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　《中国青年报》“思想者”版“‘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有奖征文”栏目刊登了毕会成的一篇题为《一个历史学者眼中的改革与废墟》（下简称“毕文”）的文章。在文章的题目中，毕会成老师就毫不客气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历史学者，既然是学者，那么就占领了研究问题的制高点，让我辈这样的无名小卒顿生敬仰之情。

但整篇文章读下来，在矫情的文字中，含混不清的逻辑里，笔者虽然很艰难，但是还是领会到了毕学者的学术立场。那就是要切断改革与历史的血脉联系，从思想上把改革从我们国家、民族和整个时代发展的背景中抽离出来，片面武断的认定改革的成就，否定历史的传承。对于毕学者眼中的“废墟”概念，笔者不敢苟同，下面针对“毕文”中的一些观点谈谈我的理解。

一、

“毕文”开宗明义地写到“我不喜欢千年一日的停滞感，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都秉承着同样的人生理想与态度在原地打转，除了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你看不到实质性的变化，一代人的出生仿佛就是为了程式化地在历史的年轮上再多绕一圈，这样的生存图景太令人绝望了。”

在下想请教一下毕学者，从人类社会诞生至今，哪一个时代是“千年一日”停滞不前的，即便是漫长如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千年历史、黑暗如欧洲中世纪的神学统治时代，社会也是在不断演进发展的，也在孕育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在萌发文艺复兴的种子，这是任何有历史常识的普通人都知道的。我想毕学者整出个“千年一日”的说法，无非是想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社会发展停滞，从而突出改革的创新，为下面把历史诋毁成一无是处的废墟埋下伏笔。

“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都秉承着同样的人生理想与态度在原地打转”，不知道毕学者的人生观是怎样的，照字面意思看来，他是不屑于人类为着共同的人生理想而努力的，在他看来，每个人、每代人的理想都应该是不一样的，为了共同的人生理想而努力，“这样的生存图景太令人绝望了”。

一以贯之的同样的人生理想就是在原地打转吗？不知道毕学者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的话，我希望他能重温一下入党誓词，他是否还记得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在我们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党和人民所秉承的人生理想是共产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几代、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不懈的努力，这也是所有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所秉持的人生态度。这是不是就是毕学者眼中令人绝望的图景，虽然毕学者没有直接否定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在社会主义的现实语境中说出如此这般的话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立场和态度。

改革是一场从意识形态到经济领域的彻头彻尾的变革，三十年来，精英们极力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淡化和虚化，使共产主义这个词汇从各个层面退出人们的视野，在媒体上不仅看不到对共产主义的宣传，甚至还有人在媒体上把共产主义公开定义为“乌托邦”。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泛滥于社会，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充斥在精英们唾沫横飞的谎言里。如果说改革在经济领域是成功的，那么在思想领域就面临一场彻彻底底的大溃败。如果说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成就，但是在思想层面的败退，却已经到了颠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危险地步了。毕学者不喜欢的人们“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理想的消解，信仰的丧失，甚至在基本的道德领域，也面临秩序失范的危险。为什么要提倡“八荣八耻”，这些基本的道德规范，已经到了不得不以中央的名义来呼吁了，需要大力提倡的，说白了就是社会上极度缺失的。

思想领域的废墟，是什么造成的？

二、

“毕文”第三段写到“以世界史论，很难想象，没有梭伦改革，希腊如何开启西方民主文明的传统；没有塞尔维乌斯改革，罗马如何从第伯河边的蕞尔小邦发展成为将地中海内湖化的梦幻般的古代帝国；进而及于中世纪，没有查理·马特的军事改革，以土地为纽带的　封　君封臣关系，即封建制如何确立其千年的统治；而没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西欧社会如何走出哥特式教堂的宗教蒙昧主义的巨大阴影，迎来理性主义第一缕阳光的拂照；进而及于近代，没有君主立宪制改革，英国如何把自己和整个世界带入资本主义发展的快车道。”

