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帝国主义政治学的“记忆”与“忘却”

　　

　　
刘建平

　　

　　
中国图书评论2007.11

　　

　　《险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

　　

　　日本读卖新闻检证战争责任委员会 撰稿

　　

　　郑钧等译，新华出版社，2007年

　　

　　
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中，扶植日本服务于美国冷战政治的战后处理造成了日本主流政治对侵略战争责任冷漠和无悔改的蔑视性亚洲观；这种后遗症与受害国人民不懈要求正义之间的紧张，一直是外交最敏感的触痛点和民众情绪最刺激的引爆剂。在20世纪，从50年代中国要求赔偿的“刘连仁事件”到旷日持久的60年代日韩关系正常化交涉，从70年代东南亚人民对日本领导人的愤怒抗议到80年代的“教科书事件”和90年代的民间索赔运动，日本政府偶有态度的软化，但总是执著于没有下文因此不知所云的“反省”和作为开拓市场手段的“经济援助”，而一贯拒绝正式的谢罪和相应的损害赔偿。及至21世纪，日本靠积极为美国提供“国际贡献”、协助“反恐战争”而获得了“世界的日美同盟”战略地位，扩军、派兵、修宪等摆脱“战后”、追求“普通国家”的路线图渐次展开；日本领导人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挑战历史禁忌的自信：小泉纯一郎首相以毫不妥协的姿态坚持每年参拜靖国神社，并宣称“今天日本的和平与繁荣乃建立在战死者珍贵的牺牲之上”，参拜就是“对全体为国家献出生命者进行追悼”。当然地，在东亚的战争受害国家看来，日本政治家这种骇人听闻的绑架日本战后历史的战争观和祭奠为日本帝国主义献身者的行为，自然是对饱尝侵略战争苦难人民的极端蔑视；于是，中、韩领导人抵制与日本的首脑外交，两国国内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

　　

　　然而，与80年代、90年代的“教科书事件”、靖国神社参拜事件大不相同，日本政府不仅毫不妥协，包括一些日本主流学者也和政府一起诬指抗议是受了“反日”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于是政治尊严和所谓的“历史认识”分歧纠缠在一起，以前那种很快息事宁人的解决前景完全消失。就在这种看来绝望的政治氛围当中，一向被认为立场保守的日本《读卖新闻》，在中国发生2005春季“反日游行”(“反日游行”是日本给中国抗议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阻止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示威活动所贴的标签。所谓“反日”、“排日”、“侮日”是日本战前就用来指责侵略对象国的用语，有学者指出：这是日本把外国人对日本国策赞否的是非问题转变为“民族对立”的手法)后突然“转向”(转向在日语中既有改变方向的自然意义，也有“背叛”、“变节”的政治意义，中国的《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7月出版的28期道为《读卖》的倒戈)：2005年6月4日，《读卖新闻》发表社论，告诫小泉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同时，在读卖新闻集团总裁兼主笔渡边恒雄的主持下，社组织“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调查、总结从1931年9月18日“满洲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期间的“战争责任”。该委员会的告自2005年8月13日开始以“检证战争责任”为总题目在《读卖新闻》连载一年；2006年7月、10月结集成两册《检证战争责任》在日本出版，2006年12月又发行英文版。其间，渡边还与《朝日新闻》主笔若宫启文对谈，批判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对谈内容在《朝日新闻》道、特别是在《朝日新闻》系统的《论座》杂志(2006年2月号)刊出后，迅速引起国内外的关注；这是因为，渡边主持下的《读卖新闻》一直是鼓吹修改宪法、海外出兵和支持小泉持续参拜的保守舆论重镇，如此突然的“反思”和“转向”实在惊人。2006年2月，渡边接受美国《纽约时：》的专访，3月又在东京的“外国人特派员协会”演讲。这样，以查证、检讨日本“战争责任”的新闻、出版大型策划为主体，经过渡边在国内外主流纸的渲染，日本掀起了一场持续不衰而且小有高潮迭起的“检证战争责任”运动。

　　

　　 对于中国媒体来说，小泉的顽固参拜已经使得批判再批判面临着“重复疲劳”的意义危机了；于是，渡边恒雄领导的“检证战争责任”运动很快进入道的视野，并受到英雄般的欢呼。从2006年1月起，北京、上海的纸多次道，或称“《渎卖新闻》反戈一击”检讨“侵略战争责任”具有“历史意义”[1]；或认为渡边这位“推动日本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主将”已经“勇敢地‘走出阴影’”，“掉转枪口”对准了日本“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运动”[2]；或称赞渡边是“在真理面前折腰”、“顶歪风而立”的“勇者和智者”[3]。甚至还有专业学者撰文说，渡边把日本当政者最不愿意承认的“家丑”推到国际舆论界，显示了“渡边作为新闻人的勇气，也标志着长期为保守势力代言的《读卖新闻》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重大转向”。还回顾70年代佐藤荣作当局亲美反华的官方路线时期民间、新闻界发挥的推动邦交正常化的作用，赞扬渡边恒雄“相机而呼”的行动符合“中日两国需要友好、需要合作”时代的要求[4]，暗示他代表了可作为友好基础的民间“有识之士”。在这种似乎发现了“友好、合作”对象的激动中，尽管也有学者提醒注意渡边恒雄和《读卖新闻》的“转向”实际上“虚实”有诈、重在“对外”宣传[5](p575)，但一些中国媒体仍然按照自己一相情愿的理解为“检证战争责任”运动加油喝彩。2007年3月8日，中央电视台的大型日本采访节目专访了渡边，盛赞他是“日本的良心”和“新闻的良心”[6]。7月中旬，《检证战争责任》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为此还有记者到东京采访渡边，渡边强调此书“就是要让日本人知道那场战争是怎么爆发的，了解战争罪犯犯下了什么战争罪行，让人们记住历史”。[7]在北京，有学者肯定此书“反映了日本社会大部分有良知的人对历史问题和战争责任问题的看法”，“对正确引导读者认识历史问题，促进中日关系健康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罔与此相应，大书店堆满《险证战争责任》的场景和媒体赫然声称“日本第一大战后首次全面反省战争责任”的道，似乎成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战争70周年这一国耻纪念时节的重要正面点缀。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仔细阅读《检证战争责任》一定会发现，渡边恒雄们所“检证”和“反省”的“战争责任”，并不是侵略战争受害国人民所能接受的，甚至构成了新的侮辱。为此，我们有必要在“战争责任”问题的世界史和战后日本国内追究侵略战争责任的思想史所提供的知识系统中，自主地分析被义正辞严装饰起来的“检证战争责任”运动。

