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编者按：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机器的轰鸣声就开始将历史加速，工人阶级也随之被推向前台，成为建设时代的主力军。在我国，工人也受到高度肯定和尊敬，工人们曾经豪情万丈地高歌：咱们工人有力量！　　然而，随着市场化、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人的处境也随之急剧变动。这些变动在我国表现为：外资在华企业大量涌现，雇佣大批中国工人；农民工成为“蓝领”的主要成分；国企改革，大量国企职工下岗，成为了新弱势群体。　　在这一背景下，一批心系工人命运的维权活动家成长起来：　　政府工人组织敦促在华外资企业建工会，在新的环境和背景下继续为工人争取权益；　　农民工自己组织起来维权，在争取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促进步，求发展，力图融入城市社区，实现与当地社区的和谐共生；　　知识分子深入到老工业基地，调查研究下岗工人面临的困难问题，与下岗工人同呼吸共命运，带给了他们鼓舞和希望；　　港台的工人维权则走得更远，不仅为自身利益奋斗，而且使工运与公民精神接轨，与国际接轨，思考大方向、大问题，向现代化、专业化层次迈进。　　公民意识的提高与社会政治文明的发育程度相辅相成，全球化时代各国工运发展轨迹，使我们看到中国工人维权的新方向。 ·李翠玲·

董昕：北京最牛的“的哥”

董昕，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维权带头人

　　董昕在北京开了10年出租车，不仅在出租车司机圈内小有名气，还被媒体称为“北京最牛的‘的哥’”。董昕确实牛：他开的车的权益仍属于自己，全公司只有他一个；公司给他签的劳动合同是无固定期限的，据说全北京也只有他一个。

　　董昕牛就牛在懂法。当年公司老板找他，提出“收车”要求时，董昕给他的回答却是：“你先想清楚了，咱俩谁是劳方，谁是资方？”这一句话让老板当时愣住了。后来公司方面虽然努力“做工作”，但因为始终不能正面回答董昕的那一句话，“收”车的事就此不了了之。董昕这么问的根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该《条例》第四条规定：“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一位法律教授称赞董昕的问题击中了要害，他说：“谁投资，谁有权，谁受益，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在出租车公司这样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中，追根溯源，投资者都是司机。”所以，出租车公司根本无权“收”司机的车。

　　那部让董昕保住一辆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是多年前一位好心的工会干部指点给他的，让他有问题时“可以查一查”。但董昕下的功夫却不只是查一查，“我把它背得很熟。”他说。后来，也是根据《劳动法》，董昕为自己争取了全北京独一无二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董昕不仅为自己争取权利，还想为更多人争取更多权利。他从《工会法》中了解到，集体企业的最高决策权力掌握在职工大会手中，经理也是由职工选举产生。董昕觉得非常受鼓舞，“法律都规定了，我们才是企业真正的主人！”恰好当时有传闻说董昕所在的公司要被卖掉，车要被收回，这涉及到每个司机的利益。当年年底，董昕带领天运出租公司的司机们向通州区工会申请建会。刚开始区工会非常支持，但后来态度就变了。原来区工会发现董昕他们不只是想建个发两张电影票发两副手套的工会， 而是想召开职工大会。成立工会的申请没被批准。董昕和其它职工代表四处奔走，都没有结果。

　　后来《工人日报》也介入进来，为董昕他们赢得了广泛的舆论支持。但同时董昕却被有关部门告知，工会组织是群众组织，但是不能由群众来组织，要由党来组织。最终，工会还是没有建立起来。
现在，董昕又和一班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在做申请出租车个体经营和其他维权的工作。董昕坚信，只要依法维权，总有一天他们的工作会成功。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教授认为，董昕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希望建立工会组织，并且希望接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这种行为是合法的，而且是应该鼓励的。“任何法律或党的文件，都没有‘工人不能直接建会’的规定。”常凯说：“上级工会不应对工人自下而上建立工会的要求采取消极的态度，应该积极地去支持，如果有不妥之处可以指导他完善。”

董昕博客：http://zms8341.blog.sohu.com

泉州市总工会：“攻克”沃尔玛

　　2006年7月29日，国际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在中国泉州分部设立了工会组织。中国媒体宣称：这标志“沃尔玛在全球不建工会的历史”已经在中国终结。而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徐德明甚至表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必将载入中国工人运动史册。

　　在企业里面建立工会，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为何沃尔玛建工会却引起全国甚至全世界瞩目呢？原来，该企业在全球拒建工会已经“出了名”，甚至在美国本土，也曾为此被告上法庭。

