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茅于轼要严惩.民主要有秩序.言论要有限制

茅于轼，公然敢冒天下之大不讳，用极其卑劣和恶毒的语言，诬陷、诋毁和攻击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中生有地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的党，其用心之险恶，其用意之刻毒，令人发指！其罪恶目的，正是秉承了其外国主子要在中国混肴视听，制造动乱，以图破坏中国政局的稳定，达到改变中国颜色的阴谋！

人们对言论出版自由应该有个正确的认识，任何自由都是有条件、有限制的，都与法律、责任密切相连。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这样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英国作家萧伯纳也说过：“自由意味着责任”。正如权利和义务始终对等一样，言论出版自由与遵守法律同样不能分割。也就是说，对言论出版自由不能理解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同样是有条件的、有责任的，既受到法律保护，又必须以法律为准绳。有的人在网络媒体上散布谣言，诋毁他人；有的人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混淆视听，并称“这是我的言论自由”。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狭隘的，应该予以澄清。法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都不容践踏。在言论出版自由问题上也是如此。法律是公民行使言论出版自由权利时必须严格遵循的。人是社会的人，个人的言论出版自由只有放在社会的现实环境中，纳入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中，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因此，法律在赋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规范和限定，运用法律手段对公民言论出版自由进行规范，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即使是经常指责别的国家言论不自由的一些国家，也不例外。比如美国对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的限制就十分严格，仅对一般性的语言的限制就有20多种，更不用说滥用这些自由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了。事实上，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会对威胁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言论进行依法处理，而决不会任其泛滥。依法对有关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恰恰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享有言论出版自由。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用一种他们已习惯了的眼光和价值判断，来看待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权和发展。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公民自由表达言论的渠道也得到了拓展。那种只承认中国经济取得繁荣发展，看不到中国人权发展进步的生动事实，显然是不全面、不公正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庞大工程，而且中国一直受到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渗透，稍有不慎将很有可能导致人民内部的混乱和社会秩序的失控。因此，中国仍然有必要继续自己的特色民主路。
　　 苏联解体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民主无序，言论无限，希望中共中央从中吸取教训,
　　 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罪魁祸首，他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作了错误决策，不应当实行政治“开放”，搞无序的民主政治及无限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及开放自由组建党派。在推行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
　　 苏联解体对于西方来说是一场胜利，但对于利害切身的俄罗斯人民则是一场空前的国家灾难。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很多，“新闻改革”、舆论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新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新闻改革走上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背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的邪路，最终导致舆论失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类媒体逐步脱离党的领导。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党性原则的核心。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不仅没有坚持这一点，反而明令废止对文化宣传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不敢实施对所属文化宣传部门及其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领导，任其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这在事实上抛弃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放弃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新闻出版法》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这为“自由办报”开了绿灯，使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和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当年10月，已有700多家报刊，包括13个党的报刊进行了登记，其中1/7属个人所有，还出现了独立通讯社。《新闻出版法》生效后，涌现出不少新的报刊，其主要的舆论倾向就是反对共产党。有的报刊甚至刊登退党者的文章，声称留在党内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从而使退党人数明显增多，起了瓦解苏共的作用。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闻》、《文学报》及隶属于最高苏维埃的《消息报》等许多机关报刊都纷纷抛弃机关报性质宣告“独立”。《消息报》甚至长期批评苏共和苏联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
