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老师辛若水，与历史老师袁腾飞，是一丘之貉　　

——驳斥辛若水之《关于革命禁欲主义的反思》

　　

辛若水先生，在我们里拥有作者文集，想必是较有影响的一个学者了。　　

看了辛若水先生的文章后，写得也确实是文采飞扬，令本人赞叹不已，相信很多网友也很佩服辛先生的文笔之法。于是本人想知道辛若水先生，是何许人也，以便讨教。想辛先生这样的文学高士，必定会在网上留有蛛丝马迹。一搜索，果真有。

　　

辛若水，原名何晓辉，1981年12月生，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2001年毕业于聊城大学，现从事中学语文教育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红楼梦》研究、鲁迅研究、情感哲学、文革研究。　　

　　

原来，辛若水，只是笔名。　　

本人于是想到老子的《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不知道辛先生取此笔名，是不是出于老子的《道德经》。不管是不是，本人对辛先生还是有了好感，因为本人是很推崇《道德经》的。

　　

令人敬佩的是，辛先生还是八零后的中学语文老师，文学研究专家，真是青年有为啊！应该不比号称“史上最牛历史老师”的袁腾飞差多少。美国中情局的人，真是瞎了眼，怎么没有来把辛先生捧为“史上最牛语文老师”呢？也许快了。

　　

今天，拜读了辛若水先生的大作《关于革命禁欲主义的反思》，感慨良多。　　

有口才的袁腾飞，运用其口若悬河的嘴，在明目张胆的骂毛主席，污蔑革命前辈；有文才的辛若水，也在含沙射影，明褒暗贬，甚至指桑骂槐。中国有点儒家本事的青年后生们，这是怎么了？邓公说的好啊，“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怎么就会出了这么一帮“人才”呢？

延安时代的“陕北公学”，教育出了一代救国救民的英雄；而改革开放后的现代私塾，则从学校里放出了一群“中山狼”。

日本鬼子给旧中国的老百姓发放“良民证”，为鬼子修碉堡；美国人给现代中国的后生精英们颁发“MBA工商管理硕士证”，为资本家挣钱，为美国输送资源。一个是武装侵略，一个是文化蹂躏。

中国啊，中国，靠什么样的人才，才能多难兴邦呢？

物质方面，钱学森等已逝，还有谁担当起自然科学界的大旗呢？

精神方面，难道靠袁腾飞、辛若水之流的儒家竖子鼓噪唇舌，摇笔动杆吗？

　　

耐着性子，读完辛若水老师的大作后，感觉其真是个“人才”，一个儒家的优秀弟子。靠这样好文采的文章，一定能博得丰厚的奖金，“劳心”了，“劳心者治人”！　　

　　

辛老师的文字技巧，和他的祖师爷，以及修正主义老师们，如出一辙。

首先是抛出一个伪命题，给革命者扣上一顶“革命禁欲主义”的帽子，

然后，对此命题，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先肯定后否定，自相矛盾，乱扯一通，夹带进自己的私活，以兜售其恶毒的观点。

　　

革命者，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共产主义、大自然主义,什么时候说过“革命禁欲主义”啊？

革命者，也是要吃饭的，也有衣食住行。革命者，也需要有志同道合的同志战友，也有爱情家庭，也需要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有对人类社会大自然的大爱。

　　

而为人师表的语文老师辛若水，对此是怎么看的呢？辛某人的心中欲望，就是【女人】。　　

其在文中说，【我在想，禁欲与纵欲所争夺的焦点是什么呢？是神圣而又高尚的道德么？细想想并不是的。它们所真正争夺的，也只是女人。】

　　

而辛某人把自己的兽性欲望，硬是强加在别人的头上，还煞有介事的【我们没有理由去否定神圣、伟大、崇高，但我们只想满足着那点微不足道的欲望。】【谈情说爱与吃饭，已经找不到什么区别了】。　　

