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岗村的精神缺失折射出什么？
云杉 汪延

　　

　　

　　

　　河滩上的泥坯房

在新盖的两层小楼和新房中间，破蔽的草房和路旁的“庵子” 里住着年迈的老人，他们似乎是自愿“隐居”的，这种奇特的景象在十字岗村和附近的村庄中并非罕见。
五月下旬，记者来到了安徽五河县十字岗村。
五河县位于淮北平原，以淮、浍、漴、潼、沱五水汇聚五河口而得名。199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江泽民总书记做农村问题调研时，曾经来到过五河县，与屈台乡村民们进行了座谈，这里是典型的中部地区。
十字岗村离五河县城只有十几里路，河道纵横，物产丰富，无论从哪一点算，都是个鱼米之乡了。十字岗村以张姓居多，人均土地不多，但是因为人人出外务工，用村里干部的话说，是个“中等”收入的村子，不算富裕，也不穷。
我们进村的时候，看见村里有不少新房子，有手艺的人（屠宰专业户）还在自己新建的小楼上修饰了龙型的装饰，很讲究。
给我们带路的老张指点着村里新盖的小楼对我们说，村里人就是两句话。一是生儿子，二是盖房子。
老张有两个儿子，他准备推倒自己的房子重盖8间房，分给两个儿子。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雄心壮志。我们问他将来是否要和儿子们住在一起，他笑着，摇摇头，似乎他没有想过自己和妻子住在什么地方。
然而这一切很快就有了答案。
在村民们相对整齐的住房中间，几间破旧的草房很引人注目，简陋的绳床，连蚊帐都没有，开始记者以为是孤寡老人，但是出乎意外，这些老人都儿女具全，95岁高龄的张婆婆已经是四世同堂了，应该说是很有福气的一位老人，但是耳目昏花的张婆婆独居在破旧的泥坯房里，泥墙用木棍支撑着，在淮北的暴雨里，这种泥房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
在张婆婆岌岌可危的泥房旁边，是张婆婆儿孙们宽大结实的新房，两个可爱的小孩子正在房前玩耍。他们应该是张婆婆的重孙们了。当记者拍照的时候，小孩子因为怕生而逃开，张婆婆的儿子，一位相貌忠厚的村民，愉快地劝说小孩子到记者的相机前面来。

