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论》风波剖视台湾分离主义的奴才意识

　　

　　杜继平

　　

　　小林善纪的《台湾论》扭曲台湾历史﹐为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正当化的无耻谰言﹐激起了台湾学术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妇女团体与在野党派的大加挞伐。而台独派的知识分子﹑政治人物与团体则极力声援小林与其台独盟友金美龄﹑许文龙等人﹐双方激烈的鏖战﹐在台湾喧腾数月之久﹐始渐平息。在这次风波中﹐自李登辉以降的台湾分离主义者﹐以被殖民者的身份却站在殖民者立场﹐歌颂日本殖民统治﹐谄媚日本帝国主义主子﹐充分暴露他们毫无自尊﹑自觉的奴颜与媚骨。对台湾分离主义者的奴才意识﹐不论是为争取台湾人的尊严或遏止日本右翼的进一步猖狂嚣张﹐避免军国主义的恶灵复苏重生﹐都必须深加剖析﹐严予批判。

　　

　　一﹑台湾分离主义者肯定日本殖民统治的功迹

　　

　　在《台湾论》中﹐小林善纪引述了台湾分离主义者诸多推崇日本殖民统治﹐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殖民辩护的言论。前台湾总统李登辉这位被小林称为“具备纯粹日本精神的人物”﹑“日本精神的继承者”﹐在与小林会面时﹐开门见山就说﹕“我觉得有必要让现在的日本年轻人了解日本的事情。……必须让他们了解﹐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期﹐日本人究竟做了些什么﹖学校的老师大概只会告诉他们﹐日本将台湾纳入殖民地﹐而且做了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吧﹗然而日本在台湾所做的一切﹐却值得在历史上好好记上一笔﹗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日本人曾经在这里做过了不起的事情﹗……大家都会这样认为﹐如果台湾未曾经过日本统治的话﹐今天的处境恐怕比海南岛还要凄惨吧……”﹙小林善纪2001a: 22-23﹔另参见﹕李登辉　小林善纪2001: 11﹚。李登辉的这些言论令小林有不可思议之感﹐他发现李登辉观点与其一致﹐两人的企图十分契合﹐不觉又惊又喜。李登辉的好友﹑大资本家许文龙更为露骨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张目说﹕“现在的日本人真的很对不起以前的日本人﹐日教组的教育方针错误﹐完全不提日本战前的功绩﹐一味地认为过去的都是错误。他们一再强调日本犯了侵略中国等错误﹐日本人也做了许多好事﹐没有那么坏。”﹙小林善纪2001a: 202﹚许文龙完全站在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立场指称﹐为抗日而牺牲的台湾义勇军不值得高度评价为“英雄”﹐“说得更明白些﹐庶民并不在乎统治者究竟是谁—只要社会能够有秩序﹐治安良好﹐税金合理……谁来统治都一样﹗”﹙同上﹕127﹚。他称颂日本的殖民统治说﹕“日本人当时为了促进自身的利益﹐对全世界展现日本的国威﹐确实在台湾投下难以衡量的心力﹐完成许多伟大的事业……而台湾人也因此得以尝到幸福的滋味。……以统治者的角度而言﹐卫生医疗与教育可说是最不划算的投资。因为投下的资金至少须等二﹑三十年才能见到成效。英国﹑西班牙等老牌的殖民帝国﹐从未花心思在殖民地的教育普及上。以我个人的观点﹐日本的台湾统治确实称得上良心之举。当时台湾不仅容易找工作﹐收入也不错﹐再加上治安良好﹐简直与天堂相去不远﹐因此吸引大批移民。而且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台湾。……由于日本人在满州推行各种善政﹐因此吸引大批华北人民移居。……台湾的基础建设几乎都在日治时期完成﹐……我们确实有必要感谢当时的日本人﹐给予他们公正的评价﹗”李登辉对许文龙的说词表示﹕“我百分之百同意﹗日本人的的确在台湾做过了不起的大事﹗”﹙同上﹕134-135﹚类似的论调也出现于李登辉的一些密友如﹕蔡焜灿﹑彭荣次﹑何既明等在日本“皇民化”运动中成长的台湾分离主义者口中。

　　

　　李登辉﹑许文龙等人诸如此类谄媚日本殖民主义﹐践踏台湾人民尊严的无耻言论﹐遭到反对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激烈抨击﹐台湾的原慰安妇甚至痛骂许文龙侮辱慰安妇的言论为“禽兽”﹑“畜生”之行。但台湾分离主义者却在《自由时》﹑《台湾日》﹑《新台湾周刊》﹑《自立晚》等分离主义色彩鲜明的刊杂志上﹐以评论﹑座谈会等方式大肆赞扬《台湾论》﹐声援李登辉﹑许文龙﹑金美龄等人的媚日言行。台独社团更四处举办赠送《台湾论》的活动﹐为《台湾论》助势。以下我们略举数例﹐以见其一斑。台独“建国党”主席何文杞说﹕“统派及统派媒体对《台湾论》的叫嚣﹑炒作‘慰安妇’议题来仇日反台湾﹐事实上他们心里非常害怕﹐因为小林善纪虽是日本右派作家﹐但他的《台湾论》一书透过书中政治人物﹑日治时代台湾人﹑战后受国民党殖民教育的年轻一代﹐及一般民众等各个世代及阶层来阐扬台湾意识﹐将此台湾意识归统于‘新傲骨精神’﹐所谓的‘新傲骨精神’即源自‘傲慢’之义自创的语言﹐其要传达的讯息是敢于用自己的直觉与认知贯彻其志﹐而从这个意义下﹐我们循着《台湾论》的脉络行走﹐‘新傲骨精神’就是台湾人不同于中国人和韩国人的傲慢﹐而是具有个人主义与独立自主的独特性格﹐所以﹐‘台湾人已经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民族’﹐‘在这个鸟屿独特的历史经验中﹐台湾人的国民性格已然诞生﹗’﹙《自由时》二○○一年三月六日﹚。台独派的“旅日台湾同乡会”会长林建良则表示“《台湾论》是站在台湾人观点描绘台湾历史的著作”﹙小林善纪2001b: 155﹚。由高雄地区的教授﹑医师组成的台独社团“南社”也强调﹕“小林善纪这本书对台湾历史有真实交代﹐如果不是镜子﹐至少也是棍棒﹐可以敲醒台湾人民﹐让台湾人民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同上﹕147﹚。台独联盟主席黄昭堂赞赏《台湾论》说﹕“我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整体来看﹐对台湾是很有帮助的一本书”﹙《财讯》﹐二○○一年三月号﹚。台独社团“台湾教师联盟”﹑“台湾教授协会”甚至主张把《台湾论》列为教科书补助教材。台独派人士在《台湾论》风波中﹐支持小林善纪﹑李登辉﹑金美龄﹑许文龙等人的行动﹐就充斥着这一类的论调。