　　

　　一、事实确认：《检证战争责任》的要害在哪里

　　

　　 渡边恒雄在为《检证战争责任》所作的“序”中说：根据《旧金山和约》，战争责任问题在国际法上早已解决；但日本国家或日本人民从来没有“自主追究过战争责任”。而现在宣扬那场战争的目的是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殖民地的靖国神社仍然被许多日本人崇拜，这让人担心“把错误的历史认识留传给子孙”。因此，“对这场战争的非人道性以及其责任的所在必须研究明白，只有本着日本人民自身的良心、获得正确的历史认知，才有可能与受害国家进行直率友好的对话”。[9]这里他所传达的信息似乎应该是，以日本人民的良心揭露战争的侵略性、非人道性，自主、勇敢地面对战争责任，在正确的历史认识基础上构筑与战争受害国家的友好关系。

　　

　　 然而，事实与渡边所暗示的完全相反，《检证战争责任》是站在反思战略“错误”、追究“战败责任”的立场上进行检证的。书中说：

　　

　　 本来，日本在“满洲”(中国东北)已经拥有了通过日俄战争等获得的“满铁”权益，但关东军希望“领有”“满蒙”资源以备日后与美苏开战，因此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满洲事变”，次年建立了“满洲国”。

　　

　　 “为了守卫满洲，日本又推行了将华北一部分地区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华北分离’工作，结果是激发了中国抗日运动的进一步高涨。”终于，在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发生的事变为契机，日中之间爆发了战争”。而“发动日中战争的目的，除了‘膺惩暴支’(当时日本政府的用语，意为“惩罚暴力的支那”)以外，都模糊不清。”直到1938年11月，才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的。这期间，军部强化了对政治的介入，一系列军人袭击政界、财界重要人物的事件“孕育了利用恐怖手段来推动政治运作的恶习”。政党内阁寿终正寝，议会成了摆设。而纸在“满洲事变”之际煽动战争，后来更沦为“信息统制”的对象。

　　

　　 尤其日美关系，日本“没有完全读懂国际局势的走向”，以为只要与德、意缔结“三国同盟”就能够制止美国参战。而随着德国侵犯苏联，日本不顾美国的警告。作出了“进驻法属印度支那”的决定。美国提出“日本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全面撤军”的要求，日本拒绝而对美开战。

　　

　　开战前夕，日本政府制定了一份摧毁美英荷在远东的据点、扩大占领区以迫使蒋介石政权屈服、与德意协作以迫使英国屈服并“粉碎美国继续作战意志”的“腹案”。但仅凭“这般可怜的构想”就向拥有压倒性生产力优势的美国挑战。而且开战后又被初期的战果所“迷惑”，“把战线扩大到了日本国力所能维持的地理范围之外”；因此，后来发生了“这种‘没有战略的战争’产生的悲剧”。日军大本营作出分批投入小规模兵力的愚蠢决定，结果一再败退。“最大的失败原因，就是无法向前线运送足够的兵力和物资。”

　　

　　1945年5月德国投降之后，日本政府不得不考虑结束战争问题；但为了“国体的护持”即维护天皇制，叫嚣“本土决战”；另一方面，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在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向罗斯福承诺对日参战而寄希望于“苏联居间调停媾和”，对《波茨坦宣言》不予理睬，美国于8月上旬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最后天皇作出了“结束战争的圣断”。[9](pp.3-11)

　　

　　作为一种权威性的小结，书中采用了历史学者(现在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方委员会首席委员)北冈伸一的评论：

　　

　　美国一方面不愿意卷入纷争，另一方面就是会对践踏“理念或价值观”者采取行动；而日本“根本没有看透这层”。对于苏联，日本根据它在“满洲事变”后的低姿态以为“苏联容易打败”，日本只注意日苏关系，“却一叶障目，无视其背后的美苏关系。”而且，在中国政策上本不能“仅仅以中国的反应来判断问题”，“昭和的领导人”没有理解“在中国的背后更有列强罗列”。组织上的问题是日本“流于宗派主义”，即“没有人思考为了整个日本的利益应该怎样去做”；战略、战术上，那些人“连彻底深入把问题思考到底”也没做到，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说过日美可以对阵作战一两年“看看”，根本没有想到一旦失败“国家会灭亡，天皇制也有可能彻底崩溃”。因此，关于战争的责任问题，作出“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之“决断”的人“最应该为此负责”。说句大胆的话：“当时的日本，连所谓军国主义都没有存在过。如果真的有军国主义的话，应该会作出一些在军事上可能打胜仗的判断，不是吗”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光指责说对方不好无济于事，“要争取不上当受骗才是重要的”。[9](pp.59-61)

　　

　　至此，《检证战争责任》的立场与逻辑清晰地呈现出来：因为战争失败了，所以要检证那些作出错误决断的领导者对日本国家的责任，分析日本作为国家在组织上的弊端；甚至，因为事实上战败了，“日本军国主义”竟也被说成虚构。很显然，在“检证者”看来，“军国主义”者是应该有足够的智慧和实力打赢战争的，在国际政治中也应该是能够骗过他国的外交成功者。所以，“战争责任”检证者对外制造追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责任的假象，但实际上所检证的竟然是当时日本国家领导人的战败责任。这种检证的立场与逻辑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大日本帝国是连续、一致的，它是一种关于帝国主义政治学的技术性历史梳理和“检证”，而不是对大日本帝国反人类、反和平罪恶的自责。于是自然地，在《检证战争责任》的总结部分，所归结的“战争责任”者，是点燃了那场“鲁莽”的战争“之火”的关东军高级军官，是“无能”而使日中“战争陷入泥沼”的近卫文磨(首相)、广田弘毅(首相)，是积极推进日德意三国同盟和力主“进驻法属印度支那”而导致美国态度恶化的松冈洋右(外相)、大岛浩(驻德国大使)和永野修身(军令部长)，是在“日本的国力能否支撑对美国的战争”这个问题上“丧失”了“冷静判断能力”而决定“贸然发动日美战争”的东条英机(首相兼陆军大臣)等军中首脑，是制定“不负责任和草菅人命”的“玉碎”战术的陆海军总部。是由于局面判断错误而“招致了两颗原子弹的轰炸和苏联参战的后果”的东乡茂德(外相)和铃木贯太郎(首相)，等等。[9](pp.275-291)