　　 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自己办的报纸、广播、电视在舆论导向上出了问题，不仅不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保持应有的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反而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责。这种自己出钱办报骂自己的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种反对派别也深知控制舆论的重要性，纷纷不惜血本办起自己的报刊，这些报刊几乎都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宗旨。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指出：“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2.各类负面舆论借“公开性”之名充斥媒体。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不久，便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动员报纸杂志就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他提出要实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并且明确表示“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楚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刊分析的对象”。“民主化”和“公开性”成了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苏联媒体掀起了一场“公开事实（包括国家机器运作程序）和揭露历史污点的大革命”。一时间，报刊大量刊登的揭露官场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以及社会上酗酒、吸毒、妇女卖淫等现象的文章触目惊心，严重搞乱了普通民众的思想。同时，媒体还大量刊登否定苏联和苏共历史的文章，一些不曾报道过的事实和失误被严重歪曲和无限夸大，一些媒体还以耸人听闻的报道、荒诞无稽的假新闻乃至针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造谣、诽谤等等来吸引读者，造成民众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国内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
　　 闸门已被打开，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如同洪水般奔涌而出。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执政党的威信也降到了零点。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苏联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受到沉重打击。而面对敌对势力利用“民主化”、“公开性”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不仅没有及时给予回击，反而姑息、纵容、欣赏，甚至自己也参与到这种大合唱中。
　　 3.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大举进攻开放门户。1987年1月，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苏联停止干扰BBC对苏广播，不久又相继停止干扰美国之音、自由广播电台等多家西方电台的对苏广播，苏联民众从此可以随时听到外国电台的声音。这些西方国家政府的喉舌大肆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绍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和观点，以西方的立场和视角评论苏联的政治局势。这对当时正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苏联人来说，其蛊惑性、煽动性不言自明。对此，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认为，“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广播，可能比戈尔巴乔夫决定从东欧撤军50万的允诺更重要。对美国来说，它为促进苏联社会的和平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是，苏联并没有就此打住，同年12月，苏联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这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攻势。
　　 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有学者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这个模式清楚地表明，舆论失控是苏联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是苏联舆论失控的关键。如学者所言，在改革进行的关键时刻，“俄罗斯媒体人成为推倒苏联大厦的最后一个操盘手”。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说得更明确：“正是新闻传媒发起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而戈尔巴乔夫，这个亲手搞垮苏联的人，却获得了西方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
　　 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罪魁祸首，他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作了错误决策，不应当实行政治“开放”，搞无序的民主政治及无限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及开放自由组建党派。在推行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
　　　 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国内改革的倡导者，可是过了五年，它却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几百万党员当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原来，1989年国内政治局势起了剧烈的变化。夏初召开的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是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召开的。在代表大会炽热的气氛中，与苏共的活动相关联的一切重大问题全被“遗忘”了，却提出了许多针对它的批判和严重指责；他们自己还对自己开展公正的批评，揭露党在社会活动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苏共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国内随之开始出现反对立场的社会运动。它们在苏联解体和社会制度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持不同政见者、杂牌军和民主派。也可以把他们的活动看成三次浪潮。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初，从事的基本是维权活动，他们不同当局合作，但也拒绝使用暴力。他们人数很少，而且分散，组织很差，但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并得到国内少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这些人来说，要点在于苏联存在着反对派这一事实。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能取得一定的政治分量。
　　　　老一辈可能还记得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有关这些审判的消息曾为部分人所知晓。主要是通过境外的这个那个之声的无线电广播，其内容是真话假话都有。
　　　　可是到了1986年12月，通过了一项政治议案，取消了对反对派的刑事诉讼。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走出劳改营和监狱。但他们的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卷土重来。很多人已经厌倦了“为人权而斗争”，还有一些人则由于在西方有了名气，便跑到国外过起了太平日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历史正是在1986年由于对他们停止迫害而画上了句号。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开始迅速出现各种社会团体，他们的成员被称为杂牌军。这些团体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他们当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张爱国，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的主张君主主义；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还有保守自由派，等等。许多团体的形成不是根据意识形态原则，而是根据活动方向：有的从事环境保护，有的从事古迹保护等等。杂牌军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同当局和平共处，不反对加入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官方机构如工会、共青团等。但不久许多杂牌军的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性质。参加杂牌军组织的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们先取得经验，然后就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带上街头。