因为辛某人之流的兽性自由，受到了遏制，于是就抛出【革命禁欲主义】的伪命题，卑劣之至！

而且其更阴险的目的是，借以歪曲污和蔑，革命先辈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　　

为了达到他兽性的合法化，看看其把修正主义的观点用到了极致，【纵欲能够解禁欲的毒，同样的，禁欲也能够解纵欲的毒】，简直是流氓无耻，不要脸！

过去，欧洲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已经给予了驳斥。

而今天的全球化帝国主义时代，又换成了辛若水的【在革命时代，大抵是谈情色变】了，是多么的可笑！

　　

　　

其实，老百姓心中，压根就没有欲望问题。

老子《道德经》中，“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百姓，信奉大自然。大自然面前人人平等。平等之中，自然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里，有信誉的人做出榜样，老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向榜样看齐，譬如，“向雷锋同志学习”。

　　

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私有制社会里，统治阶级从来不讲信誉，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是不讨论欲望问题的；老百姓只有做奴隶的份，否则就起来反抗，他们也不会讨论欲望问题。

谁讨论欲望问题呢？　　

只有那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狗腿子！　　

因为他们具有双重身份，即“二花脸”，他们是主子的奴才，同时又替主子敲诈盘剥老百姓。他们梦想着有一天可以成为主子，可以为所欲为，可以【纵欲】；另一方面，他们有害怕老百姓给他们告状而受到主子责罚，甚至老百姓反抗的时候，主子会把他们当成替死鬼，所以要修身【节欲】。

　　

所以，所谓的【纵欲】、【节欲】这些词，只会从狗腿子的嘴里吐出来。老百姓的语言里没有这样的词，统治阶级主子的嘴里没有这样的词。

　　

这些狗腿子，是些什么人呢？　　

是那些拜孔老二为祖师爷的儒家弟子，是那些总想着靠“修身”出人头地的帮闲文人，是那些爱面子的、虚伪的、满脑子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投机分子。他们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小喽啰们！　　

　　

老百姓，都在说毛主席是当代圣人，而辛若水说，【标准是死的，但人却是活的。人总有是有缺点的；圣人是人，所以圣人也有缺点。但是，有缺点的圣人就不是圣人了，因为圣人无论在道德，在精神，在行为，都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完美无缺的人并不存在，所以圣人也就不存在。】

辛若水，怎么“不以百姓之心为心”呢？为追求自己的兽欲，就逆百姓之心吗？

　　

语文老师辛若水，与历史老师袁腾飞，是一丘之貉！　　

　　

　　

　　

附文

关于革命禁欲主义的反思　　

辛若水　　

（一）革命意味着神圣　　

革命意味着神圣，如果一百年前，人们不认同这一个观点，那还情有可原，可是一百后的今天，人们还不认同这个观点，那就是对历史的无知。一百年的历史，并不尽是革命史，但却可以在理论上抽象成革命史。无论中国，还是世界，这一百年都是在革命的浪潮中走来的。有资产阶级革命，有无产阶级革命，有民族革命，有民主革命，并且这些革命并不是单分开的，而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世界的，我们且不说，单是中国革命就呈现了这种交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抗日战争是民族革命，毛泽东领导的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又是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质上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它的领导者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完不成任务，那只有无产阶级越俎代疱了。那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那么它的目的就不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推进。　　

革命意味着神圣，当然不是从来如此的。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不仅不神圣，甚至还罪该万死。在一般民众看来，革命就是造反，而造反当然罪该万死。读读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药》，是很有利于我们了解民众的心态的。应该说，革命是真的为民众的，正因为它是真的为民众的，所以它才号召的起来。如果不为民众，那民众又岂会把脑袋拴在裤腰袋上，跟着起来闹革命。大凡革命，自然有牺牲，而且牺牲的代价很大，可以说，是千千万万人的鲜血铸就了革命的神圣。所谓的抛头颅，洒热血，说是很好说，但做起来又哪有那么容易呢？“自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当要主动地抛掉生命的时候，不是为信念，不是为信仰，又是为什么呢？革命的神圣性是勿庸置疑的，因为百年的革命史俱在，它不是用笔墨和口舌所能抹煞的。我们即使真的告别革命，也没有必要更不应该把辉煌的革命史中全部抹黑。革命史，是先辈们奋斗的遗迹，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当然，尊重革命史，并不意味着发扬革命的精神。发扬革命精神，是老话，也是套话，其实，爱不爱发扬，也是可以选择的。有的人，听到革命精神，就头大，那他的头可以大下去，直到大的像地球似的。我们没有必要责备他们的，对人类的历史毫无所知的人，同样可以生活在地球上，没有人会开除他们的球籍。我们只能说，　　

