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再三再四地强调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常识告诉人们，世界发展的中心从来没有停顿在一点上，文化科技中心也在不断地迁徙。这是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再者，人类历史每个阶段的大发展中，向前冲刺的通常有一大批国家，然而，达于终点，并稳定下来的，绝不是全部，其中落荒者有之，达到目的地而后退的，亦不乏其人。

毛泽东通晓这一点。

中国以至世界各国的历史革命中,不乏这样的事例，革命的夺取政权阶段，革命者用的是时代最闪光的旗帜（通常, 中国人又最欣赏其中利他、利众和报国益民的许诺），最响亮的口号，推动人们奔向最理想的社会目标。也因此，能够吸引人、引动人，从而夺取了政权。

然而夺取政权后，权力、利益的分配，十分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及各种矛盾的出现，如同云山雾巅，渐渐挡住了本来的辉煌目标，或者虽仍笃信本来目标，却因耐心不够，毅力不足，识事浅近，常使历史运动在一番激动之后，又顺着昨天好不容易攀爬上来的历史斜坡，不自觉地滑下去（也因为向上攀登总是有困难的）, 回到历史的旧轨道上去。

这时，有些见识平平的领导者会用纯经济手段，来满足人们的利益要求；用“个人分权术”，来缓和矛盾。其结果是如“抱薪救火”，愈救“欲火”愈旺。这可算作是:自已对自已的“和平演变”。

此时, 把昨天革命所确定的辉煌目标讥笑为“追求乌托邦”的有之；在重重困难面前魂丧胆破，吆喝着“赶快改弦易辙”的有之；把昨天革命出现的纯属探索性缺失、个别人的捣乱行为，指责为“全部运动的目的就是如此”的有之；将革命目标自然淡忘的亦有之。

浪花飞溅的历史长河，在流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些欧洲国家确是面临这一处境。那时，毛泽东无论在历史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都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加之，每一时代的新的革命，通常会遭到——虽已被推翻，但还很强大的旧制度维护者——的反抗，旧制度一时复辟也是屡屡发生。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后仍不断告诫人们，不能忘记我们革命的时代目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住我们的“球籍”。

他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样，从不把错误思潮、退步的路线和形而上学的主义学说仅看成是个别人天生的恶意和反动,而主要看着是一种社会性思潮，一种在起步点、出发点上看上去──不过是多考虑一点眼前利益──并好象十分合理的广众性的观念。

然而正是这一短视近利观念在其起步点、出发点被实现后,便沿自身的逻辑切线,顺利而愉快地“向前”运行（这时,如有人出面劝阻，轻者，则在人们的哄堂大笑中，被当成不屑，抛弃一边；重者，则被批评为异端），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才渐以明显的差异区别于昨天的革命目标路线和方针，而逐步显露旧事物的老脸。

这时，本来善良但缺乏远见卓识的人们，或者因为重新失去利益，或是因为理性启迪，也许会清醒起来，发现了错误。可是，此时，社会在错误中运动已有较长时间，又已具有较大的惯性力,加之，”新的”落后阶层、阶级又已形成(昨天的革命曾消灭这个落后阶级)，历史的退步运动变得不可逆转。终而顺着这一方向、线路，当然地走上革命的对立面去, 又回到昨天去（今天仍在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东欧和俄罗斯共产党人,已实际经历了这一变故,不少人也已产生或接近于产生──这一认识）。

鉴于此,毛泽东50年代后的言论经常强调学习马列、学习社会主义理论, 并为了提醒和启发教育人民,常贯以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一个思想:“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 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在实践上，他一方面把马列已创立的理论付诸于现实的改造，使社会主义合乎马列的辩证法，保证人们尽可能少地受暂时的眼前利益的诱惑，另一方面不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创新和改造，使马列主义在现实中具体化，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具有更科学、合理的内容，并有尽可能广泛的信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