　　

　　 如果仅止于此倒也容易理解；但离奇的是，书中在质疑东京审判和指责“美、苏的战争责任”时却又突兀地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战争责任”概念：

　　

　　 由于东京审判是“胜利者进行的审判”，苏联和美国“战争犯罪”行为未被追究。

　　

　　甚至至今很少有人讨论美国和苏联的“战争责任”。1945年3月美国大规模空袭东京炸死了约8.8万平民；原子弹导致广岛和长崎分别死亡约14万人和7.4万人。苏联“不仅对日军，而且对日本的侨民和中国人都极尽暴虐之行”。被苏联扣留在西伯利亚的日本军人、一般平民约57.5万人，在恶劣环境下的强制劳动中，有5.5万人丧生。[9](pp.308-311)

　　

　　很明白，《睑证战争责任》的编纂者这里所追究的是美苏两国在战争后期伤及日本平民和日军俘虏的责任。可如果要追究战争中的反人道罪行的话，那么日本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暴虐应该是重要的部分。然而，除了在叙述战争过程中以“被称为‘南京大屠杀”’的方式提到日本军队在中国“杀害俘虏”和对平民施暴之外，全书几乎没有涉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的虐杀，更没有像对“美、苏的战争责任”追究那样专题论述日本在中国犯下的大屠杀、细菌战、城市轰炸、人体试验、强征劳工和慰安妇等残酷罪行。唯一一个以“轻视生命、人权”为专题的，叙述的是日本统治者“为了推动战争”而要求士兵舍身战死和在国内迫害人权、实行恐怖的“宪兵政治”情节，毫不涉及日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暴行。作为对日本自身战争犯罪的明确承认，唯一一个专题是“对待俘虏的政策违反了战争法规”，其中述及日本军队在菲律宾和泰缅铁路建设工地虐待盟军俘虏和亚洲籍工人致死合计有10万人的情况。但编纂者随后就在不说明根据地指责战后审判日本“虐待俘虏及屠杀普通民众等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的乙、丙级战犯法庭，说是发生了“复式审判”和根据“凭空杜撰的证据”、“无中生有的嫌疑”判刑的情况。而更骇人听闻的是，书中还通过记者采访原《中央公论》杂志主编粕谷一希的方式否定东京审判并为“昭和的军人”辩护，他说：

　　

　　 所谓甲级战犯，是当时国际政治的结果，而非历史的真实，是一种虚构。东条英机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一个有点褊狭的军官而已，想来战争责任最为重大的应该是文唐。近卫备受众人期待，“结果却辜负了大家的期待”。

　　

　　战后对昭和军人有“丑化过头的倾向”。“在白种人之外，建立了近代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得以作为一个‘不容藐视的国家’立稳脚跟，这是大日本帝国的荣光所在。但同时，那个帝国也和欧美列强一样，将韩国沦为殖民地，对中国进行骚扰干涉，这些都是根本性的错误。[9](pp.158,317-318,52,273-274)

　　

　　至此我们看到，尽管编纂者之所谓“检证战争责任”主要是检讨大日本帝国当政者的“战败责任”，但必要时还要偷换“战争责任”概念来指责美苏也犯有战争罪行；而为了指责美苏，又必须承认日本迫害盟国俘虏(主要是英荷澳等白人战俘)责任，但又采取双重标准，即完全将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国家人民所犯的战争罪行逐出视野之外。这样所描绘的，是一个即使承认战争罪行也是不过日本与欧美列强“同罪”而已的构图，至于对中国等亚洲国家，日本主要是犯下了“骚扰干涉”之类的“错误”，这更凸显了日本对亚洲国家的蔑视。总之，从探讨教训的“战败责任论”到企图掩盖战争罪行的“列强同罪论”和“亚洲政策错误说”，所提供的完全是一种帝国主义政治学对战败责任的追究和政策错误的检讨。而作为这种帝国主义政治学资料的历史研究，编纂者特别地选定了“记忆”与“忘却”范围：一方面围绕l3本统治者“误读国际形势”、军部擅权的“幕僚政治”、弱化的议会和受统制的媒体、轻视人权的“玉碎战术”和“宪兵政治”等等来建构帝国战争政治史叙事，检讨日本在与列强竞争意义上所存在的智慧与制度上的缺陷；另一方面，抓住美苏在战争后期决战过程中对日本平民和战俘的伤害以强化日本作为列强政治时代受害者的地位；至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国家人民的大量暴行，则毫不留情地排除在“检证”范围之外。

　　

　　

二、历史与思想：“战争责任”的概念是什么

　　

　　 把亚洲国家的战争受害排除在历史叙事之外，对于作为帝国主义政治学的“战败责任”检证而言是自然的。但是，《检证战争责任》的编纂者一方面用“战败责任”冒充“战争责任”的概念做所谓“检证”来迷惑受害国人民的思考，一方面又片面地用“战争责任”的概念追究美国和苏联以质疑东京审判、强化日本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还为了做自我吹嘘的广告而以“从来没有以日本国家或者日本人民的名义自主地追究过战争责任”和“占日本大多数的青少年已经不知晓那场战争”[9]这种大胆虚构的谎言来污蔑日本人民的良知，把关于“战争责任”概念的历史与思想搅得乱成一团；因此，需要根据战争责任的问题史和思想史给以澄清和批判。

　　