那样不好。究竟怎样，才好呢？那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尊重历史。革命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的什么呢？还不是为了我们？可是，革命前辈们见过我们么？我们又见过革命前辈么？大抵是没有的。在某种意义讲，革命前辈和我们并不相干的。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我们有我们的生活。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尊重他们的奋斗；然而，尊重归尊重，我们不会像他们一样生活，却是一定的。我们有我们的生活，这是为他们所未曾经历过的。说实在的，我们并不喜欢他们的生活；当然，他们也未必喜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未为他们所憧憬，他们所憧憬的是另外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他们的梦；他们的梦已随着他们埋入坟墓了。我们有我们的梦，我们的梦大抵也会落空，但是和他们并不相干。过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路，不要被所谓“以革命烈士的名义”吓倒或者哄骗，我以为，这并没有什么错。活人不能被死人束缚，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是，解构革命，消解革命的神圣意义，这是我所反对的。革命，同样是一笔遗产，我们不能因为自己不喜欢这笔遗产，便说它一文不值。不是这个样子的。革命曾经是神圣的，那就永远是神圣。我们可以离神圣远点，但不能说它不存在。说实在的，对于神圣，我是有很大警惕性的。我生怕有一天被它吃了，又不知道吃我的是谁。神圣，在一方面是神圣，在另一方面也会导致许多不好的东西。真正的神圣，只能保留在心中，实在没有法子溢于言表的；磕头作揖，烧香拜佛，那些仪式化的东西，更是靠不住。心中的神圣，是不会对人讲的；如果逢人便吹嘘，那便不是圣女，反倒成娼妓了。　　