　　

　　台湾分离主义者之所以肯定《台湾论》﹐发出这些荒谬无耻的言论。主要是因﹕一﹑臣服在日本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思想的俘虏﹔二﹑企图勾结日本右翼势力﹐与中国对抗﹐达到分离的目的。

　　

　　二﹑从后殖民理论观点剖析奴才意识的形成

　　

　　曾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很深刻地指出﹐不论要夺取政权或巩固统治﹐都必须运用好武力与文化这两项既对立又统一的要素﹐即﹕强制与同意﹑压迫与说服﹑暴力与文明﹑威势与教化﹐必须双管齐下﹐两者并举﹙Gramsci 1971:169-170﹚。葛兰西特别强调了在政治斗争中取得知识﹑道德上的意识形态主导权﹙hegemony或曰文化霸权﹚的重要性。意识形态的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包含了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规范等内容﹐构成了人行动与为人处事的主要依据﹐更确切地说﹐人作为主体是由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参考﹕Althusser 1977: 127-186﹚。

　　

　　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不仅仅是用暴力压制殖民地人民﹐掠夺殖民地的经济资源﹐还以优势文化自居﹐摧毁殖民地的固有文化传统﹐用殖民者的价值体系重新塑造被殖民者的价值观﹐宰制被殖民者的心灵﹑思想﹐使被殖民者不论在肉体上或心灵上都沦为驯服的奴才而不自觉。殖民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对殖民地人民的危害比暴力统治更为深远﹐为祸更为剧烈。殖民地人民心灵上遭受到的殖民体制毒害﹐并不会因为殖民势力的退出而立即冰消瓦解。殖民地在形式上获得政治独立后﹐殖民者的意识形态主导优势或文化霸权依旧可以持续发挥控制前殖民地人民思想的主宰作用。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正是为了清理殖民主义在前殖民地人民思想中的遗毒﹐力图摧陷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祛除前殖民地人民思想中不自觉的奴性﹐使之从殖民者的意识形态樊笼中超拔而出﹐重建被奴役者自觉的主体地位﹐恢复其尊严与自信。

　　

　　法农﹙Frantz Fanon﹚在批判殖民者通过破坏﹑扭曲殖民地的文化传统以建立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时说﹕

　　

　　“压迫者并不力图让自己相信被压迫民族及其文化在客观上不存在。而是尽其所能地想方设法要被殖民者承认业已化成其本能的行为模式的本国文化是劣等的文化﹐要被殖民者认为他的‘民族’是不真实的﹐最终更要被殖民者自认连他自己的生理结构也是混杂不清﹑满是缺陷的。”﹙Fanon 1966: 190﹚

　　

　　法农还指出﹕

　　

　　“殖民主义不会只满足于统治被支配社会的现在与未来。殖民主义不会仅是紧紧掌握一个民族﹐彻底挖空当地人的脑袋﹐就甘心罢手。殖民主义还会依据邪恶的逻辑﹐把摩掌伸向被压迫人民的历史﹐加以扭曲﹑变形乃至摧毁。……殖民时期的特征就是殖民者力图使被殖民者疏远本身的文化﹐看看殖民者的所做所为就可知道他们干得十分彻底﹐殖民统治所希望做到的﹐实际上就是要当地人相信殖民主义是为照亮身陷黑暗的他们而来的。殖民主义有意造成的效果是﹐让当地人以为﹐要是殖民者离开﹐他们马上就会重新沦入粗野﹑堕落﹑野蛮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凡是拿起武器捍卫本民族存在的价值﹐凡是要拿出证据证实本民族存在的价值﹐愿意坦露胸怀研究本身历史的殖民地知识分子﹐就必须剖析他的人民的心灵。”﹙Fanon 1966: 170-171﹚

　　

　　许多后殖民理理论家都强调﹐民族独立其实未必意味殖民主义的结束。殖民时期殖民者在知识与价值体系上的优势并未随殖民统治的消失而偕亡﹐依旧阴魂不散﹐盘踞在前殖民地人民的心灵。民族在形式上的独立只是掩饰了殖民统治对殖民地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上的损害﹙Gandhi 1998: 6-7﹚。印度著名的后殖民民理论家南迪﹙Ashis Nandy﹚认为﹐以暴力为手段的强盗式殖民主义攻城略地﹐赤裸裸地展现了本身的贪婪﹐但以“自由”﹑“文明”为名﹐自诩要开化落后地区﹑启蒙不文明国家人民心智的殖民主义﹐旨在征服被殖民者的心灵﹐其为害较不易察觉﹐影响却更为深远。南迪指出﹕

　　