　　 “战争责任”的概念最早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处理过程。在此前标榜国家主权至上和平等的欧洲国际体系中，战争作为解决国家间纠纷的手段是合法的：所谓“无差别战争观”，即为了国家利益的战争，除了胜败所发生的“割地赔款”即赤裸裸的国家利益增损，并不存在因为追究战争犯罪而发生的战争责任问题。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处理中，协约国方面认识到战败的德国已经没有能力支付战费意义的赔款(indemnity)，根据美英法等国的协调，德国必须承担由于其发动对协约国的陆海空“侵入(invasion)”而造成民间生命、财产损害的责任，即在“恢复原状(restoration)”的意义上作出“赔偿”。进一步地，根据英国的意见，在文字表达上使用“侵略(aggression)”取代“侵入(invasion)”[10](p.44)对于协约国的和约草案，德国多次反驳，但协约国回复指出：“1914年8月1日开始的战争，是自称为文明的国家有意识犯罪中对人道以及各国人民自由的最大犯罪。……而德国的责任还不仅仅限于策划和发动战争，关于战争进行中的野蛮行径和非人道作为，德国同样有责任。”[11](p.189)于是，1919年6月签订《凡尔赛和约》在历史上第一次明记了战争责任：裁断德国发动战争为国际法上的违法行为，规定由于这一违法战争造成的协约国方面的一切损失为德国的战争责任；作为对战争责任的具体认定，以“对国际道德和条约尊严的重大犯罪”为由，决定审判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赔偿条款”中，规定德国必须对由于德国侵略给协约国民间造成的全部生命、财产损害作出补偿。[10](pp.53-54)这样，认定战争责任、处罚战争责任者并对战争受害者给以赔偿之整体处理方式，成为《凡尔赛和约》的一大特征；由此，关于侵略战争认知和战争违法化的国际政治实践使得“无差别战争观”开始受到颠覆，对民间受害必须作出赔偿、发动侵略战争的违法国家的领导者必须受到审判这种“战争责任”的概念和思想出现了。

　　

　　 关于“战争责任”，中国学术界有一种不准确的认识，以为日本在战败前“不存在”这一概念甚至从未想过战争责任的问题——当时的战争观认为国家进行战争与取得殖民地是“正常的”。这是关系到日本国家的战争犯罪是否故意行为的重大问题。其实，日本学者荒井信一早在10多年前就指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是领导议和会议的五大战胜国之一、和约的主要当事国，因此它完全了解战争责任问题与审判(惩处)、赔偿问题的直接关系以及赔偿对象包括对民间的非人道行为和迫害，并且处于对战争责任落实的负责地位；在进行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日本领导层无疑是有战争责任意识的。”而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宣言》(1945年7月26日)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这意味着广义的战争责任追究和责任者惩罚，对此以天皇为首的日本领导层是理解的。就在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的1945年8月10日深夜的御前会议上，天皇最后言及“自己不在乎落得如何下场，虽然难堪难忍，已决心停战”。据当时的首相铃木贯太郎理解，所谓“难忍”之事当中包括“军队解除武装和处罚战争责任者”，所谓“不在乎落得如何下场”即意味着“天皇已经觉悟到要被追究战争责任”。在第一次大战时维持帝制的德、奥、俄三国的皇帝，都受到彻底的惩罚。这次战争中，希特勒、墨索里尼也结局悲惨。当时的政治家一般都相信“日本的天皇也不可能不负责任”，铃木首相也认为天皇“承担战争责任是最恰当的”。总之，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议和的历史认识的结果，以天皇为首的日本政治最高领导层是意识到了战争责任追究和惩罚问题的。[11](pp.189-190)

　　

　　而且，荒井信一还根据当事人的记录指出：重光葵在1943年4月作为外相入阁以后推动提出了《大东亚宣言》，主张“东亚的解放、建设、发展是日本的战争目的”，原因之一就是已经预计到战败而考虑需要“大义名分”来为日本发动的战争作辩解。在5月20日的外务省干部会上，“与《大东亚宪章》的议题一起讨论了战争责任的问题，决定从资料编纂开始进行调查”。[10](p.108)

　　

　　 这样，无论是根据反法西斯战胜国的正义宣言，还是分析日本的自我认识，战争责任处理当然地要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议题。而且，正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处理确立了侵略战争违法原则和战争责任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性质才更把战争责任思想推进到了人类文明空前的境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侵略战争的罪行被确定为“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在盟国与意大利的和约(1947年2月)中，规定了日德意三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战争责任”和审判战犯、赔偿的条款；在战后初期的日本，美国占领军实行了“非军事化”、“民主化”等社会改革。总结起来，所谓战争责任概念就包含着如下丰富的内容：一、审判和惩处教唆、领导侵略战争的直接责任者；二、赔偿战争受害国家和人民的损失；三、全面改革战争犯罪的国家体制，祛除再度发动战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12](p.182,p.229)

　　

