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水“嫖宿幼女”案的新内幕：“嫖宿”已成“文化”

云淡水暖

今天（4月14日）的《广州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贵州习水性侵幼女案最早受害女孩失踪”，读后给人的感觉是——不寒而栗，看来情况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要深远得多，其反映出来的社会的生态，比之案件开头被揭发的时候，其畸形的一面，更加“生动”。

本来，此案一经公开，网络、平面媒体几乎是一致地愤怒，一致地声讨，因为仅“不满14岁的幼女”和“有公职人员参与”两条，就已经将社会道德的底线完全触破。然而，一个“嫖宿幼女”的罪名，更是激起骂声一片，因为“嫖宿”一词，一是把受害幼女置于“卖淫”罪名的重压之下，二是可以为犯罪者规避刑责中的最高刑。

“该县一位姓陈的检察长称，对于此案为何以‘嫖宿幼女罪’起诉，而不是‘强奸幼女罪’，是为了更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嫖宿幼女罪的量刑起点是5年，相对于强奸罪的3年更高。但是，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刑法》规定，犯强奸幼女罪，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人民网》）

就是说，用一个貌似“起点高”，但最高刑期较低的罪名，替代了一个貌似“起点低”，但可致死刑的罪名。在旁人看来，如果不是处心积虑，断不会将这种明显地侵害未成年少女的重罪往较为轻的处罚方面引。网络、平面媒体的声讨，恐怕就是基于此。

但是，读过《广州日报》的报道“贵州习水性侵幼女案最早受害女孩失踪”之后，感觉到一个罪名的争议背后，猫腻远不止是简单的人情世故那么简单，而是当地令人感到愤怒而又无奈的畸形社会形态。

首先是审判期极为短暂，受害人家长却不知道加害人是谁，“4月9日凌晨，原计划为期2天的‘习水嫖宿幼女案’庭审被压缩至1天便匆匆结束，最终未宣布判决结果。…庭审中，受害女孩王清作证的时间不足一分钟，但披露的事实已足以令人震惊。…”、“康倩父亲康勇是目前人在习水、唯一愿意接受采访的受害女孩家属。…4月8日开庭当天，他拿着身份证明到法院要求参加庭审遭到拒绝。即使案发后康倩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康勇都不在场，对案情也并不了解，事后，康倩也从没告诉父亲。”，“王清的父亲和李瑜的母亲都说：‘对有的事情我们的确不清楚，所以我们只能感到很痛心。’”。

作为未成年少女的父亲的康勇，为什么连进入法庭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最为可笑的是，县人大代表母明忠侵害康勇女儿的案件等待开审，康勇却不清楚，或者故意不让其知道那位禽兽为何方神圣。

其次是受害人的离奇“失踪”却无部门问津，如果要审理县人大代表母明忠奸淫未成年少女案，受侵害人康勇的女儿康倩的出庭作证尤为关键，但是，康倩已经两次“失踪”了，“受害女孩康倩从春节过后便离家出走，父亲多次寻找未果。庭审过后，再没有人在习水县城见到康倩的踪迹，此前唯一能联系的手机也已停机。…康倩就是最早的受害者之一，‘也是知道最多的人’。她近两次失踪都是在案件关键阶段，这让康勇不得不有所怀疑。4月9日，康勇去派出所报案。接报的民警说，‘你姑娘不听话，可能去耍朋友了，在街上看到我就通知你。’”。

最核心的是“康勇听到的最新消息是，康倩有可能不指证了。”，如果这位“知道得最多”的受害人不再指证，那么，县人大代表母明忠会不会在所谓“证据不足”的窘态下不上不下、不明不白地苟活下来？而派出所民警对案件当事人失踪的冷漠态度，和对当事人父亲的拒绝态度，是否反映了执法部门的倾向？

