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是美日帝国主义的共同犯罪。我们对于广岛长崎的态度，比起欢庆“蘑菇节”或要求日本反省为何挨炸，倒不如应该重点地揭露日本操纵和垄断原子弹悲情的虚伪性。

　　

　　美国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70周年之际，日本方面照例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日媒还不忘强调在一片哀悼声中“有核国”中国的“缺席”。中国一边，主流媒体提醒日本在哭泣的同时，不该忘了自己挨炸的重要前因，而网络上则出现了以借题“蘑菇”来庆祝所谓“蘑菇节”的现象。

　　

　　如何看待广岛长崎的问题

　　

　　对此，我们还是坚持过去多次重复的一个立场：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是美日帝国主义的共同犯罪。

　　

　　关于广岛长崎问题的争论点主要有两个：第一，原子弹的有效性;第二，原子弹的的正义性。

　　争论一：原子弹的有效性　　

　　一般认为正因为投下了原子弹迫使日本迅速投降，从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更大伤亡。因为投下了原子弹促使日本投降，这一点没有疑问，但关键在于：日本接受投降是因为惧怕原子弹的威力，还是由此获得了一个投降的借口，这一点必须区分清楚。裕仁迟迟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并非真的幻想能够依靠“本土决战”反败为胜，尤其在丢掉了琉球之后，狡猾多端如裕仁者当然自知大势已去。之所以拖延不应，一方面是为了“护持”所谓的“三种神器”，另一方面是仍奢望着苏联的斡旋，而更重要的是想寻找一个“体面”的收场方式。军部强硬派仍在叫喊“本土决战”和“一亿玉碎”，裕仁和他的同党当然不愿意“玉碎”，但立即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又恐怕遭到强硬派的反拨。另外根据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等人之后的言行来看，神经质的裕仁此时应感觉到了君位的不稳。因此：

　　

　　铃木内阁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一直在等到外敌制造一种能给他们一个体面的投降借口的局势，以使‘国体’不被来自日本人民自身的反军、反战的压力所摧毁。原子弹，加上苏联随后的宣战，给了他们所需要的借口......(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p373，新华出版社，2004)

　　

　　两颗原子弹投下之后的8月12日，时海军相米内光政对高木少将说：

　　

　　我想这种说法不太合适，但是原子弹和苏联参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实为天佑。(同上引)

　　

　　上一次日本统治阶级高呼“天佑”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对于裕仁及其同党来说，原子弹或苏联的参战来得及时，尤其是前者的毁灭性力量，让裕仁甚至可以在所谓《终战诏书》中以特别高尚的理由宣称：

　　

　　......敌新近使用残虐之炸弹频频杀伤无辜，惨害所及之甚实不可测。若继续交战，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进而更会破坏人类之文明。

　　

　　这份《终战诏书》是对于日本战后历史观所施加的一个最大的咒语。这个咒语之所以咒力如此之强，根本原因就是美国在选择了灭绝性武器的同时，却又选择了保留(保护)天皇制和裕仁——即使选择保留(保护)前者而惩罚后者，情况也将好得多——这其实就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像德国那样反思历史，并且还为一个本来已非常封闭、内向、暧昧的历史观又注入了过量的“受害者”的悲情意识。投下原子弹也许避免了之后可能出现的伤亡，但却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或者至少可以这样说：美国人选错了投弹目标。裕仁及其公卿大臣、陆海军头目、新旧财阀们没有伤到一根汗毛，除了在东京审判时被处决的几个，在美国的“精心呵护”下，上述的势力在战后依旧掌握着官政财界的权力，今天的日本首相不正是其余孽之一吗

　　

　　美国向日本投了原子弹，日本却仍对美国俯首贴耳，不少人把这看成是一种萨德式的关系。其实对于日本统治阶级而言，美国投下的原子弹是作“小恶”行“大善”，日本统治阶级因此对美国怀有“感激”之情，完全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争论二：原子弹的的正义性　　