　　从沃尔玛创立之日起，其已故创始人就称，工会是一股“分裂的力量，会使公司丧失竞争力”。长期以来，沃尔玛也一直“抵制”其员工参与工会或者其他任何第三方组织。

　　沃尔玛进入中国市场十年，已经发展了60家大型超市，但直到今年7月前，还没有一家商店建立工会。为此，沃尔玛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重点“攻坚”对象。

　　2004年以来，中华全国总工会一直致力于推动在外资企业中建立更多的工会，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可沃尔玛却一再拒绝成立工会。据悉，为了让沃尔玛建立工会，全总甚至表示，沃尔玛不建工会违反了《工会法》，有可能对其提出起诉。在这样的压力下，沃尔玛公司在2004年11月份公开声明：如果员工要求成立工会，沃尔玛会尊重他们的意见，并履行《工会法》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20个月之后，沃尔玛在中国的首家工会终于成立。

　　从现有情况来看，六成在华外资企业不愿意建立工会。外企管理者对工会普遍带有抵触情绪，认为工会就是和他们对着干的。此外，资金问题也是一大顾虑。因为按照中国的工会法，如果成立工会，企业必须按照员工工资总额的2%交费，这笔钱的60%用于职工福利，40%交给上级工会。对于企业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支出。
针对这一情况，全总表示，推进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组建工作是该组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

　　同时，全总及下属各级工会也认识到，工会发展有阶段之分。成熟的工会意味着工会能在集体合同、职代会、工资谈判、利益共同体的形成中发挥作用，乃至成为劳资双方的桥梁纽带，形成真正的“职工之家”，从而收到“政府肯定，职工拥护，业主欢迎”之效。

中华全国总工会网站http://www.acftu.org

严元章：读博不如为下岗工人做事

严元章，北大博士，原人民出版社编辑，关注下岗工人命运，多次走访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工人。

　　8年前，在北大读研的严元章去东北老工业基地做关于下岗职工的硕士论文时，一点没有预料到就此把自己给“做”进去了。从硕士毕业到现在，他一直奔走于东北三省各个老工业基地，调查研究下岗工人面临的各种问题。

　　在调查中了解到的下岗工人处境使严元章深为震撼。如果说刚开始去时是冲着做学问去的，那么到了后来，严元章投入的则不仅是观察和思考，还倾注了所有的感情。他常常忍不住为特别困难的下岗工人家庭提供经济和法律上的帮助，但他还是常常感到无助悲哀，他说：“我能给他们的东西，实在是太有限、太微不足道了。”

　　工人下岗是国企改革导致的直接后果，所以严元章一直在思考，国企改革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方式、途径，才能真正摆脱困境，既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又不损害工人利益。他在调查中发现，下岗职工对将国有资产贱卖给私人老板，进行简单“转制”这种做法意见非常大。此外，很多下岗工人将国有企业衰败归因于腐败。严元章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在国企改革过程中，确实存在官僚资本集团联合侵吞国家资产现象，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工人权益也被严重损害。

　　严元章说：“由于思想意识的原因，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认为国企经营不善，是以往的计划经济制度造成的，因此他们同情下岗工人的处境，却不同情改革造成的后果。”

　　严元章却做不到这么超脱，因为下岗工人的处境，对他来说是触手可及的，他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他说：“我在他们中间，起不到多大的实际作用，更多的是一种安慰。”在下岗工人眼中，他是一个北京来的人，一个大学里来的人，一个“公家”的人，有这么一个人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感到宽慰，感到有希望。

　　也许正因为如此，严元章认为他对下岗工人是有责任的。他说：“我想过了。读博有什么意义呢？出国又有什么意义呢？都没有意义。如果能帮助一千个下岗工人解决生活困难，那就有意义了，我这辈子就值了。”

中国工人研究网http://www.zggr.cn

张绪中：誓死捍卫国有资产

张绪中，台湾“中华电信”工会理事长。

　　张绪中活跃在台湾工运界已有些年头了，他在电信工会服务近20年，已经连任4届理事长。20年来，他曾带领无数劳动团体走上街头，争取权益，在台湾劳工中享有崇高声誉。

　　张绪中搞工运，不只强调员工权益的保障，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着眼。因此，他带头推动台湾劳工界进行“反民营化”运动，坚决反对中华电信贱卖国产，违法海外释股。张绪中愤怒地指出，中华电信将国有资产贱卖，只会使财团得利，而全体人民都将蒙受损失。释股是民进党筹钱拼现金的惯用伎俩。他重申，反对民营化是希望保护国家资产，而不是为了支持或反对某一政党。