毕学者饱含深情的歌颂了世界史上的改革家们，同时为自己唯心主义的精英创史观定下了调子。

“成功地改变这一语法规范的人或集团就成为历史段落的划分者，并在每一段落中，成为主题句的书写者和主旋律的定调者，成为这一段历史的创世者和立法者。”　　

好一个划分者，好一个书写者、定调者，好伟大的创世者和立法者，这几个一气呵成的“者”已经把毕学者历史观显现得很清楚了。在毕学者的眼中，精英，只有精英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动力！有了这个立场，毕学者自然考虑问题的角度就是站在精英阶层一边了，对于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生活，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救世主的眼光打量，这在后文中表现得很明显。

接下来，毕学者以近于谄媚的语气向精英们致敬，同时不失时机地表扬一下自己，“对历史有着如此理解的人，决非在迎合这个时代，但怎能不拥抱这个时代”。迎合和拥抱，有时候不过是换了一种表述方法而已。

通过前面几段，历史学者毕会成的基本学术立场已经比较清楚了，历史是精英们创造的，我们普通人，除了“拥抱”精英，别无他途。这样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堂而皇之对精英的顶礼膜拜，是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唯物史观背道而驰的。

1921年1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自觉把握历史前进方向的政党。唯物主义历史观有两个最基本的观点，即生产力观点和群众观点。马克思有句名言：“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并不是那些英雄宰相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人民却成了渣滓，这种颠倒的历史观必须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真正面目。”

唯物史观的核心是群众史观，所谓群众史观，其本质在于以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以少数人的利益作为我们划定思考问题的范围。

三、

接着“毕文”写到“自那位老人在南海之滨画下了一个小小的圆圈，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那个小圈竟然扩展成方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圈。扩展之处，深圳般摩登的都市神奇崛起；扩展之处，蛇口般发达的工业园区鳞次栉比；扩展之处，体制与文化的创新竞相推进。”　　

不知道是毕学者对于社会目前出现的东西差距不断扩大，财富向东部、向沿海高度集中态势不甚了解，还是故意夸大其辞、谄媚献殷勤，以我辈普通人的视角，都知道，像深圳般的城市，全国屈指可数，在中西部许多地方的城市落后深圳何止三十年，各地疯狂招商引资的背后，是以资源高消耗、环境重污染来换取GDP的畸形增长，真正实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工业园又有多少，在广大的农村，体制与文化的落后有目共睹，许多地方的农村现在还没有通上广播电视，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充斥的是赌博、迷信，各种宗教甚至邪教侵占了人们的思想阵地。

小圈变大圈，先富带动后富，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在马太效应的强势作用下，在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极的回波效应愈发明显的条件下，地理上的二元经济局面渐成定局，如何实现财富的重新分配，如何以扩散效应遏制回波效应，均衡国内地区经济发展的格局，这个问题自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现在乃至将来很长时间都是是党和政府需要不懈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居然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城市居然被目为二十一世纪建筑文明的奇观，中国政府被公认为世界最高效最有组织能力的政府——此次汶川大地震中政府的表现即为最近的证据。”　　

世界工厂，几乎已经成了血汗工厂的代名词，多少廉价劳动力们的血汗、多少碧水蓝天的污染换回这样一个世界工厂的名号，居然被毕学者所津津乐道。低附加值的产品加工业，为西方发达国家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商品，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时不时还用所谓的“国际贸易准则”敲打敲打中国，这就是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产业结构不调整，中国就会永远处在食物链的最下端，永远吃西方资本大鳄嘴里掉出来的残渣。

这究竟是值得骄傲还是悲哀？

中国的城市建设，充满了低劣的仿造，盲目引进的所谓国外设计大师，把中国变成了胡乱创意的试验田，鸟巢和巨蛋真能成为代表我们文明的标志吗？如果能，我想问问代表了什么？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后辈看到我们毕学者们现在引以为傲的建筑历史遗迹，是不是会问，难道我们的先辈们都是鸟类？建筑是一门艺术，不是最高、最大、最洋、最怪就是最艺术，反正我辈平凡小民，只能看到“鸟巢”、“鸟蛋”还有那条“大裤衩”。

