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困惑

- 电影《色戒》引起的思辨

　

徐浩渊

　

　　　 李安的电影《色戒》，引起华人世界强烈的对抗性反应。

　　　 叫好的说“《色戒》这部片子艺术上不错。一个抗日志士爱上了一个汉奸，是人性的表达”；“李安做电影的目的就是追求对自己、自己关心的人性的感触。”

　　　 叫骂的说：“汉奸家属张爱玲出于阴暗心理写作小说《色戒》…… 李安将《色戒》搬上银幕，在张氏小说基础上变本加厉，前所未有地践踏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和民族尊严。”

　　　 我把这些争论贴到我们网上的心理论坛中，一位中年女性的意见，很是反映了当下白领阶层的感受：“在我看来，颓废奢华和纠缠的情感以及模糊的道德界限，是这个影片触动我的地方；对我老公来说，他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删，删了些什么，这个女主角是否性感。”

　　最终，我的朋友卫平——专修电影理论、电影评论的教授，发来自己的文章《人性的，太过人性的》，让我不禁拍手叫绝。她最后写到：“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李安的这部影片，而在于接受当下这部影片的语境。它在威尼斯获奖时遭遇记者及影评家的嘘声继而被奥斯卡拒之门外，在大陆却获得一片赞美之声，许多人将之奉为极品。在很大程度上，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某种现实生存的精神状态：当人们开口闭口将‘人性’放在嘴边，如同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表明他们已经失去了如何对待这个世界的正当眼光和尺度，放弃了自己在外部世界应该承担的角色和客观评价；一个人故意萎缩他的外部世界，可以看作是其内心坠落与空虚的表现。不妨去想，今天还有什么理由将‘性’看作是至高无上、凌驾一切的？

　　如果说是人性，郑苹如那样一种为国捐躯的态度，不也是一种人性的体现？人的正义感、忠诚、正直不也是人性的体现？怎么就将这些排除在人性词典之外呢？再比如，老易的人性及其复杂性，正可以体现在他作为汉奸挣扎、如何经受内心的煎熬，而不是另外寻找一个出口，弄得真像那么回事似的。”

　

　　近年来，大凡出现津津乐道丑恶人物、事务的文艺作品，便有人出来用“人性”一言以毕之，给屎壳郎披上件光鲜时尚的“人性”外套，碰不得了。然而，问起什么是“人性”，为何只要是反映“人性”的作品就是好的，却无人知晓无人过问了。为此，我想探究一下到底什么是人性，文艺作品反映人性的方式，如何影响社会风尚，以至于影响个体人性发展的倾向。

翻开辞海，发现上面有两条解释：

人性

(1) 指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品性

(2) 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智

　

　　 这两条定义本身和互相之间都存有不少疑点和冲突。首先，在同样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人的品性是各不相同的。林妹妹、鲁大、贾政的品性差异就很大。至于什么样的感情和理智是正常的，人们的看法更有天壤之别。同在日伪统治的中国，郑苹如以为铲除汉奸是中国人正常的情感和理智，并以性命为代价实践之；张爱玲则宣称汉奸比爱国学生的阳具更具魅力“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甚至被汉奸枪杀都不要紧，“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这是张氏的正常情感。

　　再看牛津大辞典对于人性的定义：

Humanity　　　

1, the human race, human beings collectively, the fact of condition of being humane, human nature. （人类，集体即非个体的人，有条件人道的事实，人类天性）

2, humaneness; benevolence.（人道，仁慈）

　　　

　　还是没有说清楚事情。倒是“仁慈”比较“正常”有了一点衡量方向，至少暗示了残忍、屠杀、虐待等等是非人性的。然而，把人类负面的特性排除在人的特性之外，又不符合全部事实和集体特性的说法了。

　　上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时候，上了一门很有意思的课程——动物行为，其中包括了人类行为。使我第一次认识到，人类也是动物的一种，与其它动物共享很多秉性。例如，除了食与性等生理特性，我们与其它动物还共享对于幼仔的哺育行为、情感联系，甚至群体规则等等。同时，我第一次认识到，在我们人类独特具有的品性中，不仅具有因为我们智力发展创造的哲学、艺术、科学等文明产物，人类还具有比其它动物更加残忍、超乎自然生存逻辑的行为，例如战争。

　　其它动物的杀戮目的很明确，是为了获取食物，为了维护自身和幼仔的安全，一句话，是为了自身的生存繁衍而被迫对不同种类的动物实行杀戮。豺狼、恶虎、大白鲨等猛兽的杀戮，均无例外。在同类之间，除了交配时期争夺交配权力，或者为了维护居住领地，同类动物并不互相争斗，更不会彼此屠杀。人类，则是因为信仰和利益，残忍地屠杀、折磨同类的唯一物种。易先生不是刚刚被情人王佳芝救了性命，立即将她枪决了吗？其它动物没有这样的特性，更没有类似纳粹迫害犹太人和南京大屠杀那样的血腥行为。这也是人性的特有部分，残忍、破坏性的另一个侧面。