（二）神圣导致禁欲　　

神圣导致禁欲，虽非必然，但如果神圣得过了分，那禁欲又是难免的。可以说，神圣本身就来源于克己与禁欲。我们尊崇的神圣，大抵都极好的克制力，他们总在压制自己的欲望，惟其如此，才能在道德上达到极高的境界。从来就没有过纵欲的神圣，如果神圣去纵欲的话，我们就不把它当做神圣了。宋儒虽然自身未必有极高的道德，但是最爱唱道德的高调，譬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简直因为所谓崇高的道德，失掉了最为基本的人性。朱子的道德学问是为人所佩服的，可是他偏生和一个妓女（严蕊）过不去，恐怕非如此，就不足以显示他的道德学问。如果他真有道德学问，那就应该想法子让娼妓制度归于消灭，而不是对着妓女指指点点。以压抑自己的欲望，来成就神圣而又崇高的道德，不仅我们中国古代如此，就是西方的中世纪同样如此。基督徒也是追求高尚道德的，他们为了成就崇高的道德，进入天国，亦在压抑自己的欲望。而压抑自己的欲望，那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导致精神的畸形。起凡入圣是不可能了，可连普通人也做不成了，这就是压抑自己欲望的悲哀。禁欲必然导致另外一面，那就是纵欲。纵欲自然为高尚的道德所不许，但是对于所谓的禁欲又有解毒作用。在明代泛滥的色情小说，固然解了禁欲的毒，但又中了纵欲的毒。在文艺复兴时代，流行的小说也多有色欲的内容，那同样可以解禁欲的毒。禁欲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审视一下革命禁欲主义。革命禁欲主义，并不是在文革中才有的，但确实在文革中达到了顶峰。革命者，首先是道德崇高者。他们虽然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但是比那些肥肥胖胖，花天酒地的敌人高尚多了。革命的正义性，很大程度上借助了道德的崇高。而敌人的可恶，则在于道德败坏，成为了社会的蠹虫。敌人在纵欲，而革命者呢，则在艰苦的环境中，忍受着饥寒与清贫。道德的崇高性，是革命得以胜利的法宝。一切都是为了革命，所以人生许多正常的欲望都牺牲掉了。在艰苦的革命中，这些欲望很难得到满足。可胜利后，条件好了，这些合理的欲望也就突出出来，并且应该得到满足。但是，人们强调最多的却是发扬革命传统，树立伟大的革命理想，成为一个有道德、有益于人民的人。也就是说革命禁欲主义是以伟大理想的形式出现的。伟大理想，当然是神圣的；谁能够怀疑这种神圣呢？于是，便只有用自制，克己来成就这种神圣。我们看一下李泽厚先生的分析：“公私义利之辩，天理人欲之分，本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如今这一套以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出现，便似乎成了最新最革命也最中国化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地接受了它，它从而使任何人（人总是有缺点、弱点和错误的，人总是有各种物质生活的要求、意向、愿望和享受的）都感到自己的罪孽深重，必须深刻检讨，努力忏悔……在张思德、董存瑞、雷锋、王杰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致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烈士面前，你能不自惭形秽，彻底悔过和无条件投降么？你能不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吗？能不为此而接受审查批判忍受痛苦、揭发别人和改造自己吗？”革命禁欲主义，是不会以其本来面目出现的，它总要披上崇高的外衣。对于崇高的理想、神圣的道德，我们是没有理由拒绝的，正因为无法拒绝，我们正常的、合理的欲望才会得到压抑。文革时代的中国是不是修道院，这不好说，但二者确有相似之处。张贤亮在《习惯死亡》中说，中国是个大修道院，只有把它变成妓院，才有希望。这话显然是荒唐的，大抵出自调侃，但隐隐约约也有些真实。神圣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崇高的时代，当然是顶顶好的；但我们那点点可怜的欲望，却躺在岩石之下呻吟着。我们没有理由去否定神圣、伟大、崇高，但我们只想满足着那点微不足道的欲望。孟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吃饱饭，是最基本的；而男女之间的爱情，正是来化解禁欲主义的坚冰的。在革命时代，大抵是谈情色变；而在正常的时代，谈情说爱与吃饭，已经找不到什么区别了。禁欲主义走了，神圣、崇高也失踪了。　　