　　对于有人怀疑工会此举是想要图谋私利，张绪中激动地表示，他要绝对抗争到底，必要时甚至会以死明志。
张绪中提倡新的工会文化，他认为一个劳动者有工作才能延续生命，有生命才会有尊严，有尊严才能发挥创造力，有创造力的生命自然会充满希望。他与20几位高学历、满怀理想、充满战斗激情的年轻伙伴一起，挑战党政不分的国营企业官僚组织，积极关心弱势群体，协助公民争取劳工权益，改变国营企业员工自私自利的社会形象。

　　在他的领导下，中华电信工会打破传统工运的狭窄视野，不再是一个只为自己利益奋斗的团体，而是使工运与公民精神接轨，与国际接轨。

　　“张绪中最大的贡献，是将工运带入现代化、专业化层次，愿意思考大方向、大问题，在全球化的挑战下，将电信工会改造成有理想、目标的劲旅。”

中华电信工会网站http://www.ctwu.org.tw

曾飞洋：工伤赔偿决不能打折

曾飞洋，广东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

　　曾飞洋毕业于华南师大法律系，第一份工作在司法局。从那时起，他就作为政府代表开始处理劳资纠纷。后来他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助理，主要工作还是作为企业顾问处理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纠纷。

　　处理这类案例的时间长了，曾飞洋慢慢就发现，在我们当下的社会中，劳资冲突、纠纷其实十分明显，工人对相关法律援助方面的服务需求很强烈，而社会上恰恰很缺乏这类服务。

　　此外，他的另一个感受就是打工者的无助，因此对工人们的困难处境非常同情。1998年初，他接手了一个案子：一家企业发生了工伤事故，工人的伤残等级鉴定为五级，按相关法律可获得10万元赔偿，但是企业要求按照六折来偿付，也就是只赔4万。这件事对曾飞洋的触动非常大，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觉得非常难以理解：工伤赔偿打折？转而一想，他感到了愤怒，这分明就是对打工者尊严、权利的打折！这样的赔偿就像商品一样，丝毫不顾及人的尊严。

　　长时间的困惑、思索，终于使他痛下决心，辞去公职，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于1998年8月1日成立了“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专门为打工者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方面的服务。他说：“工伤得不到妥善解决，也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帮助打工者合理合法地维权，既可以维护打工者的权益，又有利于社会稳定。”
这个服务部受到了工友们极大的欢迎和支持，也逐渐获得了社会认同。随着认识的深化，曾飞洋意识到，权益只是打工者的底线，但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因此服务部更加关注的是打工者能力的提升和个人成长。

　　现在，他们正在引导工人建立自主意识，让打工者融入社区，与外地人和谐相处。他还倡导工人们“走出去”，主动融入社区，成为社区的协助者。为此，服务部组织工人以文艺队的形式对社区进行探访，慰问孤寡老人，受到当地社区居民的欢迎。

　　曾飞洋动情地说：“工人不是机器，是活生生的人。”他认为劳工议题要引起社会共识，不能让其边缘化。

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网址www.dgzngo.org

魏伟：打工者就像“小小鸟”

魏伟，“小小鸟爱我中华公益互助热线”发起人。

　　“小小鸟爱我中华公益互助热线”是一个由底层的外来务工人员自主发起，面向打工群体服务的草根组织。创办它的河南来京务工青年魏伟说：“外来打工者在城市里无依无靠，就像‘小小鸟’一样。成立这个组织，就是要帮助进城打工群体实现互帮互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996年6月，来京打工两年的魏伟自觉一事无成，灰心地准备回老家。这样离开，魏伟并不甘心，他想，为什么打工者在外创业这么难呢？思来想去，魏伟认为问题在于打工队伍是一盘散沙，多数人都在盲目闯荡，孤单无助，不仅梦想难以实现，有的人甚至会产生畸形心态。如果把大家联合起来，互帮互助，情况会不会好点？他试着刊登了一则交友信息，没想到响应者很多。通过跟不同的打工者接触，魏伟发现他们最大的需求不是创业，而是找工作、要工钱。于是他转变了想法，决定设立热线来帮助打工群体。2000年5月1日，“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正式开通。

　　六年来，“小小鸟”共为八千多位打工者提供了就业信息，为三千多人提供了法律帮助。2004年9月，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该组织和北京市东华门司法所合作，成立了“小小鸟人民调解委员会”，仅2005年一年，就为4043名农民工讨回了3600多万元工资。

　　有学者认为，“小小鸟”通过非讼方式解决劳动争议的模式值得提倡，它既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又有利于降低社会成本。还有学者认为，政府部门应该将一些职能延伸出来，赋予民间社团组织，像授予“小小鸟”“人民调节员”身份就是很好的做法。政府还可以通过购买民间社团的服务、承认其合法性等方式扶持民间社团发展。

