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的冷战因素
张植荣：西藏问题的冷战因素
2008年3月发生在我国藏区的骚乱事件，并非某些西方媒体宣扬的那样简单。只要人们回顾冷战以来西藏问题的国际背景，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就会发现华盛顿对华政策的“4T”，多所关联，是美国牵制中国的棋子。
二战结束时，美苏两国的战时同盟关系迅速为一种对抗性的冷战格局所取代。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美苏冷战的开始。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此后作为战时同盟的美国，采取了扶蒋反共、敌视新中国的遏制战略。美国在中国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构筑了所谓遏制新生人民政权的“封锁线”。五六十年代，美国在我国沿海推行“援蒋反共”，在西南内陆推行“以藏反华”战略。因此，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深深地打上了“反共反华”冷战的烙印。
一、五六十年代：“冷战的宠儿”
1947年，西藏上层分裂集团开始了寻求所谓“国际承认”的努力，企图以“盟国慰问使团”外交，出访印度和英美等国，谋求国际社会对“西藏独立 ”的承认。此时的美国开始了反共反苏的全球冷战，因此需要中国成为亚洲反共冷战的战略伙伴而支持中国政府控制西藏。但又要兼顾战时盟国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立场，因此，美国的西藏政策处于两难困境中。
1948年后，在未经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同意的情况下，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直接发给“西藏商务代表团”签证，策划并赴美进行“西藏独立”活动。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在拉萨制造了“驱汗事件”，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美国新闻界散发消息称，“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扶蒋反共”、“以藏反共”的对华政策最终“尘埃落定”。而以有限的军事援助和对西藏的秘密战来遏制中国的政策，成为冷战年代美国西藏政策的基本特征。中国大陆西南部的西藏和东南部的台湾，地缘战略地位，突出出来，成为美国在冷战中全面遏制中国的两个棋子。西藏问题成为冷战的“宠儿”。
50年代初，当人民解放军进军拉萨、和平解放西藏之时，美国策动、支持西藏上层分裂势力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三次策划达赖喇嘛外逃，政治避难。 1951年，杜鲁门政府试图说服达赖外逃，希望将其作为在海外反对中共的政治因素。1956年，美国中央情局特务与西藏分裂分子会谈时，答应支持西藏独立。1959年3月，还唆使和支持西藏分裂势力发动武装叛乱，帮助达赖集团重建“四水六岗卫教军”武装，资助印度与达赖集团合谋组织“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武力袭扰中国西藏边境居民和边防部队。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国务院成为美国西藏政策的制定者，而美国中央情局则是对西藏秘密战的具体执行者，充当了策动和支持达赖集团从事分裂活动的“急先锋”。
1959年3月26日，在美国国安会第400次会议上，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对西藏叛乱起因由于中共要绑架达赖喇嘛并强行带到北京。4月1日，国务卿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告：“近期西藏的反叛者图谋坚持并操纵达赖喇嘛到印度，最近计划已经完成。”可见，西藏叛乱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蓄谋策划的分裂行动，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中。西藏叛乱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国务院组成了三位一体的西藏问题决策协调机构，而中情局成为这一阴谋干涉政策的具体执行者。
1959年10月，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决议，妄图将纯属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国际化，以纠集不明真相的国家介入，共同向中国施压发难。1960年后，美国中央情局还与印度联手，在印度靠近西藏边境的阿尔莫拉一带设立谍网，建立了三个“教育中心台”和二个“医院”、二个“麻疯病医院”。这些机构组成了中央情局秘密行动基地。此外中央情局通过嘉乐顿珠在西藏扩大间谍网，他们成立了所谓“护教军”、“民族自卫军。把叛乱活动发展成一场袭击我人民解放军的公路之战。”在整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局积极支持达赖的西藏分裂事业，给其以武器、军训、资金、空运物质及其他所有的帮助”。其准军事活动成为此间美国西藏政策的主要特点。
二、七八十年代：“冷战的孤儿”
七八十年代，出于改善中美关系，借助中国抗衡苏联的需要，美国政府对达赖集团的支持有所收敛。美国出于“联华制苏”全球战略考虑，调整对华政策，达赖集团在西方的使用价值降低，处境十分孤立，成为冷战的“孤儿”。