（三）所谓精神的畸形　　

其实，无论哪种禁欲主义，其结果都是精神的畸形。那么何所谓精神的畸形呢？平平想去，也就是和正常人的精神不一样。但和正常人的精神不一样，并不意味着就是精神的畸形，它只不过和正常人不一样而已。禁欲主义，一方面表现为道德的狂热，为了成就神圣的道德可以牺牲一切。既然一切都可以牺牲，那正常合理的欲望，自然是包括在其中的。另一方面，禁欲主义则表现为人性的冷漠、阴寒。他是神圣的、崇高的，这确实是事实，但是缺乏人世间的温情，性格过分地乖戾也是事实。精神的畸形，也就表现为狂热与阴冷的奇怪结合。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对畸零人还是有一些温情的，至少还有人同情零余者，而不是统统地否定。可以说，精神的畸形，全是禁欲主义的错。诚然，有许多人，先天畸形，但是，我们并没有听说，哪个人的精神先天畸形。史铁生说，每个人都有精神的残疾，然而，这样说，并不对。他把自己的残疾给泛化了。不过，我们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驳斥他。因为精神的残疾是看不见的；既然看不见，他就总有理由说你残疾。究竟谁有健全的精神，这是不好说的；我们所仰慕的那些精神界的巨人，譬如陀斯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歌德、尼采，都被说成是精神上有问题的人，甚至精神病，难道我们这些普通的人，反倒精神健全吗？也可以这样说，精神的问题都是非常模糊的，怎么说怎么有理，那既然如此，就会出现许多的胡说八道，而对于这些胡说八道，我们又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么有没有精神的残疾这回事呢？我想，还是有的。虽然有精神的残疾这回事，但并不是人的精神都是残疾的，而恰恰相反，大多数人的精神都是健全的，而只有少部分人的精神是残疾的。你想，如果人人的精神都是残疾的，那所谓残疾也就不是残疾，而成正常了。正因为大多人是正常的，所以才凸现出少部分人的畸形。我们当然希望自己的精神是健全的，但是畸形的精神较之健全的精神，又是独具魅力的。身体的畸形，让我们厌恶；但是，精神的畸形，却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因为精神的畸形，既有认识价值，更有审美价值。古华《芙蓉镇》中的王秋赦，可以说是运动狂，整天在街上叫着“文化大革命三、五年再来一次”，终于疯掉了，这是典型的精神畸形，但却有利于我们认识文革那个时代。王秋赦大抵是文革时代所拖着的尾巴，而尾巴有两种命运，一种是翘起来，一种则是夹起来或者被斩掉。文革的尾巴大抵是翘不起来了，很可能夹起来了，不过，我们却希望它被永远的斩掉了。在王秋赦那里，革命禁欲主义表现为道德的狂热，但这道德的狂热并不是为了利人，却是为了利己。在文革中，飞皇腾达的人很多，而王秋赦充其量不过一个“小人物”罢了。对于这样的人物，我们自然是无比的憎恨，但是也未始没有一丝同情。其实，无论对于任何人，哪怕他是恶魔、败类、畜生，我们都要把他首先看作人，也只有看作人，他才是可以理解的；既然可以理解，那不免就有同情。文学所以是人学，那就在于它把人当人看，这里面深蕴着最为基本的人道主义情愫。我们尽有许多深刻的理论，崇高的道德，把人视为异类，视为禽兽。而文学，却在坚守一个底限，那就是人，无论多卑贱、卑鄙，他都是人。只有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才能造就人类真正的和谐。不只高尚的人要活，就是卑鄙的畜牲也要活，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对于这个事实，一切道德的评判都将失意义。禁欲主义，一方面可以成就神圣的道德；但也会让这种道德走向卑劣。许多时候，神圣与卑劣恰恰统一在一起，这就是精神的畸形。其实，精神的零余者，往往是“灵人”。如果单说“灵人”，我们可能羡慕得不得了，可是“灵人”却是只有精神生活的人。而我们追求的则是“灵肉和谐的人”，既有正常的精神生活，也有合理的肉欲。禁欲主义造就没有肉体只有精神的“灵人”，纵欲主义则造就只有肉体没有精神的“肉人”。“灵人”虽然不好全盘否定，但是否定“肉人”大抵是不错的。人，不能为肉欲腐蚀，但亦不应该让灵欲成为上帝。因为我们的目标并不是造就精神的畸形，我们追求的是健全的精神。 　　