小小鸟热线：0755-28269055；网站：www.xiaoxiaoniao.org

景祥：从老板到工人维权活动家

景祥，珠江工友服务中心总干事。

　　景祥大学读的专业是环境设计。毕业后，他在装修和服装业中有了自己的事业。2003年，他到广州创业，开了个圣诞礼品加工厂。在广东开厂子挣钱不容易，很多老板就通过克扣工人工资或延长工时提高利润。工人每天劳动十四五个小时，月薪也就三四百块，还要被扣除各种“罚款”。景祥觉得自己无法如此违反道义、泯灭良心，两个月后，就亲手把厂子关了。

　　若不是自己办厂，看到那么多让人震惊的现实，他也许不会走上维权的道路。“我老家在农村，所以知道穷苦的人过得有多难。我很想帮那些到城市来的农民，我能理解他们。他们应该活得更好，不但有生存的权利，还有幸福生活着的权利！”景祥这样解释他的动机。

　　2004年，结业不久，景祥在广东省人文学会举办的一次交流会上遇到华南师范大学的姚老师，两人一见如故。珠江工友服务中心就在这场不期之遇中悄然酝酿。

　　之后两人到一些工厂做宣传，主要宣扬“企业的社会责任”。每次讲座后他们都在讲演的幻灯片上留下姚老师家里的电话号码，以便农民工们咨询。果然逐渐就有人给他们打电话，而且人数不断增长。于是他们便于2005年1月1日创办了“珠江工友服务中心”，专门为工友们服务。

　　珠江工友服务中心主要为工友们提供各种维权方面的咨询，包括工伤咨询、劳资纠纷咨询、工伤代理等。景祥不仅应答咨询，还会为工友们写投诉书，甚至亲自替他们跑劳动局、工商局、医院。他还常带志愿者到医院探访受工伤的工友。此外，中心还为农民工们提供文化娱乐活动器材和图书，丰富工友们的业余生活。

　　景祥跟记者说：“我们要以帮助政府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为目的，协助政府创建文明和谐社区。我们认为，作为一家民间组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工作，辅助政府服务于社会，是其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景祥的太太和女儿都留在江苏老家，他独在异乡经营这么一番事业。对自己现在做的事，按景祥自己的话说，是“每天都在动摇，又每天重新坚定”，“感情令我天天动摇，而信念让我每天重新坚定。 ”

珠江工友服务中心信箱[email protected]

祝强：傻瓜肯定能找到更多的傻瓜

祝强，深圳“志强信息咨询服务部”主任。

　　2000年，十八岁的祝强成了东莞一个塑胶厂的杂工。工作仅十五天，祝强就因工伤失去了右臂。

　　出事之后，工厂老板一直不肯爽快赔钱。祝强请了律师，自己也开始苦读法律书，想搞个明白。一直打了三年官司，祝强才拿到了四万元赔偿金。诉讼期间，他开始和好朋友一起在NGO做义工，去医院看望断肢病友，意在通过同伴教育，让工友们能面对社会。他们见到的断肢工人，60％－70％因为工厂拒交有关费用，吃饭与医疗费都成了问题。这种现实沉甸甸地压在祝强心头，想做点事帮助工友们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于是，祝强拿出自己的赔偿金，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于2004年1月1日成立了“志强信息咨询服务部”，为工人普法。祝强说：“我们不是鼓励工人打官司，而是告诉工人，打官司需要什么成本，调解需要什么成本，让工人自己选择。”

　　组织成立了，活动就要开展起来。没有钱，一切都只能因陋就简，服务部的第一次普法就是在一个篮球场进行的。前来参加活动的工人们或站或坐，祝强挥动着独臂普法，讲得慷慨激昂。一月份的天很冷，祝强却讲出了汗，干脆脱了衣服光着膀子讲。

　　他们的满腔热情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来普法班报名学习的人稀稀拉拉。服务部去街头摆摊招生，来问的人也寥寥无几，工人们并不相信有免费的事情。上门来问的人多是满腹怨气，抱怨法律没有用。遇到这种情况，祝强就会不厌其烦地向来人解释：“国家制定法律是让我们争取权利的，否则表面文章不用做这么漂亮。”