　　　　内部的辩论磨炼了反对派活动家的技巧，培养了未来的政治家、记者、社会活动家。上世纪9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社会团体、新成立的政治机构、大众传媒的领导人。时至今日，我们也依然能在电视屏幕上和各种政治场合看到这些人的身影。现如今，他们还在“教导”人民在民主变革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生活。
　　　 这样一来，由于苏共不能按必要方向实现改革，在一个历史造成的极短时期内，酿成了反对派政治运动，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苏联瓦解，促使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消灭。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持续10年的动荡和衰退，使当年的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备受西方挤压的国家，多少俄罗斯人反思起来为之痛心疾首。颇有意味的是，普京、梅德韦杰夫治理下的俄罗斯，出现了西方所批评的“民主倒退”，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但却带来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和政局稳定。这一切，对于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的中国而言，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现在有人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鼓吹媒体民营化，这恰恰证明我们的制度是正确、有效的。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让中国走苏联的路。前车之鉴，希望中共中央从中吸取教训。
　　 人民民主必须是有秩序的，中国要民主也是要有序的民主，无序的民主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无序的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无序的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无序的民主还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无序的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中国要民主也是要有序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是有序的民主，有序的民主要有个主持的领导人，这个主持的领导人就是国家主席，人民群众有什么建议可以向国家主席提出，国家主席把人民群众个人的建议在网络及各新闻媒体公布出去，让大家讨论，或开会讨论，从中吸取受到多数人赞同的去做就行了。这就是有序的民主。也是真正的大民主，对于下任国家领导人由谁来当，也可遵循这个办法，在国家主席主持下实行有序的民主选举，由国家主席指定几个接班人，把指定接班人的理由及接班人的情况公布于众，从群众的意见中择优录取，这样的权力移交会顺利及稳定。
　　 其实治理一个国家是十分容易的，首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得要有个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中国的国家主席就应该集权，统管中国的党军政法。并主持有序的民主制定法律，严格的依法治国,实行政权责任制。国家主席只要把军队.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省的领导管好就行了，有权对干不好的军队.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省各市县乡村的领导随时撤换，国家主席要知道军队.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省各市县乡村的领导干的好不好，可以自己亲自或派自己的亲信出去巡查暗访。可以成立几个真正有权的巡查组.由中央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组成.不定时.不打招呼地到全国各地明查暗访.并有权直接查处各地各类党政官员的违纪犯法案件.此举一能克服各地党政官员天高皇帝远的思想.二能打击地方保护主义.三还能体现中央的权威.这个钦差大臣之制度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从古到今.好多大案要案,冤假错案.大都是钦差大臣出来才得以解决的.巡查组到地方时,要先暗访几天，然后通过各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暂驻地址.电话.方便举报人举报.这样也就是真正人民监督官员。上级监督下级才是真正的监督，无权的人民群众监督有何用？人民借中央的权力监督党政干部行为.中央使用人民的力量监督党政干部行为.才能真正强有力监督地方党政干部的。军队.国务院.检察院.法院及各省各市区县乡村的领导也遵循国家主席的管理办法就行了.
　　 中国的权力应实行承包制度;一级一级地下级对上级负责，比如一个村出问题就追究村的领导人责任，一个乡镇出问题就追究乡镇的领导人责任,一个市区县出问题就追究市区县的领导人责任,一个省出问题就追究省的领导人责任,可以细化规定一下省市区县乡镇村领导人的责任制度，这样的政治结构可以做到;民主有序。权责分明，司法独立。省市县区乡镇村领导人应实行有序的民主选举制度，村长在中国共产党村党委主任领导主持下由村民选举产生，乡镇长在中国共产党乡镇党委书记领导主持下由村长选举产生，市县区长在中国共产党市县区委书记主持下由乡镇长选举产生。省长在中国共产党省委书记主持下由市县区长选举产生。国家主席由原国家主席推选，在国家主席主持下由各省市党委书记和省市长选举产生。省市县区乡镇级的政治制度应实行行政与司法独立。但中国国家主席要大权独揽，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及军委主席应由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或主席一人担任，也就是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地方分权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不会出现藩镇割据，中国的政治体制会更加稳固。这是与我们国家的国情是相适应的。
　　 言论不能太自由了，特别是新闻媒体,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事关重大,现在出现了很不好的苗头,建议中央应尽快整顿,现在广播电视台.报刊杂志太多太杂,重复办各种报刊杂志.重复建广播电视台.致使互相争读者.听众观众.过多揭露党和政府的不良事件.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还大量浪费物资人员.而且为了经济利益搞有偿新闻和乱发非法虚假广告.坑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方针和政策宣传不够重视,仅应付而以.对好人好事漠不关心很少报道，比如象我们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为了响应中央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号召切，实解决病人花钱或没钱治不了病的后顾之忧,出资出专利药物还出医学专家在北京几个合作医院里给各种疑病患者看病治疗，实行治好病再收费，也不收任何押金,对治没好病的患者不收任何治疗费用，这么好的举措，不但无一新闻媒体给于报道，还常有记者来暗访，暗访是真实后却不报道，还要我出钱做广告。这算什么事呀？且对那些偶尔发生的医疗事故却常常报道，造成现在病人和医生关系十分紧张.