面对记者的疑问，村里一位30多岁的妇女，很坦然的回答说：人老了都这样！但是，村民们坚决否认这是这个村子特有的现象，在他们说这里“人老了就这样”，“一个看一个”，显然，他们并不回避这个话题，他们（包括当事人）也不回避记者的拍照。
当记者问起淮北一带的独居老人所住的“河滩房”时，老张解释说，河滩房并不是专指河滩上盖的房子，有些老人的宅基地已经留给了儿孙们居住，他们只能在废弃地或者公用地上盖自己的小房子。老张在双庙的岳父母就住在这样的房子。当记者赶往十几里外的双庙时，在村口农用机路旁看见了几间“庵子”，——当地所谓泥坯石棉瓦搭建的低矮住房，这里住着老张的岳父母和另外一位姓陈的老人。这两家老人都有子女，比较起住在村里的独居老人，“庵子”的住房条件更加简陋，因为不是宅基地，地面倾斜，雨季更容易坍塌。
“是发生过塌掉的事情，”老张肯定地说。老张正当壮年，儿子们都没有结婚，但是他很坦然地接着说，“我们以后也住这样的房子，不过么，条件会比他们好一点点。”
老人为儿子盖房子和娶媳妇，然后就“净身出局”了。比较好的，他们能在为儿子盖的房子中得到一间安身之地，其余就不得不另觅安身处所。“庵子”就是这种怪圈中的结果。
村民们谈起这种现象的时候，承认是因为“儿媳妇厉害，不好相处”，“儿子夹在中间为难，也有让儿媳妇撵出来的。”也有的认为是人们的观念：“老猫床上睡，一辈为一辈。”至于说自己将来怎么办，或者儿子老了也要重蹈覆辙，处境悲惨，就不在考虑之内了。
应该说在这样的怪圈之内，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老失所养的可能。而那些没有尽到赡养老人义务的晚辈，并不全是人们想象中的“恶子”或者“恶媳”，他们大多是很正常甚至淳厚的人，只是在“一个看一个”。在道德意识或者精神教育缺少的情况下，出现了“集体盲目”。
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在人们的漠视中已经“正常化”了，老张在辛勤为儿子盖房的时候已经看到自己的未来，他的达观不能不说是某种无奈。 “现在个人忙个人的，谁给大家讲这样的道理呢？”村委会张耀雨感叹地说。
道德迷失后面的精神需求
在葬礼上出现脱衣舞，可以说是淮北农村的奇观。当事人认为这样很“热闹”。
无论老人生前生活如何，葬礼的操办却普遍受到后辈的重视，并且认为是对老人最大的孝心和体面。一般花费数千到上万元不等。在葬事中吹鼓手班子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淮北一带，还有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现象：有些吹鼓手班子另带脱衣舞表演，请一班吹鼓手花费大约为1500元，脱衣舞表演加400元。
淮北农村是一个观念相对传统的地方，居然在老人的葬事上出现脱衣舞，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究其原因，大部分人的回答是“这样热闹，看的人多。”当记者问到是否觉得这样伤风败俗，或者对死者不敬呢？回答是“没想过。”
“没想过”成了许多村民的一句口头禅。
十字岗村是洪涝多发区。1998年的大水曾经使这里变为一片汪洋。前几年当地政府号召在堤坝处种树固土防洪。但是经常发现早上种树，夜里拔树的情况，拔走的小树苗主要用途是做西红柿的支架。至于这种因小失大的后果，是否能想到呢？回答是“没有怎么想过，”“你这样，我也这样。”
记者在同十字岗村的村民们座谈的时候，发现大家对此有很多感谓。
村支书张耀雨说：过去树木是集体的，你动了集体的就是动了我的，现在不是我的，我为什么要管呢？他认为现在集体主义和荣誉感没有了，农田水利也没有人做了。
有的村民说，过去大队里有锣鼓队，有文艺宣传队，现在都没有了，闲下来就是赌钱，人渐渐就糊涂了。
他们唯一能接触的是电视，但是他们认为真正能吸引他们的不多，而且，“广告太多”。
村民们否认现在大家只关心的是“挣钱”，他们同样渴望精神方面的内容，高尚道德的教育，和谐的人际关系，健康的文体生活，集体的互助，等等。
这种精神需求使一些村民转向了宗教。张琴20多年前参加过识字班，她怀念当年那种一起唱歌和学习的环境，她出嫁后信了“主”（基督教），她承认她受到吸引的是她能听到很多向善的道理，人们之间互助友爱的气氛，等等。
十字岗村信教的人正在增加，在临近的红旗大队，人数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由于农村教育的真空出现，人们正用不同的方式寻求自己的精神寄托。
“能人”的困惑
当过兵的张祖密能参加家族械斗，是他自己也没想到的事情。而在一次冲突中，张祖密的弟弟被砍伤了手，他自己的腰也受了伤。但是他有他的想法。
张祖密是这个村里公认脑子好使的人。不但心灵手巧，人也长的整齐。八十年代在上海当过兵，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他读过高中，是他家4个儿女中文化最高的了，他养过鸭子，种过西瓜，曾经一度雄心勃勃，但是都失败了。
几年前，地方上招商引资，张祖密在电视上看到办“梅鸭”培训班的消息就动了心。广告上说不但提供技术培训，将来还负责收购成品鸭，价格也很合算。张祖密不但名参加了培训班，还贷款买了培训班几千块钱的仔鸭。没有想到这些鸭子野性未泯，不像家鸭那么好侍弄，不但会飞，还能潜水，经常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不见了踪影。张祖密千辛万苦才把这些鸭子养大，没想到来招商的商人早不见了影，张祖密拿这些鸭子鸭蛋不知怎么办，只好提着一篮一篮的鸭蛋送人。饭桌上除了鸭子就是鸭蛋，孩子们谁不吃就揍谁。后来张祖密靠了亲友帮忙才把这些鸭子低价出售了，不但一年的辛苦落了空，还倒赔了三千块钱。张祖密不知道该找谁说理去，只有自认倒霉。
