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永远记得那个闷热的午后，妻子李梅提着行李箱站在玄关，眼眶通红却倔强地不肯回头：“我回娘家住段时间。”他当时正为项目焦头烂额，随口应了声“早些回来”，却不知这竟是永别。

　　两个月里，王建军打过二十三通电话，只有四次是李梅接的。她声音沙哑，总说“娘家事多，过阵子就回”。岳母倒是每周发条消息，说李梅在学做手工，让他别担心。直到火葬场打来电话，他才惊觉最后那通视频里，妻子手腕上的淤青不是光线问题。

　　“梅子走得急，我们按老家规矩办了。”岳父递来骨灰盒时，手指抖得厉害。王建军盯着盒盖上“李梅”二字，突然想起结婚十年，妻子总说最讨厌土葬火化这些流程。他冲去殡仪馆调监控，画面里岳母抱着黑色塑料袋匆匆进门，工作人员欲言又止：“家属说……是癌症晚期，怕传染……”

　　医院记录像一记重锤。李梅根本没得癌症，她最后两周住在城东精神病院，诊断书上“重度抑郁伴自伤倾向”刺得他眼眶生疼。护士说：“她总念叨‘孩子没了，他也不爱我’，有天夜里撞墙，头都破了……”

　　王建军跌坐在地，想起五年前流产时妻子苍白的脸。那时他正争项目主管，只在手术室门口站了十分钟。后来李梅再没提过要孩子，他竟以为她释怀了。现在才懂，那些深夜的眼泪、突然的沉默、回娘家时行李箱里塞满的抗抑郁药，都是求救的信号。

　　“你们凭什么！”他冲进岳家，却见灵位前摆着李梅最爱的百合。岳母哭倒在地：“她总说建军工作压力大，不能拖他后腿……那天她吞了半瓶安眠药，送来时已经……”

　　雨夜里，王建军抱着骨灰盒走过他们常去的公园。长椅上还留着妻子织了一半的围巾，毛线团滚落在地，像团解不开的乱麻。他终于明白，有些告别没有惊天动地的争吵，只有静默的绝望在岁月里悄然疯长。而当真相撕开时，连道别的机会都不会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