　　中国人“人之初，性本善”的信念是偏颇的。大抵因为婴幼儿对他人没有伤害与威胁所形成的概念，却不知那是因为幼儿还不具备伤害他人的能力。而且，所谓“善”应该有与人为善、给予的意思。幼儿只会往自己嘴里抓吃食，绝不会天生把食物让给他人。谦让的良善举动，也是后天学来的。其实，人的基因里携带了两类不同行为的潜质：友善、利他、建设性等正向品性发展的潜质；同时也具有发展负面品性的潜质，那便是侵略、自私、破坏性的一面。对于每一个个体，他（她）生长发育的环境促使、允许哪个方面的潜质发展，那些品质便成为该个体的成人后的品性。希特勒的残酷，是被他极其残暴的父亲对童年的他鞭笞而培养出来的；莫扎特和门德尔松的音乐比起贝多芬的更加优雅、平和，是因为他们没有贝多芬那样艰难、贫困的童年环境所致。

　　既然人性有正、负两面，文艺作品必然会反映两个侧面，关键问题是如何反映、站在什么立场上反映。经过“文革”岁月，我曾经厌恶听到人谈论文艺作品的立场。总觉得带有政治宣传和宗教裁判的色彩。然而影片《色戒》，让我第一次感到“立场”很重要，立场是不能不被关注的。

　　我说的不是阶级立场，而是人类对于真善美VS假丑恶的立场，对于正义与非正义的立场。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侵略，对那里的人民的统治、屠杀，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是丑恶和非正义的。为了个人利益，讨好侵略者，成为屠杀自己同胞的帮凶，永远是罪恶行径。歌颂、抑或粉饰这种罪恶的文艺作品，无论它如何高明，对于社会，特别是对于天真烂漫的孩童，都是一种污染、一种伤害。因为它肯定了罪恶，教人学恶，促使人性残忍、自私、卑鄙的潜质生长。宣扬丑恶的作品，越高明，就越容易使得受众不由自主地与作者共享同一立场，小说与电影《色戒》便是这样的作品。

　　仔细查看《色戒》的小说与电影是有相当差距的。因为张爱玲与李安的生长背景和创作潜意识动机有着巨大的差异。

　　张爱玲，出生1920年，没落清朝官吏的后代，朝思暮想回到社会上层，重享荣华富贵，却不得。日伪时期，张氏拼命攀上了汉奸权贵胡兰成，不久被胡抛弃。抗战胜利后，她在社会上自然抬不起头来。有人说她恬不知耻，我不同意。恰恰因为张爱玲知道傍汉奸是耻辱，知道郑苹如是英雄，所以才写了《色戒》，硬是把自己那点见不得人的事情，和抗日女英雄混为一个人型写出来。短短的两页纸，修来改去27年才敢发表。文章中的时间转换、人物与事件交代变得含混、隐讳，也反映了她嘴上不肯招认，心底却无法摆脱的羞耻感。她的羞耻心还在于汉奸胡兰成不把她当回事，另有新欢。所以她把这股恨意，用书中的汉奸被人追杀来发泄。张爱玲真的想杀胡兰成一刀吗？舍不得。因为他送她大钻戒，让她觉得他爱她。“爱”这个字在张氏笔下变得肮脏且沾满铜臭，因为它是和克拉数成正比的。

　　李安拍《色戒》有他自己的心理需求。李安1954年在台湾出生，大学之后留学美国，很少有中华民族曾经被欺辱、被宰割的感受与概念。通过他的多部影片，李安表达出自身两种主要的心理冲突：一，作为长子，他选择的职业不被父亲认可；二，婚姻生活中，性爱的极大不满足。

　　李安的父亲是一位传统意识浓厚的中学校长，一直为自己的长子李安学业成绩欠佳，不能成为一名教授而感到失望。上世纪70年代，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的年轻人学工程、医学、法律、商科是正业。可以落脚美国，回台湾也不乏受人尊敬、待遇优厚的职位。学电影？在老人看来是胡闹、是玩票。甚之，李安毕业后长年没有工作，结婚生子后，还靠妻子养活，老人致死都难以了却这桩伤心事。这是为何在父亲去世后不久，李安领取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时，手握小金人，难过地说希望父亲能看到这一天。李安希望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可，从而能够得到父亲的认可啊。事实上，岂止李安，我们国内的第5、6代导演，不是也依靠西方影界的承认，在欧美电影节上得了金狮、金熊奖项，才在国内站住脚的吗？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要靠外国人说好坏来评价自身了呢？

