞎搞”,但也要说些“瞎话”。这就是吴仁宝所说“以形式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不搞这些形式主义行不行?很难行。
吴仁宝作为村书记,是中国行政序列中最小的官,上面有5级领导,谁也得罪不起。
中国还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官员的权力有时候大得吓死人(特别是破坏的时候,做好事的时候常常束手无策,吴仁宝则相反)。
如果吴仁宝说了点假话,请大家原谅。这不是他的虚伪,而是他太热爱自己的事业,不忍让其受到伤害。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笔者把韬晦之术列入吴氏经济学,也属不得已。至少可从中看出吴仁宝的智慧,也避免他人的误解。
借鉴意义何在
华西村的经验能否克隆?有没有推广意义?这是今天许多人争论的问题。
笔者认为,作为新农村建设,华西的模式无法克隆。
华西经验的推广价值不在于建设新农村,而在于建设新企业!
因为华西的发展实际上已经把一个道地的农村变成了小城镇、小城市。这是千千万万农村无法做到的,也有违新农村建设的初衷(新农村建设毕竟还是建设农村,不是都变成工厂企业,变成城市)。
今天华西的一万亩耕地全部集中在山北,自称“山北粮仓,山南钱庄,中间天堂”。对华西而言这是正确的选择。
但对国家而言,广大农村就是粮仓,18亿亩耕地,就是中国百姓的天下粮仓!动摇不得!
建设新农村必须以农为业。
建设生态农村、生态农业,保住粮仓,保住祖国的绿水青山,应当成为建设新农村的宗旨(
新农村的“新”要体现在“生态”上,而不能用钱、房子或其它什么东西来代替)。
至于“钱”的问题,农民富裕的问题,要放到“山南”来考虑,国家的“山南”就是城市。
依托城市发展企业,靠企业发展城市,这是国家扩大“钱庄”的正着。
只是不能把“山南”、“山北”的发展割裂开来,而是要“山南”提携“山北”共同发展。提携的方式包括吸收农村多余人员,提供资金、技术以及各类保障和服务,支持农民安心务农,精心务农(山北、山南各司其职,而不是直接把“山北”变成“山南”)。
在“山南”打造百姓“钱庄”,建设共同富裕的依托市场经济的新型企业,是华西人的创举,也是吴氏经济学最值得借鉴推广之处。
不要老是以农民、农村来看待华西。在办企业、搞经济的问题上,华西人胜过许许多多的城里人。
当华西人搞股份制改革的时候,城里的经济学家还未“出世”;当城里经济学家高呼“改革”大搞所谓“市场化”的时候,他们的改革又比华西差了十万八千里。
看看华西人的改革,那是真正以民为本的改革,那是真正建立在公平诚信基础之上的市场化改革;而城里某些经济学家的改革,是以钱为纲的改革,是无视公平诚信价值规律的“伪市场化”改革。
如果说吴氏经济学汇聚了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等经济大师的智慧,那么城里某些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则已经倒退到了亚当斯密之前,连“看不见的手”也没学会(只拾了一点哈耶克之类“伪经济学家”的牙慧)。
按照城里某些经济学家的改革,劳动大众被改成了“弱势”,成了“市场”上任人宰割的“劳动力”,而市场上的主宰--私人老板、外国老板,则是超级强势(据说没有他们工人就没饭吃),以致黑砖窑、黑奴工、血汗工厂又在中国大地重现。
按照华西人的改革,劳动大众是主人(不是商品,不是市场上任人宰割的劳动力)。他们既是财富的创造者,又是财富的享受者。劳动者自己创造就业,自己创造财富,自己享受财富,劳动大众的富裕顺理成章。哪里需要靠土、洋老板赐饭吃?
同样是劳动,为自己创造财富还是为别人创造财富是两个概念,只有前者才能共同富裕,后者则成了为他人做嫁衣裳。
如果按照华西吴氏经济学改革国企,那么国企将这样改革。
公营企业将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纯国有企事业,主要承担非赢利的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住房(廉租房)、市政建设、公共交通、国防军工等;另一部分则是民有公营或民有民营,就是类似于华西村的集体股份制。
前者应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后者则不但不需要退出,而且所有赢利性的事业,国家应优先考虑集体股份制企业,因为为老百姓打造“钱袋子”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按照凯恩斯的两只手、挖大坑理论,政府有义务和能力为全体国民提供劳动就业,有义务和能力组织大家共同劳动创造财富,不需要等待依赖私人老板、洋老板的卖苦力就业(卖苦力的就业可以让私人老板富起来,让洋人富起来,唯独不能让劳动大众富起来)。
现有的赢利性企业,如石油、天然气、矿产、电力、通讯、钢铁、制造业等,可这样“改制”,不是改给少数人和外国人,而是将股份改给劳动大众(分散持股,享受红利),直接打造成老百姓的钱袋子。其中有些可以定向发配,如三峡水电站的股份可配给三峡移民,中石油、天然气的股份可配给中国农民(务农专业户)。
对现有私营的资源性企业(煤矿及其它矿产等),也要“改制”,全部强制改造成集体股份制。因为各类矿产都是公共资源,没有理由只让私人发财。
市场经济不排斥私人企业,但是私人企业只能象“微软”那样凭智慧合法发财,不能靠霸占属于全民的公共资源发财。
国营企事业职工实行终身雇用年功系列工资制,和公务员一样待遇,没有正式工、农民工、临时工的身份区别,都是一样的职工身份。没有下岗、失业之忧,遇有企业关停并转,职工统一重新分配,工龄连续计算。和公务员不同的是,可以根据企业的赢利享有奖金和分红,但奖金的大部分将强制入股,以使大家共同富裕。
两点期盼
吴仁宝是人,不是神,是人都有不足之处。吴氏经济学的不足之处在于,华西村的经济发展至今依赖的都是传统产业。绿色产业、生态农村、节约型社会这些概念,在吴氏经济学中还差不多是缺页(仅限于传统产业的节能减排)。
如果华西村能以可再生、可取代化肥的沼气取代石油液化气,以电动车取代汽油车(至少先在接待活动中),把企业钱袋子的投资转向电动车、风力发电、太阳能等绿色朝阳产业,那么华西村的发展将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村”。
吴氏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在于,摒弃了原共产主义理论中无国家、无货币、按需分配等乌托邦成分,抓住了共同富裕这个根本宗旨。在市场经济按劳分配基础上,实现了劳动大众的共同富裕,使共产主义理想从天上来到人间。
只要跳出局限于“农村”的思维框框,我们就会发现华西的经验适用于所有经济活动的细胞--企业。
如果我们的企业都按华西的模式来办,我们的企业就能真正成为老百姓的钱袋子(不再是少数人和洋人的钱袋子),共同富裕的社会就能从空想走向现实。
一位伟人不是说过这样的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共同富裕,万岁!
:朱大碌钱岸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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