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了无人驾驶的滑翔机

　　

　　田忠国

　　

　　中国的改革开放往哪里改？改到什么程度？什么地方可以开放？什么地方不应该开放或者有限度的开放？什么地方坚决不能开放？我以都应该有个明确的目标，有个宏观战略管理方案和预警机制，但从“西山会议”主流学者透露的信息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没有宏观目标，更没有基本的底线，有的只是卖、卖、卖，直到把中国卖成经济殖民地，把共产党卖垮台，把共和国卖成任何反中国的国际势力都可以朝中国发号施令为止（底线是什么？是最低的原则之谓也）。面对主流（掌握决策话语权、策划权和决策权的学者，我称为主流学者）学者的贱卖国策，令人心痛不已的同时也失望之极，因为，我隐隐看到中国的末世情境和中国的主流学者(国家发展的谋士)为共和国的沉没所设计的陷阱。现在，通过江涌和高梁先生的文章（参阅：高梁：外资对我国企业兼并控制情况的资料。江涌：必须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我发现，几年前的担忧正在变成现实，中国成了名符其实无人驾驶的滑翔机。

　　

　　我之所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了名符其实无人驾驶的滑翔机，就是中国的主流学者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名，故意模糊或否定胡、温新政后制定的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缺少战略目标、战略管理十分可怕的话，更为可怕的是在当今的中国，已然形成了修改或否定中央高层正确决策的、由中国主流学者形成的群体机制，加速中国的坠亡。

　　

　　一、中国往哪里改革开放？

　　

　　在十七大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系统论述，应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宏观战略，有目标、有原则，应该说这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重大的指导和助推作用，但从十七大之后的主流观点上看，主流学者正在实施迂回战略，为保护利益集团的利益，以改革的名义否定继续深化改革，以民主的名义围困中央的正确决策，面对这一残酷的事实，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得不思索：中国的主流学者怎么啦？他们为什么不爱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不爱曾经帮助他从一个穷孩子变成一个学者的国家和人民？答案可能有很多，但我以为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是在物欲的主导下，随着主体精神的丧失陷入盲目崇拜、价值坐标丛林化的泥淖，二是由于私欲的原因，一叶之利遮蔽了他智慧的眼睛，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智慧的盲点。在国与国之间，永远只存在利益和利害关系，不存在无代价的支持或帮助，比如，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于专家学者和官员的所谓支持帮助，其实目的只有一个，为他们的利益代言或影响决策层。对于这种现象，世界各国都是坚决反对或禁止的，但不知为什么，在中国却能公开的大行其道。如果不是这些原因，那最后一个可能就是有意卖国了。我希望是前两个原因而不是后者，因为前两个原因还情有可原，但若是后一个原因就是不可原谅的了。

　　

　　其实，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多元思潮的冲击（实际上是外国思潮，而不是中国由主体精神主导下的中国思潮），从完全否定前三十年和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在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不合法埋下了伏笔。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否合法的问题，这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史，二是中国共产党宗旨，三是中国的大多数人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历史和宗旨的认同程度，但是，主流学者却无视中国大多数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历史和宗旨的认同，借用西方观点审视中国共产党，其结果只能和西方否定中国共产党的结论完全一致。当然，在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问题，中国高层某些人的个人感情，使他们丧失了客观冷静而全面系统分析问题的能力，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作用，应该说这是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滑向权力资本化和思想理论动摇国本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其实从否定文革那一刻起，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史就产生了巨大的断裂，也是这个巨大的断裂，为以西方观点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无人驾驶的滑翔机创造了滑翔与坠落的条件。对于这个问题，中央高层不可不察。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不应该是少数支持的学者说了算，而应该是中国的多数民众说了算，我想，那些自称是民主人士的主流学者不应该连这点民主的基本常识都不懂吧？但问题是，不是这些主流学者不懂这些民主常识，而是他们只是以假民主为幌子，否定中国多数人的民主权利，以便达到否定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目的。

　　

　　从理论和事实上说，中共执政合法性就是得到西方全部国家的认同（其实，西方国家犯了一个严重的低级错误，那就是事实上承认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思想理论及情感上不承认，中外建交国几乎世界各国无不包括就是最好的证明），也不能证明中共干部就不出问题，或者社会不出现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的最大任务就是带领中国的大多数人民群众，解决发展的矛盾和中共在执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中国走出智慧的盲点，走上富强而民主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主流学者不是从国家未来发展的高度分析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也不是以中国大多数人的思想情感和认同度上分析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而是从一己之利的思想观点出发，虚构或縯绎文革民主的种种“罪恶”，借以维护自己非法所得的合法性。从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他们要的并非是真正的民主，而是维护一己私利的合法的工具。也由此可知，主流学者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还拿不出一个完整的改革开放的原则或方向，而且在中央拿出后，还以少数群体机制的方式围堵中央决策。当然，他们没有拿出来整体改革开放的原则或方向，不等于他们没有，他们是有的，那就是权力的资本化，并使之往权力资本化的制度方向转移。

　　

　　其实，改革开放的方向或原则再好制定不过了，那就是中国大多数民众的幸福和利益，中国全体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平等的经济权利的制度程序化，维护国家利益，开拓中国人民生存的无形空间。

　　

　　二、宏观战略管理的关键在于细化管理

　　