　　 当然，由于战后不久反法西斯同盟分裂并发生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历史并没有完全按照战争责任的正义逻辑展开。出于对中苏冷战的需要，美国改变对日政策，经过终止赔偿、宽释战犯、进行“红色清洗”、重新武装日本、排除中苏实行片面对日议和等过程，与军国主义时代有着历史连续性的日本保守政治势力以充当美国的亚洲冷战工具换取了政治新生，追究战争责任所代表的正义和平信念受到了大日本帝国阴魂附体的冷战政治逻辑的重压。美国主导的对日和约签署特别是1952年4月生效后，为战犯恢复名誉的活动兴起。日本国会多次通过要求释放战犯的决议，而这些决议得到了除日本共产党以外主要党派的赞成，甲级战犯至1956年、乙丙级战犯至1958年被释放，并分别在50年代末和70年代末对被处刑的乙丙级战犯、甲级战犯实现了在靖国神社的合祀。同时，日本政府对原军人、军属进行个人补偿，包括对战犯遗属也支付年金或慰问金。[13](p82,p79)在历史教育方面，日本文部省于1956年设置专任的教科书审查官以强化教科书审定，当年便要求教科书把日本“侵略”大陆改为“进出”，而作为理由竟然是“关于太平洋战争不要写日本的坏话，即使是事实也要用传奇浪漫的描述”。如此，抹消战争责任意识、注入“传奇浪漫”的战争观以培养新的民族主义的国家行为大张旗鼓。[10](p.198)从1963年开始，日本政府每年在8月15日举行“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当年池田勇人首相在仪式上要求“不可忘记”日本战后的发展繁荣是“那些坚信祖国的光荣而死的人们的愿望”，从而为其后历届首相的致辞提供了一个简易表达的原型，即把是侵略战争还是自卫战争这种历史评价作暧昧化处理，而赞美战死者为“今日繁荣的基础”[14]p.109。这样，日本保守政治便塑造了一种“双重标准”的战争观：对外以在和约中接受东京审判判决的形式承认当时不得不承认的最小限度的战争责任，以获得作为美国同盟者的地位；但在国内则事实上否认战争责任。一直到现在，无论是小泉纯一郎所念的“今天日本的和平与繁荣乃建立在战死者珍贵的牺牲之上”的参拜经，还是安倍晋三的“国内法意义上无战犯说”和“强征慰安妇无证据论”，都是这种双重标准的反映。但必须指出的是，现在处在战争观或历史认识斗争最前沿的《检证战争责任》编纂者们似乎连这种双重标准的前半部分也要推翻了，因为书中宣称“甲级战犯”是“虚构”，甚至指责东京审判以“破坏和平罪”、“违反人道罪”的“事后法”处罚战犯“本来是被禁止的”。[9](p264)当然，对于双重标准的后半部分则以一种欺骗的方式坚持，即打着检证“战争责任”的旗号混淆视听来追究战犯们的“战败责任”，而不变的是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犯罪事实排除在历史叙事之外。很显然，在否认日本的战争责任方面，他们比保守政治家走得更远，根本不存在中国某些媒体所谓的“倒戈”。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与保守政治势力否认战争责任的“潜在帝国主义”路线作斗争的民主主义反战力量。首先，战前就一直揭露日本侵略战争阴谋与罪行并支持中国抗战的日本共产党在战后政治中坚持反省战争罪恶、主张日本的战争责任；其次是日本的一些开明政治家和主张和平友好的社会活动家，如国会议员风见章等人在1958年7月针对甲级战犯岸信介政府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公开反省说：“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没有对这一人道责任的深刻反省，就没有日本民族将来的发展。”他们呼吁“改造民族的道德和政治”。[15]再者，就是部分日本老兵，特别是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战犯，他们不畏警察的跟踪监视，“从公开自己在中国所犯下的侵略罪行着手，来追溯侵略战争发动者的责任，并警告那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当政者及其帮凶们”。[16](p.638)而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坚持正义和平立场的历史研究者们的学术活动。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就有知识分子从主体性战争责任论的角度思考日本问题，如法学家戒能通孝主张“把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置于战争责任问题的核心”，指明东京审判被告的罪行正反映了日本国民身上存在的“流氓性精神和投机性精神”，呼吁“每一个日本人必须认真地理解东京审判的判决，对照自己的良心写出自己的判决”。[14](p.61)随着1955年保守政党合并确立政治优势，修改宪法和攻击教科书的议论抬头，教科书检定制度开始发挥把有关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责任问题从教育现场排除、从战后世代的记忆中抹消的功能[17](p.126)；历史学家家永三郎编纂的日本史教科书因为战争记述多次被审定为“不合格”，1965年6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教科书审定制度违反宪法保障的学术、言论、出版自由和侵犯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此后，持续32年的教科书审判斗争吸引了许多教师、市民团体的参加，1997年8月最高法院承认要求删去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等日本侵略战争事实的教科书审查违法。与这一斗争有关，80年代以后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战争事实的记述得到改善。[18](p.208)而就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家永三郎于1985年出版了题为《战争责任》的专著，实证分析了日本国家和日本国民必须承担的侵略战争责任。1993年4月，一批历史、法律和国际政治等专业的学者与市民运动合作成立了“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他们展开广泛的资料收集、学术研究和集会、出版活动，目的是克服日本战争责任研究的落后状况，促进侵略战争事实的确认和战争责任问题的解决。在1995年前后，日本学者出版了一批研究侵略战争事实和战争责任问题的著作，如笠原十九司的《日本军队在亚洲——战争责任与历史学、历史教育》、吉田裕的《日本人的战争观》、荒井信一的《战争责任论》、油井大三郎的《日美战争观的冲突——摩擦的深层心理分析》等等，他们基于实证研究的历史批判精神、努力克服自我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对人性关怀的正义勇气，给以“认知”侵略战争事实、对受害者“谢罪赔偿”为目标的市民运动提供了思想理论资源。从家永三郎在80年代研究日本侵略战争过程、主张以“正确、详细的事实认知和严格的逻辑构成确认日本法律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责任”，到90年代笠原十九司根据自己的实证研究呼吁认知加害事实、对战争受害者作“自觉”、“诚实”的谢罪、赔偿以实现日本与亚洲各国人民的“和解”，以及日本支持各国战争受害者索赔的市民运动，日本社会的战争责任意识空前强化起来：根据日本新闻机构对20岁(或16岁)以上的国民所做的调查，认为日本侵略了亚洲邻国的，1982年为51％，1987年是48％，1994年为52％，2000年为51％[19]；而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舆论调查结果，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做了坏事”的分别是17％和26％。[14](pp.124-125)这表明，随着战后出生人口的增加，承认战争罪行的比例一直是在增加的。2000年12月，日本学者、市民团体还联合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非政府组织、人权团体在东京主办了“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以民间审判的方式追究日本在战争中的慰安妇制度侵害妇女人权的责任；法庭最终判决日本天皇和战争领导者有罪，要求日本国家承担责任。所有这些，都是日本人民自主反省和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勇敢斗争结果。因此，所谓日本人民“从来没有”自主地追究过战争责任和“占日本大多数的青少年已经不知晓那场战争”之说，显然是对日本人民良知的污蔑，更是欺骗外国的日本知识欠缺者的弥天大谎。不过，为了顺利地推销以“战败责任”假冒“战争责任”的伪反省而污蔑日本人民。却也从相反的方面证实：日本国内存在着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之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三、中国问题：后殖民文化中的记忆能力丧失与思想伦理瘫痪