　　与父亲的这番情感纠葛始终深深地压抑、刺激着李安，使他拍完“父亲三部曲”后，在《冰风暴》里再现他的痛苦与情感冲突。到了《色戒》，他干脆让扮演丁默邨的梁朝伟学着自己父亲的步伐走路。在李安心里，丁默邨的主要身份不是汉奸，而是让他又爱又恨的“那个时代的男人”。

　　影片《色戒》的另一个争论热点，又是观看热点，即是“性”和“床戏”。在张爱玲的《色戒》中，这部分仅寥寥几笔带过，李安却将此大加发展，借以发泄了自己压抑长久的性能量。一位支持李安的朋友来信说：“李安是一个非常敏感而且情感脆弱的人。但是他勇敢：他一直不懈探究自己，通过电影表达自己，而且不顾别人如何看待他。他说《色戒》是他中年情感危机中的产物。危机的内容是什么我不关心，但我能感触他的脉搏。我觉得，他的性欲一直没有开发，虽然他对性的渴望极其强烈，但他自己为这样那样的道德因素束缚，不敢、不能去追求自己真正想得到满足。他一直没有停止挣扎。《色戒》让他解放了。”

　　同意朋友的看法。我看李安的《断背山》，已经感受到李安的性压抑，和他的挣扎。《色戒》则让我确认了自己的想法。

　　李安是个坦诚、单纯的人，他对自己居家男人和夫妻关系的诉说（见《南方周末》专访李安），让人觉得他和妻子的关系像是乖儿子与严厉母亲相处。在这样的夫妻关系中，性爱是难以得到舒展的。常年被压抑的情欲容易变得激烈，甚至变得暴力。我看《色戒》是大陆删节版，不知道被删掉的部分如何发展。但就存留的镜头，丁默邨把王佳芝猛然摔到墙上、打翻在床、骑在背上的镜头，已经很暴力了。健康正常的女性不会喜欢如此被人对待，除非她有被虐待的病态性倾向。而李安却由此宣泄了自己：他拍完两段床戏后抱头痛哭，梁朝伟不得不上前安慰。

　　我认为表现性关系和裸体的作品可以很美，也可以很丑。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90年代的法国影片《情人》，根据法国女作家的同名小说改编，梁家辉在其中上演全裸的床戏，影片拍得实在凄美动人、品味一流。相反，大多数美国影片的这些部分拍得猥亵、低俗，常常是男演员还打着领带，就把女演员的衣服扒光，两人假模假样地在那里大呼小喊，造作得令人作呕。不少欧洲影片，即便拍摄全裸，还是呈现一种真诚的自然美，让人看得感动、享受。相信16岁以上的青少年观看这样的影片，受到的是美丽的爱情教育，从而对淫秽下流的东西才具有了分辨力。人类的性爱原本是美的、健康的行为。如此的人性部分，假如能够从观念的压抑和利益的驱动下解放出来，是人自我享受与升华的重要内容。

　　回到《色戒》，我同情大学生要求“禁演”的呼声，却不同意禁演、删节镜头的作法。假如我们也能把影片按照观众年龄分出级别，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各方面的评论声音在各种媒体出现，难道还怕“真善美”斗不过“假丑恶”吗？假如我们的影视和评论环境更有包容性，营造文化艺术百花齐放的春天，我相信人性中美好、仁爱、建设性的潜质，便有了良好的生长条件，那将是多么令人向往的景象啊。

　

人性的，太过人性的

　

　　　　　　　　　　　　　　　　　　　　　　　　　　　　　　　　 崔卫平

　

　　龙应台在文章中谈到了《色·戒》中易先生的原型，称自己在德国翻阅文献时发现这位丁默邨并非纯粹的汉奸云云。但是她没有提及自己是否有兴趣翻阅过那位女特工的原型郑苹如的资料，那么至少会发现这位郑苹如并不是家境贫寒、未涉世事的女学生，其父郑钺，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追随孙中山革命，担任过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而郑本人也的确是特工部门的在册人员，知道自己从事的是十分危险的工作。刺杀行动败露之后，因担心连累家人而投案自首最终遇害。在《色·戒》影片问世之后，郑苹如80岁的姐姐郑静芝在洛杉矶召开记者招待会，指责这部影片将“烈士”变成了“欲女”。