　　“这种殖民主义在控制身体之外﹐还统御心灵。它使被殖民社会倾其全力彻底改变本身文化的价值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现代西方的观念无孔不入四处渗透﹐从时﹑空领域﹐至心理的范畴﹐概莫能外。‘西方’现在是无所不在﹐既在西方之内﹐也在西方之外﹔在各种结构中﹐也在心灵中。”﹙Nandy 1983; xi﹚

　　

　　虽然后殖民理论批判的锋芒主要是针对西方的欧美帝国主义﹐但也同样适用于日本。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的所谓“近代化”运动。其中心思想即“脱亚入欧”—脱离野蛮未开化﹑落后的亚洲﹐亦步亦趋地向西方学习﹐以求与欧洲强权并驾齐驱﹐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在获得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两次胜利后﹐日本俨然以亚洲的雄主自居﹐自以为负有“开化”尚未近代化的亚洲落后国家的“文明”使命﹐并以此为对外侵略的口实。它对台湾﹑朝鲜的殖民统治与西方帝国主义如出一辙﹐同样在殖民地烙下了深重的伤痕﹐而尤以台湾为严重。

　　

　　日本据台前三十余年的施政主要侧重在镇压抗日运动与掠夺台湾的经济资源﹐尚未暇全面改造台湾人的文化﹑意识。到一九三○年代大举入侵中国大陆﹐进而染指东南亚诸国后﹐为了补本国人力﹑物力之不足﹐遂全力动员殖民地人民与物资﹐投入所谓的“大东亚战争”。于是展开同化运动﹐着力于消灭台湾人的中国民族意识﹐禁用汉文﹐鼓励改用日本姓氏﹑崇拜日本神道教﹐并大肆发动鄙视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的反华﹑仇华宣传﹐力图改造台湾人成为誓死效忠日本天皇的“皇民”﹐实际上就是意图使殖民地人民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奴仆﹑鹰犬。这集中表现在一九三七年开始的“皇民化运动”上。这些历史的镂痕很生动地呈现在当时的“皇民文学”与杨威理所著的叶盛吉传记《双乡记》中。日本的殖民统治在台湾制造了一种丧失自尊﹑自觉﹐身为被殖民者却站在殖民者立场歌颂殖民统治的奴才意识。

　　

　　前面提到主体是被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主体”的英文subject﹐其实有相反的双重涵义﹐它既指相对于客体的认识主体﹐在历史中产生能动作用的主体﹐又指被统治的臣属之民。因而﹐人若是不经过批判性的反思与实践﹐穿透由教育﹑传媒等方式塑造的意识形态﹐那么就只能成为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宰制的没有清醒的自觉意识的“臣属之民”﹐而不是真正具有自主能力﹑自觉意识的“主体”。

　　

　　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就像法农所说的﹕“……彻底挖空当地人的脑袋﹐……把魔掌伸向被压迫人民的历史﹐加以扭曲﹑变形乃至摧毁。……使被殖民者疏远本身的文化﹐……”。然后再灌输日本统治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力图在台湾人民脑中建构所谓“日本精神”的意识形态。于是﹐一些台湾人就这样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俘虏﹐丧失了自尊与自觉﹐产生了身份认同的迷失与危机。这种身份认同的迷失与危机在台湾光复后﹐由于“二二八”事变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高压统治又受到了强化﹐构成台湾分主义的心理基础。

　　

　　台湾分离主义者自早期的台独运动领导人王育德﹑邱永汉﹐以迄李登辉﹑许文龙﹑蔡焜灿等人不断发出“日本是台湾现代化的奠基者”﹑“日本建设台湾有功”之类的媚日论调﹐正是丧失了主体性的奴才意识的表现。极为讽刺的是﹐这些以台湾人的代表自居﹐经常高喊要建立“台湾人的主体性”以脱离中国的分离主义者﹐实质上﹐在骨子里却是最缺乏真正的台湾人主体意识的日本帝国主义奴才。

　　

　　在《台湾论》里﹐李登辉﹑许文龙﹑蔡焜灿﹑何既明这些成长于“皇民化”运动中的媚日派﹐津津乐道日本殖民台湾时的基础建设与教育普及﹐深致感恩戴德之意﹐充分显示其不自觉的奴化意识与对殖民统治本质的无知。关于李登辉等人的这类媚日论调﹐已故的台湾史专家戴国辉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批判说﹕

　　

　　“李登辉对台湾史的见解﹐也有他的局限性。比方说﹐他看重日帝留下来的产业基础建设﹐但历史的大是大非他并没有搞清楚。从社会科学的立场而言﹐殖民统治是应该分为三个层次来讨论﹕第一﹑殖民的动机﹔第二﹑殖民统治的过程﹔第三﹑殖民统治的结果。

　　

　　就动机论﹐日帝统治台湾不是为了慈善﹐更不是为台湾人的利益。就过程论﹐史实告诉我们﹐日帝是残忍无道的﹐如‘西来庵事件’﹙1915年﹐引发屠村事件﹚﹑‘雾社事件’﹙一九三○年﹐日帝用毒瓦斯弹镇压原住民﹚。就结果论﹐殖民统治留下的‘遗产’如何解读﹖当前被自我迷失者视为正面价值者主要为产业基础建设﹐这些难道是日帝甘愿留给我们的吗﹖当然不是—日帝战败只好卷铺盖走路﹐留下带不走的基础建设罢了。这些建设的主要资金﹐还不是来自台湾的税金﹐仅以教育建设为例﹐台湾人纳税建校﹐却限制台湾人入学﹐李先生不也尝过苦头的吗﹖对此犹不清楚﹐岂非可叹﹗

　　