　　

　　 在战后思想史上，有日本学者把日美议和后战犯复归政界、否定侵略战争事实、主张修宪和再军备等政治现象概括为“军国主义日本的复活”，并且指出这是必须“肯定、美化战争”和极力“颠倒对战争的评价”的原因。[20]相关的批判也曾经是战争受害国家评价日本保守政治的主要话语，它提示人们：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还是关系到战争与和平的现实政治问题。但“复活论”批判有时也面临着尴尬，比如常有以“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已相当深入人心”、“在宪法、自卫队法下，文官对武官的控制特别严格”等等说明的“复活不可能论”。但这种“不可能论”并未有逻辑地处理“复活论”所关注的历史连续性事实，反而主张打破“历史问题的桎梏”，赞赏中国学者所谓从战略利益全局出发“超越历史”的对日“新思维”[21](pp.16、29、215、260)；因此所谓“复活不可能”欠缺有效的论证。不过。无论日本如何颠倒历史是非、扩军出兵，只要日本还没有再次发动一场并且必须是被打败的侵略战争，“复活论”就自然要受到“不可能论”的挑战。更无奈的是，既然中国学者竟能够为了其所分析的“战略”利益进账而沾沾自喜地“超越历史”并得到日本主流政治的欣赏，“复活论”也就越来越不可挽回地显得孤立甚至无趣了。

　　

　　 但是，日本学者探索批判的武器是多方面的，他们在实证研究中发现了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着历史连续性的战后“新殖民主义”，从而形成了发自内部的“后殖民批判”。例如，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在《后殖民》中指出：

　　

　　冷战政治下的日美议和、中国分裂造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战争受害国家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使得日本能够在与菲律宾、印尼、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四国的赔偿谈判中“得以不正视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毫无羞耻之心地”主张减额赔偿、延期支付的要求。“由于履行赔偿义务本身欠缺赎罪意识，不仅失去了‘反省与责任自觉’的契机。反而转化成了以‘经济进入’之名与美国勾结的新殖民主义。”作为美国在亚洲地区“新殖民主义的代理人”，日本当局是极其明显地有意识罪犯，因为外务省和大藏省的资料透露：“提供出口困难的成套设备和过去没有进行的资本输出作赔偿来搭上关系、为将来打基础，正是我国所希望的”；“多年顽强的赔偿谈判”使得“负担大大减轻”，并且“赔偿时间的拖延带来的效果是，利用赔偿和无偿经济援助作为复兴后的日本从经济上再进入东南亚时绝好的开拓。”

　　

　　对此，小森阳一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从经济上再进入东南亚”，毫无疑问是把东南亚的日本军政统治时期作为第一次“进入”，这就露骨地表明日本要重返东南亚的“新殖民主义野心”；而所谓“绝好的开拓”和“利用”，恰好佐证了把东南亚当做“日本经济发展的工具”这种与殖民主义的“蔑视亚洲”思想一脉相承的连续性。[17](pp.114-123)

　　

　　 自然，日本的“新殖民主义野心”并不是专对东南亚的。一般认为，中日关系正常化是中美关系改善给日本造成了巨大压力的结果；但事实上，尽快大规模地重返中国市场才是推动中日关系的原动力。战后，虽然日本在美国的限制下不能与中国发展政治关系，但作为市场的中国一直在日本的视野之内，并努力在不给新中国政治尊严的前提下发展对华贸易。例如在1959年，极力反华的战犯首相岸信介即使在因为自己侮辱了中国国旗和战时被绑架的中国劳工刘连仁造成中国切断中日贸易之后，也还表示：日本“与过去一直有着传统深厚文化、经济关系的中国之间的交流不能如意展开，甚至去年又完全断绝，对此我们早就感到非常遗憾了”。[22](pp.81-82)很显然，这位前“满洲国”高官和东条英机内阁的大臣仍然眷恋着“过去”的中E1关系，并期待着“如意展开”。而到70年代初，中国市场的必要性更加迫切，面对国会议员关于“扩大中日贸易、改变贸易结构”以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要求，佐藤荣作(岸信介之弟)首相在答辩中已经考虑到中日邦交，并强调：“说老实话日中贸易是日本最好的贸易对象，考虑到这一点，无论如何这次也要争取回来。……我非常赞成这种想法，必须通过各种机会来做。”[29](p.120)至于一般舆论，对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性也多是从“错过巨大的市场”的担心来认识的。[14](p.126)而在这种作为市场的中国观的另一面，就是顽固地回避战争责任问题。田中角荣首相1972年到北京谈判中日关系正常化，他抱定坚决拒绝赔偿的决心而来，又极力交涉达到拒绝把“谢罪”写入联合声明(只是表示“反省”)的目的而去。[24]回国以后，他还在国会答辩中拒绝承认“日中战争是侵略战争”，声称日本的殖民统治给朝鲜带去了技术和“义务教育制度”云云。对此，日本学者吉田裕评论说：田中角荣无视战争和殖民统治责任的历史认识令人“吃惊”，恢复中日邦交的“获取市场这种经济主义动机”显而易见。[14](pp.136-138)

　　

　　 经过80年代中日经济合作的蜜月时期，经过90年代初日本率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解除对中国的制裁，中日贸易迅速扩大，日本在1993年终于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成功地“再进入”了其所想望的“最好的”市场。而且也和“后殖民批评”者对“蔑视亚洲”的历史连续性把握一致，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否认战争责任、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从90年代起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攻势。新世纪的小泉纯一郎首相更发动了参拜靖国神社的“特攻”，而继任的安倍晋三则更具体地否定如“强征慰安妇”等战争罪行，甚至公然向否定东京审判的印度法官表示敬意。与此同时，日本积极推进以“存在历史认识问题”的东亚为重点对象的文化外交，大规模资助的学术合作、民间交流、文化教育计划等有效地改变了中国关于日本的文化态度。例如，在由首相小泉纯一郎主持的以“推进国际文化合作”、“酿成亲日感情”“提高日本有识之士的传播影响力”、“巩固日本外交的基础”等为目的的“关于推进文化外交的恳谈会”议事中，就有委员发言说：