　　 希望中国政府马上整顿新闻媒体.严惩不良记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的.整顿应照以下几条:1.尽快压缩广播电视台报刊杂志的数量。2.新闻媒体要与经济利益脱钩.决不能搞市场化,决不能搞有偿新闻。3.广播电视台和报刊杂志全部由党和政府办,决不能由私人办,更不能让外国新闻媒体加入搞竞争。 4.要各新闻媒体以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好人好事，普法科教类节目为主,身体健康,戏曲,歌曲,音乐为辅。其中普法宣传和健康教育最重要，现在好多人犯法被惩了才知犯法。得了病才知道为什么会得病，如果人知道干什么是犯法的，就不会有人去干违纪犯法的事了。如果人知道怎样能保持身体健康，就不会有人去做有害身体健康的事了，国家就不用那么多司法人员及建那么多监狱和不用那么医护人员及建那么多医院了。若加上招聘和房产信息更好，能使外出人员尽快找到工作和住处.若想办法把广播电视办成以科教为主就更好了，广播电视台把清华北大那些高校名师的教学课程制作在广播电视里播放 [直播也好]，不但使学生在家听广播看电视就能学习，而且还能使人人都能享受高校名师的教育。
　　 其实,我是言论自由的受害者，深受其害，没有切身体会真不知其苦，目前号称治疗各种难治病及各种疑难病的医院多，医生也多，疗法也很多，鱼龙混杂，病人往往是充满希望去治却带着失望回来，总是花了好多钱病却没治好。近年，中国还发生多起病人因花了钱病没治好而杀医生的案件，我为了避免各种疑难病人上当受骗。为了响应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号召，为了让患者相信我们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的医疗技术，切实解决病人花钱或没钱治不了病的后顾之忧,我院出资及用已通过国家申请的专治各种疑难病有独特疗法和较好疗效的十多项专利，在北京合作的医院实行治好病再收费,病人凭身份证明及诊断证明，不交任何押金，就可以先免费治疗，因举措比较创新，好多人有疑问，感觉是不是天上掉的陷饼，有什么圈套似的，打电话咨询的好比审犯人一样，还有,因开展治好病再收费后.损害了一些医院及医生的利益.有些医院及医生经常打骚扰威胁电话.还有竞争对手在网上发布不符合我院实际情况的言论攻击我们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说我们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是骗子。我院是实行治愈后一年不复发了再收费. 不收任何押金的. 治疗前和治疗后都让病人去301医院和302医院及北京协和医院和北大人民医院等大医院检查确诊，对没有治愈的病人.我院是不收取患者任何治疗费的.治愈的患者可以在任何一级以上医院检查.也就是说病治好否由其他医院说了算,医患双方达还签订有协议.是法律保障的.这样做事还有人说我们是骗子。
　　 还有人瞎说我们是在拿病人搞试验,这怎么可能？每个病人都要用几千元冶治疗费的，国家又不给我们经费，想搞也搞不起的。我们用的都是目前已知成份和功效的中草药组合成方，并巳通过国家申请发明专利的药物给病人治疗。疗法都是十分确切的。若疗效不好或搞试验，治愈率肯定不会高的，我们是治好病一年后不复发了才收费，若治愈率不高，大部分病人都不交费，那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没有一定的疗效是不会开展治好病一年后不复发了再收费的。按瞎说的人之逻辑，那各个医院都是在拿病人搞试验的了，我们的合作医院是经国家工商局和卫生局批准开办的正规医院，还是医保定点医院，我院的科研人员把执业医师证注册到合作医院,合理合法与其他医院一样给病人看病治疗.怎么能因我们实行不收任何押金，治好病再收费就说我们是骗子，是在拿病人搞试验。害得病人都不敢来享受治好病再交费了，我认为这样的言论自由不要也罢。
　　 另外;我建议中国应实行网络实名制,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但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大量是无用的，有些甚至是“垃圾”，误人子弟.我建议中国应实行网络实名制,网络实名制好处最主要是为了防止匿名在网上散布谣言，制造恐慌和恶意侵害他人名誉的一系列网络犯罪。并使网友看到更有责任的言论，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信用体系，提高个人信息的准确度，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将更方便安全。你若发表的言论是为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留下真实姓名怕什么，你若揭露一些不良之案件是真实的，就应不怕报复地留下真实姓名.帮助有关部门破案解决,邪是压不了正的。怕什么？要有正义的心还要有正义的胆才行。我认为那些反对网络实名制的人，不是胆小怕事就是图谋不轨之人。网络实名制并不是堵塞言路，而是规范网络环境，也不是限制言论自由，它强调言论要负责任，实名制不仅在减少网络虚假信息传播、恶意留言，以及由此引发的网络暴力等方面作用明显，在净化网络环境，维护网络安全等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实行网络实名制的最大意义，在于树立网民的责任和自律意识，而自律才是网络管理的核心。
　　 希望大家要以国家社会稳定与人民生活幸福为重，不要盲目追求不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民主与言论自由。
　　 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