　　再如嘉南大圳﹐原本设计是为了日系糖业公司确保原料廿蔗供需所做﹐当年多少台籍蔗农受其苦遭其辱﹐这个大是大非若都能忘记﹐还能面对自己的祖先吗﹖我真不敢相信嘉南平原老百姓的后裔﹐会那么没有骨气地健忘。”﹙戴国辉﹑王作荣2001: 55-56﹚

　　

　　戴国辉更毫不容情地痛斥台独的“被殖民心态”说﹕

　　

　　“建构具有主体性的台湾人意识是使之超越特殊性的先决条件﹐但既往的意识却始终耽溺于日本殖民地统治的遗毒﹐及战后政治性挫折的伤痕﹐过去台独人士所主张的‘台湾民族论’﹐不仅不接纳台湾的外省人﹐甚至主张台湾人和中国人是不同的民族﹐台独原本是一种政治选择﹐但为此不惜在‘国民党把台湾当殖民地统治’的误认下﹐形成排外﹑闭锁的心态﹐甚至赞扬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殖民统治的功劳。此种‘被殖民心态’也存在于一些中产阶级以上的台籍知识分子中﹐尤其他们在战后遭到太多政治性的折及伤痕﹐抑郁的苦闷终于爆发成对体制强烈的不满。

　　

　　这种心态可以说是在日本殖民体制统治下﹐受到日本殖民价值体系的残害﹐失去对自我民族﹑文化的信心暨信仰﹐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过去殖民统治者的价值体系﹐以‘日本尺码’来看事情。将日本初期统治台湾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视为台湾现代化的奠基者﹐或‘台湾是经由日本统治才被近代化’的类似议论﹐就是‘日本尺码’遗害之最明显的例子。”﹙戴国辉1999: 197-198﹚

　　

　　殖民统治者在殖民地实施的教育﹐主要用意在于改造被殖民者的意识﹐加以驯服﹑奴化﹐塑造效忠殖民主人的“臣属之民”﹙subject﹚。可是﹐许文龙﹑何暨明﹑蔡焜灿这些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奴隶却毫无这样的认知与自觉﹐在《台湾论》中﹐频频对日本教育表达感谢之意。日本学者西野英礼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教育曾有如下极为深刻的批判﹕

　　

　　“借着教育制度的确立或同化教育的美名的所谓‘教育’﹐是使在日本统治时代长成而被剥夺以母国语表现的台湾人﹐现在无法用母国语来写文章﹐只能写日本语。台湾的新文化就在胎儿时的情形被绞杀了。由于日本人的教育﹐台湾人民的精神负担与被破坏的情形很大﹐是无可比喻的﹔企图使台湾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痴化教育的弊害﹐不知自此之后还要使台湾民众的痛苦再挨几十年﹖我以为在日本的台湾殖民地化之中﹐最受夸的教育制度的确立﹐不就是对于住民最为野蛮的行为吗﹖我以为这是比任何血腥弹压﹐还要来得野蛮﹗从最近新闻杂志的记事看到日本话在现在常被使用﹐就好像被害之深重新被指出﹔同时其记事的愚蠢及得意的样子﹐使人不堪忍受。殖民地化的结果﹐不可以说是恶的也有﹐善的也有。看起来只有善的﹐但其善在结构上可以产生巨大的恶﹐这就是殖民地制度。”﹙西野英礼1985〔1961〕﹚

　　

　　西野英礼所指出的“使台湾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痴化教育的弊害”﹐最明显地体现在许文龙的身上。日本帝国主义余孽及其徒子徒孙多年来对发动侵略中国与亚洲各国的战争始终没有悔罪之意﹐一再不惜捏造证据﹐矫词强辩﹐文过饰非。如﹕对1937年月日的“芦沟桥事变”诬指是中国方面先杀害日本士兵才引发中日开战﹔对1932年侵占中国东北﹐成立伪满州国﹐诳称是为了建立五族共和的王道乐土﹔对“南京大屠杀”则峥眼说瞎话地妄断为“虚构”﹔而对普受谴责的“慰安妇”性奴隶制度更极力否认与日本政府﹑军队有关﹐狡辩其纯为民间召募妓女入军服务交易的“商业行为”﹙详情参见苏智良2001﹐特别是第章﹚。日本右翼反动势力的这些无耻谰言﹐许文龙毫不思考﹑查证﹐照单全收﹐在《台湾论》中﹐大放厥辞﹐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矫饰辩解。从《台湾论》中看到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的意识形态毒害竟可以如此之深且久﹐真令人悚然而惊﹐不寒而栗﹗

　　

　　三﹑日本右翼与台湾分离主义者狼狈为奸的企图

　　

　　李登辉等台湾分离主义者的厚颜媚日除了意识形态上陷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囚笼无能自拔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妄图凭借日本右翼的力量﹐与中国对抗﹐达到脱离中国的目的。小林善纪在《李登辉学校的教诲》一书的后记中﹐区分了两种“亲日派”﹕

　　

　　“以前我曾听说﹐台湾的亲日派实际上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无条件的偏袒日本﹐认为自己所受的日本教育是很了不起的﹐日本式的作法都是好的。这些人也可称为‘爱日派’﹐主要以了解日本殖民时代的老一辈人居多。但是﹐他们对于日本的喜好其实是非常感情用事﹐一旦遭受日本严厉的对待﹐恐怕就会无法承受。另一种可以称之为‘冷静的亲日派’﹐这些人对于日本完全不存任何幻想﹐而且战后几度遭到日本的背弃﹐对日本也深感失望。

　　

　　而这些人虽然非常了解日本坏的一面﹐却非常冷静﹕深知台湾要生存唯有靠日本。因为这样的想法﹐就算日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他们对日本的亲善态度也不会有太大改变。

　　

　　从这样的分类法来看李登辉先生﹐他应该是属于冷静的亲日派吧。当然﹐不只是李先生﹐我想很多对台日关系鞠躬尽瘁的台湾人﹐大多都是属于这一派的。

　　