　　

　　 从安全保障的观点看，文化外交可以作为国家战略来考虑。文化具有心理、精神方面的影响力。

　　

　　 只要有“战斗机尾翼”程度的预算，文化就能发挥保卫日本的力量。

　　

　　 近来，中国“反日”感情高涨，是因为很多的中国人几乎不了解日本，一提日本就是侵略的印象。另一方面，在日本留学、与日本有交流的人当中，也有人努力说明日本不是那样的国家。日本战后60年间作出了和平的、经济的贡献，在外机关应该加强宣传。

　　

　　7月上旬参观了北京大学举办的与日本的战争有关的活动，参加者不足50人，年轻人已经变得对战争和过去的历史不再固执了。在西安，和学日语的研究生们进行了座谈，他们几乎都是受到村上春树、片山恭一等日本现代文化的刺激学日语的。从10年前开始一直向中国内部传播日本文化不同于中国文化的信息，现在中国终于出现知道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多不同的人了。应当向包括中韩在内的亚洲各国传播日本的和平理念，应当健全这种组织和预算。[25]

　　

　　在这里，把日本侵华战争说成是“与日本的战争”，把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不满污蔑为民族对立性质的“反日”，用有组织和特别预算支持的跨国学术合作和文化传播改造战争受害国家人民的“精神”以“酿成亲日感情”，这完全是一个延续了日本帝国主义亚洲观的、雄心勃勃的文化“新殖民主义”计划，而且是一个用“战斗机尾翼”程度的预算实现“战斗机”功能的计划。

　　

　　 反观中国，“后殖民文化”的发展，其实远比上述情况严重得多。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种立足于“长期战略全局”的“超越历史”对日外交论出现；遗憾的是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反而死死咬住历史问题不放，小泉纯一郎首相甚至发起持续的参拜猛攻，直至外界发生批判无效和抗议疲劳。但破产的“超越历史论”很快又被一种立足于“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这种自欺欺人政治前提的对日外交“新思维”超越了：“新思维”论者竟然把日本的经济发展引为“亚洲的骄傲”，暗示中国人应当分享这份光荣，进而主张“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应当“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在“外交革命”的意义上推行“中日接近”(以便于“集中应对美国”)的战略。然而，日本接受“新思维”论者作“超越历史”的“接近”但并不给中国“集中应对美国”的机会，小泉内阁的“世界的日美同盟论”和安倍内阁以“价值观外交”联络美印澳而孤立、遏制中国的“亚洲扩大”战略很快就把这种自我说服的幻想粉碎了。

　　

　　 然而似乎是愈挫愈勇，“新思维”沉寂之后，精英的日本论干脆脱去战略思考、利益计算的国际政治学外衣而进入文化层次，论者直指中国人“仇日”，教训中国人必须“学习日本”才有前途。2007年4月19日，《南方周末》针对“中日融冰”发表评论说：

　　

　　 我们若能放下大国国民身价，重提“以日为师”，虚心向日本学习，或许是真正溶解坚冰的一个开端。

　　

　　 我们学习日本，不仅要学其明治维新的经验，更要学其战后的革新经验，否则就不是与时俱进。

　　

　　 而学习日本的目的，不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更不是为了“灭日”，而是为了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与“日”俱进，共建和谐世界。

　　

　　爱国不能徒具热血，从“仇日派”变为“知日派”、“学日派”，这才是理性的、更高层次的爱国。[26]

　　

　　如此论说，简直把“学习日本”赐做文化革命般的“最高指示”了。但也并非孤家寡人：6月，一个日本议员组织不顾这种“学习”热情反而展开“历史认识”的反攻，要求中国的抗日战争纪念馆撤下“反日”照片，而中国一位教授竟然在网上发文表示“理解”支持。这位教授还检讨说那些照片对青少年精神健康不利，并警告：“如果一个民族永远是内心充满了仇恨，那将非常可怕，会遭到全世界的憎恨。”他呼吁“中国应停止宣仇式反日宣传”。当然，这篇文章立即受到网友广泛的批评，教授也很快认错、撤销了自己的意见。但岂料，7月20日《中国青年》又发表文章给中国人扣上“仇恨日本”的帽子，甚至指中国发生着“习以为常的‘仇恨运动’”，坚决要求中国人学习日本：

　　

　　“一些中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日本的态度是“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发生“猝然崩裂”。且不说靖国神社、钓鱼岛，就在前两天日本发生地震后，“我们的网络上很快响起一阵欢呼雀跃”，“卷起阵阵幸灾乐祸的飓风”。

　　

　　文章展开批评说：

　　

　　“仇恨只会蒙蔽我们的眼睛”，日本已经从“军国主义”之“可憎”转变成了不乱扔垃圾、遵守公共秩序、不拖欠贷款等等“文明”得“可怕”的民族。“简单的仇恨让我们忽略了日本民族的‘可怕’，让我们失去了从他们身上汲取养分的意识，……如果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让很多人警醒，那么就听一下一位研究日本问题的西方学者的话吧：日本人会比大多数人都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并与在道德上占有优势者合作。”

　　

　　最后喝道：

　　

　　只要不丧失理性的独立思考，中国的青年应该可以判断出我们究竟该怎么做![27]

　　

　　那么“究竟该怎么做”呢就在“学习日本”论者发表上述训导的同时，跨国“合作”的《检证战争责任》在中国出版了，并且被学者作为日本社会的“良知”和“正确引导读者认识历史问题”的读本推荐给中国同胞。

　　