（四）在禁欲与纵欲之间　　

其实，在禁欲与纵欲之间，是让人非常为难的；因为我们既反对禁欲，也不赞同纵欲。如果定要让我们在禁欲与纵欲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们只能选择禁欲，因为禁欲能够成就神圣的道德，而纵欲只能败坏道德。我并不是道德神圣论者，但我却反对道德的败坏。道德败坏的根源，就是无限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我们不能消灭自己的欲望，但也不应该放纵自己的欲望。但欲望本身，必须得到制约。也即是说，我们要把人类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是，限制人的欲望，并不等同于禁欲主义。因为禁欲主义在本质上是消灭人的欲望，以达到无知无欲的状态，然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在禁欲的背面，必然是纵欲；甚至禁欲与纵欲本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在这方面禁欲，在那方面又纵欲。所谓的欲望，就像火一样；欲火中烧，总是难免的。我们没有法子熄灭欲火，因为熄灭欲火也就意味着熄灭了生命本身；我们只能让欲火燃烧，只要欲火燃烧，那就意味着生命之火还在燃烧。人类的欲望，当然是禁不住的，我们只能疏导欲望，让人们远离邪恶的欲望，趋向高尚的欲望。人们既然有那么充沛的精力，那为什么不远离吃喝嫖赌、坑蒙拐骗，而献身科学、艺术抑或国家事业呢？高尚的欲望把人添满了，那邪恶的欲望自然也就挤不进来了。其实，禁欲主义的本心，也并不坏。要人们成就神圣的道德又有什么不好呢？但是，为了成就神圣的道德，来压抑人们合理的欲望就不好了。压抑人们合理的欲望，只能导致精神的畸形。我想，幽默就是禁欲主义与神圣道德最好的消毒剂。有一部影片讲，在意大利的教堂里，僧侣们在传看一部禁书，每个看到这部书的人都如痴如醉，而一个老古板却坚决反对看这一部书，大凡每个看到这部书的人，他都杀死了。那这一部书究竟是什么书呢？在影片的结尾，给出了答案，原来这部书就是亚里士多德失传了的《诗学》第二卷，里面只讲一个问题，那就是幽默。如此看来，这幽默真是罪该万死，竟然成为老古板杀人的理由。不过，细想想，何尝是幽默罪该万死呢？分明是老古板罪该万死。为了不让人们走上所谓的邪道，竟把人给杀死，这又是什么样的道德呢？分明就是吃人的道德。道德，自然要扳起吃人的面孔。看见人家笑嘻嘻的，它就受不了。大抵幽默，总不免是黑色的罢。道德，是为了让人满脸装出死相，而幽默呢，则是寻找有趣。如果发现了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荒谬，没有丝毫趣味可言，又偏生制造出点趣味来，那就成为了黑色的幽默。黑色幽默往往是偏爱悖论的，人是很难走出悖论的，所以还是幽默点的好。认为幽默罪该万死的，那他本身应该得到同样的下场。然而，事实似乎是皆然相反，死掉的是幽默本身，以及幽默的人，那些扼杀幽默的人，就如同电影中的老古板，是要万寿无疆的。用幽默去解禁欲主义的毒，可幽默本身却撞了个粉身碎骨。那么禁欲主义是不是无敌于天下呢？也不是的。禁欲主义当然有敌手，那就是禁欲本身。禁欲会把自身淹没在欲望的汪洋大海里，因为禁欲本身也是一种欲望，而且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我在想，禁欲与纵欲所争夺的焦点是什么呢？是神圣而又高尚的道德么？细想想并不是的。它们所真正争夺的，也只是女人。歌德说，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前进；当然，也有很多人视红颜为祸水。我们不妨看一则小故事，在笑声中欣赏一下人们的偏见吧。鲍卡丘杰作《十日谈》第四日《人话》中讲；一个人的老婆死了，他就带着幼儿隐居山野，一世隔绝。儿子长到十八岁，跟父亲首次出山进城，一路上牛呀，马呀，房屋呀，他都见所来见，向父亲问个没了。忽然碰上一个漂亮姑娘，那孩子忙问是什么东西，父亲说：“孩子啊！快低下头别看！这些是坏东西！名叫‘傻鹅’。”晚上回来，父亲询问儿子出门一趟的印像，儿子对什么也不感兴趣，只说：“爸呀！我求您给我找一只傻鹅给我。”禁欲主义会把所有的女人都变成傻鹅。不过，革命禁欲主义和别的禁欲主义不同，它会把女人变成铁姑娘，正所谓“钢铁姑娘表决心，打不败美帝不结婚”。把温柔的女人变成刚强的男人，这是革命禁欲主义最大的功劳，当然也是最大的悲哀。　　