而层出不穷的腐败，人浮于事的机构，中国有史以来最高的官民比，凡是和政府部门打过交道的人，心里对我们的政府是不是能当得起“世界上最高效最有组织能力的政府”这个称号都应该有杆秤。我并不否认汶川地震中，政府的效率确实很高，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凭借非常状态下政府的表现就认定政府的效率已经世界第一了，我们关注的更应该是常态下政府的表现如何。

献媚改革，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精英张目，是“毕文”第一大主旨。谄媚也罢，拍改革马屁也好，但你不能把黑说成白，拿肉麻当有趣啊！带着这样的态度做文章，我想起码不符合一个历史学者应有的学术道德和准则吧。

四、

下面这句话，我认为是道出了“毕文”的第二大主旨——

“这一扩展过程同时也是制造与告别废墟的过程，物质的、制度的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废墟。”　　

告别废墟，是“毕文”的第二大主旨。所谓告别废墟，其实就是要割断现实与历史的关联，消解改革中的原罪，消灭仅剩的传统文化，为改革的破坏性提供合理的说辞。

接着毕学者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对立面，“来自废墟的声音正聚拢到‘传统’的旗帜下，成为攻坚阶段的改革阵营的主要对阵者”，以此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改革的拥护者，同时把反对他的人踩到了废墟下。按照毕学者的说法，我的这篇文章估计也是“来自废墟的声音”了。

那么毕学者口中的“对阵者”是如何和他对阵的呢？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有人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学传统质疑市场经济的后果；有人以‘万国来朝’的传统帝国理念质疑现代民族国家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有人以‘学而优则仕’的精英教育理念质疑高校扩招和一切体现现代教育公平原则的举措；更有人以保护文化原生态的名义吁请现代文明进程止步于僻远的村寨和灰色的古城之外。”

的确，有人质疑市场经济的后果，因为贫富分化太严重，社会矛盾积累太多太激烈了，用蕴含着朴素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思想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理念提出疑问，错在哪里？

至于毕学者竖起来批的什么传统帝国理念，我想根本就不是现在的主流，现在还有谁秉持“万国来朝”的理念呢，恐怕毕学者的意识还停留在戊戌变法的年代吧。这只是一个靶子，用来向支持传统的人射箭的靶子。而且现代民族国家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我想问问毕学者，是什么？在美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阴影下，在国家与国家的博弈中，有公平公正的国际关系准则吗？

质疑高校扩招，质疑的是教育产业化背后的教育水平下滑、经济利益问题，质疑的是教育消费变成压在人民头上新三座大山的合法性。把质疑高校扩招和质疑现代教育公平原则划等号，毕学者偷换概念的手段实在是十分低劣。没有人质疑教育公平，质疑的只是打着教育公平幌子谋取利益最大化的恶行。

而保护传统文化的载体，保护那些历史遗留的珍贵遗迹，保护那些活化石般的文化遗产不受现代文明的侵蚀，不被快餐文化所占领，保持文明的多样性，维持文化生态结构的合理性，又何错之有？

对于这些竖起来的靶子，毕学者是这样反驳的“我相信，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人只是暂时难以适应“不均”带来的失衡感，并不是真的钟情于那缺衣少食的“寡”时代；我相信，主张‘学而优则仕’的人本身即是精英教育的受益者；我还相信，那高喊着让现代文明走开，以确保那不幸的村寨与古城为传统守灵的人，自己却正在享受着现代文明的舒适与便利。”

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是毕学者这篇文章的特色。闭口不谈“不均”的问题，轻描淡写地用“失衡感”概括反对者的心里，一下子把对“不均”的反思降到了“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层次，对于教育高收费的弊端、文化遗产的岌岌可危视而不见，反而一家伙把对手都打成了既得利益群体，既然你是既得利益群体，你就没有发言权，毕学者的逻辑就是如此。那么，我请问毕学者，你又凭什么断定那些“村寨与古城”是不幸的守灵人，需要现代文明拯救呢？你是哪个村还是哪个寨的呢？