70年代初，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美国尼克松政府调整对华政策，采取步骤改善中美关系。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停止对达赖集团在政治上的公开支持和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1974年尼泊尔政府出动部队最终解除“四水六岗卫教军”武装，这支在尼泊尔残存了14年之久的无恶不作的叛乱武装最终被彻底歼灭。于此同时，不丹政府逮捕了达赖喇嘛派去的骨干分子，限定在不丹的藏人加入不丹国籍，否则驱逐出境。此时，达赖集团损兵折将，处境孤立，达赖本人一时表现沉默，倍感冷落、绝望。
70年代末开始，达赖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从向中央政府求好，于是有了汉藏对话与接触。1980年3月，达赖喇嘛说，中国是一个伟大国家，流亡藏人必须同汉人接触，没有其它办法，他坚信共产主义和佛教有共同基础。并表示如果西藏人幸福，他可以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此后，他在公开场合很少再提西藏独立，并多次赞颂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讨好中国中央政府。并声称要回西藏看看，打算开始与中国政府恢复接触。1979年达赖喇嘛私人代表回国以来，除达赖喇嘛本人外，其在国外的几乎所有亲戚都曾回国参观、探亲，来来往往的国外藏胞，更是不绝于途。
综上所述，作为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冷战时期美国的西藏政策具有鲜明的冷战色彩。那时美国西藏政策服务于美国的“反苏反共”、“反共反华”的全球战略。西藏问题成为美国用来制衡中国的现实工具之一，经历了一个从“宠儿”到“孤儿”的过程，
三、冷战结束后：再次成为西方的“宠儿”
冷战后，达赖喇嘛再次沦为西方反共反华的工具，成为美国的“宠儿”。1989年东欧剧变以及随后的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格局的瓦解。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代”。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试图建立其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实质是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在美国看来，实力不断增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有能力挑战美国霸权的主要潜在对手。因此遏制中国崛起，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而西藏问题则是美国用来攻击中国，搞“和平演变”的重要而现实的工具，被视为中国步苏联后尘、搞垮中共的突破口，于是重新利用达赖喇嘛。西方反华势力重新给予达赖集团大量资助，还把诺贝尔和平奖赏给达赖。达赖不断以所谓“西藏宗教领袖”、“和平卫士”、“人权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头衔，频频出访，会见各国政要、议员，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讲演，以及利用联合国人权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讲台，大肆进行林林总总的“藏独”宣传，与国际反华势力沆瀣一气，在国外推行“西藏问题”国际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提出“五点和平计划”和“七点新建议”。
从此，达赖喇嘛再次沦为西方反共反华的工具，成为美国的“宠儿”。主要活动有：1、在达赖集团的煽动鼓噪下，隐藏在拉萨的分裂主义分子，与达赖集团的国外分裂活动紧密配合，遥相呼应，策划组织了1987年到1989年的3次拉萨骚乱。每次骚乱等候是达赖集团策划和发动的，每次骚乱结束，达赖喇嘛都发表讲演鼓励一番。2、苏东剧变给了达赖集团极大的鼓舞，其反华调门不断提高。1990年1月19日，他通过BBC说：如果北京政府一年之内不开始会谈他的西藏自治计划，他将不得不改变对中国妥协的立场，因为很多年轻的西藏人主张使用武力。此后两年间，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暗中怂恿下，从提出“亚洲民主共同体”，公然叫嚣要把西藏、新疆、内蒙古当做独立实体，到宣布撤销“七点新建议”，坚决要求“完全独立”，甚至对媒体预言，西藏将在5到10年内获得“独立”。显然，达赖认为中国很快就会步苏联的后尘。
而9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和中国的崛起，达赖集团开始走下坡，达赖的宠儿地位有所下滑。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其携洋自重、鼓吹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本质是不会变化的。2006年，美国国会授予达赖喇嘛国会金奖；2008年“3·14”骚乱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于3月21日亲访达兰萨拉，为西藏分裂集团撑腰打气，就是明证。
附录参考：
美国西藏政策演变：表现与特点
