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家的良知——袁庚补记
关于袁庚的传记作品有数十种之多。很多作品把袁庚塑造成军人改革家形象,以电视剧《激情年代》为最。对此,我常常不忍卒读,不知袁庚先生看后作何感想。改革需要胆量,需要气魄,需要排除万难,有一点军人气质是好的。但军人出身搞改革的不少,官职高过袁庚,胆量胜过袁庚的也大有人在,值得称道的唯袁庚一人。
以服从为天职的军队,崇尚的是一种义无反顾、不惜代价、军令如山倒的精神。袁庚曾是其中的一员,但不可能是最成功的。袁庚有思想,思想是他成功的障碍。幸亏当时的人民军队正处于用人之际,袁庚是人才,所以也能派得上用场;他的气魄也够,所以也能当上炮兵团长。随后,他的思想,他的责任感,他的民本精神逐渐成为他提升的障碍,甚至演变成他人生中的一段灾难(被关押七年)。
袁庚的思想、境界和能力远高于他同时代的上级乃至上上级。在最美好的中年时光,他没能服务于国家,这是时代的悲哀。但他又是幸运的,六十岁之后主持招商局工作并开办蛇口工业区。袁庚的优秀在于他带给了蛇口,带给了招商局一种我称之为袁庚精神,如今业已构成招商局主流文化精髓的特殊财富。这就是人本的精神,爱国的责任感,经济思想家的前位意识,思进敢退的企业家韬略。
85年初,我来蛇口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由叶剑英题字的、当时最漂亮最现代化的、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的办公楼,原来是没有人阻拦,不用登记就可以自由进入的。这对我这样一个其貌不扬,背挎行囊,战战兢兢的穷学生来说,是怎样的一种受宠若惊。因为在内地,哪怕是再低矮无名的办公楼,都会有门卫把守,对来人吼喝盘问。后来在培训中心,又听说《蛇口消息报》可以批评同级党委,每个人都有权选举工业区董事,干部聘用是双向选择,等等。这些人本文化在当时是超前得不可思议的。
93年我任某基金公司董事总经理时,有幸请袁庚当顾问。当时他刚刚离休,时间相对充裕,精神也很好,几乎是有求必应,且分文不取。每次交谈我都受益匪浅,至今印象颇深。
有人说袁庚不懂经济,一些袁庚的传记作品也是这样写的,袁庚当然也只能默认。我真不知道还有多少经济学的专家教授比袁庚更懂经济学!记得我们基金管理层第一次集体拜访袁庚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你们这个行业将来会做得非常大,会领导整个经济。古有坚船利炮,今有基金经理,列强们掠夺的方式变了。几个基金经理喝喝咖啡就可以决定香港的命运,中国经济的命运将来握在你们手里啊。”
说这话的时间,是1993年6月。当时中国还没有一家正规的基金(我们几乎是第一家)。98年香港金融风暴和中国至今的股市风云都验证了袁庚的观点。
也就在这一次,他还说过:
“开发区是没有前途了,全国都在搞,漳州开发区我看一时起不来。”
94年3月,我请袁庚先生、董辅礽教授(时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在美伦酒店餐前小聚。袁庚谈到当时招商局决定涉足银行、保险的原因。他说:
“香港的银行多于米铺,竞争很激烈,但仍能生存,服务很好。我们当时的银行、人保,做官当老爷,别人求着他们。这说明有市场,要创造竞争让他们改善服务。”
他又说,
“蛇口坚持以码头和工业为主,长远是立足之本。”
当时的招行、平保和西部码头群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上诞生的,现在已成为中国最好的企业。
袁庚是改革开放的功臣,但他是主张先试点后推广、先开窗后开门的。邓小平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代价其实是很大的。国家利益被淡化了,资源被掏空了,环境被破坏了,社会矛盾正在加剧积累。袁庚在李先念说给他一个南头半岛时,坚持只要一个蛇口公社,十平方公里的荒滩。这被别人批评为胆量不够,不像一个军人。其实这正是袁庚最可贵之处!也正体现了这位改革家的良知!袁庚说改革是有风险的,我只要一块小地方先试着做,成功了很好,错了影响也不大。要把蛇口建成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是从来不敢贪大求洋的。胆大的人敢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去赌博,袁庚不敢。隔壁的南油,领导人气魄很大,一要就是十八平方公里,前几年竟已资不抵债反被招商局接管了。如果将来某一天反思改革开放功不抵过时,我认为袁庚是可以免责的。如果按他所主张的先试点好了再推广,也许代价会小得多。十多年前他针对当时的环境和治安问题,感慨地说,哎呀,改革当初就应该知道引来了外资也会引来艾滋病。94年底一次,他跟我私下说,他的老领导、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不久前小住蛇口时,跟他谈起井冈山上也有了“三陪”,两个老革命哭笑不得,痛心不已。
享受袁庚的每一次演讲,更珍惜与他的每一次面对面交谈。他那宽宏的气魄,长者的风范,丰富的阅历,以及幽默的表达乃至嘎然而止的风格,无不打动身边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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