　　十七大告是中国的宏观战略决策，但是，宏观的战略决策能否得以实施并达到预期目标，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宏观战略的细化管理问题。这个问题也是考验中共执政能力的大问题，所以，中共应该尽快通过制度程序，使十七大告所做出的战略决策转化为可以操作、便于操作的制度程序，进而形成国家意志。形成制度程序机制的关键，一是要学会通过制度程序的方式限制权力。二是要学会制度程序的授权方式。三是要学会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动态监督。四是必须明确国家问责和民众问责是培养官员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唯一有效途径。我们千万记取拒绝人民群众监督的历史教训，坚决杜绝低级错误的重复发生。拒绝人民群众监督是一种以社会稳定大局为名，实则为推脱责任大开方便之门的丑恶之行，是中国人民所不耻的丑恶之行，也是中共所不耻的丑恶之行，试想，如果毛泽东能够容忍推脱责任的丑恶之行，中国还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吗？我一直以为，文化大革命是犯了无民主制度程序的错误，而不是犯了宗旨性错误，完全否定文革则犯了宗旨性错误，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把中国推向了新灾难的边缘就不难理解了。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和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动力的思想，也有过人民群众的权利大于官权的民主思想，并曾主导过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些思想和历史的经验教训，无疑是我们继续发展新思想、新观念，发现新问题、新矛盾的智慧的基础，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支撑点，也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但是，个人情感和私欲导演下的中国的历史进程，却把中国人民逼进了前无目标，内无精神，思想馈乏的死胡同。面对这种情况，我不得不说的是，欲毁掉中共的人，就在共产党内部，就是那些自私自利思想严重，对无私者实施无情镇压与复的人。

　　

　　我以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有六大障碍，一是国民的主体精神的丧失。二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也就是说，社会失去了共同遵循的基础规则秩序和思想价值判断的坐标。三是思想观念的贫乏。四是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热情的丧失或冷淡。五是多元思维能力的丧失。六是平等的政治权利的丧失。这六个方面既相互作用，又单独成为一个独立的闭环系统，如果按照程序逻辑推论，主体精神的丧失，必然导致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而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必然导致判断上的茫无所从，因为，人们失去了价值判断坐标系统。价值判断系统的丧失，同样导致思想的贫乏，思想文化的贫乏，直接导致的恶果是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热情的荡然无存。而多元思维和平等观念的丧失，是等级管理制度化的直接恶果。等级管理制度化的另一个恶果是对自由与思想飞翔支点的拆除。从社会发展的逻辑上看，中国的主流精英，就是一点点拆除社会发展的六大支点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了，否则的话，我们将会在“走向邪路”的道路上滑得更远，直到“人亡政息”、“党灭国亡”。

　　

　　三、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是打掉修改或否定中央决策的群体机制

　　

　　深化改革、继续改革的蓝图中央已经绘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和共和国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要真正改变中共和共和国的命运，就必须打掉修改或否定中央决策的主流群体机制，更换成落实中央决策的制度程序机制，否则的话，实现十七大的战略目标堪忧。打掉修改或否定中央决策的主流群体机制的唯一途径，或许只有高层与中国人民民主互动的一条路子了，让人民群众的精英由孤立的少数，成为制约主流的多数的有生力量。社会发展是一个社会群体正与反、阴与阳、正义与邪恶、追求合理和追求公平正义与反对合理和反对公平正义的动态制衡或者叫斗争过程，离开这个动态制衡或者叫斗争过程，社会就会陷入停滞不前或万劫不复的深渊。如果不使中央尽快乘坐到滑翔机的座舱，继续任主流学者为所欲为，中国的这个滑翔机不是个坠落不坠落的问题，而是个时间问题，高梁先生在“外资对我国企业兼并控制情况的资料”一文中所列的数据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由此可知，打掉主流学者修改或否定中央决策的群体机制，在今天的中国显得犹其重要，因为，如果不破除那个群体机制，中央的战略决策就无法落实，而一个得不到全面落实，细化管理的战略决策，是无论如何也成不了中国的现实的。

　　

　　当然，我说的打掉，是从思想理论上、斗争上的打掉，而不是把他们抓起来、关起来，或者禁止他们思想、表达。思想或表达是他们个人的权利，但他们的权利和中国人民的权利只能是平等的，而不能是独霸思想和表达权，同样，也不能因为他们拥有思想表达权而否定人民群众的思想表达权。可是，就是那么一群中国的“理性民主人”，硬硬的把人民群众的思想表达权在理论上毙掉了，当然，这不能怪这群中国的“理性民主人”，怪只怪中国没理性，追求和“理性民主人”的平等权，若是中国人民和他们平等了，也就是在政治上他们平起平坐了，“理性民主人”的面子往哪搁？他们又怎么独享话语霸权？这样看来，他们所谓的民主，从骨子里流露出的也就是个专制而已。但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我还是主张给他们思想表达权，虽然他们绝对不愿意给我思想表达权，因为，我以为我的这种态度才是民主的态度，只有保持这样的人生态度、这样的思维方法，中国人才可能走出智慧的盲点。

　　

　　四、让中国在核心价值理念和制度机制中重新启航

　　

　　打掉修改或否定中央决策的群体机制，唯一的目标就是使中央决策转化为可以操作、便于操作的制度程序，最终实现形成国家意志的目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核心价值理念应该成为制度程序机制的灵魂，并使中国的继续改革开放在核心价值理念和制度程序机制中重新启航。

　　

　　无私无欲而又纯净的思想之眼，也就是人类的智慧之光，是照亮一切幽暗的、唯智慧可达的空间之神光。但愿中国智慧早日走出智慧的盲点。

　　

　　2008年2月17日星期日