与冷战时期的美国西藏政策相比，后冷战时代的美国西藏政策又有其不同的表现和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后冷战以来，美国西藏政策中理想主义色彩更加浓厚。冷战时期的美国西藏政策具有强烈的“冷战”色彩。美国卷入西藏问题并不是为了帮助西藏，而仅仅是出于对付中国 反对共产主义的需要。西藏问题成为美国冷战反共的现实工具之一。而冷战结束后，美国转变手法，其政策也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色彩。所谓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指美国外交中对基本人权和宗教自由的强调。冷战后的西藏政策就是体现了这一点。
第二，美国官方与达赖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这主要表现在美国政府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多次执意允许达赖访问美国，以“宗教”为借口为达赖撑腰张目，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据《纽约时》1999年8月的一篇道，从1979开始到1999年，达赖应邀访美23次。1979-1994年间，基本上是2-3年往访一次，从1994年开始则每年往访一次，而1997年往访两次，1999年则三次访美。在达赖访美期间，从1991年4月16日布什总统接见开始，美国总统、副总统等政要都与其会见。
第三，美国干涉西藏问题的程度，进一步加深。美国成为西方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最大动力。主要表现在：
1、美国干涉西藏问题已经形成了制度化和机制化。在国务院系统，1988年开始美国国务院在其年度人权告中公开攻击中国对西藏政策和西藏的状况，。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的所谓《人权告》和《宗教自由告》中以造谣诬蔑的手法，大肆攻击“中国侵犯西藏人权”。总统将在美中高层往来中强烈要求中国当局尊重西藏人权。”
在国会方面，1997年，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设立“西藏事务协调员”。1997年10月，美国不顾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准则和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宣布任命克莱格为首位“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负责美国对西藏事务。其职能是通过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来推行她的美国式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其主要任务是促进中国领导人与达赖喇嘛的对话以及协助保存西藏独特的文化。 1999年，美国务院任命助理国务卿朱丽娅·塔夫脱为美国新的“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此后，美国国务院又任命副国务卿杜布里安斯基兼任“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对达赖集团的支持不断升级。2001年，美国国会通过《西藏政策法案》。在白宫方面，从1991年4月16日布什总统接见开始，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安全事务助理与达赖的会见，基本上为达赖每访美必见的态势。美国涉藏的两个人权与宗教问题告和白宫对达赖的接见，大大推动了西藏问题在美国政治议程的地位。
2、美国“官民并举”，为达赖集团分裂活动提供经济资助。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向达赖集团提供大量财政援助。尽管援助在暗中进行，秘而不宣，但仍不时被界披露。从透露出的情况看，80年代末以来，随着美国对达赖集团政治上支持力度的加大，经济援助也逐年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仅1989-1994年的六年中，美政府便以多种名目，向达赖集团提供经济援助累计达875万美元，据美联社1998年10月1日道，“近年来，美国会已批准每年给‘西藏流亡政府’2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同时“国会还敦促克林顿政府再向达赖集团提供200万美元的专款”。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所谓“民间团体”每年也均要向达赖集团提供约70万美元的援助。美国中央情局每年则均要为达赖集团“流亡政府”安全部提供30万美元的经费。美国的援助给达赖集团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提供了较强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条件。
第四，美国国会、西藏利益集团以及大众传媒在美国西藏决策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影响西藏决策的因素更加复杂化，决策层次日渐多元化。美国政治过程的多元性，比如国会因素、利益集团、大众传媒等因素的广泛卷入，使得美国国内因素对西藏决策的影响力大大增加，而以国务院为首的美国传统外交职能部门对外决策功能相对削弱。美国传媒受官方的诱导和指使，在西藏问题上公开偏袒达赖集团，积极帮助达赖集团制造耸人听闻的谣言，充当达赖集团反华分裂活动的喉舌，以此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进而间接影响美国的西藏政策。（：张植荣 北京大学西藏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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