再有就是当地一股“无形”的势力对受害当事人的围堵，“最先揭露罪案的受害女孩李瑜的母亲，已经带着女儿远走浙江，让其成年后再回习水。有人曾从习水打电话给她，称坐牢出来也不会放过她。”、“康勇一直在问：‘你们能把他们掀翻吗？是不是也像有的媒体那样走走过场就完了？’冒险接受采访，在他来说是孤注一掷。”。

这种气氛令人感到窒息，看来，当地并没有因为案件的被揭发形成一种同仇敌忾的正气，反而是受害当事人成了“惊弓之鸟”，居然有人胆敢打电话威胁远在浙江的女受害人母亲，胆敢放话“坐牢出来也不会放过她”。

习水还是不是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未成年少女被非法性侵害，全国一片舆论哗然的背景下，受害人的家长反而像是“做贼”似的，东躲西藏，并且对司法程序毫无信心，“冒险接受采访，在他来说是孤注一掷”，既无助，又卑微，且“壮烈”。习水的党政部门为何不抓住案件被揭发的由头，在社会上树正气、立新风、打黑恶，保平安，“无形势力”猖獗，有没有政府、党政官员的不作为在背后发酵？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奸淫未成年少女，还名曰“嫖宿”的背后，有其社会的浮华、腐烂的基本元素在支撑，而且，借用当下的时髦词儿，已然成为当地的一种文化，“嫖宿文化”：

《广州日报》的报道描述“当地嫖宿幼女的事情并不少见。当地人告诉记者，拿从事色情活动的洗浴中心为例，女孩擦身60元，女孩全裸擦身100元，‘全套服务’150元。”、“记者来到新车站斜对面一家小旅社。入口狭窄，一个人就可以堵住出口。偶尔有浓妆的女孩走过，二楼是由普通民居改装的旅社。…老板告诉记者，最近‘风声很紧’，附近的旅社都缺人，‘有多少要多少’。‘没结婚的一次70元，结了婚生了孩子一次是50元，包夜要150元。一个月挣五六千元没问题。’她说，现在有两个16岁女孩就住在这里，每天住宿费20元，一天能挣四五百元。对于幼女，老板说，最近管得很紧不太方便，‘如果看起来成熟点的话也要，身份证可以伪造。’小女孩一次100元，包夜200元。”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当地是“见怪不怪”了，也就不难理解，在全国、全社会一叠声的指责、质疑之下，习水当地的检察官却觉得“嫖宿幼女”罪再再“合适”不过了，草民想想，如果检察官天天浸淫在“笑贫不笑娼”的氛围之内，而“娼”们的确也是生意兴隆，已经分不清社会的清浊是非了，“嫖宿幼女”和“奸淫幼女”也是“难以”分清的了，把未成年少女打入“娼”的行列，恐怕既有某些说不清道不白的“理由”，也有现实社会的写照。

一个据说靠酿酒和挖煤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的地方，一个被称为“小香港”、“小台湾”的贵州省消费水平仅次于省城的地方，却没有因为一部分人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的“繁华”而提升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却发生了这种令人发指的禽兽不如的行为。那些为人父的、为人夫的、为人兄的，如此心安理得地掏出钱来剥夺别人的未成年女儿的贞操，那些为人母的、为人兄姐的，又如此心安理得地胁迫别人家的未成年少女被剥夺贞操，原因不仅仅是这些人的道德沦丧，而是催生这种沦丧的金钱至上、纸醉金迷、尸位素餐的其他人的配合。

草民不明白，一个小县城，从这头走到那头，用不了多少时间，当地的政府部门对这些藏污纳垢的场所，对这些包围在未成年学生周边的邪恶群体，对于那些暧昧的“灯红酒绿”，却好像完全没有看到一样，直至今日还在暗地下“交易”，最为讽刺的是，此案居然是习水县的上级单位遵义市的公安部门“秘密破案”的。

金钱如果没有道德约束，没有法律的严管，世间的万恶都敢作为，一个只认钱不认人的地方，人被变成了禽兽和猎物。而无所作为的管理者，是不是应该负点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