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家，倡导新自由主义和极端市场经济，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同时还办起了“慈善事业”，兴办了富平家政服务培训学校、服务中心，并在山西吕梁临县农村搞了小额贷款等项目，并做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就业的项目。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茅于轼先生。　　

以下引用茅于轼先生的话，大部分来源于茅于轼《中国改革的制度观》。　　

文化的人、素质不高的人是不可能担负起这个责任的。反智主义的做法会把社会引向混乱甚至是崩溃的边缘。但是精英必须要考虑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要让精英为整个国家、社会的利益考虑，同样需要一套好的制度设计，这个制度就是民主。”　　

他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改革下去，取消特权，而不是取消市场，因为我们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办法。”　　

他反对特权，但是同时却又说：“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　　

茅于轼先生非常讲“人权”。因为他在文革时候被造反派红卫兵整了，所以他说“少数人的利益要服从多数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这是错误的，没有道理的。”慈悲的茅于轼先生也看到了广大老百姓的苦难和问题，所以他说“好的制度是平等保护所有人基本权利的制度。”　　

茅于轼先生反对打倒资产阶级，他说“如果我们没有齐步变富的办法，只好先让一部分人致富。我们正在走上这条路。如果我们见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结果就是又回到穷人国的状况去。我相信这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他提倡“好的制度是平等保护所有人基本权利的制度。”“唯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这就是人权。”　　

可是茅于轼先生在怎么保护无产者和穷人的利益的呢？茅于轼先生不是反对大众民主、人民民主，提倡精英民主吗？提倡像茅于轼自己那样的精英来治国的吗？　　

但是茅于轼先生确确实实非常愿意为广大老百姓考虑实际的问题。他说“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更多的财富创造和合理的财富分配。其他的想法只是忙中添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人与人的平等,人人都能得到同样的保护。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就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可是茅于轼先生又是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呢？怎么实现人人平等的呢？茅于轼先生是怎么解决更多的财富创造和合理的财富分配的呢？　　

茅于轼先生说“ 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　　

为了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茅于轼先生又说“ 经济适用房是席卷全国的最大的腐败。”“房价是被买房者自己抬高的。”“我主张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　　

很多人会非常疑惑，那么茅于轼先生是怎么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呢？且看茅于轼先生怎么说的“光为穷人说话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做事。要帮助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具，或能进城打工，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帮他们维权。这些事一部分有政府在做，但是远远不够，需要民间参与。而且是自我牺牲式的参与，不计报酬，不计名利，一心为穷人着想。可是这样的人还远远不够。”　　

茅于轼先生真是崇高、真是伟大，自我牺牲，不计报酬，不计名利，一心为穷人着想。他现在开始做自己的慈善事业了，他开办了富平学校。　　

正是他们的经济改革和主导的中国外贸经济结构造就了中国的世界加工厂地位，使得中国没有研发产业，所以大学生出来之后没有与其相符合的高技术工作。毕业即失业，所以茅于轼先生开办了一些支持贫困大学生的项目。　　

正是他们的经济改革造就了目前的东中部不均衡发展，造成了城乡的两极分化，造成了农民没有大农场及其农业相关产业和乡镇集体企业，所以他们开展了非常动听的“城市新移民（农民工）发展项目”，培养年轻的农村女性去城市做家政工。因为是慈善项目，所以不到一个月的培训收取几百块的费用（就其价格而言，与其他非慈善机构不分伯仲）。若是找工作，再由富平家政中心充当中介。雇主支付的中介费通常为是雇员一个月的工资，为了节省成本，雇主自然倾向于尽量压低工资。　　

正是他们的经济改革——分田单干造成了目前的没有实力的小农经济，因为农业成本高，产品价格低，又容易受市场冲击，农业生产很艰难。小农户的单干，就等于是把小农直接扔进资本竞争市场的汪洋大海，必然发生个体小农经营资金的困难。此时茅于轼与林毅夫、汤敏合伙在山西农村搞的小额贷款正好应运而生。但是，利率却高达18%以上。茅于轼先生在《小额贷款必须高额利息》中引用世界银行的总结，“通常小额贷款的保本年利息率为15-20%”。　　

以上就是茅于轼先生“帮助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具，或能进城打工，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帮他们维权”。　　

正是如茅于轼先生这样的诸多经济学家、主流人士所主张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造就了中国今天的诸多问题和矛盾。老百姓面临生存的困境，内心中生出绝大的不满，快要造反了，此时茅于轼等先生又出面了，为底层的老百姓提供了救命的稻草，并且安抚老百姓继续做家政工、安抚大学生。他们所做的这些，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润滑剂，缓和阶级矛盾，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产业链的一部分。这些家政工、小额信贷、支持大学生只是产业链最低端的一部分。　　

当然，很多非政府组织的朋友都会对我的这个看法表示怀疑。他们思想上会转不过弯来。但是其实他们应该明白，我的这个结论并不是刻意针对他们。非政府组织在主观上是为国为民，为老百姓服务的。但是从长期的、宏观的角度来讲，这些非政府组织所做的大多数的工作，不就是解决今天的官僚资本政治经济发展结构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照这样发展下去，永远也解决不完，解决不了）。他们主观所做的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客观而言只不过充当了现在的官僚资本生产结构的润滑剂、小修小补。　　

只有当他们在政治、经济发展结构的根本方式上提出质疑，致力于改变这种发展模式，避免出现这样的社会问题时，他们才是主观、客观相统一。　　

大医治未病之病，中医治将病之病，末医治已病之病。这句中国古话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不过现在的医生，可以说治的是末病之病。　　

　　

选自《关于小政府、大社会——致国内非政府组织及亲西方民主人士的的一封公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