　　 其实，“学习日本”论者所谓的“理性”本来极其荒唐无稽!如果说“超越历史”论者主张共同体意义的“忘却”是丧失了“历史”记忆能力，那么“学习日本”论者竟然连刚刚发生的事情都记不起来、完全不能有逻辑地整理思路了。怎么能糊涂到这种程度：倘若不是小泉纯一郎一再用参拜靖国神社的身体语言把日本政府过去哪怕是肤浅的“反省”也否定掉，一再用“向战死者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感谢”的宣示来羞辱侵略战争受害国人民的尊严，韩国怎么会持久抗议、中日关系何以结成“坚冰”和日本保守政治势力一直喜欢用历史问题表达他们“蔑视亚洲”的当前感情一样，这种羞辱对受害国人民精神伤口的刺激所引发的剧痛是和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强抓性奴隶等恐怖记忆联系在一起的。“结冰”已经是忍无可忍者之无言的抗议了，难道因为日本人具有不乱扔垃圾、遵守公共秩序、不拖欠贷款等等高于中国人的“文明”就要求中国人“卑躬屈膝”地去主动“溶解”不愿意接受战争责任问题羞辱的感情之“冰”吗这不正是与改造“东亚病夫”、建设“王道乐土”的日本帝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具有连续性的逻辑秩序吗考察日本“军国主义”是否转变的指标，是日本政府是否也像德国那样诚恳地通过对侵略战争罪行谢罪、赔偿的过程处理战争责任问题，而不是看它是不是乱扔垃圾、排不排队、还不还贷之类如何文明和怎样发达。如果这种简单的事实梳理和逻辑整合都把自己搞糊涂了，岂不让在靖国神社表演戎装秀的“后皇军”和对战犯顶札膜拜的“皇军后”们耻笑中国人连起码的“学习”智力都不具备吗而且更要紧的是，无论是多么“理性”、多么非“民众”的精英也应该有这样的自知之明：我可以不对身受战争苦难的同胞表示同情，但没有权力以“我们”的名义剥夺他们及其后代表达自然感情的权利，更不能因为中国人乱扔垃圾或不喜排队之类就指责他们不能抗议参拜而要“放下身价”去“学习”、“卑躬屈膝”搞“合作”；同样要紧的是，既然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和战后能够抚养屠刀相向的日本皇军或皇民失散、遗弃的孩子并优待俘虏和日侨，那么非常“理性”的精英就更应该有这样的知人之智：尽管可能有些人受到小泉参拜之类的羞辱刺激而表示“仇恨”，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比战时和战后之初对日本怀有更大的“仇恨”，谁会相信曾经扶养过日本战争遗孤的中国人民竟至于因为日本地震而卷起“幸灾乐祸的飓风”的夸张呢胡乱上升到国家对立的层次痛指“我们”搞“仇恨运动”其实是对整个民族的污蔑。总之，无论日本不乱扔垃圾到何种程度，参拜靖国神社和为战争罪行辩护都是可耻的和不文明的，何况还有日本的垃圾扔到中国境内的事实呢无论多么渴望中日友好，也必须在战争责任问题上要求起码的尊重，何况日本国内还有一直奋斗着的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同情、支持中国人民的真正社会良知呢无论是“理性”的精英，还是愚鲁的“民众”，都有表达自己感情的自由，而且不能根据一部分人的情绪来污蔑一个民族的道德和思考问题的理性；无论日本如何发达，无论小泉参拜多么顽固，都不是日本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而中国人民必须“卑躬屈膝”地趋前“合作”的根据。否则，中华民族抗战救亡的历史就失去庄严的意义，而那种唾面自干、饮辱自若的“学习”也不会带来什么值得憧憬的未来。

　　

　　至于作为第一“学习”读本的《检证战争责任》，如果把这种反思日本“战败责任”、称甲级战犯是“虚构”、主张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无“战争责任”的宣传奉为日本社会的“良知”，那么姑且不论如何面对关于中国抗战先烈、战争受难者的历史书写和如何说服那些不愿意“卑躬屈膝”地“合作”的“民众”，即便是对于曾经支援中国抗战和救助中国受难者的国际主义和平反战人士不也是莫大的讽刺吗对于日本国内坚持正义和平理念而在战争责任问题上与保守政治势力作斗争的真正的社会良知不也是无情的背叛吗记忆能力丧失与思想伦理瘫痪所导致的就是这样一种在外界看来不可理喻的精神分裂。如果自我认识过于困难，那看看日本的事实吧：就在《检证战争责任》中文版发行和中国舆论欢呼“《读卖》倒戈”、称赞“良知”之际，8月1日的《读卖新闻》发表社论，指责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要求日本就强迫亚洲妇女做性奴隶的慰安妇问题作正式谢罪的决议是基于“错误的”历史认识、有害于日美同盟，而且污蔑决议有着“中国反日团体积极活动”的背景，甚至质问“二战中德国也有慰安设施强征占领地区的女性，为什么单单谴责日本”[29]如此说来，“倒戈”向谁 “良知”何在另一方面，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又是怎么看中国的呢即便是赞赏中国“新思维”的学者，对“新思维”的第一反应也是“令人震惊!”[2](p.215)均即便是《检证战争责任》的日方校阅者竹内实，他在2006年底读日文版《检证战争责任》后的感觉，也是“像把葡萄酒和白酒混在一起喝了那样，脑子里各种想法整理不出个头绪来”[29]；及至中文本运作出版，看到中国杂志用“倒戈”这种似乎认为日本内部“发生了叛乱”的标题道，他表示：“读卖宝贵的工作这样引起中国方面的反响，很可喜。”[30]显然，无论是“新思维”，还是“检证战争责任”运动，在中国引起“这样”的反响，都出乎他们意料。不过，他们的“震惊”或“晕醉”很快就能调适，而后殖民文化造成的精神分裂就不容易弥合：毕竟，“战斗机尾翼”程度预算的文化外交所提供的跨国“合作”惠及范围十分有限，而思想招安对于许多记忆健全的“民众”来说，明显是一种蚕食中日友好、甚至更加破坏“理性”的不良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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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证言：日中共同声明》，《朝日新闻》1997年8月28日。

　　

　　[25]首相官邸网站：《“关于推进文化外交的恳谈会”第七次议事要旨》，2005年7月11日。

　　

　　[26]郭光东：《融冰之后，应是“学习日本”再出鳓》，《南方周末》2007年4月19日。

　　

　　[27]马九器：《简单的仇恨让我们忽略了日本的“可怕”》，《中国青年》2007年7月20日。

　　

　　[28]《读卖新闻》2007年8月1日。

　　

　　[29]竹内实：《占卜平成19年》，平成18年12月26日。

　　

　　[30]竹内实：《中华点点(第20回)》，2007年8月27日。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