　　而且﹐他们绝不是战略性的亲日派﹐单单的只是冷静的亲日派。

　　

　　这些战后不断遭到日本背弃﹐但对日本的亲爱之情仍深深埋在心坎﹐始终于日本有所期待﹐持续给予日本鼓励的冷静亲日派﹐确实大有人在。”﹙李登辉　小林善纪2001: 193-194﹚

　　

　　小林善纪指出﹐以李登辉为代表的所谓“冷静的亲日派”的亲日表现﹐并不只是单纯出于感情因素﹐还有实际利害关系的考虑。小林在接受《中国时》记者刘黎儿的专访中也指出了李登辉的亲日言论背后别有政治企图﹕

　　

　　“李登辉先生除了他本人对日本的亲密感情之外﹐我和他几次见面﹐感受到其实也还有战略的成份在内﹐彼此厉害关系一致﹐他才会和我如此相交一番﹐别忘了他是政治家﹐对于台湾的处境随时怀有危机感。……因此李登辉是拼命以亲日来博取日本人的好感﹐以备一发生纷争时﹐日本能伸出援手。”﹙小林善纪2001a: 261-262﹚

　　

　　那么﹐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台湾分离主义者出于利害关系考虑的政治企图是什么﹖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与台湾今日的分裂﹐是一九五○年六月廿五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帝国主义出兵干预中国内政所造成的结果。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与台湾依附在美国霸权支配下的和平框架内﹙Pax Americana﹚﹐使右翼势力获得了安全的保障与经济的发展。尤其台湾更是靠着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支持﹐才得以维持与中国大陆对峙的局面。但美帝的保护伞同时也就是控制的锁链。日本与台湾在美帝的支配下﹐实质上都缺乏真正的主权与自主性﹐在大政方针上须俯首听命于华盛顿的指令﹐不得违背美国帝国主义的国家利益﹐一旦发生利害冲突﹐日本与台湾通常只能忍气吞声﹐不敢反目对抗。日本在二战时遭到美国的痛击﹐广岛﹑长崎受到美国原子弹的重创后﹐作战意志濒临崩溃﹐终于不得不投降﹐故而日本右翼势力对美国深怀怨愤。然而战后日本右翼须靠美国重掌政权并重建经济﹐心中的不满只能隐忍不发。但当日本在美国卵翼下﹐经济高速增展﹐国力增强﹐羽翼渐丰后﹐日本的右翼也就日益感到不耐﹐不甘再雌伏于美国的淫威下。于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日本右翼既不断发出要敢于向美国说NO的声音﹙石原慎太郎与盛田昭夫合着的《日本可以说“不”》及石原说“不”的系列著作可为代表﹚﹐也重新编织起恢复二战前称霸亚洲的美梦。在台湾方面﹐美国对台政策的主轴一直是豢养台湾政权充当牵制北京的一条忠狗﹐栓在台湾颈上的锁链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而可紧可松。在蒋氏政权时代﹐美国以台湾做为遏制﹙contain﹚中国大陆的工具﹐既保护台湾不被北京解放﹐又制止国民党反攻大陆。自一九七○年代美国采取联中制苏联的战略﹐于一九七二年与北京签订《上海公》后﹐接受北京代表中国的合法性﹐一九七九年更与北京建交﹐在名义上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实际上维持了“两个中国”的局面﹐但台湾的地位显然不及七○年代之前来得巩固。李登辉上台后﹐逐步推动与中国渐行渐远的分离策略﹐企图把台湾从实质独立于中国大陆之外的现实﹐进一步争取以美国﹑日本为主的国际势力的支持﹐达到法理上脱离中国成为独立国家的目的。但这样的企图﹐遭到北京强烈的反制﹐导致中美关系的紧张﹐从而危及美国的利益。一九九六年三月北京对台湾发动威摄性质的军事演习﹐美国出动航空母舰示警﹐北京亦派遣核潜艇应对﹐显示不惜与美国一战的决心﹐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美国深感事态严重﹐警觉美国有被李登辉为首的分离主义势力拖向与北京正面冲突的危险。美国总统柯林顿于一九九六年七月中旬在《纽约时》坦白承认过去对华政策的认知有误﹐柯林顿政府急速调整对华政策﹐以“减少分岐和麻烦﹐扩大共识与合作”的“建设性”态度处理中美关系。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于一九九七年十月廿六日至十一月二日访问美国之际﹐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告要“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九九八年六月柯林顿访问中国大陆时更明白宣示了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三不”政策。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李登辉在未得到美国同意下径自发表“两国论”﹐这项破坏两岸关系﹐连带影响美国利益的主张﹐引起美国当局极度不满﹐随即派员制止李登辉落实“两国论”﹐“两国论”遂胎死腹中﹐未能遂行﹐徒然成为李登辉一厢情愿的梦想。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右翼势力与李登辉对美国都共同怀有相当程度的不满。

　　

　　日本右翼一向怀抱称霸亚洲﹐进而与欧美帝国主义争雄于世界的野心。即使在战败后﹐他们对发动侵略战争一点也没有悔罪之意﹐恬不知耻地宣称对外侵略是为了“自存自卫和将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在他们眼里﹐殖民朝鲜与台湾非但称不上罪过﹐而且还是帮助朝鲜﹑台湾现代化的功德之举﹙参见苏智良﹕2001﹚。故而﹐日本右翼始终没有忘情于台湾﹐时时不忘把台湾纳入自己的支配之下﹐以为对抗中国之资。此所以数十年来日本右翼不断支持台湾分离主义运动的主要原因。一九七○年代之前﹐台独运动以日本为基地﹐台独的主要成员不少人或于二战受日本殖民教育或于战后留学日本﹐具有浓厚的亲日思想﹐长期以来与日本右翼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王育德等亲日派所撰写的台湾历史﹐就是以肯定日本殖民台湾为台湾奠定了现代化基础为基调﹐这种谬论流传日久﹐已成为台湾分离主义的主要观点﹐李登辉也加以附和。小林善纪的《台湾论》正是采取了亲日派台独的历史观来为日本的殖民台湾正当化。