从文章中看，毕学者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对手的，从而把自己放到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向对手开火。紧接着的话，就暴露了他的嘴脸“我因而对传统的诉求充满戒心。以我对本行业的了解，我不得不提出的问题是，文物工作者以古迹保护的名义与城建部门的博弈中有多少部门利益在其中？古籍整理者在拯救典藏的急迫呼吁中又有多少争取经费的考虑？”既然在毕学者的眼中，文物工作者和古籍整理者的人格都已经被低劣化了，那么他们行为也就天然地不具有合理性了，这也是毕学者的逻辑。

“在人多地少的中国，让废墟与农田和民宅争夺地理上的地盘；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让线装书与新知识争夺智力上的地盘，这样的传统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历史学者的口中，我不禁要哑然失笑了。我想请问毕学者，有哪一个地方，是文物古迹与“农田和民宅”争地的？难不成为了建文物古迹要去占农田？看看各地疯狂占地建房的房地产商、占地建新区建工业园的地方政府，就知道究竟是谁在与民争地了；而整理古籍是为了让“线装书和新知识”争宠，则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论断，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五千年而不息，与中华文明同时期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玛雅文明都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有延续至今的汉字及其载体书籍，而其他文明的文字及其载体都已经无法辨识和寻找了，很多文明的内涵就这样消逝于历史。古籍对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这点我想身为历史学者的毕先生应该比我更了解吧！

再看下面这句，“如果真有所谓传统，那也是深嵌于民族共同体心灵的类似遗传基因的内在的文化编码”，很玄很学术的表述方式，明摆着是不想让我们这样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读懂了，不过勉强揣测毕学者的意思，难道他认为文化也像生命一样是通过活的生物体遗传的吗，可就算活的生物基因遗传也要载体啊，那就是每个生命个体，那么文化基因的遗传难道就不需要载体，能够凭空遗传吗？文化基因的载体，难道不就是那些遗迹、废墟、古籍吗？

最后一段，毕学者饱含深情地叙述了他眼中的传统。“如果有真的所谓传统，那也是我在每年春节前夕人头攒动的站前广场上，在每个行色匆匆归心似箭的黄色面孔上读到的传统；是我在即使蹬大板车和啃凉馒头也要供孩子读扩招后的大学的中年夫妇的背影上读到的传统；是我在无论染什么颜色的头发都照样为灾区民众慷慨解囊并在采血站前排起的长队中读到的传统；是我在伫立唐家山坝顶忧然神伤地签发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废除农业税法令的共和国总理的侧影中读到的传统；是我在世界上最大的政党的总书记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的阐述中读到的传统。”　　

仿照“毕文”的语调，我也想说两句——如果真有所谓心酸，那也是在每年春节辛劳一年盼望回家的行色匆匆归心似箭的农民工兄弟们面孔上读到的，因为在城市里盖再多的楼也无法找到他们立足的家；是我在即使蹬大板车和啃凉馒头也要供孩子读扩招后的大学的中年夫妇的背影上读到的，那是对生存现实的无奈和寄希望于下一代的对命运的抗争；如果说还有希望的话，那就是我们还能寄希望于我们的青年，还能信赖我们党的高层领导。

改革是一场试验，前所未有的大试验，改革是一次试航，前途未卜的试航！面对矛盾重重的现实，面对风云变换的国际形势，改革将带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向何方？无人能预知！改革需要的是更多的反思和批评，是深入本质一针见血的思考，而不是浮于表面的歌颂。歌功颂德的应景文章无益于改革。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层次的问题，结构性的矛盾正日益凸显，各种潜流、暗礁正干扰着改革的航向，稍有不慎，就可能使改革的成果付诸东流！

有许多废墟出现了，但什么是废墟，我们要告别什么，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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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会成：一个历史学者眼中的改革与废墟

http://www.sina.com.cn2008年09月08日07:19中国青年报

　　作者：毕会成

　　有个细心的学生翻遍历年的世界上古史考题，神秘兮兮地找到我：毕老师，我发现您所出的题目几乎都是有关改革的，什么梭伦改革呀，塞尔维乌斯改革呀，您在有意迎合这个时代吗？