　　对平民使用灭绝性武器，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光彩的行为，所以即便是美国，在GHQ时期也将原子弹问题列为最大的禁忌。

　　

　　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于平民的大规模杀戮，这归因于武器和战争方式(总体战)的变化。但不能因为有了这种变化就将杀戮平民的行为合理化。另外，在某些反帝反殖的行动中，也会出现杀害平民的行为，如雾社事件或通州事件时，起义者将老幼妇孺一概杀尽。这固然不能鼓励，但考虑到是几十年积恨的大爆发，在一个对于“大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确认下，类似的极端行为仍然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雾社事件或通州事件和原子弹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至于美国对日本的恨意是否达到了中国人的程度，也是大有疑问的。“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最终谴责了原子弹的使用，因此被当成共产党而受到长期监视和迫害。我们都非常尊敬的国际主义战士寒春，作为“曼哈顿计划”的一员，之后却放弃了本职来到中国，主要原因不也正是源自广岛长崎的痛苦吗——“我热衷的纯科学竟造出了一个魔鬼，我不能再干下去了!”

　　

　　虽然如此，认为原子弹具有正义性的观点依旧存在，其主要见解是：日本平民支持了日本的侵略战争，所以日本平民也有罪;这是一种“应”，一种“天谴”。

　　

　　抛开总体战时代不充分动员民众就不可能进行战争这一点不谈，由于日本方面几十年来对于原子弹悲情的操纵和垄断，使得直到现在仍有很多人把日本当作了“惟一”受到原子弹伤害的民族，而完全忽视了另一个受害民族朝鲜的存在。

　　

　　美国投下的原子弹，广岛长崎两地受害总人数(“被爆者”)为69万人，在这其中朝鲜人的受害者：广岛5万人(死亡3万人);长崎2万人(死亡1万人)。最终九死一生回到故土者2万3000人，留在日本者7000人。(《在日高丽辞典》，p558，明石书店，2010)这当然是一个大致的估算。此外，由于“创氏改名”和在日朝鲜人受到的体制性迫害歧视，一般的在日朝鲜人会有三类名字：民族名(本名，一般隐匿不用);通名(日本名);正式名(“创氏改名”后的日本名)，因此还有多少朝鲜人最终作为“日本人”而死去已经很难确认，这真是一种莫大的悲恸! 广岛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据点城市、军需城市，对于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使得该地拥有大量的朝鲜劳工，其中很多是被强征来的。所谓“应论”、“天谴论”，对于朝鲜人受害者，岂非太残酷——附带一提，在美国对东京的无区别空袭下，也有约1万朝鲜人被炸而死——在日本关于“原爆”问题，不算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只是大众文化领域，也已几近于滥情。但是真正指出广岛的“加害性”一面并且触及到“朝鲜”的，却是凤毛麟角——据笔者有限的了解，只有两部漫画作品含蓄地涉及了这一“禁区”：中泽启志的《赤脚阿元》与白土三平的《消逝的少女》。

　　

　　2002年以降，日本政府根据《被爆者援护法》陆续给予在韩国的2500名受害者一些有限的、歧视性的补偿，但对于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380名受害者，以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为由，依旧采取无赖态度。而在另一边，日本则继续把自己装扮成原子弹的“惟一受害者”、“惟一受害民族”，其厚颜无耻正在这里。

　　

　　我们对于广岛长崎的态度，比起欢庆“蘑菇节”或要求日本反省为何挨炸，倒不如应该重点地揭露日本操纵和垄断原子弹悲情的虚伪性。最后我们也提出一个小小的建议：CCTV这些日子风波不断，不如去干点正经事。比如到朝鲜或是韩国去拍摄一部关于朝鲜人原子弹受害者的纪录片，其一、揭穿日本的伪善面目;其二、加深与朝韩的历史感情;其三、主持正义，弘扬人道，化守为攻;其四、改观CCTV目前不佳的形象。一举四得，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