　　

　　正如小林善纪所指出的﹐李登辉的亲日﹙实则是媚日﹚的言论﹐除了感情与思想因素﹐还有其所谓的“战略成份”。前已述及﹐日本右翼与李登辉都对美国怀有不满与不信任感。李登辉也见到日本右翼自一九八年代后﹐有日益抬头之势﹐不论是出于情感或现实的考虑﹐在李登辉看来﹐日本右翼都是比美国更值得依靠的力量。于是﹐在《台湾的主张》﹑《亚洲的智略》﹑《李登辉学校的教诲》等书中﹐李登辉便一方面批评美国的对华与对日政策﹐一方面不断期望日本不要丧失自信﹐不要对美国太过软弱地言听计从﹐要日本对美国与中国大陆摆出更强势的态度﹐充当领导亚洲的角色。在《台湾的主张》中﹐他说﹕

　　

　　“我曾多次提到﹐自己受到日本的影响很多。而台湾在发展的历程中﹐也自日本获益良多。很多日本人对于台湾曾是日本殖民地的事实﹐表现得很敏感和困惑。以他国为殖民地﹐绝非良策﹐就国际道义而言﹐更非光彩之事。但若一直耿耿于怀﹐不愿向前看﹐对日本既无益处﹐对台湾也无帮助。”﹙李登辉1999: 190﹚

　　

　　在与小林善纪会面时﹐李登辉一开始就说“亚洲非得由日本来领导不可”﹐对小林批评日本的教育否定战前的历史﹐他也很露骨地回应说﹕

　　

　　“值得同情的是﹐日本的年轻人一味的接受‘以前的日本做了很多坏事﹐是个坏国家’的观念与教育﹐年轻人认为日本老是受到批判﹐自己是生长在一个‘很无趣’的国家﹐因而丧失自信。

　　

　　其实没那回事﹐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两者都很重要﹐没有以前哪有现在呢﹖日本应该正视这一点﹐由此出发好好的改善教育才行。

　　

　　就我看来﹐日本人本身并没有认真在思考‘日本是什么’。日本应该是有自己的主张才会去参战或与其它国家竞争。这是日本在具备国家主体性之下所做的事﹐但现在的日本人却很少有这样的意识。……可以说﹐日本人的想法已经改变了许多。‘以前﹐自我否定得太过分﹐不能再这样下去’的想法愈来愈强烈。这是非常好的事。

　　

　　大家不妨以这为契机﹐不论在政坛或民间﹐彼此彻底沟通检讨﹐创造出国内的共识来。日本一定要从这点出发﹐创造出应有的意志和信念﹐从过去丧失自我的状态中走出来。

　　

　　而且﹐我认为日本人应该扬弃对过去全盘否定的态度﹐积极肯定现在。这么一来﹐日本才能真正的站起来。”﹙李登辉　小林善纪　2001: 139, 142-143﹚

　　

　　李登辉近年来颇多迎合日本右翼立场的言论﹐当然获得日本右翼份子的欢心﹐中嵨岭雄﹑石原慎太郎等日本右翼学者﹑政客对他颇多揄扬﹐固不待言。小林善纪更是推崇他为“激荡的二十世纪末亚洲的伟大政治家﹐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无疑的﹐他也是一位足以千古流芳的大人物”﹙同上﹕7﹚。小林之所以发出如此言过其实的肉麻颂辞﹐原因无他﹐就是小林自己说的﹕

　　

　　“对于受到中国﹑韩国﹑美国等战胜国追究战争责任﹐已经极度疲累的日本人来说﹐他的话听起来很舒服﹐也更加让我们确信﹐日本是个可以发挥主导权的国家﹐在亚洲只有日本能担起龙头角色。”﹙同上﹕195﹚

　　

　　李登辉推动台湾与中国分离的国际策略就是呼应美国与日本极右派所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强调台湾有利于美国﹑日本的战略价值。他在《台湾的主张》中说﹕

　　

　　“从地理位置来看﹐台湾的存在如果出现危机﹐甚至为中共吞并﹐台湾外围海域将会陷入危险﹐使日本在经济与军事上遭受孤立﹐而致威胁日本的‘存在’。因此﹐从战略上来看﹐台湾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惜多数的日本人都未能充分理解此事。

　　

　　台湾对日本而言﹐并不只是浮在南方的一座岛屿﹐更不仅是出口产品的对象而已﹐它同时也是攸关日本生存命脉的重要屏障。

　　

　　台湾海峡的海﹑空路是西太平洋不可或缺的国际贸易航线﹐因此﹐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财产。即使美国和日本有部分亚洲专家及战略专家主张‘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但如果以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问题为代价﹐向中共作出让步﹐则美国与日本亚太事务的领导地位势将弱化﹐对攸关自身的重大利害与生存问题﹐也将失去发言权。”﹙李登辉1999: 242, 246﹚

　　

　　对李登辉的这个看法﹐日本右翼学者中嵨岭雄呼应道﹕“就日本政府官方的立场来看﹐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所揭橥的‘周边事态’﹐并未明言涵盖台湾。这在官方的发言上﹐或许说得过去﹐但事实上却是不可行的。台海的安全是日本的生命线﹐具有攸关存亡的重要意义。”﹙李登辉　中嵨岭雄2000: 94﹚

　　