　　李安及影片的制作方始终回避郑静芝的批评是有理由的，他们是根据张爱玲的小说改编，小说中的王佳芝与郑苹如已经相去甚远。张爱玲笔下的王佳芝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凭一时心血来潮，“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就干起特工来了，等于是羊毛玩票。羊毛玩票入了迷，捧角拜师，自组票社彩排，也会倾家荡产。”张爱玲这种玩世不恭的口吻表明，诸如爱国暗杀这类人们在外部世界中的活动，无法令她这个人感动，她对它们提不起兴趣，而相反采取了一种贬抑的态度。影片对此亦步亦趋，那位职业地下工作者对新入伙的王佳芝的蛮横粗暴，提示着“组织”是十分冷酷可怕的。当然更可怕的是王佳芝是通过“开会”决定，由谁夺走她的贞操。

　　与此相适应，从小说开始，对于老易所属的部门和工作，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在这方面小说提供的文字记载更少。编剧王惠玲叫苦张爱玲笔下的“易先生除了鼠相外貌和特工工作的习性之外，其他信息几乎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于是需要改编者往里面添加很多东西。电影中的易先生说他自己“怕黑”，这是在黑暗中行事的人养成的脆弱人性，他自己所从事的勾当都是在缺乏光线的地方进行的，他更像是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一只强食弱肉的残忍动物。

　　但是在遇到王佳芝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小说中淡淡一句：“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样的奇遇”，表明他是动了真感情的。而当王佳芝接过那枚六克拉的戒指，她的反应也非同寻常：“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一般都说张爱玲下笔如何冷峻老辣，但是从这些描绘来看，笔端却洋溢着一种难以抑止的热情。那是张爱玲的一种能量输出方式：对于外部世界的冷漠转向了对于个人内部世界的热烈；对外部世界的放弃转向仅仅是盘算个人的进帐。

　　于是两个人就在这个豺狼虎豹的世界上，关上窗帘，进行一种秘密的拯救。大陆观众看不到被删掉的镜头是有层次有含义的，这位老易从一个“猎手”的角色，渐渐传遍为“猎物”，从主动者变为体验者，他身上的人性渐渐浮现；而王佳芝则“反客为主”——当她将自己人性中最深的那一面释放出来（与她的同学梁润生则不可能），她也拥有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因此，这部影片说到底是一个“自我救赎”的影片，“性”当成了黑暗王国唯一的光明和通道，在与对方的男女关系当中，各自的人性得到了开拓和提升。影片的结束，虽然老易按残忍规则杀掉了王佳芝，但是她仿佛会永远活在他心里。

　　然而此二人这厢忙得大汗淋漓，观众还是看得疑疑惑惑，感受不到那种升华的力量。一方面，从性本身来说，它被赋予了太多的东西，太沉重太压抑；另一方面，那个被他们关上门丢弃在身后的世界，就当真消失了么？包括他们各自的身份——作为汉奸和作为爱国者就如此不算数了么？他们发明了一种看待自身和看待世界的尺度，觉得自己已经单方面获救，但是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成立的而不是自欺欺人？通过性的途径他们是真的获救了还是一种生拉硬拽的说辞？

　　打个比方来说，一个贪官也会觉得官场处处不如人意，尽管捞到了许多好处他实际上欲罢不能，而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找一个情妇（对方正好也因为什么事情比如她是一个检举者，因为举报不成备受打击），于是这两人关上门进行“人工深呼吸”，朝向对方枯萎的人性展开一场“抢救运动”，在非同寻常的体验中发现自己人性的另外一面，感觉自己“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这样便重获新生、万事大吉了？而当他们“提刀四顾，踌躇满志”之际，还有人“提台词”说这是他们人性的空间，是这位官员或检举者人性的复杂性，岂不美哉？

　　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李安的这部影片，而在于接受当下这部影片的语境。它在威尼斯获奖时遭遇记者及影评家的嘘声继而被奥斯卡拒之门外，在大陆却获得一片赞美之声，许多人将之奉为极品。在很大程度上，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某种现实生存的精神状态：当人们开口闭口将“人性”放在嘴边，如同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表明他们已经失去了如何对待这个世界的正当眼光和尺度，放弃了自己在外部世界应该承担的角色和客观评价；一个人故意萎缩他的外部世界，可以看作是其内心坠落与空虚的表现。不妨去想，今天还有什么理由将“性”看作是至高无上、凌驾一切的？

　　如果说是人性，郑苹如那样一种为国捐躯的态度，不也是一种人性的体现？人的正义感、忠诚、正直不也是人性的体现？怎么就将这些排除在人性词典之外呢？再比如，老易的人性及其复杂性，正可以体现在他作为汉奸挣扎、如何经受内心的煎熬，而不是另外寻找一个出口，弄得真像那么回事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