后来张祖密又种过西瓜，听说这东西也来钱。没想到西瓜熟了价钱就落下来了，想运出去既不懂行情又没有人手，只好卖给那些在田头收购西瓜的瓜贩子，瓜贩子把价钱压得很低，张祖密为了西瓜别烂到地里只能这样了。
现在张祖密想到自己的归属感了，家族里有“事情”叫他，他放下活计也要去，他知道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动起手来两边都吃亏。但是他再不能把自己边缘化了。
让农民知道自己身后站着谁
如果仅仅把农村的家族观念或者生儿子的执着解释为传统观念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同样，也不能因为农村存在的精神缺失简单归结于愚昧现象。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意义深远，既关系到与亿万人民的幸福，也关系到国家和政权的长治久安。
去农村做过调研的人都知道，农村很多人把生儿子看作一等一的大事，计划生育的难处也在这里。按照一般理解，生儿子意味着生产力，可是十字岗村并不是这样。
村民们座谈的时候说，家里有一个儿子还好办，两个儿子就吃力了，因为养儿子得盖房，加上娶媳妇的各种花费，没有10几万拿不下来。
记者问：要是生3、4个儿子呢？
村民就哄哄的笑了，说那可真的没法活了，那不累死了？与生儿子相反，从经济的角度，生女儿却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首先十字岗村土地少，机械化程度高，还可以把收割这样的重活承包出去，所以有没有强壮劳动力并不是关键的问题。女儿出嫁没有负担还有收益，而且这里的女孩子一般都在外边打工，工资大多用来补贴父母，特别是有兄弟这样的家庭。如果家里都是女儿，生活就会比较富裕。
可是十字岗人还是愿意生儿子。如果一连生了几个女儿，那么千方百计也要把儿子生下来。
俗话说养儿防老。但是从十字岗村的情况看，这个理由显然不够充分。首先“儿子经济”已经掏空了“父母经济”，其次，按照淮北一带的风俗，虽然老人是由儿子关照，但是如果没有儿子，父母则由女儿和女婿关照，对这一点，女婿不会提出异议。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深层次原因呢？
村民们谈到这一点时不否认有传宗接代的思想，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有儿子，没有人敢欺负。”“有了事情，谁替你出头呢？”“女婿养养你可以，不像儿子能担事儿……” 村民们都可以举出例子，说明某某被人打了或被骗了，儿子如何去评这个理。他们认为，有了儿子，就不会被人欺负。
张祖密等人已经感到不断生儿子和参加家族活动的荒谬性，而且代价十分沉重，但是仍然乐此不疲。毫无疑问，他们认为儿子和家族是现实和可靠的，这两样“事物”维系着十字岗村村民们的安全感。
个体化经济使村民们处于一种“个人顾个人”的生存状态，勤劳并不能使张祖密这样的能人致富，“抱团儿”的思想使张祖密们依附于家族力量或者走向宗教。
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后站着谁，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渴望身后站立着可以信赖和依托的强大力量。
“一盘散沙”和 “组织起来”
2006年3月，在全国人大第十届四次人代会上，人大代表翟玉和呼吁关注农村老人问题的提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翟玉和和几位志愿者走遍全国31省，在对名老人的调查中发现，这些老人的生活水准，明显低于他们已经成年的子女。这些老人中，与儿女分居的比例是45.3%，三餐不保的占5%，93%的老人一年添不上一件新衣，69%的老人无替换衣服，小病吃不起药的占67%，大病住不起医院的高达86%，对此，翟玉和强烈呼吁要在农村提倡“孝道”，加强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
显然，农村老人的赡养问题反映出道德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空白”。但是，记者在和当地的乡镇干部农村的文化建设的时候，他们提出的却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过去文化活动集体办，大队就有宣传队，现在一家一户的，都忙着自己的事，你说怎么办？
县里的干部在谈到用干部下乡宣讲或者组织自愿者等方式进行思想文化建设时说，这种想法虽然好，但是由于是短期行为，成效不会显著。农村个体化经济所形成的农民散在状况，不但造成了了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的难题，也滞阻着农民真正的富裕和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农民单家独户闯荡市场往往摔得头破血流，所以要形成合作社。这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核心。
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关系到九亿中国农民的前途，也只有得到广大农民自下而上的响应，直接参与和监督，成效才可以期待。这样一件伟大的事业，却是个体化的农民所无法支付的人力和精神“成本”。这个目标的核心就是：一盘散沙，还是组织起来？ 张婆婆家里的陈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