　　一语惊四座，尽管四座只有我。以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论，恐怕没有比世界上古史离现实的中国更远的了。但学生的话仍使我陷入沉思。我得承认，这种出题倾向首先与个人偏好有关。我不喜欢千年一日的停滞感，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都秉承着同样的人生理想与态度在原地打转，除了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你看不到实质性的变化，一代人的出生仿佛就是为了程式化地在历史的年轮上再多绕一圈，这样的生存图景太令人绝望了。而能够从旧格局中开一全新格局，从而使历史体现出应有的历时感的，似乎只有改革。

　　以世界史论，很难想象，没有梭伦改革，希腊如何开启西方民主文明的传统；没有塞尔维乌斯改革，罗马如何从第伯河边的蕞尔小邦发展成为将地中海内湖化的梦幻般的古代帝国；进而及于中世纪，没有查理·马特的军事改革，以土地为纽带的封君封臣关系，即封建制如何确立其千年的统治；而没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西欧社会如何走出哥特式教堂的宗教蒙昧主义的巨大阴影，迎来理性主义第一缕阳光的拂照；进而及于近代，没有君主立宪制改革，英国如何把自己和整个世界带入资本主义发展的快车道。人类历史之不同于自然史，之超越于自然史，就在于人类社会是由政治军事组织、所有制、意识形态结构和宗教信条等制度性语法加以规范和型塑的。由此，成功地改变这一语法规范的人或集团就成为历史段落的划分者，并在每一段落中，成为主题句的书写者和主旋律的定调者，成为这一段历史的创世者和立法者。这样看来，改革就远非一个事件，而是理解长程历史的最佳切入点，自然也成为历史知识的最佳考察点。

　　我同时无意于隐瞒，我在选择这些考题时总隐约着一种激情，希望以这种方式向那些兀立历史潮头的改革者致意。就历史中的个体而言，他们以不世出的创造力、意志力和行动力光耀了所在民族的名。他们有着最诚实的耳朵，敏于倾听大地深处的民族之音，从而代民族立言；他们有着最深邃的眼睛，目力直接与地平线之外的未来相接；他们有着最浪漫的情愫，不能容忍因循守旧和抱残守缺；他们有着最恣肆的想象力，能在看似不可能中开出新的可能；他们有着最强悍的灵魂，明知改革者命途多舛，却为着将历史的车轮扳上理想的轨道不舍其志。这样的人，无论就其巨大的人格魅力，还是就其巨大的影响而言，都堪称历史河床上的中流砥柱。在他们投下的巨大身影面前，那些治乱兴替中批量涌现的文臣武将，则不过是浮沉于历史之河的充满惊惧的鹅卵石。

对历史有着如此理解的人，决非在迎合这个时代，但怎能不拥抱这个时代。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自那位老人在南海之滨画下了一个小小的圆圈，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那个小圈竟然扩展成方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圈。扩展之处，深圳般摩登的都市神奇崛起；扩展之处，蛇口般发达的工业园区鳞次栉比；扩展之处，体制与文化的创新竞相推进。到深圳不再特区，小圈消融于大圈之时，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居然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城市居然被目为二十一世纪建筑文明的奇观，中国政府被公认为世界最高效最有组织能力的政府——此次汶川大地震中政府的表现即为最近的证据。

　　这一扩展过程同时也是制造与告别废墟的过程，物质的、制度的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废墟。并且，伴随改革的深度掘进和废墟的累积，告别越来越变得一相情愿。来自废墟的声音正聚拢到“传统”的旗帜下，成为攻坚阶段的改革阵营的主要对阵者。我近年来之所以致力于对“传统”的历史学澄清，正因为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一个历史学者拥抱时代的唯一方式。