　　志强咨询服务部成立后，整整一年没有任何收入。经济上难，外界的环境也难。因为祝强的想法独特，与同类工人组织大相径庭。祝强说：“我们的宗旨是促进劳资关系和谐发展，让企业和其他利益方良性互动，最终建立自我协调模式，解决与缓和社会问题。”他明确指出：“我们不属于任何一方，而是要成为利益谈判的平台。”这一理念在劳工界还需要被逐渐认同，社会各界的关心却多了起来，有些法官还为他们提供研究的案例。
祝强乐观得有些天真，他认定这一套会得到广泛响应。他傻呵呵地说：“我们是傻瓜，肯定能找到更多的傻瓜。”

志强信息咨询服务部网址www.zqnpo.org

刘千石：走进议会的工运领袖

刘千石，香港职工盟会长，香港立法会议员。

　　刘千石是香港著名的工运领袖，已投身工运36年。2004年，刘千石的参选口号是“共甘苦，闯新天”，可以算是他的经历的概括。

　　刘千石是随工委会一起成长起来的。在他和众多同事的努力下，工委会成为劳工教育及香港工运的火车头。三十多年前，香港政治动荡，经济低迷，劳工处境悲惨。在这样的背景下，1968年，由教会创办的工委会应运而生。刘千石由此开始为劳工争取权益，闯出了劳工团体的空间。三十年来，工委会极力为香港劳工争取有薪分娩假、长期服务金、强制性退休保障等权益，使得香港劳工权益获得大幅改善。

　　八十年代初，刘千石在工委会的基础上，推动了独立工会及民间团体结盟。1990年，香港职工会联盟成立，刘千石当选主席。职工盟是香港第一个不受任何政党控制的独立工会联盟，是一个真正属于香港工人的工会。香港工运也由仅仅关注工人权益，发展到争取直选；民间团体的结盟，则促生了民间监管公共事务联委会。

　　1991年，刘千石成功竞选为香港议会议员。多年的工运经验使刘千石深切地感到为劳工争取权益要靠“两条腿”：一条是推动工会成立，让工运壮大；另一条是工运代表以选举方式进入议会，成为议会内代表劳工的声音，制定劳工权益法案，以立法的方式为劳工维权。

　　刘千石本人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待每一位工友都像朋友，而不只是把他们看作个案。他说：“受剥削的工友就好像遭强盗抢劫：被剥去衣裳、丢在路边的人。我时常问自己：我是不是他们的好同伴？”

香港职工盟信箱：[email protected]

谢丽华：给京城打工妹一个家

谢丽华，《中国妇女报》副总编，《农家女》杂志主编，2001年创办《打工妹》杂志。

　　从创办《农家女》开始，谢丽华的命运就和农村妇女联系在一起。为了帮助进城打工的农村妇女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她和同伴于1996年4月7日在北京成立了全国首家“打工妹之家”。

　　“打工妹之家”的工作目标是维护打工妹群体的合法权益，改善打工妹群体的生存质量，增强打工妹群体的发展能力。作为中国最早服务打工妹的NGO组织，“打工妹之家”始终将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并努力尝试建立农村妇女参与城市化发展的组织模式。

　　“打工妹之家”主要为打工妹提供法律援助、紧急救助、家政服务支持网络、心理辅导等服务。这个组织还切实关心打工妹的生活，定期策划组织联谊、交友活动，促成了不少佳缘。1997年，“打工妹之家”与几家企业联合，为五位打工妹和她们的心上人举办了一次体体面面、风风光光的集体婚礼。今年11月11日，“打工妹之家”打算再次为十对打工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目前活动正在筹划中。

　　2001年，谢丽华创办《打工妹》杂志，打工妹们有了一片诉说自己心声的天地。现在更名为《蓝铃》，暗含“蓝铃花”和“蓝领”之意。

　　“打工妹之家”是无数北京打工妹的精神家园，影响了许多打工妹的命运。马小朵就是其中之一，她最初也是一名打工妹，找到“打工妹之家”之后兴奋得很，随后就做了那里的志愿者，后来又成为工作人员。她说：“我一直记得最苦闷的时候给了我安慰的人，那时候我不过就是希望有一个人听我讲一讲，然后安慰我一句，让我觉得能痛快点。我希望也能为其它姐妹提供一点这样的安慰和支持。”离开“打工妹之家”之后，她自己也创办了一个面向女工的民间组织，成为负责人。

　　谢丽华的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家人的大力支持。在“打工妹之家”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晚会上，谢丽华的先生也作为志愿者参加，不仅登台献歌，还义务充当晚会摄影师，用镜头为参加活动的打工妹们记录下一个个珍贵美好的瞬间。他真诚地说：“我们都该在这个都市里尊重她们，帮助她们，为这些农村来打工的年轻人们做些事情。”

打工妹之家网站：www.nongjianv.org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