（五）一种奇怪的留恋　　

说实在的，无论哪种禁欲主义，即便是革命禁欲主义，我都不怎么喜欢的。但是，对于革命禁欲主义，我又有一种奇怪的留恋。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不是禁欲主义，而是纵欲主义，在历史的进程中，禁欲主义与纵欲主义虽然相互交替，但是给人们危害最大的，却是纵欲主义。纵欲主义会让人道德败坏，丧尽廉耻。而相反的，禁欲主义却能够成就神圣的道德。禁欲主义走了，神圣、崇高也失踪了。这是不怎么好的。我们要把失踪的神圣、崇高重新找回来。可怎么找呢？再重新祭起禁欲主义的法宝？这显然是不行的，我们虽然要神圣、崇高，但绝不欢迎禁欲主义。实际上，正常会理的生活，既不是禁欲的，也不是纵欲的。正常人既不会那么克己，自制，整天家想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不会过分放纵自己，过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那么，在正常合理的生活中，能不能造就真正的神圣与崇高呢？从理论上讲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却很难。因为我们所谓的神圣、崇高，首先应该和我们不一样，其次应该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如果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又没有距离感，那就不是神圣、崇高，也没有人顶礼膜拜了。所谓的禁欲主义，我想，也是有两种的，一种是内在克己的禁欲主义，一种是外在强加的禁欲主义。如果单就个人来说，他无论怎样克己禁欲都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亦未曾侵害别人的利益，所以谁也不会去干涉。但若是自己禁欲的人，要求别人甚至普天下的人都和他一样禁欲，那就很成问题了。诚然，禁欲的人很容易找到同类，那就让他们“同声相和，同气相求”吧；还有许多人愿意活得潇洒点，自由点，逍遥点，而不愿背负沉重的道德，这种选择也应该得到尊重。革命禁欲主义的伟大目的，即是让每一个人成为革命的圣者甚至殉道者。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是很成问题的。其实，圣人和圣人的标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用圣人的标准去衡量所有人，那天底下恐怕连一个圣人也没有了，就是圣人自己也不合圣人的标准。可能有人觉得奇怪了，如果圣人都不合圣人的标准，那圣人的标准岂不是臆想出来的。标准是死的，但人却是活的。人总有是有缺点的；圣人是人，所以圣人也有缺点。但是，有缺点的圣人就不是圣人了，因为圣人无论在道德，在精神，在行为，都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完美无缺的人并不存在，所以圣人也就不存在。我们说圣人不存在，也只是说，索诸茫茫人海，你是一个圣人也找不出来的，因为没有人合乎圣人那完美无缺的标准。但是，我们又毕竟有圣人的理想，也即是说，圣人如果存在的话，那也只在我们的理想中。在理想中，岂不是太虚幻了；所以，我们定要把圣人的理想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如果把这理想落在活着的人身上，那是很成问题的；把他美化得不得了，可突然一天，晚节不保，做了错事，甚至成为了坏人、汉奸、卖国贼，那岂不是让人一片唏嘘。如此想来，那只有到死人堆里去寻找圣人了。孔孟是中国的圣人，但活着的时候，并没有享受到圣人的待遇。张思德、王杰、雷峰，这也是革命禁欲主义树立起来的榜样，然而，当我们向他们学习的时候，他们早就不在了。正因为他们人不在了，所以我们才可以顺里成章地讲，他们的精神是永存的。我们想象着他们的精神永存，于是他们的精神也就永存了，大抵所谓精神，也是永恒的幻象吧。我所以对革命禁欲主义有一种奇怪的留恋，那就是因为我不希望神圣与崇高变得无影无踪。我说过的，纵欲能够解禁欲的毒，同样的，禁欲也能够解纵欲的毒。在欲海沉浮，是很危险的事情，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翻船。我不主张禁欲主义的复活，但是克己自制的道德修养还是要的。人当然可以不高尚，但却不能够无耻，纵欲主义会让人丧失最后一点羞耻，倒是禁欲主义能够让人找回一点良心。人的良心就在禁欲与纵欲之间。相信人的良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只有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进候，人们才会良心发现。良心发现又有什么用呢？一切已经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