　　李登辉这些与美﹑日保守势力声气相通的国际战略思考﹐代表了整个台湾分离主义者的思维。民进党新上任的台湾总统陈水扁在去年接受日本《世界》杂志专访时就说﹕

　　

　　“今天台湾的存在﹐对日本应只有好处。如果台湾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日本的安全就会立刻受到威胁﹐台湾海峡对日本人而言﹐同样是生命线﹐日本所需物资必须经过台湾海峡。所以台湾海峡出现危机或者战争﹐不只台湾﹐日本乃至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都会遭受威胁﹐陷于不利状态。”﹙原载《世界》2000年月号﹐此处转引自小林善纪2001b: 108﹚

　　

　　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黄昭堂在高度评价《台湾论》时﹐也说“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很强大的对手﹐中国一直不放弃武力攻打台湾﹐我们要寻求我们的朋友﹐可能日本就是寻求的对象之一。”﹙《财讯》2001年月号﹚

　　

　　小林善纪在批评西尾干二〈正因为深信﹐所以强烈质疑〉一文﹙《正论》平成年月号﹚时﹐很明确地道出了他出版《台湾论》的意图与推崇李登辉等亲日派台湾人的原因﹕

　　

　　“我主张﹐日本应基于国家利益﹐勇敢地在外交上打‘台湾牌’﹐这是金美龄女士一贯的主张﹐某个程度上我同意这种‘打台湾牌’做法。因此﹐我透过台湾多桑世代﹐如蔡焜灿先生﹑许文龙先生的见解﹐将日本殖民统治与欧美做法完全不同的状况﹐介绍给日本年轻人了解。然而﹐台湾的媒体还是有人对我大加挞伐。说﹐‘日本右派漫画家《台湾论》这本书﹐试图利用台湾正当化日本的殖民统治’……台湾海峡对日本确保自己的海上航线﹙Sea Lane﹚安全﹐难道不重要吗﹖如果日本想抵挡中国﹑围堵中国﹐台湾不是非合作不可的朋友吗﹖即使日本外交打台湾牌﹐谁曰不宜﹖只可惜日本人完全不了解﹐李登辉等‘日本统治世代’的台湾人﹐对维护日本国家利益有多难得的贡献。而要珍惜这类情缘﹐眼前是唯一的机会﹐像我这样战后出生的日本人想缅怀﹑见证殖民统治时代的种种﹐当下是唯一机会﹐错过就不能重新再来。这一切简直就像时空胶囊﹐都活生生地保存者。对日本人而言﹐台湾确实是珍贵的国度﹐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如在目前地﹐非常真实地体会到战前的状况﹐以及历史演变遗留的痕迹。”﹙小林善纪2001b: 100, 113﹚

　　

　　通过上述的分析与论证﹐台湾分离主义者与日本右翼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企图可谓已昭然若揭。

　　

　　四﹑结论

　　

　　日本从十九世纪末年开始对外侵略﹐走向帝国主义的道路﹐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造成亚洲太平洋地区无数人民的伤亡与难以估计的财产损失﹐最终导致日本人国破家亡﹐民穷财尽﹐还遭到人类亘古所未有的原子弹轰击的惨祸﹐真可谓多行不义必自毙﹐以损人始而以害己终。二战后﹐日本诸多具良知良能的有识之士痛切反省悔祸﹐对日本的帝国主义历史作出了深刻的批判﹐期望日本人民能不忘前事﹐以为后事之师﹐永远不再让悲剧重演。然而﹐一些怙恶不悛﹐愚而好自用的日本右翼份子面对血淋淋的历史教训﹐依旧执迷不悟﹑冥顽不灵﹐非但不知以史为鉴﹐还猖狂攻击日本灵智清明之士的自省史观为“自虐史观”﹐甚且﹐或回避铁证如山的史实视而不见﹐或捏造不实的证据﹐或曲解已有的材料﹐千方百计掩饰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厚颜无耻地为侵略与殖民统治辩解﹐乃至妄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为“大东亚圣战”。对日本右翼份子这些既冷血又无耻的诳语﹐凡受过日本侵略﹑殖民之害的人民几乎无不严词予以驳斥﹐但却出现了唯一的异类﹐那就是台湾的分离主义者。

　　

　　二战后﹐原殖民地纷纷独立﹐举世莫不视殖民主义为不可饶恕的罪恶﹐原殖民地人民也大都戮力于清理﹑批判殖民主义的遗毒。自二十世纪七○年代末开始﹐国际学界更兴起后殖民理论的热潮批判新﹑旧殖民主义。日本右翼言伪而辩地肯定日本帝国主义有功于殖民地的现代化﹐自然在国际上没什么市场可言。在曾为殖民地的韩国尤其遭到强劲的反击。然而﹐台湾的分离主义者既始终未能摆脱日帝识意形态的枷锁﹐又妄想藉日本右翼之力谋求独立于中国之外﹐竟腆颜附和日本右翼的谬论﹐为日本右翼的傲慢添加柴火﹐增长其气焰。小林善纪之敢于在《台湾论》以狂妄傲慢的口吻宣传所谓的“日本精神”﹐振振有辞地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就因为他在台湾惊喜地发现了举世难觅的知音﹐为日本右翼的“殖民有功”论找到了左证。从而为攻击日本的“自省史观”寻获了难得的弹药。他在接受日本《正论》杂志专访时﹐得意洋洋地说﹕

　　

　　“了解日本统治时代真相的台湾多桑世代及其子孙﹐却不一定会认为‘日本过去是残酷的侵略国’﹐甚至愿意和日本人分享那段共同的历史。既然确实有这样的人存在﹐作为日本人﹐我下定决心与他们交往﹐并期待他们在台湾国内有更大的发言力量﹐真的是鲁莽之举吗﹖既然解开日本人绑住自己的‘反日‧自虐’精神枷锁﹐其历史钥匙就在台湾﹐我们为什么不打开这扇门呢﹖至于眼前激烈的批判声浪﹐只不过是那些害怕打开这扇门的人在兴风作浪而已。’﹙小林善纪　2001b: 130﹚