　　比如，有人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学传统质疑市场经济的后果；有人以“万国来朝”的传统帝国理念质疑现代民族国家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有人以“学而优则仕”的精英教育理念质疑高校扩招和一切体现现代教育公平原则的举措；更有人以保护文化原生态的名义吁请现代文明进程止步于僻远的村寨和灰色的古城之外。改革当然没有历史审判的豁免权。问题在于，当这些针对改革的质疑都纷纷借用“传统”的名义，即将“传统”撑成一个具有天然合理性的“超级能指”时，传统也就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

　　就理论表述、器物制度等文化表层结构而言，哪里有一以贯之的所谓传统？即以儒学论之，其初创时作为百家之一的儒家到西汉董仲舒独尊之儒术即有重大的变异；后来乃至东汉谶纬之学，乃至唐末复兴之孔教，乃至宋代王阳明之心性学，明代朱熹之道学，乃至作为五四之靶的孔家店，乃至兴于海外的新儒学，乃至于丹之“论语新解”，其间多少胡汉混成，多少梵华同化，又多少西风东渐。试问，作为传统的儒学到底是哪一个？

　　我反对将传统作为抨击现实的投石，首先是因为它的不公平。现实就摆在面前，纤毫毕现，不可免的缺憾无处藏身；而传统则可以在想象中任由涂抹，需要的话，可以涂抹成天国般玫瑰色的乌托邦。相对于这样的传统而言，现实永远是不尽完美的。如果要公平地比较，就应有这样的思维境界，即承认今天的现实也将成为明天的传统，而今天的传统亦曾为昨天的现实，从而在同为传统或同为现实的层面上进行比较。苟如是，则我认为，今天发生于中国的空前规模的中西文化交融与全方位的制度更新，以及空前的经济文化繁荣在历史上恐怕只有唐代才差强可比。那也是一次伟大的中西合璧，汉与突厥、中土与天竺的合璧，因而也出示了空前的繁华，只是规模和气度要逊色得多。

　　我相信，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人只是暂时难以适应“不均”带来的失衡感，并不是真的钟情于那缺衣少食的“寡”时代；我相信，主张“学而优则仕”的人本身即是精英教育的受益者；我还相信，那高喊着让现代文明走开，以确保那不幸的村寨与古城为传统守灵的人，自己却正在享受着现代文明的舒适与便利。

　　我因而对传统的诉求充满戒心。以我对本行业的了解，我不得不提出的问题是，文物工作者以古迹保护的名义与城建部门的博弈中有多少部门利益在其中？古籍整理者在拯救典藏的急迫呼吁中又有多少争取经费的考虑？

　　我不反对用于凭吊、研究、旅游甚至“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功能上的古迹发掘与修复；亦认为古籍在博物馆中的整理与陈列多多益善。但是，若是非要给这些行为赋予复兴传统的意义，换言之，以为靠这些行为就可以恢复一种传统，那它还是真实的传统吗？在人多地少的中国，让废墟与农田和民宅争夺地理上的地盘；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让线装书与新知识争夺智力上的地盘，这样的传统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真有所谓传统，那也是深嵌于民族共同体心灵的类似遗传基因的内在的文化编码，是四书五经和二十四史被接受为中国知识典范背后的价值结构，是四合院式建筑主宰中国几千年建筑史背后的心理秩序，是儒学之所以在历史上百摧而不折的原因，而不是儒学在历史上表现出的偶在形态。

　　如果有真的所谓传统，那也是我在每年春节前夕人头攒动的站前广场上，在每个行色匆匆归心似箭的黄色面孔上读到的传统；是我在即使蹬大板车和啃凉馒头也要供孩子读扩招后的大学的中年夫妇的背影上读到的传统；是我在无论染什么颜色的头发都照样为灾区民众慷慨解囊并在采血站前排起的长队中读到的传统；是我在伫立唐家山坝顶忧然神伤地签发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废除农业税法令的共和国总理的侧影中读到的传统；是我在世界上最大的政党的总书记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的阐述中读到的传统。而只要有这样的传统在，一座木结构的宫殿倒了，只是又多了一处废墟，一处有待告别的废墟，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