　　

　　小林在饱闻台湾分离主义者谀颂日本殖民统治的功劳后﹐更加坚信日本帝国主义的正当性﹐在《台湾论》中公然露出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不知羞耻地说﹕“以亚洲整体的‘公’益来思考时﹐毋宁说﹐日本的殖民反而能带给人民更大的幸福。”﹙小林善纪2001a: 90﹚

　　

　　对于台湾分离主义者多年来的媚日言行所造成的恶果﹐已故的戴国辉教授早在1995年月日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一篇专文中就很感慨地批评说﹕

　　

　　“留日一待已有四十年。目睹耳闻日本人愈来愈傲慢﹐藐视对待亚洲人﹐有时深感我们台籍人士是否该负起一些责任来。由来五十年间的日据时代﹐我们的前辈流过血﹐身陷囹圄更不在少数。但倾向台独建国的乡亲们﹐还有人口口声声讲‘后藤新平是台湾近代化之父’一类﹐没有社会科学水平的话。叫日本的有识之士都会来个捧腹大笑。主张台独建国是一回事﹐寻求日本人的支持情有可原﹐但日本人对亚洲邻人﹐却是一贯地只吃硬不吃软。千万该记住﹐我们台籍人士继续纵容日本朋友﹐说些甜言蜜语﹐并非真正做朋友之道。虽然它可以部分地帮助日本人补偿因一贯受韩国人的尖锐批判所衍生的不安心态。”﹙戴国辉1999: 133-134﹚

　　

　　李登辉的密友何既明在《台湾论》中曾很激动地告诉小林善纪﹕“如果要接受中国殖民的话﹐还不如当奴隶快活些﹗”﹙小林善纪2001a: 90﹚言下之意是宁可当日本奴隶﹐也不愿做中国人。从辩证法的观点来说﹐主人与奴隶是对立的统一体﹐主人要成其为主人﹐必须要奴隶愿意承认其为主人才行。一旦奴隶不甘被奴役﹐奋起反抗﹐则主人就不能维持其统治地位﹐主-奴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就遭到破坏﹐人与人之间才有建立自主﹑平等关系的可能。台湾分离主义者在《台湾论》风波中毫无自尊﹑自觉的媚日的奴才言行﹐不仅侮辱了台湾人的尊严﹐更值得忧虑的不良后果是﹐他们恬不知耻地歌颂日本殖民统治﹐期待日本右翼重启称霸亚洲的野心﹐与中国对抗﹐希图在日本的卵翼下与中国分离﹐自甘充当日本右翼的走狗﹑鹰犬﹐这必将助长日本右翼的嚣张气焰﹐为日本再度对外侵略扩张鸣锣开道。一旦日本军国主义再起﹐不但亚洲甚至世界都将重受荼毒﹐日本人民也必再遭不幸的灾祸。一八七一年马克思在《机密通知》一文中说﹕“奴役其它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一八四七年恩格斯在纪念波兰起义的国际大会上演说时也指出﹕“任何民族当他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这正是我们批判小林善纪的《台湾论》及台湾分离主义份子的奴才意识的主旨所在。

　　

　　参考书目

　　

　　小林善纪着　赖清松﹑萧志强译﹙2001a﹚《台湾论》﹐台北﹕前卫出版社。

　　

　　—萧志强译﹙2001b﹚﹐《第二波台湾论》﹐台北﹕前卫出版社。

　　

　　前卫出版社编﹙2001﹚﹐《台湾论风暴》﹐台北﹕前卫出版社。

　　

　　金美龄﹑周英明着　张良泽译﹙2001﹚《日本啊﹗台湾啊﹗》﹐台北﹕前卫出版社。

　　

　　李登辉﹙1999﹚《台湾的主张》﹐台北﹕远流出版社。

　　

　　李登辉﹑中嵨岭雄着　骆文森﹑杨明珠译﹙2000﹚《亚洲的智略》﹐台北﹕远流出版社。

　　

　　李登辉﹑小林善纪着　杨子莹译﹙2001﹚《李登辉学校的教诲》﹐台北﹕先觉出版社。

　　

　　戴国辉﹑王作荣口述　夏珍记录整理﹙2001﹚《爱憎李登辉—戴国辉与王作荣对话录》﹐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

　　

　　戴国辉﹙1985﹚《台湾史研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1995﹚《台湾结与中国结》﹐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1999﹚《台湾史探微》﹐台北﹕南天书局。

　　

　　—﹙2000﹚《台湾近百年史的曲折路》﹐台北﹕南天书局。

　　

　　陈映真﹙1998﹚〈精神的荒废〉﹐收于《清理与批判》﹐台北﹕人间出版社。

　　

　　苏智良﹙2001﹚《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北京﹕人民出版社。

　　

　　西野英礼﹙1985﹚〔1961〕〈殖民地的伤痕—帝国主义时代日本人的台湾观〉﹐收于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台北﹕帕米尔书店。

　　

　　李寿林编﹙2001﹚《三脚仔—〈台湾论〉与皇民化批判》﹐台北﹕海峡出版社。

　　

　　Fanon. F (1966)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aoe Press.

　　

　　—(1967)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Press.

　　

　　Gramsci, A. (1971) Selei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Nandy, A. (1983)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alism.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aid, E.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Gandhi, L (1998) Postcolional Theory. 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Althusser, L. (1977)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Verso.

　　

　　﹙发表于二○○二年二月廿二日～廿五日在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举行的第五届“东亚和平与人权”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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